和绝大多数上进的同代人一样，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很忙碌，像一颗在高空坠落的石头面对着地心引力般地停不下来。我尽量去做一些减法的选择，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把自己塞得满满的。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一代的悲催在于：八○后一代人其中那些没有显赫背景的同行者不幸地把自己二十多岁的黄金十年被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十年绑定在一起，他们还一无所成，一无所有，这一群体最大的不幸是大多数人仅凭自己的双手（像我们的父辈那样）远远不能安身立命，其中的原因我不说大家也能知晓。而我自己确是在这样的时代挣扎，仍然看不到岸在何方，但写作本身可以给我带来安慰。

　　在结束七年的大学时光后，我于二〇一一年来到合肥上班，工作本身的难度和强度都不大，还是比较舒心的，我是说，如果我不去查看工资卡余额的话。但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也许是难以舍弃的，办公室里有半柜书，可以随时翻阅，在午休时甚至可以写作，到合肥生活以来的绝大多数诗作都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完成的，而且已经找到了稳定的感觉。我的经验告诉我，每次挪窝（以前是搬寝室，现在是搬家）都会产生一个创作的空档期，必须等到环境稳定了以后才会开始写作或者说找回语言的节奏。

　　对于我现在的诗作，我自己是满意的，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但我相信我能完成更好的诗作，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汉语从业者，我绝不会停止对汉语的探索。我近两年的写作目标是完成一首叫《花园长谈》的长诗。

　　谈谈我生活的节奏：下班回家以后，我会去菜场买菜，大概是一荤一素一汤，我来做，等到稍晚下班的妻子到家了饭菜也基本完成。吃饭时，我们开着电视，把某台的新闻当笑话看。虽然我极其鄙视该台的口吻，但这个时间点的苦处是，下午六点半为电视台的空档时段，几乎没有可以看的节目。

　　我的睡眠很差，多梦，易醒，每天需要八小时以上的睡眠，所以我会在九点钟上床，枕边书和三个枕头把我的身体垫高很多，在接下去的一个多小时，我和诗神们并肩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