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飏

　　蠡溪镇已在眼前。我告诉母亲，该她接管导航了。母亲眼神一亮，立刻从座位上略微挺直了腰。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多数时候都是沈丽和蕊蕊在后排说话，母亲始终缄默不语，仿佛是沉浸在音响播放的乐曲中。为了配合蕊蕊学考级，沈丽把车里的音碟全换作了钢琴曲。听到中间母亲也曾感叹了一句：月光，多么好的题目。我话到嘴边欲解释：这只是别人附加的题目，作曲家从未想得那么具体。不过想想还是没说出口。这会儿我关掉了车内的音响，蕊蕊正问：这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吗？

　　沈丽手指着正前方说：看那几个字，你应该认识啊！

　　那是悬在路中间牌楼上的镇名，“蠡”字却不见了，换作了“里”。蠡溪成了里溪，发音完全一样，笔画却少了许多。想必是为了适应现在人的懒，凡事只求快捷容易。当然，镇名的简化也是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谁还会因为一个繁复的字而肃然起敬呢？若被称作“那个什么镇的人”，尴尬的反而不是念不出字的人。

　　我们的车径直驶进了镇。向前向左再向前，往右，我服从着母亲的指示。镇内的街巷都很宽敞，整个蠡溪如今变得很新。我略感诧异，明明找不到任何旧的痕迹了，母亲的导航却那么的自信，毕竟是因为当年在这儿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就算旧房子全拆了，当年的格局似乎仍了然于胸。沿街的两边几乎都是店铺，望过去几乎一律是卖丝绸产品的。商家大多配置了喇叭，激情洋溢的女声朗诵着打折优惠的广告。我忽然回忆起，这里曾经盛产珍珠，水域上常有一串串蚌用线吊拉在水面，采珍珠的女人划着木制的浴盆，将蚌取下放在盆里。然后送到附近的作坊，长桌子一排排，两侧坐着另一批女人熟练地挖开蚌将珍珠摘下。有的珍珠大且光滑圆润，有些则形状怪异不规则，后者不值钱，只能送去做珍珠粉了。我曾得到过一颗珍珠，个儿很大，表面坑坑洼洼。当时我给这颗怪东西取名“珍珠洋山芋”，夜里还捏着藏进被窝，结果并没能目睹它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而今天路上过来，并没看见当年采珍珠的场面，也许这已经不再是当地主要产业了。

　　我们车越往镇的深处走，人流越来越少，路上连行人都没几个了。当母亲的指示越来越慢时，我问她：对不对啊？她忽然不像刚才那么有把握了，回答道：往前再看看吧。

　　我笑道：老娘啊老娘，跟你说应该问一下的，省得这么乱找。蕊蕊在后座兴奋地宣布，我们迷路了！被沈丽连忙制止。母亲做了个掉头的手势对我说：开回去吧。

　　有個中年人正朝我们的车跑来。那人身着西装，胳膊套着红袖章，边跑边挥舞手臂，在空中画着圈，示意我赶快打方向盘，这是要引导我们往停车场的方向去。中年人本来笑容可掬，见我不理他继续往前，急了，大声吆喝，手臂放平拦住了去路。我向他摆了摆手，脚下略加了油门。中年人吓得闪开，他瞪着我，脸色也有些阴沉。但我还是把车停在他跟前，问：请问医院怎么走？中年人大声回答：没有医院，镇里没有医院。我婉转地说：不可能吧？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在这里住多少年了，我不清楚谁清楚？

　　母亲嘟哝了一句：他根本不知道。

　　话音显然传到了窗外，中年人弯腰朝里看，问：老太太啥意思？

　　蕊蕊却突然趴到窗口，大声喊了一句：同志们辛苦了！中年人愣了一下，我们在车里不由得大笑起来。蕊蕊又重复喊了一遍，并挥手致意。那人也被逗笑了，并且急中生智举起了刚放下的手，做了个敬礼的动作。

　　母亲曾在蠡溪待了六年。当初三十岁不到的她，积极响应号召，离开大城市来到条件落后的乡镇，支援当地的医疗建设，而将四岁的幼儿留给外婆照管。母亲的决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亦让家里人十分意外，当然也不得不迅速转变思想，为她的上进心而备受鼓舞。只是当时我还太小，记忆中没留下任何细节。不难想象的是，母亲离开的时候一定享受了最为隆重的欢送仪式，热情洋溢的场面，充满敬意和鼓励的致辞，配上敲锣打鼓，母亲以及我们家属也一同戴上了光荣的大红花。很久以后我从父亲含混的叙述中，才得知母亲离开上海市级医院的真实原因，更多是想逃避某个单位领导的过度关心。但当年母亲的离家，我却得到一份额外的福利：一年几次，逢到寒暑假，便可以跟随外婆坐上长途车，来享受一次访问远方的旅行。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母亲几乎从不提起蠡溪。曾经的六年终究远去，岁月累积，这一段经历在她人生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从医院退休后不久，母亲和邱叔叔爱上了旅游，最初从跟团游开始，后转为自助游，其间在原来的老朋友、老同事的基础上，又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老驴友”。这些激进的退休老人争分夺秒地走南闯北，以惊人的效率将全世界的名胜景点“抢”入他们的旅行光荣榜。其间邱叔叔重新捡起了年轻时代的摄影爱好，母亲也成了他的模特。邱叔叔又很快掌握了数码相片的电脑制作，几乎每一次远行归来后不久，都会有一本精美的相册印制出来，每一页都有母亲配的文字说明。他们两个共同的一位老熟人，在出版社的编辑对照片尤其是文字高度评价，许诺可以运作出书，预言宣传若到位，必能畅销。

　　一切因为外婆的病而停顿下来，母亲转而奔忙于急救病房。医院时不时地发出病危通知，但每次经过一番折腾，随后总有奇迹出现，外婆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如此延续了将近两年多，母亲在没有尽头的奔波过程中耗尽了本可以走遍世界的力气，好几次对我表示，很可能在外婆走之前，她便已彻底发疯。

　　当终于可以继续旅行了，母亲和邱叔叔迅速飞往欧洲，在某个港口坐上邮轮，前往连我这个“权游迷”都羡慕不已的杜布罗夫尼克。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上时，邱叔叔意外地带状疱疹发作。这本不是大不了的病，母亲和邱叔叔自身就是医生，但船上的大夫却不同意他们的判断，而认定邱叔叔是麻疹。双方争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母亲当然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治疗方案。最后总算等到船靠岸，他们改坐火车，在贝尔格莱德坐上飞机又在莫斯科中转才辗转回到了上海，直接打的去了急诊室。邱叔叔从此一蹶不振，带状疱疹很快没事了，但他的心脏查出有问题，经历两次不小的手术后，被宣布不再适合长途旅行。两人从此赋闲在家。

　　这时候，蠡溪开始重新出现在母亲的话里。我的回应是，距离那么近，总归有机会往那个方向去，届时可以顺道过去转一下，特地跑一趟就没必要了。那些小镇意思都不大，千篇一律。去了几个之后，回来都记不清哪个是哪个。至于蠡溪，没开发的原因肯定是本来就没什么特色，既没历史遗迹，也没名人故居。景色也普通，无非是江南水乡，河道，老房子，小巷子，等等，都是可以想象得出的画面。没准真去了，还不及想象，反倒是失望。

　　事实是我们终于也没顺道去蠡溪。多次的暗示无效后，母亲换了一种彻底放弃的态度，表示很可能永远再也没机会重返蠡溪了。她又尽可能地敛住了语气中的失望，便有了一种悲凉的成分。在我听起来，这俨然是最后通牒了。于是我便下了决心，反正距离不远，借着春游的名义，挑了个空闲的周末，我们仨和母亲一路往蠡溪过来了。

　　在镇口管停车场的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当年邮政局的所在。果然是不太容易找到，邮局倒是在原来的位置，但房子重新建了，一层改成了三层。仅有底下一层是邮局，被压缩到不能再小，大部分门面属于电信公司。有了邮局这个参照，母亲立刻记起了门对门是有个老虎灶的，曾经热气腾腾的位置现在是工商银行，当初老虎灶往里再走有个附设的简陋的女子浴室的，在洗热水澡不易的年代是非常奢侈的享受。母亲在跟我们讲述时，又指了指隔开不远紧挨着的一家婚纱店和一家专卖当地特产“袜底酥”的食品店，这里曾经是镇里唯一的棺材铺，每次经过她都会转开目光并加快脚步，生怕那些“三长两短”带来晦气。蕊蕊却被袜底酥浓浓的香味吸引了，嚷着要吃，沈丽刚才听说了这里与棺材有关，便哄蕊蕊说袜底酥很臭，是对身体不健康的垃圾食物。

　　但医院到底在哪儿呢？我去街边问了那几个店家，答复也一律是不知道。母亲站在街头，神情茫然，说：总不见得是做梦？我说：幸亏我可以证明。母亲却仍说：证明有什么用，那么大的一个医院就是没有了。我只好说：你别不高兴，等一下再找找吧。母亲摇摇头，说：不找了，不想找了。

　　蕊蕊仍在嚷嚷饿，我决定先找地方吃饭。比较了几家小饭店后，我们挑了一家相对干净明亮的进去坐下。等上菜的时候，母亲跟我们解释，她并没有不高兴，而只是累了。沈丽附和我刚才的话，说吃完饭可以继续找。母亲却连连说不必，不浪费那个时间了，难道真的需要找到才可以证明吗。能来走一走，看一看，心里的石头也就放下了。她说着，一边将桌上装在纸套的筷子拆出来，用茶水将几副碗筷都洗了一遍，对蕊蕊说：今天奶奶请客，想吃啥隨便点。母亲见蕊蕊在考虑的样子，猜到了她的心思，说：饭吃得好，等一下奶奶另有奖励。蕊蕊问：是什么？母亲含笑不语，蕊蕊立刻猜到了，叫道：是袜底酥！

　　这时候店里一下子进来好几个穿工装的人，开口一律是东北话，跟店主确认有辣的菜之后，他们动手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又把椅子全都拖到一起，并且大声吆喝：先上啤酒。方才一路走过来找饭店时，便发觉镇里来往人群的主力，多是北方的口音，或者是更往内地的。其实蠡溪靠苏州很近，本地的方言跟苏州和无锡很接近，也算是吴侬软语，却不怎么听到有人说了。周围闹哄哄的气氛让我们一起加快了吃饭的节奏。

　　最先吃完的是蕊蕊，她嫌菜太咸，马马虎虎吃了几下便宣布已完事，跑到门口去东张西望了。我们正跟母亲商量接下来去哪里，蕊蕊却跑回来，举报一个惊奇的发现。可能是听我们老是在说找医院，小孩也上了心，她突然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路对面经过。

　　蕊蕊因此而立了功，白大褂让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医院。刚才我们错过它，是由于在医院的房子外的沿街又建起了一排五层的住房。那些被问的人都不知道，则是因为医院早就不是医院了，而是改成了一家民营的养老院。蕊蕊瞧见的白大褂也不是医生，只是养老院的护理人员，午休时间到街上去买东西。

　　医院仍保持着昔日的格局，三栋长条形的建筑呈马蹄形分布，敞开的方向是通往外面的大门，中间的空地上是一个花坛。过了中午的太阳这会儿已经有些偏，但空地的一半仍布满了阳光。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花坛边坐了些人，正晒着太阳聊着天。稍后知道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养老院的住户，但他们模样并不是七老八十的老人，有些头发还保持乌黑，应该是退休没多久的年龄，另外几个则更年轻了，都是养老院里的工作人员。见有生人来，他们都热情招呼，马上介绍说还有好几个空房间呢，不需要排队等，办了手续很快可以入住。我陪母亲沿马蹄形走过去，她一个接一个地告诉我哪个是过去是内科，哪个是儿科、妇科、伤科，还有注射室、配药间，但这些房间都已整修过，如今全是统一规格的门窗，刷了同样颜色的油漆。

　　花坛那边，蕊蕊看见有蝴蝶飞过，她惊喜地追上前去。蝴蝶并不是那种有花纹色彩斑斓的，而分别是最普通的白和黄的单色。它们本是互相追逐着一路过来的，被蕊蕊突然插入其中，两只蝴蝶的对舞被搅散了，一下子蒙了失去了方向。但从远处看过去，却是蕊蕊和两只蝴蝶一起在舞蹈。

　　当我们走回到花坛附近时，已经有人拿来折椅，邀请我们坐下。听说我们是来寻访故地，他们都很有兴趣。简短的对话后，我们了解到那些老人多不是当地人，而几个工作人员，全都是外省来打工的。他们都报了各自的籍贯，近的是浙江本地附近城镇的，远的则是四川和贵州的。这些人对蠡溪的过去都惘然无知，不过一说起来都十分有兴趣，全都很好奇地把目光汇集到母亲这边来，七嘴八舌地问：从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母亲讲起了医院曾经的往事，说当年这片空地曾是放电视的场地，大半个镇的人都会拥来看；又说有一年无锡地震引起恐慌，这里如何被当作避难场所搭起了用被单临时做的帐篷；她印象深刻的是花坛下曾发现一对女婴，但那几天医院并没有孕妇生产的记录，事情过去大约三四年后，也是在类似的一个中午过后的时刻，母亲见一个干干净净的乡下女子在花坛徘徊，暗自掉泪。那女子言语吞吐，听说两个孩子后来由食堂的职工牵线，被上海的亲戚一对生不出孩子的夫妇领养了，立刻破涕为笑。但母亲没来得及追问，对方已没了影子。

　　我在旁边抽烟，抬头看见阳光从旁边的五层楼房顶侧照射下来，空气中，微尘在浮动和闪烁。方才那两只蝴蝶已经不见踪影，蕊蕊却仍然在花坛旁手舞足蹈。她显然也知道大家的目光又聚焦到她身上，很得意，也很陶醉。她踮起脚，仿佛欲腾空飞起，动作到一半身子一扭，双手如翅膀一样地上下翻动。

　　我们正准备告辞的时候，一个常熟口音的中年妇女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没准有个人母亲会认识，那是从前医院退休的医生，家住在附近，每个月都会来义务为养老院的人体检。

　　母亲问那医生姓名，常熟口音说全名不清楚，一向叫惯了是“周医生”，她还有他的手机号码呢。中年妇女掏出自己的手机，找出号码出示给母亲看。母亲转而朝我看，中年妇女热情地让我赶紧记下。我没看她的手机屏幕，只是说：都不认识人家，打过去会不会接也不一定。

　　但中年妇女来了劲，不由分说，已经用她的手机拨了号，而且马上通了。她立刻把手机塞到了我的手中，我只好与周医生开始了通话。简短介绍后，我问了周医生在蠡溪镇医院工作的年份，跟母亲核对。母亲听了摆了摆手，压低声说：不会认识的，前后脚辰光错过。我对手机另一端的周医生表示抱歉，说实在是打扰了他，我们只是路过随便看看，并无特别的意图。我正要将电话交还，那边周医生追问起母亲的名字，我便报给了他。然后那边没有了反应，让我以为他已经挂了。常熟口音接过手机，放到耳边刚听了一下，急忙又递给我，周医生急促的声音说：我立刻就过来。我连忙说，不麻烦了。周医生说：请务必再留十分钟，千万别走，我马上就到。

　　果然没过十分钟，一辆自行车从大门外骑了进来，来人在墙边停了车，大步朝我们走过来，想必他就是周医生了。我们都站了起来，等着那张笑脸走近。周医生满头白发，很茂密，身材偏矮瘦削，按说也有七十好几了，但步幅节奏很快，显得很精干。我听见母亲在旁边又低声说：肯定不认识啊。周医生已经站在面前，一边跟我们握手，一边劝我们重新坐下。只听见周医生连声道：没想到没想到。说话间他竟是满脸通红，让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随即周医生也察觉到了，几乎要为自己的过分激动道歉，但嘴里重复的仍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养老院这些人都认识周医生，相互打了招呼，彼此简短地问候，周医生拉过来一把折椅，在我们身边坐下。他先是侧过身，对刚才借我手机的中年妇女说：谢谢你。常熟口音说：谢？啥闲话咋？周医生对她嘿嘿笑了笑，转回身来，把我们四个细细打量了一遍，赞叹道：一家人真好。

　　母亲和周医生之间自然而然的话题是医院的变迁。医院大约七年前与附近另一个镇的医院合并，人员裁减后都归到那边去了。当时周医生已经办过退休手续，本来就是返聘，他仍然去临镇的医院上班，好在这些年公路和交通条件都改善了许多，来回往返不过是多耗些时间，不算太麻烦。如此过了几年，两年前返聘到期他表示不再续约，这就算彻底退了。撤空的蠡溪镇中心医院闲置了几年，全国各地房产热时，曾传说要建小商品交易城，也有说要造高层酒店公寓的，等来的却是宏观调控。前两年，这里租给一家公司办养老院，所以周医生就回来帮忙，不算正式的人员，每个月也就是来替大家检查血压，有感冒伤风小毛病的给咨询一下。

　　关于“前后脚”这个问题，母亲和周医生核对了时间。严格地讲，母亲离开蠡溪到周医生来报到，中间空了半年。母亲走的时候是夏天，周医生到来已是冬天。他很清楚地记得，从医学院毕业来到这里时，已经是农历岁尾，医院里几乎没什么病人。报到后的周医生几乎没事可干，闲坐在办公室，面前只有桌上的病历。于是他翻开那些病历，第一次看到母亲留下的字迹。

　　周医生对母亲说，病历上的字真的是漂亮，就像字帖。

　　母亲说：周医生过奖了，没到那种程度。

　　周医生忙说一点没有夸张，当然自己的字本来写得较差也是事实。但是正月过后，看病的人们逐渐回来了，他才意识到前任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是那么重。来看病的人说到我母亲，都一再表达心情的不舍，也很不给面子地将新来的医生比较，其实就是不情愿接受他。无形的压力让当年的周医生走投无路，他看着病历上那一行行字，甚至都不好意思接着往下写。所以，每天下班，他都会拿一沓病历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看。

　　周医生说：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有一句都熟悉的话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母亲说：您又夸张了，这样的评价我怎么敢当？

　　这时候，刚才离开了一会儿的常熟口音中年妇女又走回来，插话道：其实周医生退休时，是这里的副院长，他为人客气，坚持要大家叫他医生。

　　周医生哈哈一笑，说：不是客气，当医生是我真正的本职专业。

　　他补充说，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的拖累，组织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但他的资历在蠡溪镇中心医院毫无疑问是最过硬的，后来的一辈多数是工农兵大学生，没法跟六十年代医学院毕业的相提并论。所以他最终还是被提升为副院长，并连任了好几届县政协的委员。

　　母亲笑道：周医生明显要优秀多了，哪像我，一辈子都是群众，受人领导。

　　周医生说：真是见笑了。这哪能相提并论？您那是在上海，我们这种小地方，我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母亲说：您是在客气。但我们当医生的，救死扶伤，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一个医生对不对。周医生连声称是。两人一时无话，仿佛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心领神会。

　　母亲终于可以打听当年的那些同事的下落了，然后便是她问一個，周医生讲一个故事。几十年杳无音信的人，离开的时候，那些人最年长的不过四五十岁，还有比母亲还要年轻的，二十几岁甚至更小的。多年以后，这些人一生的谜底都揭示出来。比如当年的院长、后来的老院长，随女儿移居去了国外，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被拖去教堂听了没几次就逃跑了，却传说被人看见天天在街上捡易拉罐，倒不是穷，只是因为无聊。食堂管饭菜票的郝阿姨，一向热心助人，曾经解囊相助交不出医药费的老乡，后来被查出贪污，数目巨大。但郝阿姨见了棺材也不流泪，即便被判刑也不交代赃款藏在了哪里，最后在监狱里病死，把秘密咽下永远带走了。当年化验间唱歌嗓子像百灵鸟的姑娘，辞职去搞服装生意，一度做得挺大。但后来被人拉去做期货，没多久居然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她从某座著名的长江大桥纵身跳了下去。

　　周医生打开话匣子，将医院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离开蠡溪毕竟很久了，母亲对有些人的记忆已经淡漠，有些则彻底忘记了，一点印象都没了。好几次我都看到母亲的眼光里闪过茫然，她已经不再提问，任凭周医生继续说下去。老先生兴致勃勃地说着，他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的有趣。但他不是好的讲故事的人，没有重点，细节太多。也可能他是急于要让母亲将缺失的尽可能全补上吧，但这一切内容实在有些太多了，多得难以消化。尤其是那些本已消失在未知的虚空中的故人，一旦知道有了无法改变的结果，给人的感觉将永远是令人惋惜的忧伤了。我觉得我们该走了，不得不打断周医生无边无际的追忆了，忽然间一个可以转移的话题蹦了出来：我想起了当年母亲在医院时住的单身宿舍，那是在一排平房当中的一间，紧挨着两层楼的病房。为什么没看见呢，是不是拆了？

　　听我提到宿舍，周医生马上接话：还在还在。又说，现在是仓库了。这种地方，现在不会有人愿意住了。于是他起身，领了我们去看。那一排平房原来是四间紧挨着的，变化的是靠外的两间被拆除用作车道，只剩下两间。母亲指了指靠近路的那间，很确信这正是她曾住的宿舍。这房子现在显然是不住人的，连窗户都用木板钉着，门上挂着锁头和锁链。周医生说：你们等等，我去问问钥匙在哪里。他走开去，我们则站在门前等。这地方是个夹弄，没有阳光，因为有穿堂风经过，凉飕飕的。好在周医生很快回来了，手里拎了一串钥匙。

　　仓库门被打开，里面堆的都是纸板箱，很浓的医院常有的气味扑鼻而来。我对母亲说：不必进去了吧？母亲却像没听见，已经往里走去，并抬头环顾四周。周医生凑近到门口，向屋内站立着的母亲详细介绍多年以来这间屋子曾经被当作不同的用途，其中一度临时被当作狗舍，但屋子中间，像单杠一样连着两边墙上的一根生锈的铁杆，则是被出租给人承包做按摩理疗时留下的。周医生带着歉意感叹：搞得乌七八糟的。母亲始终没什么反应，我却从她的背影察觉她有些不对劲，马上越过周医生，走到母亲身边，看见她果然是在哭。

　　周医生也忙上前来安慰，说：这么多年过去，当然不一样了。我把周医生先劝开，然后跟沈丽将母亲拉出了小屋。站在外面的蕊蕊被吓住了，看着不敢吱声。我匆忙向周医生致谢并告辞。他一下子很尴尬，嘴唇嚅动想说些什么。我们正往外走，又被紧跟着的周医生叫住，问能不能大家合个影。母亲回应：这个样子就不拍照了吧。周医生满脸是失望，他站住脚步，目送着我们。但他随即下定了决心，再次追上来，并绕到我们面前，坚持说：机会难得，还是拍一张照片吧。我和你们全家一起，我们可以站得远一些，把医院整个全景拍进去。周医生一边说，一边向花坛那边站着看的几个人招手，要他们过来一个，帮忙拍照。

　　我正要劝母亲，但她已经脸色都变了，对周医生说：拍什么照片？说了我不拍的。周医生手里举着手机，愣住了，场面瞬间僵持。随即母亲回头对我说：我们回吧。我朝周医生看了看，想不出说什么妥当。他握着手机，说：这就急着走吗？我们一辈子见到一次，多么不容易，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对母亲当年的单身宿舍有印象，是因为随外婆最后一次到蠡溪时，曾在这里住了一夜。通常我们是住在镇上的小招待所，少则一晚，最多也有两晚的。但这天晚饭的时候，外婆和母亲言语不合，竟吵起架来。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先都是外婆在说，母亲光是听着，一边吃着饭。后来可能是被逼急了，母亲开始回应外婆，她们逐渐提高嗓音，你一句我一句地互不相让。最后外婆不干了，说：你们的事情从此以后我再不管了。好，你思想进步，我落后？小孩为什么要我带？你本事大你自己来管吧。饭只吃到一半，外婆摔上门，走了。母亲却没有去追外婆，饭毕她收拾了碗筷，替我擦脸洗脚之后，让我在她的床上睡下了。

　　母亲的被窝软绵绵十分暖和，还有一股好闻的气味。宿舍空间很小，我躺着可以看到各个角落以及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母亲背对床坐着，面前对着窗是写字桌，桌上是一盏煤油灯。那时候只有诊室和手术间是用电的，宿舍和病房都用煤油灯照明。煤油灯的灯罩是一个葫芦形的玻璃罩，或者说是丝瓜形的，点亮时有黑烟会从上面袅袅冒出来。这会儿灯光将母亲的背影投在墙和屋顶上。我看见她手的影子抓起了笔，刚要写又放下，放下了又重新拿起，这样来回了好几次。屋外面，有各种不知道名字的虫叫声，叫着叫着突然都停下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紧接着响起了狗吠，一只狗带了头，然后很多狗跟着汪汪汪。母亲发现我仍然没睡着，问为什么不闭上眼。我想说，我喜欢睡在这儿，怕眼睛合上马上就睡着了，醒转来已经是早晨，时间就过去了。但这有些难以表达，我只好怪是煤油灯一晃一晃照着眼睛睡不着。母亲于是放弃了写字的打算，吹灭灯脱了衣，也钻进了被窝。我凑近母亲的身体，她身上味道就更浓了。母亲的头发碰在了我的脸上，很痒。我伸手，揪住了那撮头发，绕在手指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动作，常常憋不住要做，即便每次母亲都骂我讨厌鬼，甚至把我的手拍开。但这个晚上母亲什么也没说，任凭我怎么玩她的头发也不生气。屋子外面远近所有的狗吠声都歇了，虫子们也全没了动静。只听见母亲轻声道：要不，你以后就住在妈妈这里？我的手停下来，喜出望外地问：真的吗？母亲立即问：那你爸爸怎么办？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却是不记得了，记得的是：那个夜晚除了彻底的寂静，还有的是真正的漆黑，没有一丝一点的光亮，黑暗很浓却是暖洋洋的，像液体一样充满了整个小屋。

　　第二天是怎样的过程我毫无印象。反正我是随着外婆坐长途车回到了上海，从此再也没去蠡溪。应该就在这之后，母亲下定了不惜一切调回上海的决心。她与父亲在蠡溪和上海两地间来回跑动，写信陈述，到处求人，疏通关系。前后大约忙了有半年的时间，总算有了结果。父亲终于可以去接母亲回上海了，我興高采烈地报名也要一起去，被外婆迅速制止。父亲最后这次去蠡溪需携带一批蛇毒血清过去，这是母亲交代的任务。夏天来临，农民下田地作业时很容易被蛇咬，当地常见的是竹叶青和蝮蛇，毒性致命，医院必须有所准备。那些蛇毒血清装在白色和绿色的盒子里，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我自始至终没看到过，猜想盒子里会不会是一个小玻璃瓶，里面都装有一段蛇的身体。想起来是有些可怕的，我宁愿待在家里等母亲回上海吧。

　　苦尽甘来，父亲和母亲从此结束了分居两地，进入了对他们来说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且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虽然当年收入并不高，但作为医生在社会上是很吃香的，各行各业都有熟人，别人总是会有求于你。记得那时候家里总有送来的各式各样吃的和用的，其中不少出口转内销的紧俏货，也包括越来越多进口商品。那年月，人们也很少自己去买票看电影，除了单位组织包场，更多的时候是别人会送票。父亲和母亲手里总有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下班后一起骑车去看电影，碰到喜欢的片子，远到中山公园的长宁电影院也会半小时赶过去。但他们去得最多的影院是在南京东路背后一条名字奇怪的小马路上，那里专门放映翻译片，俗称“过路片”。看完“过路片”，他们常去云南路或八仙桥附近吃夜宵，回到家里总是已经很晚。我的记忆中，父亲向来是很体贴人，可谓无微不至。每逢母亲中班，父亲半夜一定去接，风雨无阻。天气好的话，即便很晚了他们还会在外面逛，据说常常去外滩的“情人墙”。为此外婆常常说他们：年轻人才荡马路谈朋友，像你们这种年龄，轧在里面像话吗？

　　外婆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基本上所有的人她都不认识了。即便是亲女儿我的母亲，外婆也只是当作某个熟人。其他人去探望则都被当作陌生人，每次必须接受仔细的盘问。她怀疑每个探望者都居心叵测，是来骗她的钱或者别有所图。外婆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一切诡计和心思尽在她的掌握，我们垂涎的宝贝玩意儿早就被藏到永远不可能找到的地方了。后来，除了母亲，其他人去医院探望的频率也渐少。但有一次外婆却突然认出了我，并且开始叫我阿甘。这当然不是电影中汤姆·汉克斯演的阿甘，而是外婆弟弟的名字。外婆的弟弟小她两岁，当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全家都很宝贝，大人们张嘴闭口唤他心肝宝贝，以至于小名成了“阿肝”。外婆九岁时，她的弟弟得肺结核不治而死，據说外婆为此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最后晕死了过去。家里人急忙掐她的人中，撬开牙齿灌了米汤水进去，才把一条命拽了回来。

　　从此外婆见我出现在病房，立刻便兴奋异常。她当众对我大声说：阿甘阿甘，告诉你的银行存折的密码记牢了吗？旁边的人便顺势起哄，说：老太太，再讲一遍密码。外婆马上神秘地眨眨眼，招手要我靠近。她凑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去了那么久也不回来，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所以我觉得，外婆嘴上把我叫作她死去的弟弟，心里是将我当作了我的父亲。

　　让父亲良心发生变化的是一次公派的出国进修。在美国待了三个月的时间后，父亲穿着出去时定做的西装回来了，并且按额度从免税商店搬回来一台“东芝”大彩电。但从此父亲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平和安乐了，日常的言语里有了越来越多抱怨，针对的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诸如等候公交车的人不排队，路边的输电线不埋在地下造成天空混乱破坏视觉，等等。最让父亲不满，并且影响到他每天心情的是牛奶。父亲说，到了美国，才知道牛奶应该是什么味道。每天早上，父亲扯开细绳，揭开牛奶瓶盖，喝一口随即停下，然后皱紧眉头，悲哀地摇摇头，说：这怎么能叫牛奶？没过多久，他干脆放弃了早晨这个颇有仪式感的抱怨，而由我和母亲轮流分享这瓶“白色浑浊”的 “某种液体混合物”。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去了美国，也访问过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每次我都会特地找到当地的超市或便利店，买一盒牛奶来喝上两口，随即将刚打开的牛奶盒子扔进近旁的垃圾桶，转而离开，让那一记重重落下的声音留在身后。我始终没找到父亲当年体会的那种天壤之别，反而觉得外国的牛奶普遍寡淡，不如中国的香浓。想来很可能是在我的父亲第二次去美国并从此滞留不归后的岁月里，中国的乳品制造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蠡溪回来后大约一周，我接到周医生的来电。他向我要地址，说写了封信想寄过来。我将公司的地址给了他，三天后信到了，信封写明是我“转交”，由我母亲“亲启”。

　　我稍犹豫后，打开了信，第一眼就被惊到了。信明明是给母亲的，竟像是她自己写的，因为信的字迹和我熟悉的母亲的字迹一模一样。从上小学起我就受到来自父亲、外婆和外公的压力，责怪我的字总是写得不够好，东倒西歪，像虫在爬。字如其人，难看的字迹给人差的第一印象。他们一再敦促我跟母亲学，她的字端正、漂亮，如同她给人的印象也总是很舒服亲切，值得信赖。只能说我的血液里终究没能继承母亲的优雅气质，最后我也没能修炼出一手好字，幸好不久以后已是电脑打字的时代。

　　好在周医生来信的行文风格让我马上拉开了距离，尤其是起头的几段，很像一封措辞谨慎，近似公文的感谢信。周医生重申母亲是他的“榜样”，多年来正是在榜样的激励下，使他在遭遇各种逆境时能够振作并鼓起勇气，最终克服困难、战胜自我，不仅在思想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得以成长和进步。

　　然后他从头说起，回顾了最初来到蠡溪时的细节。当时，他已经在首都北京的医院实习了足足一年了，得到了上下里外很好的评价，重要的是相爱多年的女友（未婚妻）同在北京，在另一家医院实习。两所医院已基本决定留用他们俩，所以两人商妥了，只等正式通知下达，去单位报到后头一件事就是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未尝想在最后关头一切发生了逆转，年轻的周医生突然接到通知，组织上让他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报到，那就是蠡溪，因为那里正缺人。当年的周医生收拾起行李，坐上了南行的列车。至今他仍记得车窗外来送行的女友那双“哭肿的眼睛”。在蠡溪安顿下来没多久，周医生接到了另一个通知，竟是女友宣布跟他正式分手。那是一封简短甚至是冷冰冰的信，女友很理性地分析了两人所面临的现实：分居两地，一南一北，短时间没可能在一起。他错过进京的机会要想重新得到几乎是登天，毫无疑问她也不可能去蠡溪。两人不管不顾结婚的话，只会造成双方疲于奔命，于工作于个人都不利。所以最应该的选择是：长痛不如短痛。

　　“人生跌至最低谷”，周医生以此形容与我们在蠡溪见面时，曾提及的那个春节前后的冬天。他坐在了母亲离开后留下的岗位上，却“失魂落魄”，以至于面前的病人述说了好一会儿病情，他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耳边始终是轰隆隆的火车轮的滚动，仿佛自己正赶往北京，去挽回毕生唯一的爱情。好在那年代再冲动也不可能随便请假，坐火车也需要单位证明开介绍信。周医生形容自己“浑浑噩噩”了几星期，方才有所清醒，他向自己敲响警钟：如此的“放任”，肯定是辜负了国家的多年培养，也对不住病人们的信任。周医生低下头，看到面前的病历，那一行行清晰、整洁的字迹突然给了他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于是，他决心抄写母亲留下的病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别人可以在这里留下，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到呢？况且，他早就在医院的里里外外听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前任赞不绝口。为什么不能在榜样的感召下走出“狭隘的自我”呢？从此每天下班，周医生都会取一沓病历带回宿舍。慢慢地，他逐步走出了困境，心情不再是暗无天日，工作的积极性也渐渐起来。正是以母亲的字为字帖，通过每天的抄写摹写，周医生觉得“自我在改变”，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前进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周医生坦承偶尔也会重陷低迷，再度回到黑暗笼罩的心情中。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前女友的绝情和背叛，如果一年两年无法聚在一起，那么为了对方的幸福他是完全可以放手的。分开没多少日子就宣布一刀两断是难以接受的，而半年后传来的消息说她已嫁给了年长十岁的同单位的主任医师，让周医生觉得，也许从最开始自己就爱错了对象，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珍惜，以后也不配被怀念。他因此有了恨意，压抑至深，如一股戾气埋在心底，却无处发泄。孤寂是那么的无边无际，他觉得自己飘零在这炎凉的世界，与任何人的念想无关，毫无意义。

　　他唯有努力不去想那个已经与别人新婚并可能很快怀孕生育的人，转移注意力去想象自己面前留下一行行娟秀流畅字迹的另一个人，听说她在这里度过了孤单的六年，在相似的春夏秋冬，同样寂静的夜晚，她是如何体验的，是怎样的心情？又是如何渡过曾经遭遇的危机的？

　　写着写着，周医生偶尔也会旁开一步，对自己“可能有些夸张”的文字做一些自嘲。他称自己只是在写信时才会显得“多愁善感”，然而这不是他平时给人的印象。他说自己待人很随便，也喜欢开些小玩笑，经常造出些幽默气氛。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大家接受了，用如今的话来说，那个蠡溪镇的年轻男医生称得上是“颇有人气”。人们的言语中渐渐很少再将他与前任做比较。而且周医生也不需要临母亲的“字帖”了，因为翻开那一本本病历，前后两个医生的字迹已经无缝对接。他有了一种欣慰之感，通过努力，自己终于“取得”了曾经被大家爱戴的那个医生的地位。

　　“是取得，而不是取代，更不是超越”，周医生强调道：“因为没有您，就不可能有我。”然后他用“知音”来形容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很清楚这个词“并不恰当”，他们未曾见过面，她都完全不知他的存在。

　　周医生曾经定下了在蠡溪坚持六年的目标，但六年之后他已经没有了离开的想法。他把医院当作了家，觉得自己就像是它的儿子。他投入了全部的身心，这份无私的爱也得到了回报。组织上很重视他，着力培养，他比所有同龄的医生进步都快，最早成为主治医生，也是医院的业务带头人。

　　稍嫌“美中不足”的是周医生的婚姻问题渐渐拖成“老大难”。做媒的人络绎不绝，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多数情况是他看不上别人，又不便直说伤了媒人或对方的面子，只好含糊其词加上拖。久而久之大家都说，周医生一定是心里有人了。对此他总是笑而不语。谁都不清楚他那个心里的人是谁。拖到最终结婚时周医生已将近五十岁，对方是富阳人，结婚前让他答应以后一定好好待与去世前夫生的男孩。两人婚后“谈不上恩爱”，相处和睦但很平静，毕竟都不是年轻人了，不可能轰轰烈烈。曾经答应的，周医生也做到了，他对那孩子几乎是“视如己出”。况且他们也没再要小孩。那孩子长大了，也颇有出息，虽然学历只有中专毕业，但有做生意的脑筋，现在在富阳老家已有了自己的工厂，产品在天猫淘宝甚至亚马逊网站都十分热销。儿子也有了下一代，是一对双胞胎女儿，可爱得“难以用言语形容”。儿子和媳妇都孝顺，再三邀请父母退休后搬去同住，说是大家一起过日子热闹，相互照顾也容易。老两口拖了一阵，终于下了决心，把医院分配的房子卖了，再过一个月就要告别蠡溪，从此便在富阳定居安度晚年了。

　　信的结尾，周医生重提上周末与我们一家的相遇，说这让他感到“惊喜”，也觉得是“意义非凡”，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中的注定”。他最后写道：“多少年了，我都想当面说一声谢谢。其实，我一直都有去上海的念头，想见上您一面，说上几句话。也担心过，上海那么大能找得到吗？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既然有您的名字，一家一家医院去寻，总归是可以问到的。可是若见到了，是否会引起误会，或者让人怀疑别有用心呢？不过，我可以挂一个号，然后像普通病人一样坐到您面前。那我就知足了，圆满了。”

　　在署名之后，周医生隔开几行，在下方补了一句：祝福您和您的全家。可惜没有见到您的先生，向他代问好，他一直是我最羡慕的人。

　　信的中间周医生对婚姻的描述，让我想到父亲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针对的当然是他的后一次的婚姻。父亲在第二次去美国后，来信先是说美方机构热情挽留不得不推迟回国，然后信就不来了，等再有信来则是提出跟母亲离婚。相关手续拉锯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完全断了联系。相互重建联络是很多年以后了。父亲再婚后并无子女，我的女儿蕊蕊的诞生给他以极大的喜悦，他对此强烈的反应超过了我的预期，以至于我心里对他长期的恨意也减轻了很多。我和沈丽带蕊蕊去访问了父亲现在的家。父亲的太太是一位白人女子，年龄虽比他年轻不少，也已是老大妈了。即使是年轻时，她也肯定不是“白人女子”这个词令人遐想的模样，要知道有一阵我总开玩笑对别人吹嘘，我的父亲娶了“西班牙女郎”。见面以后我们发现白人大妈大大咧咧的，偶尔脾气粗暴，但为人待物极其善良和热忱。当初是她的帮助使父亲得以转换身份留在了美国，但显然父亲并没把她很当回事，几次向我表示，这“只是一起过日子罢了”。那次访美，我因公务稍早离开，沈丽和蕊蕊在父亲那里多待了一个月，他们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父亲第二次出国后再没回过上海，对故乡自然有无尽的怀念和感伤。言语之中沈丽也察觉到了父亲的失落，因为以他的情况，不可能取得美国行医的执照，即便有出色的履历和高超的医术，也无法再当医生，而只能在医院内做一些助理性质的工作。相比之下，当年父亲的老同学和老同事，都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医科大学生，最后差不多都成了专家，当官的发财的，可谓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其中有个父亲原来的老同事，当年水平远在他之下，后来竟当上了市级著名医院的院长，曾多次应邀去北京给首长会诊。更离谱的传闻是，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老同事还包养了小三。父亲对此十分的愤慨。沈丽问父亲是否后悔自己选择了留在美国，他当即表示否定，说不后悔。父亲的回答让沈丽大惑不解，而我却反问她：总不见得我爸承认后悔了，他在美国的几十年成了一场空？在我看来，别人当院长他失落可以理解，包小三他有什么可以心里不平衡的呢？

　　一个月后，估计已是周医生离开蠡溪搬到富阳去的时间了，我跟父亲通了一次越洋电话。我讲述了去蠡溪的旅行，告诉他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医院则改成了养老院，老娘住过的单身宿舍却意外地保留着原貌。巧的是我们还遇到了当年母亲被调离蠡溪后接替她的医生，如今也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了。想不到的是，此人竟将母亲留下的病历当作字帖学练字，经过长久的模仿，最后写的字迹一模一样到可以乱真。我正继续说周医生来信的事，猜想父亲听了会不会有所触动，不料他已经打断了我，说：别去说没啥关系的人了吧。我顿觉索然，便向他补充了母亲站在当年的宿舍里，突然間痛哭的情景。父亲听后久久地沉默，我等着他反应。但父亲并没有接我的话，而是问：你是说，那个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仅还在，而且还是老样子？我回答：基本没什么变化，当时我也很意外的。父亲似乎是想了想，说：我怎么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跟我讲讲房子里面的样子吧？

　　我能对他讲什么呢？既然已经说一切是老样子，总不见得再去描述满屋子的杂物，墙上贴的旧报纸，生锈的做按摩的铁杆和屋顶挂着的蜘蛛网吧。我的思绪往前快进，立刻想起了那个夜晚曾经充满了小屋的彻底的黑暗，以及暖洋洋的水一样的感觉；同时，我也回想起开车去蠡溪途中听的钢琴奏鸣曲。于是我对着电话说：你应该记得墙上的那扇窗吧？有一次我住在那里，天黑后月亮升起来，月光从布帘的缝隙透进来，照在床边的墙上，把整个屋子映得白花花的，很亮很亮。

　　父亲听我讲完，喃喃道：我想起来了，确实是这样的。又一次停顿后，父亲似乎是舒了一口气，说：我与你母亲，这辈子是不会再见到了。我知道，她会一直恨我的。不过，等静下来我还是给她写封信吧。我当即打断他：写啥的信呢？现在哪有人还写信的？过去发生的事我不想再提了，但这些年老娘总算是平静下来了。你写信是要做啥？就算你写了，我也不会转交的。父亲坚持道：是的，你娘现在住哪儿我也不晓得，我也没她的地址。但是，即便她永远看不到，这封信我还是要写。我说：这就是你的事情了，我管不着。我听那边他没了任何声音，想想总不能这么结束吧，便补上一句：蕊蕊睡觉前让我跟你说，她想爷爷了。

　　去蠡溪前，我们答应蕊蕊此次出游的一个节目是去看春天盛开的油菜花。离开医院后，我们的车往野外开去。穿过鱼塘、菜田，我们很快找到了一大片油菜花地，一眼望去金黄色的几乎没有尽头。我把车停在田埂边上，跳下车带着蕊蕊往油菜花丛中跑去。

　　蕊蕊嘴里念叨着沈丽先前教她的儿歌：菜花开，痴子痴；菜花开，痴子痴！

　　她问：为啥只有油菜花，没有痴子呢？

　　我答：你把眼睛闭起来，从一数到三再睁开来，肯定痴子就来了。

　　蕊蕊闭上了眼睛，我迅速跑到一个土坡后匐下身。

　　蕊蕊数完数睁开眼，没看到痴子出现，大声抗议：骗人，不可以骗人。

　　我脱下上衣裹在头上，突然跃起冲出去。

　　蕊蕊撒腿就逃，跑出几步停下回头看我，兴奋地咯咯笑，说：你是谁？是我爸爸吗？

　　我扮着鬼脸，说：我不是。我是痴子。

　　站在远处的母亲和沈丽望着我们，沈丽笑道：看他们两个人，没大没小的。母亲提高声音说：好了，别疯得没尽头，夜里困觉要尿床了。

　　我大喊一声，龇牙咧嘴地繼续朝蕊蕊追去，吓得她兴奋地尖叫，并喊：你不是痴子，你是爸爸。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