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喆

　　

一

　　下午四点多钟，我大姐的女儿李春霞打电话说姥爷骑三轮车摔伤在公路上，七孔流血，怕是不行了。

　　我父亲童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与大四岁的姐姐相依为命。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等来了翻页的机遇，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日子一步步地好转了起来，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也仅仅是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层次上，想甩掉贫穷，过上好日子，只有背井离乡去打工，到城市里去一条路可走。

　　2004年夏天，五十六岁的父亲和母亲一起跟着哥哥去了秦皇岛。哥哥已在秦皇岛干了四年，那时的秦皇岛跟深圳一样，到处奔走着外地务工人员，大多是河南老乡，有的人进厂，有的做早餐，有的做夜宵，也有的开了小酒店或超市。我哥嫂带着父母分成两个摊位，他俩管一个早点摊儿，卖稀饭油条；我父母的摊位是夜间烧烤，相隔半里路左右。秋冬季节，冰霜雪雾，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我父母每天凌晨起床，去鱼肉市场批发新鲜的鱼肉鸡肉等，剖鱼洗鸡肉，半个冬天下来，手上长满了冻疮，鼓鼓胀胀，又痒又痛。还有时，不知哪来一群混混，不是吃一堆烤鱼烤肉扬长而去，就是故意打翻我父母的摊子，身患高血压的母亲被气得几次晕倒在地。

　　到春天，父亲开始咳血，他不敢吭声，怕哥嫂责怪，怕花后人的钱。那时候我们村里还农合医保，父母手里也没有积蓄，就一直拖着，直到我的大侄女宝玉从哥嫂那里过来玩时，发现她爷爷吐了许多血，哭着跑回出租房偷了我哥嫂的一千五百元钱，才连拖带拉地和我母亲一起把父亲送进了当地医院，拍了X光片检查后发现肺里长了个大肿瘤子，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尽快手术取出化验。我跟现在一样慌了，蒙了，害怕一个转身，不到六十岁的父亲会离开我们。那时候白天我坐在枯燥的办公室盘算着各类数据，晚上去给老板的小蜜洗衣服，天天三点一线，工资不高一千一百元左右，加上洗衣服的一百五十元，每月收入一千二百五十元；我老公在车间当主管，有一千六百多元，我们的日子过得小心节省，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只在地摊上买点家用日常，一想到家里还有一块地皮，已备好水泥沙石，正打算起地基盖房子，就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恨不得天上掉下钞票来。

　　我天真地以为，我的父母，公婆，家人永远都不会生病，大家天天吃饱，健康安稳的日子就会如期地往前走，不起一丝波澜涟漪，生活就像是我手中的棋子，兵马将卒炮车全由我调拨。那一次我在内裤上缝了四千元钱坐火车，如今我是怀揣着四千元现金，微信里还有四千元；那时除了那四千元，其他的钱全部交给了公婆盖房子，现在我手上还是只有这么多钱，依旧没有一分存款。家里平日用度与人情往来，每个月为儿子还房贷车贷，已经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

　　我刚大学毕业的儿子在信阳打工，三千元不包吃住。作为“打工二代”，兒子这一代人多少享受了父母积累的所谓“财富”，不再为房子操心，他们要玩耍吃喝，无意识中又成了“啃老”一族。

　　十二年过去了，生活的大山依旧压在我身上，丝毫没有移位。一切似乎还在原地打转。我们历尽艰辛与困苦，费尽所有的积蓄，依然像蜗牛一样没有移动半步。

二

　　挂断春霞的电话，我就急忙打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我说，浑身是血的父亲醒来后怎样都不肯去医院，我知道父亲怕花钱，怕儿女责怪。此时请了一辆面包车赶来的大姐夫李文万竟要求车主把父亲又送回村子里。父亲被扶到床上躺着，七孔的血还在一阵阵地往外流，但意识还是清醒的，气若游丝地叮嘱李文万说：“你……先……回去，等过两天……你再来挖个坑把我埋掉。”

　　母亲在那边说着，我在这边一边流泪，一边打断了她，让她赶紧把电话递给李文万。

　　是的，没错。我在母亲的面前直呼大姐夫的名字李文万，我们中间隔着近十四年的冰冻河流，我从来未曾跨过这条河流，一直以来，都是路过他的家门而不入。而今因为我的父亲，我不得不重新称呼他，让他赶紧把爸爸送进县医院。

　　李文万一再重复说父亲不去。我带着哭腔吼道：“爸爸摔傻了，你也吓傻了？马上把他送医院，越快越好，他若不肯上车，你们把他抱上车去。”

　　“我——我没有钱……”李文万终于窘迫地说了出来。

　　这个叫李文万的男人当年是何等意气风发！他用最时兴的凤凰牌自行车娶我大姐过门，抓住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承包了方圆几里的一口大河坝、天天出水的肥美大鱼，助长了他的财大气粗。李文万在我大姐养儿育女一日比一日烟熏火燎之时，在外边包养起了情妇，差点抛弃了糟糠之妻……如今他却已如此的落魄，连个急救的钱都没有，在五十多岁的现在，捡别人丢掉的田地，拼命地种水稻油菜小麦，妄想种田发财，填补那些年养情妇与赌博的亏空。

　　从李文万身上，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农村一些暴发户的痕迹，他们没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文化，手上一旦有了钱，慢慢就飘飘然不知姓啥名谁，唯我独尊起来，骂老婆，打孩子，浮躁自大，一旦时机成熟，就找外遇换老婆。这种现象不是个案，我隔壁冯姓邻居，有一双儿女，和妻子感情也好，去深圳打工当了经理，口袋钱多了起来，就把留守在家的老婆与孩子抛弃掉，与工厂的年轻文员走到了一起。

　　我顾不得在电话里骂他，只是急吼吼地让他先送父亲去医院，我马上通知二姐送钱过去。这么多年来，二姐两口子一直在本乡镇，天天倒贩鱼虾鸡鸭送往市区，吃尽了生活的苦头，风吹日晒，硬生生地把二姐整成了非洲老太婆。从表面看她家里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金条子大耳环大镯子晃得人眼花，不但给大学毕业的儿子在珠海购了一套房子，从去年开始又供起了第二套房。

　　二姐听说父亲摔得不行了，马上带着钱请同村的司机一路开车尾随大姐夫也进了县城。二姐、大姐夫，以及前来帮忙的小舅，把父亲送进急救室，在走廊上等待结果。二姐在电话里一次次叮嘱我：“我天亮还要做生意，你姐夫身体也不好，一个人吃不消，要是停掉了，客源会跑掉的，咱哥要是不回来，我也不管了。”她口无遮拦地说着，全不顾小舅还站在一边。

　　我曾经以抱怨甚至不屑的眼光看待过二姐，但后来，我从心里原谅了她。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缺乏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她有儿子孙子，要还房贷，也曾饮下过许多的苦水。二姐夫李玉斌从小没母亲，他父亲拖着一串六个孩子，蚂蚱一样在生活中一下下地蹦跶着，饱一顿饿一顿的，二姐嫁过去后，一起起早贪黑种田种地也改变不了贫穷，夫妻俩跑到苏州打工过程中受了些启发，回家后就成了“倒爷”，历经许多艰难，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我哥嫂还滞留在秦皇岛，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开机，他在电话里很是生气，说：“老头子肯定吃了酒，否则哪能摔这么重？我生意怎么办？我一走你嫂子一个人干不成，一旦停下来客源就全跑走了。”

　　他的理由跟二姐一模一样的。他依然在做早餐，卖稀饭、豆浆、油条。三十多年了，由于哥嫂家只嫁不娶，又没有购楼房，所以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进不出。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自己没有儿子，没有安全感。一心一意想养老，过得还是那么节省。

　　铁道两旁的风景很美，可我没有半点心情。我还在微信群里跟哥哥吵，让他快回来。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我生硬的语气。我一行行地述说着我的理由：父亲卧床，作为女儿天天擦屎倒尿倒是无妨，但我一个女人哪来力气抱着换床？哪有力气推着急救床楼上楼下化验检查？妈有高血压，根本不能干这些力气活儿，更何况父亲现在还生死不明，她的心都碎了，万一再累倒了，岂不是雪上加霜？

　　再说大姐与大姐夫吧，先不管田地农活，两个孙女在读学前班与小学，要天天接送，怀里还有一岁左右的孙女离不开大人，两个儿子儿媳，一家北京一家上海，一家卖早点一家建筑队帮工，为了自己的家，哪一个不也是累死累活？

　　“农村人，光靠那点田地是无法养活一家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实话。在生存与贫穷面前，都把小的托付给老人，自己远走他乡。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代代成为留守儿童，代代有留守老人。它像一枚标签，与胎记融合一起；更像某种基因代代遗传。

　　每家都有每家的理由。在父亲的护理问题上，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变得理直气壮。父亲从急症室推出来已是午夜十二点，诊断结果是脑壳骨折，胸骨折，脑瘀血。护士一瓶接一瓶输液，并叮嘱我二姐：“今晚不能睡觉，每隔十分钟拍打一下你爸，看他眼皮子动一下才可以停下手。”

　　是的，父亲不能睡。只要一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了。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二姐不敢怠慢，一整晚都在拍打着父亲。

三

　　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我到了县人民医院，正赶上二姐与母亲，好心的贺大叔，帮忙把神志昏迷的父亲从七楼推到一楼进CT室。父亲躺在白色的急救床上，脸色蜡黄，身子半裸，一动不动，任凭我们托在被子上搬来搬去。他的耳朵、鼻孔、嘴巴，偶尔还会流出血来，血条子糊在嘴里耳洞里鼻孔下，浓重的血腥味熏得我差点吐出来。医生一再吩咐不能扶他起身，屎尿都要躺在床上处理，头三天不能给他吃喝。

　　二姐的电话响个不停，她不耐烦地挂断，对方较劲似的又打回来。电话里的声音也不小，是二姐夫李玉斌在跟她爭吵，要她回去。

　　早上五点多钟，二姐打电话让住在县城的小舅到医院来顶一下班，说自己的衣服全是血与汗臭，守了一夜，要回去洗漱一下再来。小舅信以为真，吃了点早餐赶到医院，可是一直等到午后，饿得前胸贴后背，再也不见二姐的影子。小舅这时才明白我二姐是回乡下的集市贩卖鱼虾去了。他打电话把我二姐臭骂一顿后，又喊来同在县城的三舅来守着我父亲输液，这才下楼吃点饭。

　　下午两点钟左右，二姐从市区赶了过来，站在CT房门口，跟我絮叨起这些，我母亲直摇头。她双眼红肿，头疼。从过年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没想到我与母亲的这次见面，竟是以悲伤面对彼此。

　　推着父亲回到七楼的病房，他皱着眉头依然没有清醒。二姐急急忙忙地把医院的收据、CT片全部交代与我。母亲跟她一起离开了医院，乡下家里没人，母亲不放心。

　　输液在父亲的手背上急促地流进他的血管，他的呼吸微弱，仿佛还夹杂着叹气声，除了这些，再没有任何言语意识。晚上七点多钟，哥哥忽然在微信群里说回来。在哥哥能快速决定回来这件事上，我知道三个侄女有很大的功劳，在日后的电话中，她们也毫不避讳。三个侄女在幼小时都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对爷爷奶奶的感情自然深厚。大侄女读到初二，因为学习不好，就到秦皇岛给哥嫂帮工，如今嫁给同乡，也在秦皇岛卖早点；二侄女初中没读完就下学了，不擅长与人沟通、自卑，长期盯着手机，十七岁那年跟合肥的一个网友网恋，哥嫂差点把她的腿都打断了，她直接私奔与现在的丈夫去上海打工，生下的女儿又成了留守儿童；小侄女小学五年级时才到我哥嫂身边上学，目前高中在读。

　　算下来，我们家三代人都在以打工的方式谋求着生存，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也无从去改变。

　　与父亲同一个病房的还有两个病号。靠门边一号床是八十五岁的周大爷，前来护理照顾他的是他退休在家的二女儿。闲聊中周大姐告诉我她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头部摔伤了。已经五天了，一直没人来跟她换班。她在言谈中不停地抱怨嫁在山东的大姐：“一年到头只说给钱，我给钱她来照顾试试？”这几天她累坏了，直接把老父亲脱得精光，围上尿不湿，盖上被子，父亲拉了尿了，她就重新换上尿不湿，再弄一盆热水，把父亲擦干净。周大姐还有一个弟弟在苏州那边打工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说起这些，我们都是一脸苦笑。2号病床是一个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前几天被别人的汽车撞断胸骨，即便躺在床上，他还打着游戏。男孩的护理人是他爷爷，就是帮忙把我父亲弄到一楼的贺大叔。他的父母常年在广州打工，当爷爷的自然管不了叛逆期的孙子，忍不住啰唆几句，通常又会被孙子吼回去。

　　从这个男孩身上，我看到了太多我儿子的影子。这一代留守儿童，父母都是局外人。在他们长大的岁月中，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和健康的家庭之爱，大多自卑、胆怯、不擅长沟通，严重者有的学坏，早恋，打架，斗殴……所幸这些留守问题在我儿子身上只突显了一部分：早恋、游戏、冷漠。他从来不对我主动问候，留守的恶果或大或小，这一代人都在自我品尝，吞咽，消化。

　　凌晨三点多，我困得不行，恍惚却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老鼠爬行似的。我睁开眼睛，借着窗外的光亮，赫然发现周大爷正在颤颤地倚着床栏，站立在床下。

　　我急忙下床打开电灯。这时候周大姐也醒了，她惊慌失措地冲着父亲吼道：“你不能起床，你的头没有好。”她忘了她的父亲是个老年痴呆者。

　　光着身子的周大爷，嘴里重复地说：“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他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腰间的尿不湿散了下来，露出婴儿一样的生殖器，他嘿嘿地笑着，那么纯洁无邪。

　　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尚且有兄弟姐妹，家里老人生病住院，大家还有个商量；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人出生于计划生育最残酷时期的两代人，独生子女居多，父母若需要他们的照顾，他们哪来的分身术？把父母送进养老院，似乎隔着一层厚厚的冰冷，孤独的老人，情感上也是需要亲人照顾和陪伴的。这“4+2+1（或2）”的模式下，我儿子这一代同样也是打工者的独生子女，又该如何照顾四位老人呢？没有人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周大爷并不听他女儿的使唤，怎样都不肯上床，我赶紧过来抓住他的双腿，两个女人，面对一个扯住床边的钢制扶手、没有正确意识行为的高大病人，无论怎样都弄不到床上去。我们一掰开他的手，再来抱他时，他又抓住了扶手。

　　“爸，爸……你还要不要我活呀？”周大姐忽然带着哭腔，这个外表瘦弱的女人，终于在熬了几天医院后哭了出来。

　　贺大叔也醒来了，见我们两个女人无法制服一个病老头，赶紧走过来，掰开周大爷的手，抬起他的屁股与腰，周大姐托头，我托腿，三个人一起合力才把周大爷抱上了床。

　　经过这番折腾，几个人又各自坐回自己的折叠床上，都已睡意全无。说起护理的难处，家长里短，太多的艰难堵塞在生活的甬路，我们不得不背负着，在迷茫中继续前行。我父亲突然抬起右手，嘴里咕哝道“尿……尿”，我赶紧抓起床底下的尿壶掀开被子递了进去，他努力地弓起膝蓋。尴尬的事出现了，只听得扑哧一声，我闻到了一股恶臭。我试着把父亲的被子完全掀开，他却把小便壶递过来，用双手努力地夹住被子。他的双眼紧闭眉头紧皱，我知道，这个一辈子跟泥巴打交道的犟老头，哪怕是亲生女儿，他也不想让她触碰自己潜意识的尊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把尿壶清洗后，站立在父亲的床边，一次次地轻拍着他青筋暴起的手。好在我再次移开父亲的手时，他没有挥击反抗。我掀开被子，褪下他的睡裤，这才发现他的屁股下也垫了一块尿不湿，这两天医生不让他吃喝，就拉了一点点屎。擦干净后，我用热水为他清洗了一下，再次给他换上一块尿不湿。父亲咕哝着：“拖累了你们呀，我怎么还没死呢？”

　　这句话犹如一枚炸弹。坐在昏暗的光线里，我的心像被针刺痛了，痉挛许久，眼泪又流了出来。

四

　　我一夜没睡，洗漱完毕，一回头撞见同村的张文常爷爷推门进来，探头探脑地张望，虽然十多年没见他，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我迎到病房门口：“爷爷，我是冬华（我的乳名），你这么早怎么来的？”虽然他高我父亲一辈，也只大了我父亲几岁。平日里几个孤寡老人在村子里打打小牌喝喝小酒，有事总是相互照应。

　　他的头发全白了，跟父亲一样满脸皱褶，胡须也很深很白，驼着背，颤巍巍的样子，仿佛驮着生活的大山。他退后一步，回转身从门外推进来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的是他老伴姚奶奶。姚奶奶瘦成了一把骨头，头发胡乱地别在耳根后，双手抖个不停。我赶紧走近一步，抓住她的手，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姚奶奶，你这身体，还费心来了……”这些行将就木的老人，自己身体被风一吹就会倒下来，还惦记老伙伴。

　　姚奶奶很费力地张着口，问候我父亲的情况。她口齿不清，说话关不住风，有唾液溅在她的嘴唇边上。在文常爷爷断续的描述中，我才知道姚奶奶身患多种疾病，在这里五楼住院已近一年时间，平日里都是文常爷爷照顾她。他们三儿一女，两个在武汉卖煤多年，一个在北京做早点，女儿女婿在江苏。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这场耗时耗力的护理中，子女个个都愿意拿钱出来，却没有人肯放下自己的小家，回到故乡侍候老娘老爹。

　　漫长的岁月里，这些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如果老两口子都在，尚且能相依为命，若一个先走了，剩下的便孤鸟哀鸣，空荡荡的屋子里，哪天两眼一闭腿一伸死在家里，等到乡邻发现已恶臭多日了。我的胸口堵上了一块大石，时时撞击着心肺。想起2008年与2014年的新闻，蚌埠市一位六旬的空巢老人独自死在家中，一周后散发恶臭才被邻居发现。老人家中的狗因为饿了，已经把老人尸首啃吃了不少。想到这些，再看看眼前的留守老人，我甚至不能顺畅呼吸。

　　悲凉顺着我的心窝蔓延开来，像波浪一层层地再次席卷，吞噬着我的神经与思维。“姚奶奶，你身体不好，别来了。”我说道。

　　“我没事的，歪歪一天又一天。”姚奶奶喘着气，歇了一下，仿佛说话是一件很费力的事。她又接着，“人老了可怜呀，你看我都没有人管……活够了，有时我想，我怎么还不死呢？”

　　她脸上那种迷茫、失落、呆滞，满溢着对死的渴求，又有对生的眷恋。都说养儿防老，但成年的孩子们一个个走向外面的开阔世界，大部分人只能把年迈的父母留在家中，任其孤独地住在空荡荡的屋子，慢慢地生锈，直到油枯灯灭。

五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哥嫂提着包进了病房。一进病房，哥哥就不停地抱怨并解释他不回来的原因。此时距离父亲摔伤刚第三天，哥哥说什么，父亲是再也听不到，他的双耳在这次摔伤中完全聋实了。

　　无论我们怎样说怎样吵，他的世界也完全安静了。

　　为停工护理父亲、拿钱看病这件事，哥哥嫂嫂背地里骂了几次架。但是，哪怕互相骂着老娘，只要我们没有亲耳听到，侄女传话过来，我们也装着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哥嫂还是回来了。

　　嫂子到如今这个地步，其中很大的原因与我夭折的侄儿有关。她多年来对我父母不冷不热，或许心底一直怪罪父母没看好孩子。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重来，哥嫂肯定再也不会让我侄儿成为留守儿童的。

　　这世上却没有后悔药卖。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总有许多无法预测的生死或意外说来就来了。生与死像两个端点，形成连接尘世与天堂的长梯，我们在上面攀爬着，悬挂半空左右张望，谁知命运下一步会带给我们什么？

　　中年丧子让嫂子一夜白头，她变得神经质，歇斯底里。

　　这天下午，父亲完全睁开眼睛，清晰地呼唤着我的乳名。“还好，没有摔成傻子。”哥哥没心没肺地笑着说。

　　“总算捡回一条命。”母亲坐在床边，温柔地看着爸爸，如释重负地微笑起来，我嫂子也微笑起来。

　　无论是嫂子还是我母亲。她们都学会了隐忍，生活于她们，早熬干了眼泪，她们不再轻易哭泣，也不再诉说。唯有在漫长的黑夜里念叨着那夭折的孩子，辗转难眠，低低的叹息声穿过一年又一年的时光，盘旋在天地之间。

　　这天下午，我回到杨店镇我家。婆婆问我父亲好点没有，我如实地回答了。比起2006年那一次，她得知我父亲的肺里长个肿瘤后竟一张嘴就说：“如果我得了这样的坏毛病，就一头跳进水塘里淹死算了。”为这句如此不近人情的话，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暗夜里哭了好久。

　　我不想怪婆婆，贫穷人家生不起病，生活不能有半点意外。否则，全家都会深陷泥淖之中。我们的家庭才刚刚有了起色，婆婆生怕我把盖房子的钱拿出来给父亲看病。最终的结果是我与二姐各拿了四千元给母亲，大姐与大姐夫正在水深火热地闹离婚，手上没什么钱，她也给了两千元，剩下不足的花费，自然都是哥哥掏了腰包。

　　晚饭后，我与弟媳骑着摩托车，奔向了一条水泥路。这条水泥路通向我们的老湾，通向每户人家的门口。这几年农村建设得越来越好，年轻人却越走越远，他们大多数搬离了，老湾只留下留守的老人们，一个个先后走进泥土里，村子里已经人烟稀少。

　　我老公生病的二堂哥杨中志还住在老湾，他今年五十六岁，早年下过煤窑，后来几年一直在北京卖早点，用手上的积蓄盖了二层楼房。前年突然呼吸不动倒在地上，检查发现心脏衰竭不能自主搏动。他的心脏就像一台破旧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叫几声，随时都有熄火断气的可能。由于家里没钱，错过了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最佳时期。坐在二堂哥身边，听他扑哧扑哧地喘气抽打着我的耳膜。他的父母都年近八十岁，也是常年在药罐里泡着；堂哥的儿媳妇刘惠怀里抱着嗷嗷待哺的幼儿，手里还牵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娃，这种情形下，自然没法上班，每天要照顾孩子，为几个病人做饭洗衣，生活的忙碌可想而知。二堂嫂在郑州一家超市当清洁工，每次儿媳妇刘惠打电话过去说公爹快不行了时，她都直接说：“我回不起呀，我要回去了家里连下葬的钱也没有，等你爸咽了气再打电话告诉我吧，你爷爷奶奶也一样，不咽气别告诉我。”

　　二堂哥的儿子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每个月近四千元的工资，女儿娜娜专科毕业后跟我们一样在深圳打工，用她的话说，除了供婚房（首付还是男朋友家凑的），余下的一点钱全部交给家里病人了，因为每个月存不到钱，与谈了六年的男朋友一直不敢结婚。

　　跟堂哥告别时，我塞给他五百元钱，可他死活不要，扑哧扑哧地喘着气说：“我这病，算是等死吧，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救不了。”他面带微笑，却比哭还难看。

　　我与弟媳从堂哥家出来，回到镇上还不到九点半。我公公切了个西瓜，一家人正说着我父亲护理的事，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是我小叔子打过来的，说同村的三爷上吊死在后山，要我公公赶紧回老湾，趁三爷身体没有僵硬去帮忙穿寿衣。

　　按理，早年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三爷不是我们同宗，他的死轮不到我们家过问，但由于这些年他的儿子孙子都在外面打工，村里的其他年轻男人也不在，就我小叔子留在山顶上养猪，无意中成为了全村的“男人”。哪家红白喜丧，小叔子自然成为了顶头的人。三爷在年轻时也是一位能人，在水利局上班，走南闯北吃香喝辣，在我们村里娶妻生子，为两个儿子盖房娶媳，尽着一个父亲的责任与义务。近两年来，三爷的腿脚不灵活，再也不能照顾体弱多病的三奶。两个儿媳妇困在家中轮流照顾两位老人，都惦记着他那一点儿退休金，你说我用了，我说你用了，嘟囔着老头子对另外一个偏心。吃了一辈子“皇粮”的三爷，再无法忍受，趁着夜色爬上后山头，一根长麻绳子甩进了树桠，结束了自己八十多岁的生命。

　　身边老人自杀并不是个案。老公的亲姑夫因前兩年中风过，身体行动不便，老姑妈也是神道的人，三儿三女，打工的打工，当小贩的当小贩，轮流照顾，日子久了也会怠慢，老姑夫一时想不开便喝了老鼠药而死。

　　有研究报告，2013年到2014年间，我国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9%，这个人群的自杀死亡率高达每年34.5人/10万人，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1.83倍，每增加一个年龄段（五岁），自杀率平均上升33%。近年来，我国经历了社会、文化、经济等重大变迁，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自杀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六

　　大姐夫李文万讪讪地出现在病房时，我对他十几年来的怨气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又黑又瘦，头发糟乱一团，活脱脱一个农村猥琐老头，一只裤腿瘪塌地垂在脚踝，另一只裤脚高卷，小腿上掉了一块皮，鲜红的血往下渗，说是下大巴车时剐在车门上。

　　生活走走停停一圈子，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当年惊动四野的“情妇案”一拖再拖，最终在我们张家动了真格，请了律师，李文万在乡政府工作的二哥一脚把他踢在我父母面前跪下，请求我父母看在三个孩子的面子再给李文万一次机会。同时他二哥动了“官威”，让族人群起而轰之，把他情妇赶走，可是李文万的钱财早就被掏空。李文万努力地想弥补亲情。先是曾大骂他“老狗种”的儿女们原谅了他，接着我那心慈手软的父母、二姐原谅了他，再接着我大姐也原谅了他。而今，他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目光愧疚，往昔的锋芒也不见踪影。我这个曾经骂过他“禽兽不如”的小姨子，又有什么理由不愿谅他呢？

　　这几天，我白天待在医院，我哥哥则守夜间，为父亲端尿擦屎，虽也颇有微词，也算是尽了孝心。二姐与二姐夫，依然天天忙着做“倒爷”，到我走时，他两口子都没有前来探望父亲。她跟我在电话里解释，她第一夜照顾爸爸时患上感冒。

　　医生通知哥哥去交押金，他又去交了三千元，嚷嚷着再没钱了，这是他露面的第二次钱。第一次他拿出来三千一百元还给我小舅，这钱是在抢救我父亲那一晚时，我小舅代交的医药、住院费用。之前我一直以为是二姐带钱过来交的，母亲说二姐也有交过两千元，前后八千一百元，此时才十八号。医院真的是个无底洞，多少贫穷的家庭就这样陷进了医疗的深渊。后面的交费过程中，我哥嫂盘算着这几天亲朋给我母亲手中的钱，承诺说母亲先拿钱出来，等出院报销时，全归母亲就行了。

　　一床周大爷的护理人变成了儿子与儿媳，他儿子的脾气可没他姐姐好，天天火暴地训父亲，凶狠狠地说：“我从苏州回来，天天困在这里，啥工资也没有了，你怎么还不死呢？你怎么还不死呢？活得够久了，你可以死了。”

　　他的父亲一直傻笑，嘿嘿的笑声在病房里回荡着，缠绕在我的脑海中，缠绕到我的字里行间。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其实不假。没有任何一个农村家庭耗得起专门在家照顾老人。

　　面对老父亲，哥哥也是脸黑腮鼓，急着要回秦皇岛，口口声声地说：“再不去，摊位让人抢了，客人全跑光了。”好在我的父亲一点也听不到，隔一天就要楼上楼下地拍片子，推着救护车，我们都难以招架，更何况父亲还不能起床。从病床到急救床，需要多人合力抬起被子，将病人慢慢平移才能弄上去。

　　嫂子要照顾还在上高中的小侄女先回秦皇岛了；替我代班的同事知道我父亲没事了，天天在微信上发脾气催我，说太累了不肯代班。22号我也回到了广东。万没想到哥哥后面不肯再照顾父亲。到了29号，也执意要走，说父亲能慢慢下地，没以前那么麻烦。他让母亲打电话找二姐过来照顾父亲，说不行就按法律来，要求轮流照顾。

　　话到这份上亲情似乎变味了。从父亲摔伤住院，我与父母都试图把这场伤势与大姐一家撇开，最初大姐夫李文万也给过我母亲钱，我母亲看也没有看又塞回他口袋里。母亲知道大姐一家的状况是还不完的债。我则是还不完的贷。母亲以为我们在外面混得不错，一定能还得清贷款的，她与父亲从来不担心我。看我们还有班上，有崭新的楼房车子，父母一直以我为荣，我只能含一片黄连悄悄地下咽。

　　二姐在电话里提到大姐，说让大姐先去照顾，她最后轮流。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着大姐再照顾几天，我的父亲也许就能出院了。

　　我一再提醒她不要攀大姐，她手上还有一个不会走路的孙女谁来带？她家里经济情况又可怜。二姐张嘴就说：“我两个地方的生意，离开一个，就会被人抢走的，大姐带的那个孩子，可以给春霞带几天。”

　　“这是最好的办法。”二姐以经商的头脑说，“咱们都说大姐可怜，好，不攀她。轮流我的时间，我请人照顾，我出钱，一天一百元，可是请外人你们放心不？这钱我来付大姐行不？我不告诉李玉斌，偷偷给大姐总行了吧？”

　　结局可想而知：春霞照顾她的小侄女，我大姐则天天守在医院，似乎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

七

　　护理父亲期间，趁着哥哥陪床，我曾抽空回了一趟生我养我的娘家——陈把村。从村口走到村尾，见过的几位老人全是母亲的同龄人，个个都七十岁往上。村头的科大妈前几年死了老伴，她孤零零地站在自己家的门口，风一吹，芨芨的青草差一点就将她小小身子淹没，她的两儿三女，武汉的武汉，上海的上海，有的搬进城里。

　　母亲的邻居陈大嫂与张大哥，头发全白，牙齿掉光，他们比我的母亲还大两岁，一儿一女在郑州和北京打工。看到我显得很兴奋，他们站在自家宽阔的楼房前絮叨着：“村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一户汪姓人家，除了苟延残喘的老两口子，四儿一女分散在祖国四面八方。跟我们一样，除了过年回来看看，平日里也是电话联系。这汪姓人家本來还有个弟弟汪老二，可惜几年前汪老二生病，在武汉打工的儿女不给钱治，他一气之下就上吊死了。汪老二还有一个老婆姓杨，我们叫她表奶，表奶患了白内障，看不太清楚，想做手术也是无钱，赌气嫁人，找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对方儿女死活不接受她，无奈之下又回到我们村，住在早年做牛圈后来放木柴的瓦屋里。一个冷清的秋天喝了农药敌敌畏死在瓦屋里。

　　再往前走就是张文常爷爷的家，他住在小儿子新盖的楼房里，只是姚奶奶已于5月19号下午在医院驾鹤西去，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送终的。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是陪伴了她一生的老伴。丧事办完，儿女们都归位各自打工的地方。张文常爷爷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事时背着双手，从村口走到村尾，再从村尾走到村口，偶尔夜里来陪着我父母坐一坐，喝喝茶。

　　接着数下去，是哑巴老叔，刘娘，李伯母……我曾经生活的村庄，看不见炊烟，也看不到儿童。没有了生机与气象，仿佛垂暮的老人，终日寂寂，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里面埋着几个还能呼吸的老人。池塘前一片片水田荒在那里。除了冰冷的机器按季节收割播种，再也没有了“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的诗情画意了。

　　站在村尾的山岗上，看到一片片明亮硕大的太阳能接收板，整齐地摆放在地上。不知哪来的一群工人，安装的安装，卸货的卸货，车辆来回穿梭。再看看眼前一栋栋没有烟火气息的楼房、那些留守老人……生活的参照对比一下子铺陈开来。

　　生活总是这样面目不清。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想到那些年迈无依病恹恹的父老乡亲，他们拖着苟延残喘的身体，在村庄发不出来一丝声响时，我长久地沦陷在悲凉的情绪里：是的，谁能陪伴和抚慰他们的余生？这余生的悲凉也将以循环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纠缠着我们即将来临的老年。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