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学时代上俄语课时开始，“祖国的田野”“伏尔加河母亲”，还有跟着姐姐哼会的《山楂树》，就一直是我心中的俄罗斯形象。后来两国交恶，在乌珠穆沁草原的边境线上向北眺望，打马一鞭的对面就是被渲染成魔鬼的敌国。有一瞬曾想捡起俄语，但转瞬又去忙别的了。后来世事循环，国的关系又好了，但唯一在课堂念过的这门外语已经彻底忘掉。今天——俄罗斯又成了世界焦点，边境兵陈，军演连连，火药味已经浓得呛鼻，了解它，已经刻不容缓。
从一步踏入蒙古史“专业”开始，读书中自然知道了金帐汗国。它的首都叫萨莱，这个地名很亲切。因为怀着牧民心情在新疆考古的我，特别喜欢蒙古知识中增添的突厥概念。“托古斯·萨莱”是九座宫殿，遗址在古道南边的沙漠里。我没完成古城调查，却对这个名字着了迷。
从刚刚成为一名作家时开始，我就留意阅读托尔斯泰。那时由于阑入文笔生涯感受复杂，也由于自己也正被信仰与文学的命题撕扯，我读得特别入神。托翁的思想，还有他的经历，深深地使我感到吸引。我愈来愈觉出自己向他的倾倒，以至把一段关于他的话，插入到《心灵史》的前言中。
从不知哪一年开始——从北方到南方，波罗的海，黑海，电视机上喧嚣着北约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演习。实话说我感到惊奇：西方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对红旗的抛弃和它在高加索亮出的十字军旗号，而放弃对它固执的敌意。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哪里？
——金帐汗、萨莱、喀山、伏尔加河、托尔斯泰，如朦胧远影引诱着我。
我翻出高中俄语课的辅导教材《Витя Малеев》（苏联儿童文学《维加·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的缩写本），不管什么变位变格，哪怕单词忘得光光，我只图让嘴张开，在出发前的日子，每天念它一节。
我知道，不管基础多么薄弱：该去俄罗斯了。
上：帝国
（1）
1995年的一次南疆旅途中，像一节天方夜谭，一个地名像一颗星，匪夷所思地亮起了：喀山。
迟至那时我才留意到，在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之初，维吾尔知识阶层中流行一种文人习惯：谁若是觉得自己在修身、学问、见识——都已经积累足够，他就立志写一本书。
十年风霜，增削打磨，再吟上一首尾诗，书稿写成了。
去哪儿把它印出来呢？喀山。
稿子托付给驼队，跋涉沙漠，穿过草原，数月半年，抵达了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那里有漂亮的经书铺子印刷厂，有熟识可信的塔塔尔故交。经过他，付出积攒日久或乡亲捐赠的银钱，把书印成。
待到书款两清之日，不是稿子而是书——再交给驼队，迢迢沙漠，一路向东。书运回到塔城、喀什、乌鲁木齐以后，或出售，或赠送，让它在长者、哲人、读者和家乡流传。不用说它的数量不会多，流传下来的都是珍本。
《东方五史》就是这么一册。那一年我判定时不再来，于是把它的校样从出版社借了出来。我背着一大捆纸绕过塔里木北缘远去喀什，在夜宿的一个个旅店里读完了它。
实话说，那时我的脑子里概念在互相干扰，我还不具备把那么辽阔的世界和蒙古合为一体琢磨的能力。只记得读完那晚，我一边把厚厚的校样捆起来，一边默默琢磨“喀山”。
响亮的名字常有一股吸力，Kazan！你是怎样一个地方呢？你的本事好大，居然惹人赶着骆驼去投奔！
再一个回忆是1978年前后，那时我常去近代史所找周清澍老师求教。读了他的《汪古部事辑》，只明白了“鞑靼”一词内涵复杂，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成吉思汗时代、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血统和族属背景。乌珠穆沁赋予我的蒙古概念是狭义的，以前我全然不知在“蒙古”里聚合着那么多突厥语部落，后来也不在意它们与蒙古的共生与遮蔽——但是到了俄罗斯，这些概念必须清晰。
由于初衷的不同，我无法把读过的那么多蒙古史著作原样存储。我难改一个毛病：总企图以自己的游牧体验进行再判断。而那一类体验太单薄了：二十世纪中叶我曾放羊的乌珠穆沁是地道的“乡下”（hudege），它的牧人顶多去过甘肃的拉卜楞寺。比起十三世纪前后成吉思-拔都汗帐下动辄从阿勒泰以东跑到里海以西的游牧战士——视野的差距，宛若天地之别。既然牧民的视野受限，被他们“再教育”的我，当然也看不多远。
我们乌珠穆沁牧民都知道长城，把它叫作“查干·赫仑姆”（白围墙）。还亲手修建过很多大小的泥土或石头的“赫仑姆”（herem）即圈或墙，但既然不知西边把h念k，把赫仑姆叫“克仑姆”a，也就不可能联想它们居然就是“克里姆林”和“克里米亚”。
长城、黄河、塔尔寺——大概是古典乌珠穆沁的知识的地理边界。我常得意知道黄河的蒙语名字是“合敦高勒”（皇后河），而拔都汗的兵士却望着伏尔加河大声喊道：
东方人的草原到此为止！这条大河把世界分割成两半！
这句准确传神的世界地理认识，是作家华·扬契维茨基笔下的句子。汉译本《拔都汗》是从蒙文转译的，扉页上作者戴着一顶塔塔尔人的帽子b，虽然他生于乌克兰。
再后来，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他们是一幕幕悲剧的主角：在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莱把经文学院改为新式学校、与死硬派毛拉们斗争的启蒙思想家伽斯普林斯基（Gasprali Ismail）;原是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后来终老于日本的阿布杜拉施德·易卜拉欣姆（Abd al-Rashīd Ibrāhīm）;一生致力于建立第三世界国际的塔塔尔共产主义领袖、后来惨死在暴政监狱里的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 et Soltan-galiev）;后来变身为著名突厥学家图坎（A.Z.V.Togan）、其实是昙花一现的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建者瓦里多夫（Validov）——都与喀山关系弥深。
这么多的线头，怎么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呢？很多简单的事，既然从结缘蒙古以来一直似懂非懂，我是否该回到原初重新学习呢？
如今我的脚踏着喀山的土地。
我凝視着“喀山克里姆林”的宫墙。已经在名气最大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和这里两次确认：它就是我们草原上“圈墙”一词的延伸，就是一个围起的堡垒。空气里传来飘渺的唤礼声，令人莫名地联想土耳其或马六甲。托尔斯泰和列宁就读的喀山大学就在眼前，与传奇女王苏尤姆别凯的尖塔毗邻并肩。远处，大名鼎鼎的伏尔加河正与喀山河汇流一处，在晴空下波光粼粼。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自己蒙古史求学的尽头。或者，是站在开头。
（2）
若想看透俄罗斯这动荡的帝国，必须回顾逝去的蒙古帝国。
若是帝国只留下无穷的后遗症，那么托尔斯泰可能是解毒的一剂药。
——所以我同时想着蒙古、俄罗斯、托尔斯泰，想让三个串起一条思路。
谈及这些，先要把宋朝游历者使用的“鞑靼”旧词，与后来的“塔塔尔”称谓做一次清算。
蒙古帝国方兴未艾时，宋朝人对北方草原早有清晰的认识。由于他们特选的音译汉字，“鞑靼”一词因他们的著作流传。南宋人所著的《蒙鞑备录》表明，远远强过千年后迷糊懵懂的我们，两宋时期的汉地知识分子对北亚诸族的性质一清二楚：
鞑靼……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遇父母之丧，则嫠其面而哭。……
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我把引文分为三段，因为它分别是三层内容：游牧诸族概括、白鞑靼突厥、黑鞑靼蒙古。这一篇言简意赅至极，它一语点透了北亚诸族的特征与联系。但读懂它，不仅需要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还要亲身接触它一笔勾勒的人。
其中“黑、生”常指原始、不开化、游牧;而“白”则指发达、部分农耕与城郭、或者所谓文明。它们也包括肤色：只不过黑其实是黄，看着黑其实是被烈日晒的;而白，则指示着“黑”游牧人与毗邻杂居的白色种族的混血。再通俗些说（也可能更难懂）：“白”常指突厥，“黑”多是蒙古。
其实“颜色词”黑与白正是突厥语言最深奥、最有滋味的表达点！a由于感触太深，我曾忍不住在《黑山羊谣》中大肆抒发——它被宋人读懂，潜入了汉语，并传播开来，“黑、生、古”与“白、熟、新”并列，“鞑靼”一语也从宋代至民国，成了突厥-蒙古诸族的代名词。
但是，不仅为逝者刃面是突厥习俗，在漫长的北亚民族形成史中，我们愈来愈懂了：在蒙古的名称之下，不仅种族与部族众多，而且说突厥诸语的部族和王国是它的主流。至今中亚各族比如哈萨克人坚持认为：成吉思汗与他的长子朮赤都有一半蔑儿乞惕血统，而蔑儿乞惕不单在十三世纪是北亚强邦，至今仍是哈萨克十二大部（il）之一。
我的一个蒙古朋友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他与一位哈萨克人闲谈，那哈萨克不解地问他：“咦，你们怎么说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听懂这句问话并不容易。
更官方的例子，是片头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题言的哈萨克斯坦电影《游牧战神》。我想对那个电影最感费解的可能是蒙古人，因为哈萨克的阿布赉汗骄傲地以成吉思汗的光荣，号召迎战蒙古的准噶尔。影片中的准噶尔大汗有一句话：“哪怕你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发生了概念的混乱么？
不，成吉思汗和拔都汗是蒙古人，他们也更是突厥人。一点都不是悖论：因为“蒙古”一词随着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崛起炫目而震耳，它遮蔽了认识它的目光。而这一股烤灼地球的热浪，这一片呼啸向西淹没的怒潮，这遍布北亚大小数十的部族之群——它们啸聚于蒙古大纛之下，闪电落雷地涂改世界史。它的名字，那个一直到伏尔加河以西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字，是“Tatar”。它宋译“鞑靼”，今称“塔塔尔”。
随着动地而来的蹄音，在新一页蒙古史中，鞑靼这一称谓脱褪了宋元古籍的费解，鲜明地显露出突厥的音色。
在现代意味上，本文多采用“塔塔尔”。依从文脉，间或也用“鞑靼”。
它与漠北的邻居，如总括为“林木中百姓”的斡亦剌特（Uy-arad，瓦剌、卫拉特、准噶尔）蒙古人之间的大划分，早已开始。我在莫斯科与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聊过，他对“同根”的塔塔尔人，显然并无认同意识。
是的，他们已经“不一样”。大规模的占领之后，发生了脱胎换骨、影响至今的内部重建——这就是历史的第二步：语言和体质的突厥化、以及与突厥化大致同步的伊斯兰化。
长久以来学界重视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突厥化尤其伊斯兰化是“与定居同步”的，可能这是一个锐利的看破a。但是一旦定住以后，厄运也临近了。所以，比如游牧的哈萨克就厌恶定住，虽然他们不仅是突厥化的主角，而且是易行的伊斯兰的实践者。
但毕竟定居的日子更便利。游牧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被放弃了。曾几何时，“塔塔尔斯坦”已经是伏尔加流域密集的穆斯林村庄的代名词。
至于黑海以北的辽阔土地，曾是克里米亚塔塔尔人的牧场。待到新帝国俄罗斯强夺了它，便给它换了一个殖民色彩的名字“新俄罗斯”。霸权的胜者大多喜欢异族情调，新俄罗斯总督和沙皇们都着迷于东方风雅。黑海岸上修建着座座穆斯林风格的豪华离宫，召开雅尔塔会议的离宫院里，竖立的石碑上用阿拉伯文刻着“里瓦几亚”（ ）——就像驱逐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国王喜欢用“没有胜者只有安拉”装饰自己的宫殿一样。
游客蜂拥而来，为了看雅尔塔三巨头的照片。他们不会想到：那座陡峭得不可思议的山崖下，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
喀山汗，克里米亚汗，都不过是金帐汗国的一隅。而统治了乌克兰与伏尔加流域数百年的金帐汗帝国，又只是世界史上蒙古运动的西北角。
当年一叶障目懵懵懂懂，如今才切肤地触碰到了——什么是世界史的蒙古运动。金帐汗与塔塔尔，连接着中亚的察合台汗、波斯的伊尔汗、印度的莫卧儿汗。它们彼此依靠，更各自独立，它们似若相识，更各具色彩。它们每一个都悲剧连连，又都千年余韵魅力不死。它们的故事富于哲理，连襟接踵，诉说着命运的无常，胜利的短暂。
那一部吸引着人们津津乐道、也吸引着刚脱下乌珠穆沁袍子的我不顾一切投身的“蒙古史”，除了元朝和“林木中百姓”的一段，都次第更衣，口中色兰b，变成了伊斯兰史。至于挺进伏尔加河的鞑靼-塔塔尔（Tatar），它新的准确定义是：游牧的、说突厥语的、蒙古变成的穆斯林。
它一样有过野蛮的屠戮。掠人城池、强征贡税，与征服地人民贵族的交往中一旦遇到抵抗便还以恐怖——罗马教皇的特使普兰伽宾的行记《蒙古史》中，有1246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列席贵由大汗即位仪式时被毒死在哈拉和林、同1246年米哈伊尔大公因拒绝向成吉思汗像行跪拜礼，而被活活踢死再用小刀割掉头颅的记载a。另据佐口透转引的《亦帕提耶夫年代记》，在1250年战败的贵族丹尼尔生不如死，遭受的屈辱从日常习惯直到内心：“盘着腿坐，自称奴隶，郁郁寡欢，即便如此塔塔尔人还恫吓着他要求贡纳。”
当然仇恨深埋心里。所以年代记作者痛苦地喊道：“噢，该诅咒的、鞑靼的荣光哟！”b
但事有两面。
一旦获胜之后，它并不逼迫被征服者改宗弃教。在掠夺与重税的同时，它给予臣属的各族以自治。
金帐-钦察汗国伊斯兰化是在1273年前后，到15世纪之前已经放弃了游牧的它早已变容，拥有娴熟的统治术。它并未自视高尚，更不想执行一项人道国策。只是远近的穆斯林叔伯亲戚，从它警惕的察合台诸汗，到它讨厌的伊尔汗——到处都这么做，所以它也一样。它要求俄罗斯诸大公跪下纳贡，但是也让他们率子民享有自治。这一点早就应该强调，而不必等到——只为诅咒某个帝国、而对另一帝国绝赞的“大元史”出场。
说到底，“大元史”的喧嚣中响着“亚细亚主义”中右翼的老调c，鞑靼蒙古被它选中的原因很暧昧。除了学术包装的政治性外，它还是小觑了鞑靼。因为一旦变身之后，游牧民便接受了一种思想。这里藏着古典帝国与殖民主义帝国的区别：金帐汗国对伏尔加河流域的间接统治，与奥斯曼帝国为各种非穆斯林宗教信徒设置的“米拉”（ /millat）聚集区，水出同源，法依一处。这是一种自治共存的思想。它源于麦地那时代（622—632）穆斯林与其他诸族的共同约法。那是一种“守约则尽享自治，违约则严加惩罚，宗教各行其便”的协议，后来被尊称为“麦地那宪章”。
也许，愈是从膻食酪浆的伏尔加鞑靼身上，我们才愈会吃惊于这一传统，吃惊于这种习惯的浸透之深。终于在今天，在强权恣意欺凌他者信仰、人因差异相互杀戮的今天，人们开始对这古代的思想和制度刮目相看了。
强权，自治——以这双重的手段，鞑靼统治了俯首称臣的罗斯。
罗斯被蒙古人唤作俄罗斯。
如我的乌珠穆沁蒙族哥哥Rahua，名字要加一个元音a读成Arahua一样，罗斯被加上一个元音o读成了“俄罗斯”（oroz）。至于“俄罗斯的查干汗”（Chagān han）即沙皇这个称呼里，有被承认的汗、他是高贵的、“白的”、有权力也有地盘的语感。
（3）
只为了看懂俄罗斯帝国，才不厌其烦回顾了鞑靼帝国。
历史流逝了，人却留了下来。既然祖先曾夸耀过“鞑靼的荣光”，塔塔尔人就必须承负鞑靼的罪与罚。沿着那条“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大河，帝国渐渐地腐化了。像积贫积弱的清末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一样，它病入膏肓，不堪一击，终于轰然颓溃。
大约三百年，诅咒它是“鞑靼之轭”也好，辩解它是“鞑靼和平”也罢，总之歷史在造物主的拨弄之间，恐怖大王伊凡四世于十六世纪一气消灭了沉湎牧歌的喀山汗。古城喀山在水源被断之后沦陷，苏尤姆别凯成了一个亡国故事的女主角，她的喀山人民被驱赶到布拉克渠（bulak）的对面，在泥泞棚户中苟且偷生。
鞑靼，蒙古，昔日掠地万里的骑马帝国，成了新帝国饕餮的俎上羔羊。
接着的过程太过繁复。简言之：轭套这回套上了塔塔尔人的脖子，清真寺尽数被毁，人被强迫改宗。统治异族的三百年“蒙古之轭”（1236—1552）结束了，三百年的塔塔尔受难（1552—1917），在帝国的更迭中沉重开篇。
——但这么粗线条的概括，会触伤喀山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因为他们一直强调，喀山的诞生不是由塔塔尔人、而是由保加尔人（borgar）造成的。故事还要远溯公元922年：
远在拔都汗西征（1236年）之前，922年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王国为了挣脱卡萨尔王国的压迫，宣布接受伊斯兰教，希望获得强大的哈里发支援。于是一个哈里发派来的使团抵达了伏尔加河，使团成员伊本·法杜兰（Ibn fa lān）留下了一本宝贵的纪行《伊本·法图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
书名是整理者添加的，阿文原题是《报告书》（ /Risāla），因为它是为了回去后向哈里发述职而写的。这本书写得诙谐随意，充满难以想象的十世纪趣味，宝贵的细节充斥其中。比如听了哈里发使者的一通说教后，保加尔王最关心的是，一旦当了穆斯林将怎么确认他的地位。但叙事话语有点特殊：
那么，要怎么对我作这个胡图白才好呢？
我回答：那要根据你的名字，还有你父亲的名字来作。
他接着说：但是我那父亲，可是个不信者哟。我可不愿把他的名字刻在胡图白台上。而且我也一样，所以刻我名字也免了吧，何况唱我名的都不是信徒。不过，我的主君、敬虔的信徒之长a的尊姓大名是？我于是答：他叫贾法尔。
这么一来他说：那我能不能也使这个名字当称呼呀？我说：没问题。
于是他说：那就这么定了！我的名字是贾法尔，我父亲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把这个决定，告诉念胡图白的海推布！
我按照他说的办了。从此，对他的胡图白词就是：“我们的主啊，请你给予你的仆人贾法尔·本·阿布杜拉，即虔诚的信士之长的仆人、保加尔的首领以安宁吧！”b
“信士之长”这一称呼非同小可，它乃是王的特权。行文中这一处指的是遥远巴格达的哈里发，俯瞰天下的信士首领（ /Amir al-muminīn）。保加尔王一听说自己也能用哈里发的大名，当然高兴得不得了。活泼的对话，勾勒了几处要点：它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伊斯兰发展图景，给十世纪的伏尔加-里海史填补了空白，还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胡图白祝福套词”。
须知这个套词对政教合一的国王是何等重要！胡图白、海推布，是同源词“讲演”（ / khu bah）和“宣讲人”（ / khaību）。虽然后来胡图白沦为了一个仪式，但是在古代，它念词中的祝福套语是对当权者地位的确认。一到星期五国王们就竖着耳朵，留神地听是否祝福了他而且听祝福时称呼他什么——差一个字就可能出事。
伊本·法杜兰的白纸黑字，更是喀山塔塔尔人自我认同的依据。
援引着伊本·法杜兰，喀山人总想说：没有经过战争，不是由于征服，我们的信仰是和平获得的。没有随大流，不是被同化，它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人们常忽视这种倾诉，但这是一种世界现象。比如，这种诉说与远在南洋的马来人和印尼人酷似。
后来到了启蒙的十九世纪，喀山知识分子强调这种“保加尔认同”。这种言说当然含有撇清“鞑靼之轭”干系的意思。我们“喀山塔塔尔”是保加尔人的后代，我们成为穆斯林的历史比金帐汗早了三百年！喀山建城三百年后才刮来蒙古的暴风。我们更是受害者，因为不是拔都汗而是半道斜插来的一个枭雄——帖木儿汗的骑兵不分青红皂白，在1395年毁掉了我们保加尔王国！
帖木儿劫难之后，保加尔穆斯林放弃了废墟，迁移到上游。在两河交汇的河口，一座城堡被修建起来，它就是喀山。
确实它不是蒙古征服的产物。但保加尔的溪水被鞑靼-蒙古的洪流吞没了。它脍炙人口的名字正是Tatar，塔塔尔-鞑靼，“保加尔”被荡涤得无影无踪。轮到帝国大换班、俄罗斯说了算的后来，喀山塔塔尔遭到了狠狠的报复。那可就不是对败者的什么“自治共存”了，塔塔尔人替它的蒙古帝国遭受的，是对异类的清洗、驱逐、剥夺，和残酷的侮辱。
哪怕你高举伊本·法杜兰的“不在场证据”，但没有谁听这几句争辩。也就是说，无论愿意与否，溪流只能与洪水共命运。
称谓的微妙，要在克里米亚才更能听出滋味。
当你问：“您是塔塔尔吗？”
他们答：“Да，я крымтатар.”（是的，我是克里米亚塔塔尔。）
语言背后藏着什么，不懂喀山史的人听不出来。他们的眼神里，有一丝沧桑度尽的滋味。是的，我是克里米亚塔塔尔，我没有可供上溯的保加尔源头，我不像喀山人那样没有参与“鞑靼之轭”的前科，我缺少不是“加害者”的证据。
我是一个游牧民，我是一个塔塔尔。所以，我承担罪罚。
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莱，坐落在那美丽半岛的中央。它俭朴得有些寒伧，但野山间的一股悲凉却磁铁般诱人。每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此生至死不再离开的神情。告别它那天，送我们的司机是一个俄罗斯人，车窗里掠过半岛的萧杀风景。我试着用马列耶夫的句式说“我喜欢巴赫奇萨莱”，而他斩钉截铁地一挥手：“我爱它！”
当我的两脚踏上了巴赫奇萨莱的沙石，当我在街角、摊铺、屋里和他们哪怕只说上一句，当我琢磨了雅尔塔的地名与地理、它的色彩与风情之后，我触摸到了这一点。这座半岛上星罗棋布着一座座可以和格拉纳达媲美的古城，它的魅力被殖民主义的都市遮盖着，被解释成了别的什么。但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不争辩，他们习惯了各色的倒霉事。
待到他们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一个民族只剩下十二万人，故乡正被俄罗斯和乌克兰撕扯争夺。可能有人关心他们的苦难，但没人承认他们的主权。当时的“国际社会”在歧视他们的基础上，或援乌或挺俄，并不承認殖民主义的罪恶。
于是克里米亚塔塔尔蜕尽了骄浮，变得深沉而缄默。住在黑海之滨，北面是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帝国，东方是一去不返的蒙古帝国——两个帝国，没给他们一个安宁的家。被帝国裹挟的结果，只是双重的苦难。
他们不幻想甄别与幸运。他们平静的表情，像是在静候新的灾难。更听不到他们吹嘘蒙古骑兵的无敌、横扫世界的传奇——像在内蒙古听到的一样。都议论他们是蒙古人，是的，他们是蒙古运动最深沉的一支后裔。都知道他们是穆斯林，是的，他们的沉默令穆斯林感悟不已。
汹涌泛滥的蒙古大河，吞没了这些历史的一股股支流，不管它怀着怎样的遗恨。包括喀山，保加尔呼之不回，新的名字Tatar覆盖而来，它琅琅上口响亮诱人，一刹那就刷新了旧称。以后：农民就是基督徒，而凡是蒙古大西进运动带来的人、凡是穆斯林、凡是游牧民a——就是塔塔尔。
事过成梦，了无印痕。
我不断地，一刻一分地回味在克里米亚度过的时光。
巴赫奇萨莱是唯一没被涂改掉的塔塔尔语地名。骄阳西沉之后，日暮时分的“花园宫殿”那么朴素，如折磨尽头残剩的一息，如干涸后没有水滴的流泪。这么一想我更不能容忍普希金那恶俗的诗了，他哪里懂得鞑靼的深沉！b但巴赫奇萨莱不采取我的激烈，遥对冥冥的造物主，它是真正的顺从者。它朴素的风景在落日下映红了，与众世界融化一体。它的孩子，克里米亚塔塔尔与裸石灌木厮守着，艰难地活着，决不发一言。
离别前那个黄昏，凝视着巴赫奇萨莱的一座尖塔我陷入了冥思。天空中飘来断续的唤礼声，像是历史的一片碎絮在飞。
（4）
宫殿就是要塞，首都建在边界——你不觉得奇怪吗？无论东方西方，比如一国的君王，他敢把他那张黄金床放在边境线上么？
而圣彼得堡，就是一个矗立在刀锋上的首都。
圣彼得堡，作为一个首都它令人惊叹。这种首都的位置选址，显示了彼得乃是帝王群中第一大胆。把国都筑造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涅瓦河上还不够，他还要把自己的“颐和园”建在海上要塞喀琅施坦德的旁边，紧贴虎视眈眈的敌国。在彼得霍夫夏宫的喷泉绿茵之间散步时我抑制不住惊叹，这儿本该是一个岸炮连队的哨所，却成了一个帝国大王的花园。他也许是西欧诅咒的“野蛮”异类，但也确是新鲜血液的儿子。他不在乎危险，喜爱扮演边境守备队。
于是我选择从北到南，在这条国境线上观察。
当然第一站先去圣彼得堡。我总大睁着眼睛，既然听不懂几句，就不能再放弃掠过视野的东西。我竭力想看懂圣彼得堡的平面。我猜想若能看懂它，就能看出帝国的布局。从喀琅施坦德再回到彼得堡，首都的要塞性质就能看得清楚些了，铸造的大炮瞄准海洋，首都是一条边境的北端。
它的工业崛起与帝国扩张、文明飞跃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到今天仍让人们称奇。冬宫迅速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与前辈列强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一字并肩。不久前听说话剧院上演的《静静的顿河》长达八小时，中间数次幕间休息、包括一次正餐。
梳拢它的梗概，不比梳理蒙古-塔塔尔的简史省事。
由于我想弄清知识人怎么看待——对内的民族压迫与对外的殖民扩张，而托尔斯泰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象征，所以我把托翁当作梳理的标志。当然，事实上这并不容易。
大致与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人接受伊斯兰教（922年）同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在988年受洗，确立了希腊正教为意识形态。帝国的石头桩子打进波罗的海岸边的沼泽，俄罗斯开始崛起。
在鞑靼给予的自治中休养生息渐渐羽翼丰满的俄罗斯大公们，先是谦卑地寄身鞑靼大汗旗下帮忙收税，待到后来自己也成了“汗”，就任命鞑靼人当将领去攻打西边基督教的敌人。
十八世纪的凯撒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新帝国向着南方，向着东方，怀着复兴罗马帝国与东方十字军的自信，急速地扩张。一个与祖国、前进、胜利同样响亮的名词“新俄罗斯”（Hово-россия）在黑海以北的茫茫草原出现了，一直使用到与乌克兰撕咬的今天。人们好像没意识到：在使用这个词组时，他们是在一模一样地模仿着杀人以千万计、把中美洲墨西哥一带叫成“新西班牙”（Nueva Espa a）的殖民强盗老前辈！
东，西，南，俄式殖民主义吹着军号挺进。不止一块土地，在高加索，在乌克兰，在西伯利亚，傲慢与武力塑造了一个“大国精神”。车臣人决死地抵抗着，塔塔尔反抗后沉默了。后来居上的新帝国的工业化很难抵挡，巨炮传统衍生出炮队，专打穷乡僻壤弱小民族。
在西伯利亚它甚至不屑使用正规军，武装的凶恶农夫民团，划着船，推着炮，向着地尽头和日出处，杀戮、抢夺、占有，贪婪且浪漫地把他们喜欢说的“处女地”——古老的游牧草原，掠为俄罗斯的新边疆。
可惜西线不同。伏尔加以西不是“无边的田野和森林”。西边的边境线是一条竖立的刀刃：从波罗的海向南一字竖排到黑海，从湾岸三小国，到波兰乌克兰，个个都是俄罗斯的怨敌。
仇恨在战败、受辱、和一种罗马天主教对“野蛮”东正教的正统優越心理中，不断地蔓延。
帝国不仅给败者带来了厄运。俄罗斯的大国崛起是伴随对鞑靼的征服实现的，但想不到却被西方扣上了鞑靼的帽子。因为还另有更固执的意识形态：西欧人认定：撕开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就会露出一个鞑靼人，他们固执地说：俄罗斯就是蒙古的复制，波兰以东就是“亚细亚的野蛮”a！
因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在乌克兰一带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大批东欧犹太人逃亡涌进德国境内，随即在德国卷起的是对犹太人的憎恶风潮。值得注意的是，西欧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把歧视的对方称为“犹太蒙古人”。反犹主义者盖沃尔克·弗里茨在1915年写道：
在东欧犹太人中成为问题的，是数百万之多、穷窘、不仅肉体道德都乖僻而且人种也属劣质的人，即犹太系蒙古人。b
他们不反对俄罗斯与他们共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疯狂诅咒俄罗斯的言辞中，充斥着对亚细亚的无知、厌恶、恐惧，尤其对“蒙古人与黑人”c的种族主义敌视。而俄罗斯——却以种族主义的竞赛当作回答，自诩唯我才是西方的旗手，唯我才是正牌的十字军！
这一俄罗斯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它的目标一是南进，粉碎令西方五百年咬牙切齿的奥斯曼帝国;二是沿着蒙古的来路，征服一切亚洲游牧蛮族。
黑海舰队的奇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唯有上帝才能使帆船穿越黑海，在传奇的锡诺普、那奥斯曼海军的母港一鼓全歼它的舰队！
俄国在锡诺普的大胜，却让西欧列强猛醒了。地中海是世界的中心。英法震惊地发现，“半野蛮”的俄罗斯居然真的打算挺进地中海占领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动脉——多瑙河的出口！“国家核心利益”让他们不再犹豫，断然出兵援助暮气沉沉的奥斯曼帝国。
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6）虽惨烈至极，但还不算完。对奥斯曼的系列战争，一直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沙皇和帝国自己的灭亡。
记得好些事都是火车上发生的么？
列宁是坐着火车回来讲演的，沙皇是在火车上被迫退位的。好像俄罗斯使劲地修铁路，不单是为了运军火运移民，而是为了运历史。
是的，新帝国的特色是坐火车。先把铁轨铺上，帝国再去征服。铁轨延长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哥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殖民地。鞑靼帝国由于贪恋骑马所以被淘汰了，罗刹帝国的铁骑是火车。
令人瞠目的西伯利亚铁道，它的规模表达着新兴殖民主义的野心。它掠过一丛丛乌拉尔的“山楂树”，穿越了哈萨克草原、横贯了蒙古利亚。它深入了森林渔猎的通古斯人，使一个个让黑泽明着迷的“德尔苏·乌扎拉”变成臣民。
一边旁观的蒙古王公，病入膏肓的清朝皇帝，眼睁睁都束手无策。
火车在铁轨上轰鸣，像蒙古骑兵的逆袭。
它沿途播撒着殖民者。铁道铺成一尺，国土便扩大千丈。西伯利亚、鲜卑利亚、东清铁道、南满铁道，俄罗斯寓兵于农的殖民运动，超过了蹂躏了它也统一了它的老师蒙古大汗，也超过了它刻意继承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
铁道，铁道，铁道上跑疯了的帝国！
沿着铁道，三个词响彻了云霄：Вперёд（前进）！Родина（祖国）！Победа（胜利）！三个都是我在中学就背熟的词。沿着铁道，祖国在前进。只要天在延伸，只要地有尽头，它就哐当哐当地驶过去，满载着军人和农民。
海参崴的俄语地名毫不韬晦：抓住东方！若不是帝国在地理上和气数上都走到了极限，终于在日本海遭遇了毁灭的大破局，何止蒙古，何止黑河，包括朝鲜，甚至日本，“东方”的命运谁也不敢浪言！
所以坐火车是必须的。从圣彼得堡向南，我先乘火车去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前往喀山。
哪怕忙着乘车，哪怕列车员的名单上找不到我们的名字——夜色中的莫斯科喀山车站难以形容，它使我初次觉察到车站之美。等着列车员核对姓名时，我盯着旁边一列火车想入非非：它的车身标着“Андижан-Москва”（安集延—莫斯科）。安集延，已经离喀什噶尔很近，我吃过它薄皮的大南瓜……
车到喀山以后，更发现火车站是眺望伏尔加河的好地方。先在车站正面看过，再沿着铁道问路，爬过天桥，穿过一片小树林——
鞑靼人称它亦得勒（Itil）、俄罗斯叫它伏尔加的深沉大河，就在我的眼前流过。大河臌涨着，丰沛的水流在眼前缓缓行进。
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才能把脚踏上一个地点。我久久凝视着这条大河，最后一次回味那句 “把世界分成两半”。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地理认识，真的已被刷新了么？
大公时代的俄罗斯，东西只在伏尔加流域，南北不过宽窄一条。与后日不仅穷极了地尽头、而且抵达了海尽头的膨大帝国相比，它的古代地盘，狭窄得不可思议。
北起波罗的海的湾岸三国、南至波兰乌克兰直到黑海，吞并分割，恩仇情怨纠缠了数百年。如今它们一字甩手站成竖排，结成一道敌视的壁垒。
上一次怒斥俄罗斯的是波兰，伴随着电影《卡廷森林》的热演。此一轮怀着血海深仇的是乌克兰，大打出手的战场正是“诺沃罗斯”（新俄罗斯）——昔日克里米亚汗国的牧场。从鞑靼人的马鞍之间远远望去，高喊着祖国的两家之间，正所谓春秋无义战。
站在塞瓦斯托波尔，绵延的大陆通向圣彼得堡。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在黑海之滨披着俄罗斯三色旗的美女伴着一句口号：“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Мы с Россией）
离开北京前看了一个乌克兰电影《顿巴斯》。不消说那电影里的口号是相反的，而且针刺死穴一般，挨个讽刺了公决、民兵、正教、尤其讽刺了“新俄罗斯”这个词儿——但我没觉得乌克兰人批判的是殖民主义。
刚刚进入二十世纪，奇迹眷顾的风向骤然变了。
在锡诺普博得大名的俄罗斯海军，这回把奇迹让给了别人：绕过地球远去中国旅顺的波罗的海舰队，在不远万里的远航之后，就在到达那天，在日本海上被全军歼灭。
随着日俄战争的惨败，新帝国的噩梦开始了。所有的仇敌都站了起来，日本巨谍明石元二郎拿著西欧金融家的钱，煽动了各式各样的造反。真是呼喇喇地大厦倾，从芬兰湾到黑海，没有一个盟友，没有一人同情，为俄罗斯帝国送葬的喊声响彻云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一七（1917），天下大吉。无数人都苦苦等待那一年。
当年还是皇太子时曾在日本遇刺的尼古拉二世，于十月革命中被处死。虽然如今他的家族受到同情，被东正教封圣为牺牲与拯救的圣徒，但流水的故事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不灭的帝国。
突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一个人。
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中国的时代，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是一本少数民族文学。今天我才明白：它抑制不住自己内藏的基因鼓动，哪怕在检审之下仍保存了一股滚烫的民族个性。那本书，整本都浸透了唯因是少数所以才满溢的魅力，只是我们读时，作为读者缺乏文化的基础。其实书里大量地描写了乌克兰;包括它的革命背景、它与波兰的纠葛、主人公的少年、乌克兰的风情，以及如今惹了祸的对彼得留拉民族军的描写。
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我看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前装饰着骑兵的军帽和马刀。死去的他，在与诅咒他的文学继续对峙——是的，我指的是《骑兵军》（Isaac Baber著）一类背景可疑的畅销书。我想，诅咒者忘了他才更是少数。读者很难理解：他们怎样忍受着民族压迫又拒绝了民族主义。但是身受心感，我能读出他对乌克兰的深情。那本书酣畅显示的“作品气质”，以及作者“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选择——超越了民族与国家，愈是今天才更荡气回肠。
我不避冗长，迂回追述了这么多，从保加尔，到柯察金。但是只有读到这里，我的蒙古史才算回到原点。塞瓦斯托波尔的三色旗美女并不动人，帝国赞美和文学诅咒也不能服人。给我以吸引的，是俄罗斯构成中的沉默者——身为败者的游牧民，美好理想的殉情者。
下：良知
（5）
如女皇叶卡捷琳娜所说，喀山是寂静的“东方”。托尔斯泰，后来因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作家的托尔斯泰，就在这样一个喀山进了大学（1845），准备学习阿拉伯-塔塔尔语。
可惜没有人记录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是否觉察到了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的动向。但是他自己回忆说，那是他迷失于赌博、情欲、“任何旁的坏习惯都没有像对女人的渴望那么难于克制”a的时代，要求那时的他洞悉塔塔尔问题并给我们留下指导，是过分的奢望。
但对一个认真走向信仰的人而言，“不信阶段”常是重要的信仰基础。一个对他者怀抱大爱的人，也一定曾把热情胡乱挥洒。
至于阿拉伯-塔塔尔语，如今人们懂了这一类语言的重要。但托尔斯泰命定不是在大学，而是在社会和现场、在与人的相处和漫长回味、在笔划过稿纸的思考中——对它们学习、感悟、直到生命最后。
说“生命最后”，是因为描写帝国侵略高加索的小说《哈吉穆拉特》显然使他费了不少心思。这部直截描写俄罗斯帝国扩张和殖民运动的作品，反复修改久久不愿刊出。他为什么犹豫？
当他正拿着阿拉伯-鞑靼语讲义犹豫不定的时候，在“同化”与“自救”的两极，喀山的知识分子正发生着最激烈的意识形态动荡。
一方面是帝国的体制内天才、语言学家与教育学家伊利民斯基（Ilminskij）。
这位喀山神学大学数学物理系的“理科生”，却对语言学情有独钟。他毕业后留校，成了塔塔尔语讲师。他住进塔塔尔街区，爱去麦德莱斯（经学校）听讲，像一切著名的殖民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传说他精通八种地方语。在托尔斯泰放荡迷失的1848年，伊利民斯基被任命负责“把东正教仪礼文献翻译为塔塔尔语的委员会”。到了1851年，托尔斯泰已离开喀山参加帝国军队，一头钻进了穆斯林的腹地高加索——而这位伊利民斯基虽然已被内定为喀山神学大学宣教部的伊斯兰诸语教授，却自视鸿鹄另怀大志，一个人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埃及和叙利亚，目的是去“学习伊斯兰的弱点”！b
在比暴力征服长久得多、也固执得多的民族同化史中，伊利民斯基未必是第一主角。但伊利民斯基是一个象征，他的履历证实着一个知识分子和一种时代思想在国家主义蛊惑下能达到的程度。与殖民主义列强一样，为了从文化与精神两面摧毁塔塔尔并强迫它同化，俄罗斯几乎无所不为。乡村东正教堂的教士们是最主要的圣战者。而伊利民斯基以及与他承前启后的一类，则努力营造着一种装饰着繁缛理论、特别强调语言学的“同化文明”。喀山大学是他们的桥头堡，谁若批评他们的学术是野蛮的，大学门卫会赶走他。
另一方面，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中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抵达了一个高潮。在中亚尚未亡国之际，他们已经趁着难得的宽容，远赴布哈拉求学奠定了文化基础;现在已是时候，他们要掀起启蒙与自救的革命。
一代启蒙大师马尔加尼（Shihāb al-dīn Marjānī，1818—1889）就在托尔斯泰进出喀大期间，正一面追溯保加尔源头并全面清理历史，一面以现代思想批判原教旨主义。马尔加尼的学术特征里，包括对俄罗斯进步文化的谦虚，也包括摒弃复国主义。当然对那时的托尔斯泰，谈及这些为时过早。
我在喀山的卡班湖边散步。一个身材高挑的喀山美人，头戴着雪白的盖头，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篾切齐·马尔扎尼的门口。
漫长的塔塔尔受难结束了，他们在享受今天的民主。包括从市区驱逐、夺走信仰、禁止文字、流放与绞刑，都已经过去。安宁终于降临了，赐给了塔塔尔。旅游客见到眼前走来传奇的鞑靼美人，就凑过去请求与她合影，她明亮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着以马尔扎尼命名的清真寺。
喀山所有的清真寺都一模一样，显然都是被毁掉又重修的。不过马尔扎尼寺特殊一些，它是喀山沦陷后，第一座被允许用石头盖的清真寺。
马尔扎尼雕像静静地蹲踞在卡班湖边，像是“塔塔尔街区”的标志。若没有它，今天在喀山你根本不能想象，这漂亮的街区曾是贱民的贫民窟。沿着卡班湖散步，对面的克里姆林和苏尤姆别凯塔一连剪影，在湖水山冈的上方像背光的谜底。
马尔扎尼，这样的宗教人物对我是陌生的体验。那天散步以来我一直思索他：自我认同的尊严、痛斥教条主义、与俄罗斯共存——直到今天，每条都是必须玩味思索的观点。年轻的托尔斯泰知道这些吗？各种传记都没有涉及。显然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对这样的话题没有在意。
托尔斯泰与帝国——对1851年到1853年的他来说一切尚早。他留下的文字，不过是“靠着大炮的帮助去摧毁那些强盗般的、叛逆般的亚洲人”a的沙皇军官自画像，以及浪漫的武装殖民者哥萨克。他还没有蜕变成真的托尔斯泰。那时的他只是奏响着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军乐、向着弱小民族野蛮征服的军队一员。他一边酗酒与纵欲，一边邂逅了高加索的山民。
我一直在反复地读《哈吉穆拉特》。我在若干个时期都曾打算写关于它的心得。对那场战争、那个时代、那一部分托尔斯泰的经历，传记里缺乏我渴望的记录，包括英国人莫德的那一本。莫德传记中难能可贵的，是它摘录的1852年1月6日托尔斯泰给姑妈塔吉安娜的信。
那一天狼藉无形的他，突然倾吐了某种打动他的东西：
我应该告诉你营地附近有一个车臣人居住的村落。有一个叫沙多的年轻人……我应该告诉你，要成为一个库纳克，这就是说，一个朋友，按照习惯要交换礼物，以后还要到你的库纳克家里去吃饭。这以后，按照这些民族的古代习惯（现在已差不多不存在了，除非是作为一种传统），你们就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沙多要我允许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库纳克。我去了。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款待了我以后，他要我在屋子里选择我喜欢的东西：他的武器，他的马匹——随便什么东西。我想挑选最不值钱的东西，拿了一把嵌银的马缰，可是他说我在触怒他，就强迫我拿了一把至少值一百卢布的剑。……b
听说了托尔斯泰困于欠债，不能赌博的穆斯林沙多居然去找债主，赌回了小托翁输钱时押给那人的一张期票;而愁困的托尔斯泰为了那张期票，刚在前一夜祈祷过“主的帮助”！托尔斯泰认为祈祷通过沙多灵验了，他坚信这是一件奇迹。因为“一个人的请求就在第二天这样得到应允”，他对姑姑起誓说，这事使他更坚信上帝。
这告白让人联想鲁迅的“一件小事”。
从喀山大学退学是对的，他注定不是通过课本而是靠体验获得知识。对迫切想从托尔斯泰主义获得参考的人来说，这次倾诉的重点不在神迹和上帝，而在托尔斯泰与国家规定的敌人之间的亲近。托尔斯泰修养构成的一大支柱是他的鞑靼知识。这种知识是在高加索-萨马拉-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一点一滴蘸着“敌人”的情谊血污，在心里慢慢构筑的。
莫德《托尔斯泰传》和托尔斯泰的次子伊·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萨马拉之行》，都讲到了托尔斯泰在萨马拉与巴什基尔人的密切交往。1871年那次薩马拉的逗留令疲惫的托尔斯泰身心松弛，他不住房子而住毡房，“每天晚饭是羊肉，从木碗里用手指抓起来吃”——可能莫德不懂，但托尔斯泰在随主人遵从“逊奈”a。我想，一定是他举止的得体才使穆斯林决心回报，听见他夸奖了马，就把那匹马拴在他的车上。
课程的安排不在大学教室。巴什基尔人穆罕默德·沙，还有车臣人沙多（虽然他们只是“温和的”或投降了的鞑靼），接替了大学教授（如那位“伊斯兰诸语教授”伊利民斯基），帮助他去理解阿拉伯-塔塔尔语及它的主人。
这一课程打下的基础，其程度不易揣测。但无论多少，它迟早会加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抵达与专制的对峙。
如此一种过程更激起我个人的共鸣，包括神秘论的注脚，沙多的故事。
在托尔斯泰历程的“六十年代”（指1850—1860），他只是俄罗斯扩张的一名志愿兵，参与了以祖国名义进行的不义征战。但敏锐的心自会捕捉讯息，沙多和“用脚在山泉边洗衣服的车臣女人”，悄悄地为未来的他奠了基。萨马拉归来，托尔斯泰根据1853年的体验发表了《高加索的俘虏》。
他的内心可能已经与国家主义发生矛盾，但尚未抵达与殖民主义的对决。他还蹲在帝国的战壕里，显然对邻居的自救运动一无所知。尤其十九世纪的小说技法，白描冗长只及一扇，回避了占领与同化的内容——但我有僭越议论的资格么？若宽恕我的放言：那批高加索小说对“迫害比杀人更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说到底只是“军人托尔斯泰”的涂鸦。他既描画了山民的淳朴，也欣赏着殖民者的村庄，尤其小说《哥萨克》。
能深深打动我的，是这一句独白：
军队已经把它的影子投在我身上，玷污了我。b
所以，仍然只有他给我以吸引并使我引为导师。我的读解，只顺从类近的体验。确实，若是从最后的无条件反对战争、否决军队拒绝兵役、甚至呼吁放弃一切暴力的高度回顾，早期的欠缺被原谅了。
即便局限如斯，唯有《高加索的俘虏》一部，不同于普希金的同名作那般轻浮。因为它提供的故事轮廓，正是解读高加索的轮廓，包括抵抗的实态、无辜的人民、尊严的民族气质、以及悲剧的宿命。我指的是如下一段：
俄罗斯人来了，烧了村子，殺死了他的七个儿子。留下的一个儿子降了俄罗斯人。老头也去投降了俄罗斯人。他在他们那里住了三个月，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亲手杀了他，逃走了。c
一百五十年后，《高加索的俘虏》在经过了一位优秀电影导演（谢尔盖·波德罗夫）的修改演绎后，就成了无懈可击的人道主义经典。
（6）
没料到，能够来到克里米亚！
出发前我就决定：如果能到达克里米亚，我要在塞瓦斯托波尔、在久闻的第五稜堡上，读一读托尔斯泰。
坐公交，再从乌沙科夫广场换17路！我感觉那一天的自己，就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维加·马列耶夫。虽然结结巴巴，但说的是俄语，而且脸上可能都是小学生表情：“我想去马拉霍夫库尔干，对我这是第一次，当到了的时候，请您说给我……”
售票员是一位和善的妇女，她连声安慰我：“Я скажу，скажу（我说，我说）”。到了马拉霍夫库尔干站，她赶快示意我们下车。等我再回头时，她隔着车窗使劲挥手，给我们指着大门。
这里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稜堡，马拉霍夫库尔干。
修整豪华的公园，使人要费好一阵工夫才能醒过神来：这座小山的土壤山石曾被炮弹翻起，再与炸成碎块的士兵一起落下。不管人多么难以想象，这里曾名副其实地堆尸成山。在还没有“精准打击”的新式杀人技术的十九世纪，山岗被鲜血与火药搅拌得黑红泥泞。海军上将和普通一兵尸首叠压，数以万计的士兵被大炮炸死，双方兵士的遗体无法分开，于是一堆合葬。
克里米亚战争最惨烈的战场，如今当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顺着参观路走着，我心里并不能认同。在一条刀刃上筑起的帝国，当然要用无辜的死体做砖石。但托尔斯泰恰恰也在这锋刃上留言了，我从手机里找出《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不是这一篇，在前一篇即受到沙皇本人激赏并命令译成法文传向世界、还下旨保护作者的《1854年11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托尔斯泰曾这样写过：
一种更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在人人都会遭受到的九死一生的机遇中，以及在这种不断的劳动、熬夜和泥泞的条件下泰然地生活。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加官晋爵，或者在威胁之下，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可怕的条件的：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核心词是“对祖国的爱”。但是到了第二篇，在结论之前，那支笔虽还在犹豫，但面对成堆的死尸，它没有再顾及荣誉。曾经轻浮的年轻军官望着尸体，径自写下了诅咒的段落：
“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a
在热烈的爱国主义主旋律下刚写过沙皇眷顾的第一篇的年轻托尔斯泰，在面对漫山遍野的尸体时，思想在一刻裂变了：
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
……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拼命向要塞跑去。
小孩踢死尸，这一段一定来自他的目击。不只为恐怖的细节，而由于刺激的强烈。一旦笔尖触上了纸，他就坚决一气写下：
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像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在每个人心里……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
若是读者缺乏同质的体验，就不可能留意他的“祖国”与“英雄”概念已经被置换。从这一篇开始，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开始大步前行。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a
文末注明的写成日期是1855年6月26日。
这个时点，距伊凡四世攻克喀山的大征服起点，已经度过了帝国全力拓边、殖民体系完成的三个世纪。
战争是我们缺少的体验，却是托尔斯泰的摇篮。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在《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之中做到了。他的思想遗产：对不义祖国的诅咒，也就要公开了。
马拉霍夫库尔干山岗变了坟墓以后，侵略与进军没有一天停止。
“史诗英雄俄国人民”不知疲倦地大步跳跃。向高加索、向多瑙河、向黑海、向西伯利亚，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把他人的故乡一块块收入囊中。“新俄罗斯”的神圣国境，在十九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一遍遍刷新，帝国的统一实现了。
伏尔加河——它以前是“东方”和亚洲、世界另一半的界河。它浩淼的水流以东，绵延着塔塔尔斯坦、巴什基利亚、中亚细亚、蒙古利亚、西伯利亚、满洲利亚，甚至阿拉斯加。
“把世界分为两半”的这条大河，现在它是新帝国东进的起跑线。如今它流过帝国的脊柱，把工业化以后的大炮和铁轨、把哥萨克民兵和垦殖地农民，源源输送到河东的莽莽大陆。它不仅扫荡了“蒙古之轭”的宿怨，“功业”也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拔都汗的蒙古帝国。
扩张终于穷尽了整个欧亚内大陆。
在十九世纪终于闭幕的时点，像是要为母亲祖国的东部边境打上一个界桩，在1900年7月15日，帝国军民以“羞涩的祖国爱”，制造了一次灭绝人寰的黑龙江大屠杀。
我曾在《鞑靼海峡》中引用过，此文换一些段落再引用——明治天皇的近卫军官、后来当了志愿间谍的石光真清在他的四部作（《城下之人》《旷野之花》《望乡之歌》《究竟为谁》）第二卷里，目击了“史诗的英雄即俄国人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屠杀中国人的“史诗”：
俄罗斯的男子不分老幼，都被分配了枪支弹药。……突然，开始了对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清国人的抓捕。不问店主苦力，也不管是否为俄人所雇，一律从门里拉出来。干的是彻底的，哭喊的铺子伙计、俄人家宅的仆人，连手提什物也不得允许，都被毫不留情驱赶拉扯，赶进了支那街。哥萨克兵、警察和民兵包围住的清国人，大约有三千人。从下午两点禁止渡江到抓捕清国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小时，这对一向慢悠悠的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干得快。……不知多少人就地被杀，我看见的尸体就有五六十。这期间清国（黑河）那边完全没有打过炮来……
我们跟着的队伍在新布拉戈维申斯克停了下来，那时另一队人顺着扎亚河在走。东方天空赤红，黑龙江被映得像流着血一样。……到达后立刻被赶到河边，命令不许喊叫。接着兵士们挺着刺刀围上来，说是包围，其实对河水一面敞着，包围愈来愈紧，军官骑马指挥……河岸上人的雪崩开始了，纷纷被推搡着跌入浊流。哇哇的乱喊声一起，人全都疯了。推开人流往里挤的，踩着女人孩子只顾逃的，骑兵冲上来马踢刀刺，接着步枪一齐射击。喊叫声、枪声、怒骂声，实在就是地狱，无法用嘴形容。说是分成两队，其实差不多两千人被杀在一堆，被杀的和为了不被杀的，逃跑的，都是拼死的面相。挣跳的、奔跑的、磕头的、躲藏的，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宛若梦中，是疯子还是鬼？……把抱着孩子逃的母亲像芋头一般刺透，把小孩扔在地上踏烂，把被马蹄踩破头的少年和火烧般号泣的人用枪托砸死，把抱着腿先生先生地哀求的孩子踢翻再拖着扔进浊流——b
1900年的托尔斯泰正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若是知道黑龙江惨案的细节，若是知道屠杀中闪乱着俄罗斯移民的刀光——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对自己的小说《哥萨克》怎么评论？在殖民主义已经胜利、体制已经牢不可破的二十世纪肇始的时点，他思索的主题是什么？
那时堪称瑰丽的俄罗斯文化已然矗立。雄伟美丽的城市丝毫不让巴黎柏林，魅人的绘画至今人人称羡。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标识的文学处于世界顶峰。是的，面对如此文明，批判几乎噤口。“殖民主义带来进步”的定理，愈是在奴隶的嘴上愈是倒背如流。直到今天，代代殖民主义的受益者们换上晚礼服，去观赏天籁一般的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没有谁留意鞋底踩着浓稠的血。居然，谴责者是另一个帝国的马前卒，是下一代殖民主义的拓荒者。抛弃了俸禄孤身远投黑龙江、志愿“研究俄罗斯”的日本浪人大声质问道：
有着良心的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呢？人已经变成没有良心的野兽了么？
当枪托把孩子的脸砸烂时，自己的良心也一块被砸烂了吗？a
（7）
低贱者在歧视与压迫中，度过了三百年之久的磨蚀忍耐。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
几乎就在喀山陷落的同时，强迫改宗东正教的运动就被猛烈推行。“受洗礼者”一词转念为“克俩申”（кряшен），而且克俩申还分为 “老克俩申”和“新克俩申”。
有趣的是“老”（старый）对应的塔塔尔语是表述“未开野蛮”的kara（黑），而“新”（ново-）对应的译语恰恰是游牧民描述“文明成熟”的“白”（ak）！不知是存在转述的错误b，抑或是当年的小小恶作剧。但不论新老黑白，受洗者都是“隐藏穆斯林”，心从来没有变。就像在观音像背后刻十字的日本“隐藏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一样。
“克俩申”还严丝合缝地对应着西班牙的“摩里斯科”（morisco，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至于佛朗哥法西斯时代的口号“一个西班牙”（Espa a uno）对应着哪个词呢？不是别的，正是托尔斯泰反思的“祖国”！
列举洋文并非炫技——只缘妖雾又重来。
对“鞑靼之轭”报复的三百年开始了。1589年叙阶的喀山大主教宣布禁止新建及修复清真寺。 1628年敕令打击了塔塔尔农业，1654年明文禁止塔塔尔人在死后由子女继承遗产、而必须把遗产交给基督徒“远亲”，俄罗斯人改宗为穆斯林（即已经形式上改宗但又恢复原来信仰的克俩申）将处以火刑。1713年敕令要求喀山等地的穆斯林地主在六个月内或者改宗或者剥夺其土地。手段不胜枚举：隔离受洗儿童与父母、在修道院幽閉改宗者、五倍课税、长期兵役、奖励密告……c
塔塔尔人曾多次挺身反抗，也曾是普加乔夫大起义的参与者。但是当最终只剩下绝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东逃亡。在塔塔尔斯坦和乌拉尔，伊斯兰从城市宗教渐渐向乡村宗教转变。
欧亚内大陆历史上一个醒目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的东逃史。最后一波，可能是1918年以后塔塔尔、犹太人、尤其哈萨克的东迁。这是哈尔滨文化的注释，也是祁连山历史的一页。俄罗斯农民入殖者随即涌入，空出的肥沃黑土地令他们惊喜。他们填塞了主人的家园，并把这一段历史涂抹掉。
不道德的同化宛似强奸，它将生下以文化的批判为母亲复仇的儿子。所有殖民主义者都是顽固的同化主义者。但是，抹灭民族语和强迫语言同化的唯一而且再无第二的好处，就是让被压迫者获得双重的水平并使用压迫者的文字，揭露同化罪。
一代代启蒙思想家在塔塔尔人中出现了，操着娴熟的俄语。
在托尔斯泰一步跨过局限，让《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俄罗斯的启蒙新起点时，宛如喀山岸边的伏尔加河涨水，塔塔尔的启蒙也掀起了强劲的浪头。
必须提及，启蒙运动的发生仰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圆熟统治：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刚即位，便取缔了针对穆斯林专职压迫的机构。她倾倒于喀山的魅力，喜欢穆斯林情调，1767年在喀山她下令恢复清真寺。到了1773年她不仅宣布了帝国境内穆斯林的信仰自由，也废除了对塔塔尔传统行商的限制。最迟被帝国吞并（1783）的克里米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失去了国土却维持了权益，它的破灭要等到20世纪30到40年代的民族驱逐。到了1788年，新设的“全俄穆斯林宗务协议会”任命了穆夫提（法官），穆斯林获得了相当多的权利。1799年女皇的决定更惊动朝野：东正教对穆斯林的强迫改宗行为被严令禁止！a
于是启蒙的幕揭开了。三百年太过繁缛细密，就像对他们的受难史只作一瞥，我只能粗略掠过塔塔尔的启蒙史。
一代代先驱继往开来。马尔加尼被称为“塔塔尔历史学之父”，他历历细考俄罗斯大公们曾对蒙古的恭顺，考证鞑靼和喀山塔塔尔时代的贡献，解释伏尔加保加尔-金帐汗塔塔尔-喀山塔塔尔——这一连锁认同的意义。早年在布哈拉留学时对传统经学院的失望，使他决心扫帚一挥，讨伐禁止普通人讨论教法的“塔克力德”（taqlīd）谬论。
塔塔尔人掀起的思想解放深有三味。常见的教条言说被挤到角落，理性、现实、独立思考，是“笔直的正路”。马尔加尼的历史思想中闪烁着对鞑靼帝国征服的反思。对压迫的外部，他主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甚至说俄罗斯社会与塔塔尔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通”，它们有着“能够互相交换的长处”。他指出“通过对俄罗斯语言的摄取，塔塔尔人和俄罗斯人或许能达到不带偏见的互相理解”b。必须评价说：在语言同化的压迫中，在对语言同化勇敢抗击的斗争中还能摈除狭隘——这实在难能一见，它是人类反殖精神史的里程碑。
再如，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是继马尔加尼之后的又一代启蒙者的代表。他向原教旨主义的宣战更坚决。与保加尔无关，伽斯普林斯基是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他编辑的报纸《翻译者》，从1883年开始在克里米亚汗国旧都巴赫奇萨莱一直出版了二十五年。
他坚决批判盲从旧说的宗教教育，主张对经典真髓的理解。振聋发聩的“新方式”并非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他不仅有思想而且随之行动，经文学校——麦德莱斯在启蒙的风暴中，呼喇喇地坍塌着，成批地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新方式学校”如雨后春笋。
当然，伽斯普林斯基也成了老派毛拉阿訇的眼中钉。今天能看到一幅讽刺画，1908年第42期《毛拉纳斯拉丁》（即阿凡提）：伽斯普林斯基手里拿着的报纸上写着“翻译者”，对面一黑一白两个长袍教士，一个抡着大棒，一个举着鞋子，他们跳着骂着：“卡费尔”（异教徒）！“新方式是对教法的背叛”！
双方都没意识到：十九世纪末的“新方式”，开辟了塔塔尔各族的未来。人们曾忧心忡忡的“沙皇主义之下的文化经济双绝灭”，居然因教育的一线牵动，导致了民族的升华。
这段伟大的启蒙对塔塔尔已是过去，但对其他地方的穆斯林还急待展开。内涵尚远未深掘。在这次伟大的启蒙中，塔塔尔民族获得了升华。他们怀念苏尤姆别凯女王，但并不鼓动为她复仇。他们从不畏惧牺牲，但敢于放弃冤冤相报。只消打开寺门和允许传统，他们就能满足。他们是穆斯林，即便自卫中也禁止过分。他们是游牧民，比起国界变迁更在意亲人的团聚。他们早从自己卷入的帝国遭遇中懂得：吹嘘昔日荣光是愚蠢的，复国主义是最危险的路。
历史终于沉重地翻页了。
至二十世纪前夜，1897年喀山县会读写的塔塔尔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人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被驱逐到外布拉克渠贫民区的塔塔尔人，在文化上已经能与俄罗斯人并肩对话。1906年第一场塔塔尔语话剧在喀山上演，而塔塔尔语报纸早已问世一年。到了1916年，“新方式”学校在全俄已达五千所。随着教育改变，一切都跟着变。文學、戏剧、风俗、妇女、报刊、印刷，喀山在跻身俄罗斯名城同时，也不露声色地变成了欧亚内大陆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它的故事在远近传诵，渐渐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并肩，四城媲美。噢——就在这一背景下，我读过汉译本校样的《东方五史》手稿，从塔城装上了驼队的货架，穿越沙漠，远赴喀山印刷。
当喀山与克里米亚的塔塔尔知识分子掀起启蒙的巨浪时，托尔斯泰也抵达了一个作家可能的辉煌顶点。在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炫目巨著之后，托尔斯泰在激烈的转变中，也意识到启蒙的意义。
穷人的悲惨无助、司法的存在荒唐、暴力的永远危险、宗教的侵略潜质、私有的万恶原罪——这是托尔斯泰总结的人类社会几大病灶。
他针锋相对地开始了长久的，对国家主义的讨伐。他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他对着俄罗斯大声疾呼“摆脱对国家，对祖国的迷信，不再对任何暴力政权唯命是从”。这种彻底的号召，提升了整个俄罗斯人的水平。因为“一旦人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旧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开始。”a
托尔斯泰主义诞生了。
彻底自由的个人，可能达到罕见的高度。在日俄战争中爱国主义还曾被突然唤醒，“听见亚瑟港（旅顺）沦陷时他哭了”b——但很快，托尔斯泰“对拒绝服兵役的情况极其感兴趣”，他的飞跃是坚决的：他反对参军，“拒绝学杀人”。在他那颗伟大而敏感的心灵中一种思想矗立而起，即“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c。
他一步从顶峰跳下，沉入朴素。他较真地为工农和儿童编写启蒙读物，这就是被整个世界称道、然而模仿不能的《识字课本》和《读本》。我最吃惊的是：对理解过去和警示未来特别重要的两部——《高加索的俘虏》和《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都收录在《读本》里，供工农和儿童阅读。
我联想着塔塔尔人的故事。
他们是在殊途同归么？这是两种不同的启蒙么？比较两者虽然有趣，但不容易。
二十世纪塔塔尔启蒙者的谱系中，有一个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穆拉努尔·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可能曾企图沟通两种启蒙。他先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后来在彼得堡上学时，发表的论文里出现了“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概念。他被学校处分的1910年，正值彼得堡民众悼念托尔斯泰逝世、要求废止死刑。受了托尔斯泰的感染，瓦希托夫的视野已经不仅停滞于自己民族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全人类的爱”。甚至在1917年他充满信心地宣言：未来的塔塔尔斯坦，将是亚细亚革命的跳板！d
而托尔斯泰的营养获取，大概不会经由精英渠道。一个非常特殊的细节被托尔斯泰研究者李正荣留意了：
俄国人传统的襁褓，很有东方色彩，总是用绷带把婴儿紧紧地裹在里面，据说是为了扳正婴儿的骨骼。小托尔斯泰一生中第一个记忆就是被捆绑着的感觉。他想把胳膊伸出来，却做不到……e
我读到时惊愕得瞠目结舌！这是我在乌珠穆沁熟视无睹的蒙古习俗。它让人浮想联翩，蒙古-俄罗斯的血液居然这么深地交融……
婴儿被捆进的木架叫作“乌里给”（ulogi）。它曾给无数怀念母亲的蒙古诗歌以灵感：长调《修长的青马》里，有“用了杨树的木头哟，做了乌里给的是阿爸”的句子。托尔斯泰的潜意识，或许循着一声来自襁褓的呼唤。
当帝国的疆土抵达了大陆尽头，当他自己也抵达了思考的尽头并决意选择朴素的启蒙之道时，“鞑靼”给了他灵感，补充了在喀山擦肩错过的知识，写成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
这一篇，从思想到形式实在太过超前了。
他的表达高人一等。隐藏在儿童读物里的道理那么明快、诙谐、好懂，以至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听完了有趣故事就忙着跑去玩耍——而今天终于不得不花费力气指出：这一篇著作，把欧亚内陆游牧民的价值观，置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另一极。
就像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在批判日本幕府对虾夷-爱依努的殖民主义征服时的揭露，在《旧约》该隐残杀胞弟亚伯的故事中藏着人类古老的基因。该隐的农耕缘起中天性追求土地占有，改造自然。唯因此，疆土扩张、私有制与国家、帝国霸道都随之而生。而其兄弟亚伯的游牧传统却惯于与大自然共存，尤其不在意土地的私有。板垣雄三的揭破一针见血：
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的兄弟相杀，是人类最初的杀人事件。杀人犯是农民这一点，暗示着农业的攻击性。a
这一论断是看透殖民帝国的聚光镜。托尔斯泰虽然把这一思路延展，把俄罗斯农民也划入“亚伯”之中b，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表明，他的晚期思想其实在向游牧民的思维倾斜。托尔斯泰以下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古人用“Mиp Bаm”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在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c
古人以Mиp Bаm问候——这与穆斯林的问候语“平安（和平）给您”一模一样。问候中不仅使用“和平”而且它“永远是最高幸福”——在托尔斯泰的表达中，能读出他自高加索以来积蓄的体会。
而塔塔尔渴望的是民族的救亡。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宗教，不过不是托尔斯泰式的天马行空。也是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帝国，由于帝国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肩上一个共同体的负重，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
我没有概括他的资格，但我猜他可能喜欢童言无忌的议论：由于他以一个巨人的个体投身，因此伟大的历程完成了;也由于思想者只是个人，他没有实现与民众的同在。
当托尔斯泰迷恋于独行，思想里的空想因素逐渐增多时，不空想的人却在参考他。这才感人：那些异族人，那些游牧民，他们都信任托尔斯泰的真挚，认定他是自己的导师。
至于我，一直到了此刻，蒙古、俄罗斯、托翁、帝国，才终于像走马灯一样，旋转了它们的一周。
一次俄罗斯之旅牵动了半生的求知，该满足呢，还是遗憾？
我总觉得在兴奋与疲惫之间，还缺少点什么。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我想向这个少年憧憬的国度求索的，是一种有着炽热的个人魅力、又与民众荣辱共命的存在。
（8）
就在托尔斯泰因一夜阑入乞丐收容站，突然目睹了底层的极度贫穷而导致思想激烈转折的1881年前后，一个重要的人物诞生在塔塔尔斯坦——
他就是穆斯林共产主义者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et Soltan-galiev）。
苏尔坦·加利耶夫是“新方式”教育革命后涌现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父亲是督促他掌握俄语的第一人，但入学喀山塔塔尔师范学校才奠定了他的知识基础。他曾立志文学，翻译过托尔斯泰，也用塔塔尔文和俄文发表作品。耳濡目染的母语，苦难深重的民族，逐浪而来的先行者，都给他以启发。而他迎头撞上的，是革命的風暴。
塔塔尔之花在动乱中逆风绽放。二十世纪已过十年，沙皇已然消灭，革命突兀降临，苏尔坦·加利耶夫被呼之而出，以一个人的天性翻开了俄国革命与穆斯林历史上罕见的一页。
他逐一参与了帝国与民族的政治巨变。从一个塔塔尔民族青年，到一个志在亚洲解放的思想家。列举挂名的职务多少可见他的历史位置：红军总政治部东方局长、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会委员、联邦土地委员会议长——人们感到陌生，中国更不知道，苏尔坦·加利耶夫处于列宁时代红色权力体系中穆斯林的最高点。但他的志向，是发掘伊斯兰内藏的平等与社会主义底蕴、把它与共产主义的世界思想结合。
多少与中国抗日战争时的局势相仿佛，当“民族自救”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时候，必须正视民族压迫中人的真实生存，提出自己的思想。苏尔坦·加利耶夫不仅从塔塔尔的痛苦体会、而且基于各少数民族的现实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本身，就具备“无产阶级性”的命题。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分割已经完成的时点，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解放的一致性。他同时把伊斯兰定义为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中“受压迫的与抵抗的宗教”。他反对恣意破坏传统、拒绝滥用暴力斗争。他批判的彻底性，当时和者盖寡，现在令人惊奇。
巧的是，对这一点托尔斯泰也怀着同感。他说，“我认真地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可以通过《资本论》的考试”，他接下来的批评尖锐得似乎离群，但也许又是道理被他一句说破：“使我惊讶的是，他把十分普通的东西讲得相当复杂，相当深奥，让人读了很不舒服。”a
百年之后，这些观点正被世界逐一地重视或认同。苏尔坦·加利耶夫当然不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是，或许他比起托尔斯泰，瘦弱的肩头还扛着一个民族的重负。在暴力至上的革命中，如此勇敢的揭破和鲜烈的选择，使他每一刻都冒着被划入异端的威胁。何况他不仅只属于塔塔尔一个民族。在饥饿的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到布哈拉的各种民族主义、在胜负未卜的战争血影中，他既然敢宣言“穆斯林共产主义”，就命定避不开凶险的结局。
“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民族的”是斯大林的著名论断。但是当对付异己的时候，民族的形式便被问罪。祖国、前进、胜利——所有沙皇时代的口号都被打磨成嗜血的矛头，对准一颗赤子的心脏。
今天已经有了琢磨的余裕。今天我们已能读出，他一点都不狭隘。
他的思路，他们的思路，与热土农耕的农民不同。
游牧民族热爱的家乡一词，蒙古语“努特格”（nutug）和突厥语“亦勒”（il）以及阿拉伯语“瓦坦”（ /al-wa an），都与资本主义的概念“国家”不同。“家乡爱源于信仰心”b，但家乡并非森严边境。尤其塔塔尔，正是由于帝国历史的拨弄，他们才不仅三百年背负加害的罪名，还丧失了自己爱恋的家乡！
特有的思维，受难的过去，引导了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寻觅和选择了“穆斯林共产主义”。
旧苏联解体之后档案大量公开，苏尔坦·加利耶夫成了一个研究的热点。这个人群中的这个人，他思想的锋利和实践的热情，深深地吸引着我。
鬼使神差地，我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
真实的苏尔坦·加利耶夫和文学形象保尔·柯察金之间，有一种难言的类近。一个塔塔尔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都有一种单纯和炽烫的魅力。作为人，他们身上的鲜烈异色，把常见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他们都失败了，但惟有他们引诱着渴望进步的新人。这种魅力，震撼着在地球上迷茫寻找的青年，更否决着自私做作的文学。
读者已经猜着了：苏尔坦·加利耶夫先是被投入卢比扬卡监狱，再被不动声色地抹杀。由于对他多角度的污名化，今天甚至在喀山，即便在他的母族同胞中，知音和理解者也不多。您说什么？伊斯兰的共产主义化？今天谁听着都只觉匪夷所思。
在喀山国立民族博物馆，互报家门后讲解员对我们非常热情。
那和善的塔塔尔女人见我对油画《伊凡雷帝攻占喀山》感兴趣，连声催促我照相。“请吧，请吧”，毫不在乎对拍照的限制。但是当我问哪儿有苏尔坦·加利耶夫，她满面茫然。玻璃柜里只有一张小小的苏尔坦·加利耶夫手迹，是我自己发现的。
被德国纳粹杀害的一个诗人铜像，矗立在喀山克里姆林的正门。喀山显然不太认同苏尔坦·加利耶夫，我们找到了以他命名的广场，但那里没有雕像。在暮霭中苏尤姆别凯尖塔如一幅剪影。我们离开了喀山河岸，放弃了寻找。最忠诚的儿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许是世间的常象。
但是思想和魅力，从来不以名誉的多少衡量。
苏尔坦·加利耶夫对旧式马克思主义中的欧洲优越、对其中“东方主义”的批判，他努力发掘的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他慧眼独识的麦地那共同体（乌玛）中的社会主义蕴藏——如预言般的启蒙，使一代代人被启发。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领袖、阿尔及利亚首任总统本·贝拉曾说，是苏尔坦·加利耶夫的思想影响了他和阿尔及利亚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实际上也是对西方起源的赤色原教旨主义的批判。
当代重要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学者、把弗兰茨·法农的《大地上受苦的人》译成波斯文的沙利亚提（Ali Shariati），在一系列观点上都与苏尔坦·加利耶夫相通。最有趣的部分是，与托尔斯泰写给儿童的故事《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相似，也与板垣雄三一致：他也剖析“该隐与亚伯”，追究农耕与游牧的本质。
最被视为异端、但最有意义的苏尔坦·加利耶夫命题，是他提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英特那雄纳尔”。最简短的概括，当然是他自己的话：
为实现这壮大的理想，必须把殖民地的地区统合在一个单独的殖民地英特那雄纳尔之下。它将是共产主义的，但又自立于第三国际之外。因为第三国际也和其他国际一样，身处与自己对立的工业社会的统治之下。而殖民地英特那雄纳尔，将包容受压迫的一切人民。a
在莫斯科几次坐地铁7号线。在去铁匠桥站的路上，一个蒙古朋友指给我：那座大楼就是卢比扬卡监狱。
苏尔坦·加利耶夫的思想是革命催生的，但革命营垒的蛀虫不能容忍这种堂堂的异端。他被投入这座臭名昭著的监狱，从此渺无音讯。他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大约在1940年被害，但是沒有留下遗体。
篇幅已经太长，不能再详述他的思想。如果挑一节明快些的段落给读者，也许这一段比较合适？
克里斯托·哥伦布！这个名字被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由衷喜爱赞叹不休。但正是他为欧洲的掠夺者“开拓”了通往美洲的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对“土著”美洲的抢夺、破坏和荒废中各逞一能。它们在“土著”美洲的牺牲之上建起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在它们那些蹂躏者做出的残虐行为面前，连帖木儿或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对欧洲的侵入也黯然失色！……
“爱和平”的现代美国人和为了创造“进步与技术”的富裕“大都会”文化，有必要让数千万美洲原住民和黑色非洲人死灭，把出色的印加文明从地上斩草除根。芝加哥、纽约以及“欧洲化”的其他美国都市的摩天楼雄姿，是在被不人道的种植机折磨致死的“美洲印度人”和黑人的尸骸、以及被毁坏净尽的“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起的。a
留意苏尔坦·加利耶夫的措辞，能察觉他已经与“成吉思汗的蒙古诸汗”一划两界。这一思想意味着：塔塔尔拒绝汗国情结，不选择复国主义。
正是塔塔尔人才懂得，帝国的铁蹄一旦践踏了人心，它的罪孽将要由几代人背负。一直向东数：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失败最惨的是日本帝国。没有几个塔塔尔人还怀着大漠铁骑的乡愁。轮回的帝国，像马蹄踩过的水洼。最是塔塔尔才感受痛切：帝国徒增烦恼，就是它招致了劫难。
祖国、胜利，这些俄语课的第一批单词，如今我听出了蛊惑的语感。还有，包括宗教。以神圣的名义杀人，如托尔斯泰所说，“它们令人毛骨悚然”b。
苏尔坦·加利耶夫如一道划过黑夜的彗星。
一旦怀抱着国际主义，就会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分袂。在他的实践中，充斥着与从阿塞拜疆到巴什基尔、从哈萨克到塔吉克——各色各式民族精英的争执纠葛。不仅仅他，在那个与帝国主义抗争的二十世纪早期，一大批革命家都曾与布尔什维克联手，但不幸撞上了帝国式的蛮横。
于是人们对理想不以为然。以为穆斯林与共产主义结盟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恰如研究他的书题。苏爾坦·加利耶夫成了一个隐喻，一种“被抛弃的梦想家”的代名词。
他踉跄跌倒于历史的血污中，当然无法获得托尔斯泰式的喝彩。
但我不愿抑制对他的同情，虽然警惕着他内含的悖论。难道国际主义有一种不可实践性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资本家的铁板一块！我从来不浪言否定。面对不义横行的世界，他的思想是一条重要出路。它会像大海潮水一次再次袭来，并不因人的赞否而停止运动。
渺小的苏尔坦·加利耶夫在强大的暴政前消失了。而伟大的托尔斯泰却在人类的传诵中永生。这暗示着一种什么道理呢？在俄罗斯读着他们的文字，心里涌起异样的感觉。
（9）
临别那天，喀山落着小雨。
沿着当年隔开塔塔尔棚户区的布拉克渠，我散着步，数过一座一座清真寺。俄语把清真寺叫作“篾切齐”（мечеч），车站篾切齐、牺牲者篾切齐、接着是篾切齐·努伦拉，紧挨经学院的篾切齐·伽里，再一座不知名的篾切齐……还没算上最出名的篾切齐·马尔扎尼。
在篾切齐·努伦拉门口和人搭话，一个老汉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进门去。他告诉我塔塔尔斯坦现在有1500座清真寺，光是喀山市就有85座。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神情，“我在乌兰巴托……我士兵”，他曾是乌兰巴托的驻军，会说一点蒙语。我们一块度过了一个黄昏，告别时拥抱着，用蒙语互道了“巴依尔太”（再见）。他的神情神秘甚至快活。我不由暗自盘算，若是能再来喀山和他一块过两个月，会有很大的收获。
和塔塔尔人在篾切齐的殿上肩并肩紧挨着，心里的感觉，不知是怅惘还是留恋。我忆起“米拉”，只觉得恍如隔世。人群内部的少数自治——那是一个飘渺的梦。如今人们懂了那是一种并不落后更未必野蛮的共存，但回去太难了，而且只剩下一条路：民主的小径。
该告别了，已在机场。
漫步走着，看见了一座中亚式样的钴蓝色拱门，招牌上写着“узбечка”。无疑它是乌兹别克的，问服务员，那憨厚的姑娘回答说：是的，我是узбечка！于是我猜这个店叫作“乌兹别克姑娘”。饱餐之中我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到处都有清真餐，这是一个民主的记号。
我吃着，回味着出发前带来的念头：无边的原野，鞑靼和喀山，托翁的指导，帝国的陷阱。是的，在这最后的一站，在这文章的结尾，该对他们写几句祝福。
俄罗斯人显然在呵护他们的民主。每辆汽车都为过马路的行人停住。涅瓦大街和红场旁，民间艺人的演奏让人入迷。我喜欢在街角，随意散漫地一眼望去，和我的环境作些比较。一次次观察后我还是确认了：经过了民主化之后，这个文明的骨架坚固，哪怕帝国的旧债沉重。
一种新鲜的希望，否决了那么漫长的过去，她抽枝发芽，像艺术一样令人称羡。
那天为了寻找布拉克渠，结果迷了路。
但那条渠是从现代喀山市剔露出古代的标志，当年喀山陷落，塔塔尔人被驱逐于布拉克渠之外，然后才是三百年的苟延残喘。1917年革命后，一度还曾有一个“外布拉克”自治共和国愤而独立过。
小雨沙沙，从篾切齐·努伦拉出来，在古旧的建筑里转着，旁边是一座东正教堂。天色已晚，该抓紧了，于是我拦住一个刚从教堂出来的女人问路，还是维加·马列耶夫的句式：“对不起请问，在哪儿有布拉克渠？”
那俄罗斯女人想了想，然后领我们大步走。我的句子让她明白，说清楚很麻烦。走了两条街。这么远！我想为耽误了她道歉，但没那么多单词。她表情坚毅，大步走着，不管雨下大了。我直觉她知道我是谁，更知道我刚从篾切齐出来，正因此才要帮助我。
到了地方我满怀感激，但想说的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她，我真高兴，因为目击了塔塔尔人与俄罗斯人的亲切相处。我想说，只要我们都有这样对别人的好意，只要我们……但暮色已浓，雨脚更密，我只说了一个“大的谢谢”（спасибо болъшое），像一个没说出的祝福。
那首姐姐唱的歌，题目原来是《乌拉尔的山楂树》。它遍布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在那里开着白色的花。
帝国全都灭亡了，只留下人民和植被。
我决定以后接着读《Витя Малеев》，哪怕未必再来俄罗斯。我有个野心，想抱着原文念一遍《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哪怕念得结巴。
是的，这就是鞑靼或蒙古，我游牧的尽头，我求学的起点。从乌珠穆沁的草原开始，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穿越了欧亚内大陆抵达了伏尔加河，如今它教给了我最后一课：
骄横的帝国只留下仇恨，失败了才懂得尊重他人。
初稿写成于2020年元旦日
改定于2020年3月9日，疫中
a 在蒙语西部方言中h念k，与书面语一样读成kerem。意思是“圈、院、墙”。
b 《拔都汗》，В.Г.Янчевецский著，乌恩奇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a 或可参阅拙作《黑山羊谣》与《错开的花》。此外，比如青海的土族自称“查干蒙古”（白蒙古），其实是他们从事农耕的自叙。
a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社会、文化」，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4年，p.60。
b Salām，穆斯林问候平安的话。
a 《中央アジア蒙古旅行記》，護雅夫译，桃源社，1979年，p.13。
b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蒙古帝国与西洋），p.103-107，东西文明的交流4，平凡社，1970年。
c 而日本亚细亚主义中的进步部分以及左翼，与之大不相同。参见《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日文版《批判の刃を己に：日本と中国》，亜紀書房，2015年。
a 指巴格达的哈里发贾法尔。
b 家岛彦一译注：「イブン·ファードランのウォルガ·ブルガール旅行記」、（伊本·法图兰的伏尔加-保加爾旅行记）1969年，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双書2，p.39-40。
a 俄语单词крестьянин含义同时是农民与基督徒。它的同源词几乎都是基督教术语。游牧民用这个词称呼农民时的心理很有趣。一个可供比较的例子是：天山北麓的蒙古牧民称南疆北上的维吾尔人为“塔兰奇”（蒙语：农民），后来清代文献中的“塔兰奇”就是伊犁维吾尔人的官方称谓。
b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这一篇也不喜欢。见托尔斯泰的长子谢·李·托尔斯泰回忆录：“父亲不太推崇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契萨拉依的泪泉》《高加索的俘虏》……”，收入《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p.307。同书p.413，波利瓦诺夫夫妇也记载了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批评：“就拿普希金来说吧，他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东西。给他塑了全身纪念像，他站在广场上……您去向农民解释这个塑像的意义和普希金为什么值得竖立塑像吧。”
a 伊藤定良：「近代ドイツの歴史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マイノリティ」（《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少数族群》），有志舍，2017年，p.56。
b 同上注，p.207，盖沃尔克·弗里茨一名仅据日文（ゲオルク·フリッツ）音译。
c 语出1914年10月4日由93个著名文化人连署的《告文化世界书》。同上注，p.178-179。
a 《托尔斯泰传》，莫德著，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p.54。
b 《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77，山内昌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
a 《托尔斯泰传》，莫德著，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社，p.67。
b 同上，p.69-70。
a 吃饭用手抓，被传为“逊奈”（圣行）。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p.328—330，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
b 《托尔斯泰传》，p.130。
c 《高加索的俘虏》，适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p.56。
a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上》 p.109-1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a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上》，p.158-164，芳信译。
b 《旷野之花》，p.34-40，中公文库，1968年。
a 《旷野之花》，中公文库，1968年。
b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
c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60。
a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62-64。
b 同上，p.85。
a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01、506、507。
b 《托尔斯泰传》，徐迟译，p.917。
c 同上注，p.812。
d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132-134。
e 李正荣：《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p.25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a 《響きあうパレスチナとアイヌ，第一回反植民主義フォーラムin北海道》，（巴勒斯坦与爱依努的共鸣——第一次北海道反殖民主义研讨会）2005年8月28日，札幌市教育文化会館，p.95。见拙著《鞑靼海峡》，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b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43。
c 同上，第15卷p.553。Mиp Bаm，阿拉伯语 ? ? ? ? ? ? / alSalām ‘līkum（祝您平安、和平给予您）。
a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77。
?标题a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p.324-325。
a 《イスラムとロシア》（伊斯兰与俄罗斯），p.37-38。
b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93。
责任编辑 季亚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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