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作品:胡安·米罗
圆周率
他是个天才,能一口气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一百二十位数字,而且不受刮风下雨等坏天气的影响。同学们因此尊称他为“大派”,取圆周率符号“π”的谐音。“派”有帅气、风度和强力的意思,部分相当于今天的“酷”,是个褒义词。夸谁有“派”,那是非常有面子的评价,跟胸前戴上大红花一般。当初的校长是教数学的,在他眼里“大派”是自己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每当有重大活动时,他都不失时机地把“大派”同学推到台上,当众背诵长达一百二十位以上的圆周率。一般同学只能记住十几位。个别人不服气,试图打破“大派”的记录,以取代他在校长心中的特殊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可每当背到三十位左右时,大都开始面红耳赤、翻白眼,嘴里冒出来的也都成了胡言乱语。校长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横格纸,那上面的一长串数字拐了十几个弯儿,谁也别想蒙他。只要一卡壳,他就不耐烦地喝斥道:“下去吧,别逞能了,你不是那块料!”
“大派”的表演机会越来越多,连出早操、升国旗都要让他站在前面背一遍圆周率。学生宣传队去农村、工厂、街道演文艺节目时也把他带上,让他像唱歌似地来上一段,把贫下中农和革命职工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教语文的刁老师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背那玩意儿有啥用?谁也听不懂,又搞不清他背的是对还是错。再说一个‘π’又没有内容,有什么教育意义?”校长反驳时情绪很激动:“怎么没有意义?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越多,就说明革命的群众越多。”刁老师没敢再犟嘴,回到班里开始强化学生背《毛主席语录》,不出一个月,有三位同学能背诵二百多条完整的最高指示。刁老师把其中一个同学叫到校长那里,当面背给他听。《毛主席语录》整本一字不落,从太阳当头的晌午一直背诵到日头西下,听得校长坐立不安,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临了,他没有表扬同学却指着语文老师的鼻子大喊大叫:“老刁,你这是啥意思?想当校长你直说。凭啥折磨这些学生?”话一出口,祸从天降。校长不仅被免了职,而且被五花大绑地游街批斗,最后给关进了监狱。刁老师还真当上了校长。“大派”也不再敢叨叨咕咕地背“山巅一寺一壶酒”(3.14159的谐音)之类的了。
过了四年,中国发生了大事。校长官复原职,刁老师写了数十遍检讨书后继续教语文课。“大派”初中毕业时到郊区插队了,因为能背圆周率而远近闻名的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夏天没事的时候,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会围坐在月光下的草垛旁,听“大派”背那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枯燥数字,感受什么叫“无穷尽而又不循环”。村长的老闺姑娘对“大派”由钦佩而生爱幕,除了以身相许无法表达她对于圆周率的无限想往。他俩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从孩子一岁半开始,“大派”就正式教他们默背数字。
去年,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分别三十多年的“大派”。他的脸色依然灰黄,头发掉了一多半,剩下的也全白了。但仔细端详,仍能找到他原先的模样。他几乎不认识所有同学了,每当对方报上姓名时,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对方,然后摇着头说不记得了,又不好意思地抱歉说:“那时候光顾着背圆周率了,没在意过别的。”饭后全班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大派”坐在角落里反复推辞:“我不会唱歌,一唱就跑调!”一位同学突然建议说:“那就让‘大派’给大伙背小数点后面的一百位数字吧。”“大派”客气了几句,半推半就地拿起了话筒,脸上又泛出了红光。他当着大伙的面儿,一口气背了好一阵子。事后有人说至少有十分钟,有人说有半小时,若那样算来,他早就背了小数点后面的上百位数字。也许他只背了几秒钟,但我们坐在那里的确感到很漫长。
散场时,同学们彼此留下电话号码,以便保持联系。当问及“大派”的电话时,他内疚地直拍自己的额头,十分尴尬地自责道:“你看我这是什么脑袋,自己家的电话怎么老也记不住!”他还解释说,“今天天气不好,现在一到下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跟进了水一样,啥也想不起来了。”
脚不沾地的人
金波总在天上飞,越来越引起朋友、熟人及他太太的同情,猜疑,焦虑和困惑。“别以为你是天使,其实你是个地地道道的鸟人。”偶尔陪他一起飞的哥们儿嘉君多次恶毒地调侃他。金波没长翅膀,是位做生意的商人。坐飞机来来往往本无可非议,关键是他坐飞机上瘾,已经对飞机产生了某种令人担忧的依赖症。
头一次坐飞机的奇特感觉,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先是有心疼的症状,昂贵的机票让处于艰难起步阶段的商人压力不小。可时间来不及了,对方厂家约定的会面只有坐飞机才能赶到。接着是心慌和心跳,毕竟是第一次上天,那宠大的金属物体真的能平稳地飞上去吗?他甚至担心排在前面的人把座位给抢光了,因此还拜托先登机的一位老太太替他占个空位子。空姐十分轻蔑地笑着告诉他:“你这个人还真幽默!飞机上是对号入座,不卖站票。”他脸红了,尴尬地咧着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如果没有空位,我就坐在飞行员的位子上。”空姐收起了笑容,留下一脸的愤懑与不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你敢再胡说要坐飞行员的座位,我就报警了。这是劫机恐吓。”
首次飞行给金波带来了好运,生意谈得成功顺利。从此以后,他每次出行只要能坐飞机,就绝不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在天上飞来飞去,让金波有了巨大的满足感和丰厚的生意回报。
金波迷恋且迷信上了坐飞机,他与朋友谈论的逸闻趣事几乎都是机场和机舱里的见闻以及机上读物里登载的故事。若干年前,坐飞机出差还是极少数人才会有的经历。金波家常便饭一般的乘机经历,赚取了不少朋友和熟人的羡慕和嫉妒,尤其是当他讲到空姐迷人的笑容和妩媚的体态以及对顾客体贴入微的精细服务时,总有一种暧昧的口气和神情。
时间久了,金波就对飞机产生了依赖。他不再为了做生意而坐飞机,而是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在飞机上待着,不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坐飞机几乎成了他的生活目的。他觉得在飞机上吃饭睡觉比在家里舒服。躺在家里的床上,他整夜地失眠,可只要一坐在机舱里,他便鼾声大作,像躺在母亲怀里般踏实,还能梦见儿时爬树偷杏吃的情景。
金波做生意赚的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买机票了,剩下的那些积蓄也准备通过坐飞机的方式全部捐给航空公司。对此,航空公司也十分感激,授予他金卡乘客的尊贵称号。金波的口袋里有各大航空公司的金卡、银卡和钻石卡,随便坐哪个航班都能得到相应的礼遇和照顾,对于一年飞行六十万公里以上的他来说,航空公司多做一点儿周到的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上个月的一天,我给金波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不用说他肯定又在天上飞了。这些年,他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飞机上,偶而会在去机场的路上。第二天,我终于拨通了电话。
“你在哪儿呢?”我问。
果然不出所料,他回答说:“在哈尔滨机场呢!”
“准备去哪里啊?”我又问。
“还没想好呢,哪班飞机飞得早我就坐哪班。”
“那就来北京吧,好久不见了,一起喝顿小酒怎样?”我建议道。
“好啊,我这就买票,咱晚上六点见。”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了解金波的习惯,他到哪里都坐不住,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于是我把饭店订在了机场附近,约好了几个朋友,六点钟前赶到了那里。五点刚过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的手机关了,肯定是在飞行途中。六点半了,仍不见金波的人影,多次通话,手机一直关闭。我们都饿了,只好边吃边等。等到了八点多钟,他仍未出现。我们又坚持了一会儿,喝了瓶白酒,等我们埋了单准备散去时,他终于给我打来了电话。
■美术作品:胡安·米罗
“你在哪儿?”我生气地问。
“在海南三亚机场呢!”他还嘿嘿地笑着。
“真能扯淡。不是让你来北京喝酒吗?”
“真不好意思,稀里糊涂地飞到了海南。”他抱歉地解释道。
“怎么会呢,坐错飞机啦?”我很不理解。
“不是,我本来买好了去北京的机票,是下午三点的,这是最早的航班。我一想要在机场里等两个多钟头,心里就起急。一看有一个航班飞往大连,马上就能起飞,我就退了北京的机票,改飞大连,想从大连转飞北京。到了大连机场再一看,去北京的航班得四点半起飞。我又急了,就买了去上海的机票。你知道,上海飞北京的飞机半个小时一班。我算了一下时间,六点多钟赶到北京,就想从上海转机。到了上海机场才知道去北京的下一个航班晚点了,推迟起飞一小时二十分钟。我又急了,就搭乘飞往三亚的航班,那个航班不用等。没想到误了咱们喝酒了,真对不起。我正在预订下一个航班,明天一定到北京会合,我请你吃饭。”金波的语气里充满了遗憾。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露面。为了赶上这顿酒,这段时间他飞过昆明、腾冲、太原、乌鲁木齐、库尔勒、成都、长春、无锡、大庆……直到今天,他还一直在机场转来转去。
我有一支枪
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你的那把枪,由我们保管吧!”“枪?什么枪?”我瞪大眼睛,十分诧异地盯着他。
“手枪,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发上,往前倾了倾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开玩笑,我哪儿来的什么手枪呢,真的假的?”我紧张地笑了笑,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摊了摊双手。
“真的。你确实有一把枪,是我们发给你的。”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捡起来,又拍了拍裤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简直是笑话,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我认为这个家伙在恶搞我。
“去年就发给你了。”他平静而肯定地说。
“去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给我枪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来尊称我。
“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持有枪支呢?”我还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枪,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您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备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枪。我说明白了吗?”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的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真是荒唐。我确实没有枪,你们可以彻底地搜查嘛,谁都知道私藏枪支是违法的,我怎么会弄把枪藏着呢?”我焦躁不安地大声嚷着。
“您说得对。正因为私人不能持有枪支,所以我们区里枪支管理部要统一保管。”中校保持着立正的站姿。
“可我没有枪,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我急得想跳起来。
“不是我没听懂您的话,而是您没听懂我的话。从理论上讲,您的确有一支枪,手枪,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随身携带,得由我们管理,必须存放在上级指定的军械库里。”中校耐心地告诉我。
“你等等,让我把头绪理一理。因为我的职务和分工,我好像应该拥有一支手枪……”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枪。”他打断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摆了摆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断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枪,我却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今天你专门来取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枪并要替我保管,是这样吧?”我彻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这样。”中校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绝望地摊摊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况是枪支管理这种大事呢,更是马虎不得。”他口气威严。
“那好吧,什么程序。我大喊一声‘手枪’,你听到后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几乎要疯掉。
“没那么简单,这不是儿戏。”中校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枪支保管委托书》,请您签字。”
“好吧,我签。”我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签字笔。
“还有,这是两份收据。”中校又掏出两张簿簿的小纸条递过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这是枪支保管费。一张收据是补交去年的,另一张是预交明、后两年的。”
我赶紧让财务部门把钱交给中校。从此以后,我也就成了一个有枪的人。
金笔之谜
金虎答应事成之后送我一支金笔。“纯金打造的,重量不小于十公斤,拿不动没关系,就摆在你的桌子上,看着养眼。”他诚恳地劝我接受,并为此又和我干了一杯。六年前,金虎送给我一块色彩鲜艳、形状奇特的珊瑚盆景。朋友圈子里有人喊他“海盗”,不知是指他的实际业务,还是冲着他的长相。他脸上确有一道疤痕,但分不清是刀砍的还是狗咬的。他似乎还干过一段海底文物的打捞营生,因为他送过我一只破碎的瓷碗,上面长了一层硬硬贝壳类的东西。他说这是他亲自钻到水下挖出来的,送给我格外有意义。
三年前,金虎又把一块“煤精”摆到了我的面前,还雕成了一只乌鸦的造型。他说乌鸦好,在外国人眼里是吉祥鸟,现在我们与国际接轨,得跟老外信一样的东西。我笑着点头附和,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告诉我这两年不在海上漂了,登陆开煤矿了,生意很火,钱赚得堆成了山。他都是现金交易,成麻袋的钞票都懒得存入银行,就堆放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在那钱山上爬来爬去。“你知道吗?钱币堆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是一股股恶臭,熏得脑仁疼,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味道叫我兴奋。”金虎连这种话都跟我说,可见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和金虎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交往已有十多年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饭桌上,他当时就很有钱,但表面上看不出来。半斤酒下肚,他跟我聊起了文学,还提到了三位作家的名字:萧红、钱锺书和马克·吐温。这让我多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当时我遇到的人没有说不爱好文学的,但让他们举个例子,说几个作家或一两部作品的名字,他们就尴尬地表示记忆力不好,看完就忘了。金虎竟然能一连串说出三个作家,而且还准确无误地告诉我马克·吐温不是中国人。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惊慌,连忙向他敬酒表达我的钦佩。金虎十分低调地谦虚着:“哪里哪里,一般一般。我还知道勾股定理呢!小学时我的‘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但我直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宇宙大爆炸到底是谁干的。”
金虎是个讲信用的人,说过的话或答应的事都会有着落,不管你是否当真,他总是实实在在的。酒桌上承诺给我的十公斤重的金笔也不是戏言,因为他正筹划着开一座金矿,而且已经取得了探矿权。
探矿权三年过期,许可证上标得清清楚楚。金虎决心半年内要探明储量并完成全部地质资料,他凭借的知识支撑主要来自于他熟悉勾股定理和尚未搞明白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干就干,金虎雇佣了专业队伍往地下钻眼,又聘请更高明的专家分析岩心的矿物成分,每隔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报告工程进度。说是岩心的颜色开始淡淡地泛黄了。我不懂岩金开采的技术和含金量的测定标准,但我总觉得金虎看到岩石变黄的说法是爱好文学所致,想象的作用占了上风。因为我听金虎的朋友说,探矿的风险很大,据他们了解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很理想,金虎可能被忽悠了。我也替他捏了把汗。
又过了大半年,金虎没有跟我联系。我开始相信了朋友间的传言,金虎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的金笔化为乌有了,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过,却又感觉受到损失。
那年的正月十三,金虎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到了我的楼下,要到家里坐坐,给我拜个晚年。我连声说着欢迎欢迎。一年多未见面了,金虎的头发秃了许多也白了不少。他屁股刚一坐下,就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推到了我的眼前:“太忙了,没工夫给你专门做支金笔。这些项链、手镯、戒指你先拿着,送送人挺有面子的。”我打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堆,足有二三十件。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地摆手,一连说了几十个“不”字。
“没事儿,我发财了。这是点小意思,本来就答应过的,你别见外。”金虎点了根烟,急促地吸着。
“采着金子啦?”我兴奋得半信半疑。
“采着了。”他长长地吐了口烟雾。
“产量大吗?成色如何?”
“大。成色很好,不信你用牙咬咬。刚开始总也钻不到金矿层,我死的心都有了,本想扔了算了,那两千万就算打水漂玩了。后来一咬牙再坚持一下,你猜怎么着,一下子钻到了地下金库里,打出来的金是成品,包里这些项链、戒指、耳环都是一天挖出来的。人要是走了运,谁也拦不住。”他笑得眼泪直淌。
金虎就是这样一个有财运的人,也是一个要强好胜、信守诺言的人。
过了几天,我从晚报上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长篇报道,金虎所在的那个市里最大的一家黄金首饰专卖店被盗,店主损失惨重,用记者的话说是“洗劫一空”。盗匪从街对面的一间废弃的拆迁房里,开凿出了一条通向金店的地道,长达两百多米,钻透店铺厚厚的水泥地面,把店内和库房的所有商品全部运走。警方称,这是该市乃至全国最大的金店盗窃案,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
这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每天折腾着把那包项链、戒指和手镯东藏西藏的,累得我瘦了两圈,并越来越相信,那条通向金店的通道是我一镐一锹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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