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角

　　山东日照圣谷山茶场 绿茶/红茶 特约刊登

气 质

从A地出发，结果到达的是B地，他为自己的旅程开始反悔。他不应该去B地，最后到达的却是B地。反悔是他的，B地就是B地。

　　都在认真开会，都在等待着发言——他也和他们一样。他的眼睛盯着正在发言的人，他希望主持会议的人接下来能把话筒递给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大腿不自觉地抖了起来。他知道这时他不应该抖，可他还是抖了起来。先是慢慢的，继而越来越快，再下来，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抖动，后面的椅子、前面的桌子也跟着他兴高采烈地抖了起来。大家奇怪地看着他，可他毫不知情，纳闷大家为什么拿那种目光看自己。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警惕的主持人注意到了场面的糟糕局势，毫不犹豫地把话筒递给了其他与事无关的人。

　　两件不相关联的现象，里面隐藏着相同的玄机。就像他在考虑气质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时，却想到与它们背离着的事物。

　　但他没有停住自己的臆想。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现成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到“气质”的时候，就立即规矩了起来，为什么不能就有另外的想法呢？

　　他还是到达了B地，并且，他的大腿一直在不自觉地抖动——他在表述所谓的“气质”时，东奔西逃的气息已将他紧紧包裹。

癖 好

她爱干净，很爱。她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一下昨天晚上留在床上的痕迹。比如一根头发，床单上的一两处皱纹。她不能容忍一点儿杂质，不论是谁留下的。她习惯了这样，她和自己的癖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她于是很忙，并且快乐：比如今天，她的工作可能就是，必须检查好昨天晚上晾干的衣服——有没有肥皂味儿，衣领的边角有无遗留的不干净，还有，好像昨天洗衣服时，听到洗衣机里面突然发出一下奇怪的声音，会不会是哪个纽扣被什么绊住了。这个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就一个一个纽扣查吧。她接下来会自言自语：一个纽扣，两个纽扣，三个纽扣，四个纽扣。怎么没有问题呢？反过来再查一遍，第四个纽扣，第三个纽扣，第二个纽扣，第一个纽扣。还是没有问题。是不是洗衣机有了问题？她来到了洗衣机跟前，它昨天晚上响了一下，今天早晚肯定还会响的。她弯下身子，她不容许洗衣机今天再发出她不喜欢的声音。

　　她有点累了，她擦了下已经擦了一遍的凳子，坐下来。

　　她看着眼前这台和她朝夕相处的洗衣机，脑子变得异常清晰：它每天洗我的衣服，实际上也是在每天洗着我，而总有一天，它会洗不动我的。我慢慢老了，那最后谁会为我洗干净下一件衣服？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她甚至想她已经老了，总有一天，她会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会把小便尿在床上，把屎拉在床上。她一定不会再洗衣服了，也就是说，她必须接受穿昨天已经穿过的衣服——那件淡蓝色印有碎花的衣服，还有，她必须接受别人把他们洗过的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天啊，是别人，这怎么办？

　　她不愿再往下想了，还有什么可想的，除非死。

　　她爱干净，很爱。她不想死，真的，那个声音没有找到，她现在一点也不想。

王佳芝们的后事和诗的凶悍

张爱玲最后还是实现了易先生的企图：在电影《色戒》里，易先生雷厉风行地安排好王佳芝们后事之后，一个人来到自己的记忆小屋，他在惦记着那一刻的枪声。而枪声响了，一场情爱戛然而止。

　　鲁迅的母亲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结局。这个生下伟大儿子的女人，和绝大多数的中国母亲一样，热爱着张恨水许多小说里那一条条明媚的尾巴。鲁迅母亲曾经直言不讳：她喜欢张恨水，她甚至希望她儿子的小说能像张恨水一样，可以让她看到她所需要的大团圆——而鲁迅总是时不时忘记母亲的教诲，比如说，他让阿Q上了断头台，他让祥林嫂之子被狼咬死后，又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放倒在风雪交加的除夕夜晚。

　　文学大抵上有让人获得最基本安慰的功能，否则，老百姓读小说看电视剧干什么呀。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虚假的温情所包裹，即便是刀光剑影，也要想出个法子为刀剑蒙上一层粉色的纱布。一些小说电视家们，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唤醒了书本电视机前无数老少的同情泪水。和一般人的区别是，他们又是极端残酷的，就是时不时地把自己的主人翁推入深渊，又用一根细细的绳子把他们从深渊里慢慢捞起。这就是文学的胜利吗？我想恐怕不是那回事。

　　真正的文学总要露出它凶悍的本质。拯救必须终极——说到诗歌，我宁愿相信那些隶属于命运又不被命运左右的真实的情感元素。望似不可救药、哪怕很是糟糕、不怎么光明的诗歌线索，往往击中人类的情感根本。歌舞升平的景象，歌功颂德的伎俩，对大千世界的刻意描摹，以及不及痛痒、假模假式的纵情讴歌，只能让诗歌步入腐烂。

　　而另一种诗歌，一直站立在我们身边，悲哀且无奈地守望着我们，它的凶悍，在平静的岁月仿佛闪电和惊雷，让我们躲闪不开，也回避不掉。

　　凶悍总不受欢迎。真正的诗人在面对凶悍时，大多也会变得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一个诗人的凶悍，必须拿出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良心和道德品质，并且把它们作为自己写作的全部赌注。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良心（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真善美），良心已经是我们当代生活的全部悲剧。诗人在写作时只能一个人独自承担狰狞的诗歌命运，面对广袤的土地和芸芸众生，小心地构建属于“一个人”血淋淋的舞台。

　　所以，必须选择。凶悍——可能和肥皂剧一样在你旁边嘻哈吵闹，却有着绵里藏针或大刀阔斧的无穷力量。

完整的盒子

他不停地推，刨，不停地瞄准，取直，不停地让它发出他需要的声音，甚至期待它渐渐露出难得的表情。他在和它的搏斗里获得了今天晚上的短暂欢娱——他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盒子，而那只盒子正如他的期待一样，慢慢呈现。

　　对这只盒子而言，他是一个可怕的刽子手。它是一块木头，而它现在变成了一只盒子。在没有变成盒子之前，它只是一块木头。这样的盘问在某一个瞬间意义重大：所谓的变化，出现于他的偶然，只是他的偶然改变了现实。

　　然而它现在只能是一只盒子。

　　有这样一个疑问，作为盒子，它能不能再回到木头？同样的问题是，作为盒子，它有没有能力篡改他的意识和强权？比如，这只盒子正在发生自己的变化——磨损，消耗，变色，开裂，或者在某个时间露出一两个窟窿？这，当然和旁观者无关，更与他无关。我们更笃信这样的对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在既定的盒子里完成对自己苦难的叛乱和政变，它肯定会得到更加自由和开阔的世界。

　　所以，他只能是一只盒子可怜的受虐者。一只盒子是惶恐的，但它不见得比一块木头承受更多的命运。

明天，我是哪一只狗

我在相同的时间里和三只狗相遇。三只狗迅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突然汪汪地叫了起来。我注意到别人看我时莫名其妙的神情。

　　我管不了那些。我怎么知道还能找出什么理由，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回到家里，我突然想说话了。我厌恶自己又发出了人声。

无技可炫

伐木工把雪亮的斧头对准树干，他深深地憋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动作驾轻就熟，整个树林传来充满节奏的砍伐声。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沉默的伐木工，包括他自己。伐木工当前的任务是，把树干砍断——他的前面还有一棵必须砍断的树，在这棵树的正前方，还有一棵必须砍断的树。伐木工不可能有丝毫的懈怠，昨天他这样做了，今天他只得这样做下去。

　　他知道那把斧头永远忠实于自己粗壮的手臂。斧头的眼睛越睁越大，目光执着而坚定，笔直的光芒沿着树根和四溅开来的细碎木屑变得弯曲、肆意和疯狂。当斧头把锐利的锋芒插进干涩的树木时，它已经走在了伐木工的前面。作为引领者，它只有忠诚于主人的那股气力，并且把它们发扬光大，而不考虑何处才是目的地，何处才是锋芒的终场。

　　终于，树干断了。轰的一声，和别人预料得一模一样。

　　伐木工收起斧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同时用身上的粗布衣重新把斧头擦亮。

　　没有人注意到树林里的这个细节。一大片树林。轰然倒下的树木。沉默的伐木工蹲了下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有难度的写作和我们的家常话

老想起在上班路上听到的一句话：吃什么药都不管。

　　这句话太有意思了，我想，有几个问题值得追究。说这句话的人是不是生病了？究竟生的什么病？吃的什么药？中药还是西药？吃了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换一种药？是不是换了药但现在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病情？是不是他对这样的那样的药已经无能为力，甚至恨之入骨了？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又在想，“吃什么药都不管”这句实在平常的话，怎么会让我这样去惦记？我是不是在想这个问题时，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我十分健康，这肯定没有疑问。我的惦记可能与最近的一些杂念有关。在我看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轻易的。生活教育我们，要学会尽量用最小的力气去获得最需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所谓的最大化。但情况可能发生着改变。比如写作。大家都想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来，好像大家也都能够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来，写作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针对不同的写作者，许多人在一个晚上突然有如神助，一切变得容易起来。这当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习惯了懒惰，我们在大部分时候喜欢绕开矛盾，寻找捷径。简单为大，大得很多人在故意回避着困难，写作中的痛苦变得和方便面一样，想吃就吃，想不吃就不吃。大家很快会获得惊人的一致性。放大了去看，我们同时也在放弃着智慧、技术和宏大的生存背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正在走向平庸，而平庸的东西我们早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最朴素的辩证法同时也告诉我，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又是极其简单的。我推崇的这句家常话可以说是非常轻易的，但可以肯定，它的出现决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针对自己的病情，他已经不能进行更多的描述，甚至他也可能再不愿意进行更多的描述。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话就足已推翻一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苦境。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尺度，而不是随便说“是”或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