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

　　

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在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驻校诗人入校仪式上的发言

各位尊敬的师长，各位诗歌同道，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在首都师范大学以2010年驻校诗人的身份谈论诗歌，感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感谢赵敏俐主任，吴思敬教授，感谢林莽先生——你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生活的横断面和时光的林间小路给予我用来学习和交流，与其说这是奖掖一个曾经年轻的外省诗人，不如说是在物欲时代向曾经伟大而今饱受诟病的诗歌精神的顽强致敬。北京是一座庞大的城市，1995年我曾在劲松一带住过一段时间，那时的三环有时热闹，有时冷清，似乎还说不上繁华，十几年后，六环已经把通州和房山给圈进来了，经常听北京的朋友抱怨说，赶一个饭局得半天时间，而我从我所生活的城市济南来到北京也不过三个小时，这意味着把济南理解为首都的郊区并不过分。虽然北京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但在我的老家山东省五莲县，那些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人——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他们对天安门的想象始终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事实是，天安门的象征意味也的确停留在那个年代而未有改变，不管长安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增加了多少。从北京的变化与天安门的未有变化来观察诗歌，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诗歌呈现在文学多元化的道路上似乎已经消灭了国界、制度和标准——人人皆可称之为诗人，人人皆可不负责任地臧否诗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扮演了救世主和帮凶的双重角色；我们还会发现，《诗经》以降的诗歌精神，或曰诗人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理想，情怀，智性，担当，像天安门之于我的那些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乡亲们一样，几乎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李白，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写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辛弃疾，写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鲁迅，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艾青，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经历的命运不尽相同，对艺术的关照和体悟不尽相同，但身体内流淌的血液却因为一脉相承而无愧于漫漫时光所建构的文学天空。承认他们伟大就等于承认诗歌的伟大，哪怕是一种被现实社会视为无用或多余的伟大，哪怕很多人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诗歌之所以伟大的真正出处和渊源——中国号称诗歌的国度，但取笑和羞辱诗人居然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与此同时，汪国真、赵丽华和刚刚在文学刊物《延河》被露脸的凤姐则一再成为所谓的“诗歌话题”，令人匪夷所思。当然也没什么，这既是生活者的权利，也是有担当的诗人们能够欣然接受的事实——道路永远有两个方向而廉者允许不饮盗泉之水。1996年，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叫《诗人与世界》，在演讲中希姆博尔斯卡谈到了诗人的身份问题，她说，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旅客，一听到要和诗人打交道，总觉得有点信不过，有点不安。诗人经常遇到和哲学家一样的麻烦，但情况更糟一些：哲学家可以获得有官方印鉴的一纸教授证明，诗人却不能。她所认识的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没有一份政府许可他做诗人的证明书而被视为国家的寄生虫，被判处流放，虽然这没有影响布罗茨基随时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而且带有一种富于挑衅的自由自在。我的理解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取笑和羞辱诗人，但诗人有足够的元气和底气捍卫诗歌的尊严也是责无旁贷的选择，除了诗歌，诗人与世界对话的其他方式都将被降为第二等——具体到今天，具体到在座诸位，我欣悦地先入为主地以为，大家肯定都很珍惜与诗歌的缘分，这也是我们得以相聚于首都师范大学，相聚于本次驻校诗人入校仪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驻校诗人”不是新生事物，但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却毫无疑问属于年轻的事业，中国的驻校诗人机制由首都师范大学而发轫而形成传统而对新时期汉语诗歌发展贡献具有探索意味的影响力，一点也不出乎意料，因为首都师范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诗歌研究重点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因为在遍地高校的伟大祖国，只有首都师范大学在接纳、推广和完善驻校诗人机制。作为这项机制的受益者之一，而且是略有不同的受益者——我本人愿意也有理由把一年的驻校诗人生涯视为润物无声的写作动力和诗歌荣誉贯穿到我的思考、我对生活的理解和生命的热爱之中，大家知道，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从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诗人中优选，而我获得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一名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西川有诗云：“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叶赛宁则相信“这些年来我们都曾付出过爱/这就意味着/也有人爱过我们”——在我看来，去年年底我被确定为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驻校诗人，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从希望到命运的过程，或者叶赛宁所说的“也有人爱过我们”的有效体现。入驻首都师范大学后，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孙晓娅老师、马富丽老师、郑俊蕊老师和李文钢博士给予了我像诗歌一样美好的关照和帮助，生命中有一段时光与你们相处，与你们切磋，这是莫大的幸事将恒久温暖着我的记忆。最后，请容许我感谢北京的秋天，没有一片土地像山东那样值得我去热爱，但未来一年我将呼吸首都的空气，沐浴首都的阳光；请容许我感谢首都师范大学这间诗意盎然的会议室，我为我的名字能和“诗人”一词联系在一起感到自豪，对我而言这既是具体的诗意鼓励，也是历久弥新的写作要求；请容许我感谢你们，我身边的老师和我面前的朋友，你们将帮助我实现在济南不能完成的思考和表达，让我的诗歌理想在北京这座文化之城获得局部的满足。老师们，朋友们，虽然世界的存在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虽然诗歌只能拯救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对你们的爱与尊敬却如此完整——这快慰的砝码使我在倾斜的生活中不再担心失衡，在穿行孤独时不再为个人的寂寞而有所耽搁，因此，我把接近尾声的感谢献给无限的诗歌，愿它与我们的灵魂或朝夕相遇，或并辔而行，在每一个路标缺失的地方发出人类需要的声音。谢谢大家。

文学的真相或曰诗无达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驻校诗人诗歌创作研讨会书面感言

汉语中有一个色彩明亮的词，谓之“欢聚一堂”。何为欢聚一堂，答案自不赘言。我在想的问题是，今天，这里，我们，为什么欢聚一堂？其实答案仍然一目了然。诸位师长，诸位朋友，人类的头上顶着一个人类征服不了的苍天用以维持世道公允，而我们——人类中不在多数的这一群何其有缘——当诗神来到人间寻找她的代言者并通过代言者为她所眷顾的人类的情感世界和思想空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时，我们被喊到了名字，被赋予了一种“文字特权”。也许，就在这间会议室的外面，繁华的西三环上，此时刚好驶过一辆奔驰车，刚好开车的人听到了我说的话并愿意发表他的观点，他会驳斥道，诗神给予你们的文字特权哪有奔驰车给予我的生活特权来得方便！的确如此，在古代人因为未曾经历所以难以想象的日新月异的21世纪，在与奔驰车的实用性较量中，诗神虽然没有丧失她亘古即有的光芒、力量和美德，但她选中的一些代言者却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角力下不战自屈了，跟在奔驰车后面追赶生活的尾气并对曾经依赖过眷恋过的诗神表示出了一种叛徒式的不敬。叛徒的定律是，叛徒在新主子那里永远得不到基本的信任，我们不做诗歌的叛徒也无须斥责抑或怜悯诗歌的叛徒——他们离去之后，留下我们欢聚一堂，依旧以诗歌的名义，少了一些杂质，少了一些市侩，少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对诗神的亵渎，像诗人黄灿然写过的那样：“……还有一些人，他们年轻时/也写诗，也一直没有放弃，/还做小生意，当小主管，/来到这个阶段，活到这个程度，/也不敢妄自菲薄，回头想想，/也会觉得自己幸运。”情况就是这样，走掉的人有一万个走掉的理由而留下来的人会觉得自己幸运。在这里我想我并非故意制造诗歌跟生活的摩擦或者矛盾，对于完整的诗人和有价值的诗篇而言，诗歌跟生活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矛盾，事实上，“文学的真相”完全可以表述为“生活的真相”——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一直以来，虽然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常规知识已不在其列，在诗无达诂的汉语传统下探究文学的真相，寻找文学的要义，当代诗人手中的接力棒并非自产自销的一次性用品，承前启后也不是汉字简化以来的过把瘾就死。恨不逊色于爱，自我不优于人民，嘴里跑动的火车与即将投入运营的京沪高铁也没有什么关系，消弭诗歌跟生活矛盾的前提是诗人的完整性和诗篇的价值所在，那么何为诗人的完整性，何为诗篇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诗人的完整性体现于两个要素：文本的贡献和人格的升华——举例说吧，我曾这样向人介绍我的老师林莽先生：“他的字没有他的画好，他的画没有他的诗好，他的诗没有他的人好”，我认为这样有着丰富的递进层次的诗人就体现出了诗人的完整性；诗篇的价值所在亦有两个要素：个体的创造力和光阴拷问下的公共担当。前者的通俗说法叫做“不读坏蛋写下的好诗”（当然，好人的浮泛庸常之作也应规避），后者的意思亦很明了：缺乏公共担当的个体创造力只不过是写作者的一己财富，与读者、与社会、与文学的进化过程几无关联——出于习以为常的礼貌这里就不去指名道姓地晾晒哪些具体的人了，总之名单很具体，过程很糟糕——苍天之下，大地之上，目前还没有哪位敢说离了他地球会停止转动，既如此，那些沾沾自喜于罔顾公共担当的个体创造力就显得很没意思（不要拿“实验性”作为托辞，“实验性”并非文学的坐标和诗歌的专利，而且即便在充满“实验性”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区分出何为有公共担当的写作，何为没有公共担当的写作）。事实证明，用罔顾公共担当的个体创造力建构文学的新秩序属于典型的画饼充饥或曰水中捞月。有些诗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诗人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而有些诗人，至今还没有发现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问题。文学的真相向来不以我们是否获知而改变它的存在结构，悲剧也不以自身为目的，已经解决、正在解决和连问题还没有发现貌似阶段论，实则境界使然，在此，诗人的襟抱、才能和未来的归宿已经立判高下：屁股都是一样的，文学的真相只与头脑发生关系，文本的寿命更多地体现于人与历史的比例调衡。诗无达诂是一片开阔的田野而不是倒行逆施的路径，你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你以为），你写的馅饼赞美诗是天下最好的（你以为），读者必须和你有一样的感同身受是理所当然的（你以为），假如这些都没错我们以为诗歌欺负了你，假如这些不值一驳我们以为你在试图羞辱诗歌（你一定不这样以为）。与诗歌的连绵不绝相比，个体的诗人算不了什么，说句不够严谨的话，就算没有李白，诗歌史也不会穷途末路。在欢聚一堂的氛围中谈论这些也许有嫌离题，有嫌扫兴，但我想应该不会构成对诗歌的次伤害和再蒙蔽，作为一项有难度的事业，诗歌曾经沧海，阅人无数且历事浩繁，早已不再耽于一般的风吹草动了。与诗歌为伍又与诗歌的江湖保持不突破道德底线的距离属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无法回避的功课，任何宣称置身度外的诗人都将因为无知和不够诚实而获得诗歌的蔑视。文学的真相和诗歌的生命力从来不是仇家，诗人与诗歌的关系也从来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安无事，但愿我、我的写作、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写作不以“诗无达诂”为借口纠结于单向的错误而久久不能自拔。诸位师长，诸位朋友，北京是一个巨大的爱恨交加的城市，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在首都机场，有多少人为了证明自己而雄心勃勃地杀将过来，又有多少人带着被证明的失败黯然离去——当我们不能制定规则时我们只有遵守规则，这是生活的哲学告诉我们如何介入生活；同理，这也是文学的教育教化我们怎样面对写作。我的朋友苏历铭曾经以我为例给我上课说，不要怀疑梦；而我也曾经以我为例对我的另一个朋友蓝野现身说法，不要相信梦。这一年，我越过一条伟大的河流往北，以诗人的身份客居京华，偶尔参加一些诗歌活动，偶尔散步，偶尔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偶尔从网上下棋，偶尔听听邓丽君，偶尔把钥匙遗忘在房间里，偶尔和李文钢博士谈论诗歌，偶尔在吴思敬教授面前聆听教诲，偶尔回忆过去并且不介意抹去某些人和某些痕迹，偶尔与镜子中的自我徒然辩论，提醒自己为了“善终”必须“有德”（做一个要脸的人才能视“不要脸”为粪土，做一个要脸的诗人才能止住诗歌日益流失的钙质）；一年之后，我即将再度越过那条伟大的河流，这次是向南，回到“逝者如斯夫”的山东，河流两岸，一望无际的祖国允许我把心中的一部分潮汐留给这所设有诗人公寓的高校，允许我在济南慢慢回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那些与驻校诗人有关的时光……诸位师长，诸位朋友，感谢你们不辞夏日的高温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参加2010年驻校诗人诗歌创作研讨会，尽管我对时下各种各样的作品研讨会缺乏必要的兴趣，但当我和我的作品首次成为一个研讨会的主角时，我仍然感到幸运并把这视为诗神对我的馈赠和泽被。很早以前我写过一首短诗《夜行车》：“深夜的群山，夜行车孤单，渺小／它借助于灯光慢慢前行／黑暗中的时间已丧失了方向／黑暗中的道路，仿佛只有灯光那么短／夜行车，倘若你鸣笛，群山就是哑巴／倘若你闭灯，一切都将消失”。我喜欢那鸣笛，那灯光，喜欢它们带领夜行车摆脱黑暗的束缚，喜欢那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不再视黑暗为无边无际的对手，就像现在，我愿意记住你们，也能够记住你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宣判诗歌的死亡，我们与其在一叶障目的观点上与之展开无用的辩论，不如此刻欢聚一堂，不如一个人去到会议室外面的台阶上阅读诗篇，等待广场曲终人散，大地陷入黄昏，而下一个黎明依旧只有一夜的距离——世界是一个凌乱的工地忙于建设，伟大的建筑远远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波德莱尔曾经说过：“今天什么不是神圣的东西？据青春说，青春本身就是神圣的。”偷梁换柱的意思就是：“今天什么不是神圣的东西？据诗歌说，诗歌本身就是神圣的。”最后，请容许我再次谢谢大家，为了健康人类已经学会生病，为了诗歌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保留一点点洁癖与诗神赋予我们的“文字特权”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