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纯

　　

1

　　外祖母弥留之际，气若游丝，久久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我感觉到，她抓住我的手一直不想松開，仿佛我是个救命稻草。母亲逮住我的另一只手，用力摇晃着，焦急地对我说：“春儿，快答应你姥娘！你快答应呀！……”

　　我鼻子一酸，眼中含泪，伏向外祖母的耳边，大声道：“姥娘！您放心走，我就是豁出去不当这个县长，也要帮您置办好！”

　　此言一出，就见外祖母嘴角绽放出一个笑纹，一口气呼地扑出来，撒手去了。

　　她扑出最后一口气的当儿，母亲下意识地拽了我一把——当地风俗，让死者最后一口气扑到脸上，不吉利。但我不怕，在这个世上，姥娘是最疼我的那个人，她不会给我带来霉运。母亲见我愣着不动，伸手往我脸上胡乱抹了两把，然后大声哭起来。哭声瞬间笼罩了整间屋子。

　　这几年，外祖母没少跟我唠叨，说她只有一个心愿——死了后，不火化。

　　“你可不能把俺化了。俺化成灰，变成烟，你姥爷他到哪儿寻俺？”她说。

　　“姥爷不也化成烟了吗？正好你们飞到天上相会嘛。”我逗她。

　　“那可不行！风一刮不就没影了吗？”她有点急，愁眉苦脸的。

　　我不吭声。她更急眼：“春儿，姥娘就这点心事，你答不答应？”

　　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着玩儿，后来才意识到她是真的那么想。在普遍火葬的今天，由于我是分管民政的副县长，若想办，倒也不是太难。但那样办，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可不是许世友。

　　以前只是说说，现在难题来了，不想解，也得解。我在母亲和姐姐的哭号声中，呆愣了好一阵，然后躲到一边，打了几个电话。半个小时后，火葬场的李厂长亲自带着两个工人，开来一辆殡葬车，把穿戴一新、余温尚存的外祖母的遗体收走。

　　第三天的上午，在县城东郊的殡仪馆，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外祖母虽然是个农妇，但在本县颇有名望，虽然没发讣告，这天倒是来了不少人，当然很多人是冲我来的。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我严令家人，不得收任何一份礼金。仪式结束后，火葬场的李厂长当着众人面向我汇报说，夜里火化，明天早上一上班可来人领取骨灰。还领我去一旁的橱窗挑选了一个中等价格的骨灰盒。

　　当天深夜，月黑风高，我亲自押着一辆农用车来到殡仪馆，车后斗上，帆布下面盖着一具棺材。两个殡葬工拉开巨大冰柜上的一个大抽屉，把外祖母硬邦邦的遗体挪进棺材。农用车人不知鬼不觉离开殡仪馆，开向六十里外的杨家湾。车子没有进外祖母的家门，而是直接开到坟地，六个精壮的小伙子已经挖好墓穴，车停下，人们默默地把棺材落下，深埋，填实，平整好，尽量不露痕迹，然后悄悄离开现场。

　　次日早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剧本，我又坐小车赶回殡仪馆取骨灰，同时带走一张火化证，有了这个东西，便可遮人耳目。

　　接着便是出殡。外祖母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一个闺女，按照杨家湾一带的风俗，捧骨灰盒摔老盆的重任，自然落到我身上。这个时候我不再是副县长，而是逝者李慧芬的外孙，葬礼上唱主角的人。外祖母在杨家湾的威望是历史形成的，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全村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了，场面异常的隆重。我捧着骨灰盒——里面当然没有骨灰，装的是外祖母院子里的泥土——在孝幡的引导下，于响亮而混杂的哭声中走向坟地，把骨灰盒放入一个事先用青砖水泥砌好的小墓穴里。主持葬礼的知事人拖着长腔，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丧仪的流程。我看到一块青石板盖上骨灰盒，然后是黄土迅速堆起来，掩盖了一切。

　　只有少数几人清楚，骨灰盒下面，才是外祖母真正的埋身之地。

　　下午两点多钟，打发走吃丧饭的父老乡亲，我一个人走出村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走向外祖母的坟头。此时，阳光晃眼，白云悠悠，青山含黛，峡谷里一片沉寂，远处偶尔响起一串串老牛的叫声，飞向空中，然后在山间回荡。

　　外祖母的坟茔，紧挨着她公公婆婆的合葬坟。山里土地稀缺，各家的坟地都设在不能耕种的荒坡上，坟头也都起得很小，像一个个没发好面的黄馒头。我在外祖母的坟前立住，双膝一弯，先磕了三个头。这几天像打仗一样紧张，脑子木木的，我竟然没有生发出足够的悲伤，甚至没怎么流泪，深感对不起生前无比疼爱我的外祖母。我在心里默默请求她老人家原谅我。

　　我外祖母李慧芬生于一九二一年，她活了九十五岁。坐在她的坟前，历历往事在我的眼前开始浮现……

2

　　她娘家在山那边的李家湾。李家湾和杨家湾一山之隔，分列在牛头山的两侧，都藏在大山深处，两村之间有一条羊肠般的盘山小路相连。她家是李家湾首富，家里开着油坊，雇好几个长工，另有二十多亩良田，八间青石瓦房，三匹大牲口——这份家产在当时当地是很显赫诱人的。而她后来的男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在杨家湾只能勉强算个小富农，或者是中农，三四亩薄田，三间石头房子，也就是温饱而已。

　　若论相貌，她是很出众的，高挑个头，大脸盘，白净面皮，腰腿都很瓷实，人也落落大方。唯一不太好的，她是个小脚——可在那时，小脚是金贵的，大脚女人还不好嫁呢！人们不喜欢小脚，厌弃它，那是后来的事。

　　也许还得点明一条，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很显然，谁要是娶了她，那便是不折不扣的人财两得！

　　按现在的说法，她是个白富美。因此从她十四岁起，上门提亲的人，就没断过。但是几年过去，来提亲的人几乎踏平了屋门槛，她还是一个也没瞧上。眼看过十九岁奔二十，快熬成老姑娘了，她爹妈着急起来。

　　她提了个条件：不图他家富贵，只求他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她这是跟她爹怄气呢——小时候哭着闹着要读书，她爹李三旺就是不同意，说女孩子读书有啥用？白糟蹋钱嘛！女娃娃抛头露面的，也不好。因此死活不同意她进学堂。后来年龄一大，再想进学堂，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这事了。

　　“俺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事有三个：一是不识文断字；二是缠脚；三是生了你妈。”她这样对我总结。

　　前两个可以理解，那么第三个，为什么也成了缺憾？这个我后面再讲。

　　她那个要求按说不算过分。李三旺四处打听了一下，周围几个村落，真正有文化水儿的适龄男性，很少，顶多是上过一两年私塾。这显然不符合她的要求。

　　只有杨家湾杨厚良的儿子杨敬堂，比较合适。杨敬堂在县城上中学，年龄比她小三岁。过去都讲，女大三，抱金砖，这个年龄差别，再好不过。不妙的是，杨家家境太一般，无法跟李家比。好在她爹逐渐想开了，只要对方人好，穷就穷点吧，反正李家的财产够他们吃用的，闺女同意就行，赶紧打发她出嫁才是王道。尤其这当口，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县城，说不定哪天进山来，见了黄花大闺女，还能有跑？

　　她爹最担心杨家人品不济，便多了个心眼。某一天他换上一身破旧衣裳，扮成个要饭的，拖一根打狗棍，一瘸一拐来到杨家湾，打探着来到杨厚良家门口，敲着破碗讨吃的。杨家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矮小的中年汉子探身丢给他一个玉米面窝头。这人自然是杨厚良了。他还是不放心，干脆一骨碌躺地下，哎哟几声，装作昏过去。那杨厚良反身回屋，取来一瓢热水，喂他喝下。他这才放宽心，坐起说，老杨，俺是李家湾的李三旺。

　　李三旺的名头，杨厚良当然听说过，可以说如雷贯耳。杨厚良一时搞不准这姓李的财主玩什么把戏，便愣在那里。李三旺直截了当地说：老杨啊，咱两家结亲家，你不会不干吧？

　　当天，两家就换了帖子。

3

　　一九四〇年春天，农历三月初五，我外祖母李慧芬与杨敬堂拜堂成亲。杨敬堂遂成了我外祖父。

　　杨厚良怕儿子拒绝这门亲事，一开始没给他挑明，只是往县城中学捎了一封信，说是他娘病了，让他务必回来一趟。县城离杨家湾六十多里，山路难行，要走整整一天，平时杨敬堂一个学期只回来一两次。

　　杨敬堂接受过新式教育，都以为他会强烈反抗这门封建婚姻。但是他没有，或者说他并没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也许一开始，他心里是不乐意的，可是等到揭开李慧芬的盖头，看清她的模样，他就认了。可以肯定，他对她的相貌应该是满意的。他唯一失望的地方，是她的脚。外祖母记得很清楚，他的目光躲躲闪闪扫到她脚上时，明显皱了下眉头。

　　他的长相很有特点，方脸盘，小眼睛，高鼻梁，尤其是那大嘴巴，快要扯到耳朵根，耳朵是招风耳，薄薄的，似乎是透明的。他的个头约莫比新娘子还要略矮一点。他脸上好像还有几个似明似暗的麻点。说实话，美丽大方的外祖母对新郎官的长相，并不满意。因为她看中的是他的文化，所以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而且这时候说啥都晚了。

　　李三旺在女儿的嫁妆上，给足了男方家面子，他卖掉自家的六亩良田，用这些钱在杨家湾置换下六亩新地，娶亲那天，亲手把新刮刮的地契交给女婿。除外还有一匹健壮的毛驴，更不用说那些新做的日用家具和被褥衣物，整整雇了十八个青壮小伙抬过来，俗称“十八抬”。这规模，在杨家湾，可以说前无古人，杨厚良夫妇的面子大上了天。

　　后来外祖母常常念叨：“俺可不是白来吃饭的。”那意思是，她的身价可不低哪！

　　外祖父真的会心甘情愿和她入洞房吗？我一直怀疑这事。

　　“你们那晚……睡一张床上了吗？”趁她高兴，有一回我问她。

　　“那时节没床，俺们都睡炕。炕洞跟锅灶连着，冬天可暖和啦。”

　　“我是说，你们……那个了吗？”我不管不顾，打算一竿子问到底。

　　“什么那个？”

　　“就是……嗨，就是一块睡了吗？”

　　“你个小兔崽子！没睡一块，你妈打哪儿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有点恼，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只想知道，结婚那天晚上，你们谁主动的……”我不依不饶。

　　她愣了好一阵，似乎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半天才讷讷道：“你姥爷，他是个洋学生，他可不是粗人，那年他多大？才十六岁，说起来还是个毛孩子。所以哪，俺们说了半晚上话，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没一搭，谁也没碰谁……天快亮时，熬不住，迷迷糊糊都睡着了。”

　　很显然，新婚之夜，他们没有做爱。但是一个细节说明，姥爷并不厌烦她，因为他们说了半晚上的话。

　　在家待了一阵子，外祖父提出回学校看看，毕竟还没毕业。她同意，他爹坚决不干，因为鬼子已经进了县城，开始四处抢掠，他爹怕他回去有危险，每天都暗中盯着他，不许他离开村子半步。他也是想得通事理的人——既然鬼子来了，在他们刺刀下读书，还能有什么出息？因此他也没再坚持要走，而是安心待在家里，一日三餐过日子，翻翻书，写写字，或者跟他爹到田里干点庄稼活。

　　那当口，城里兵荒马乱，大山里的日子倒很安静，令人羡慕，似乎鬼子都嫌这地方兔子不拉屎，迟迟没来照面。不少城里人进山躲祸，把鬼子在山外的暴行说得更是骇人，山里因此成为风水宝地。

　　鬼子嫌山里穷，有人不嫌——到了那年春末夏初，麦梢发黄时，一支八路军的小队伍来到杨家湾安营扎寨，他们挨家挨户动员青壮劳力参军入伍。外祖父是个有文化的人，身体健康，队伍上的人对他格外感兴趣，三天两头来人做工作。

　　外祖母后来不止一次地对我念叨，她的命运，他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甚至两家人的命运，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如果八路不来，他们也许就这样过一辈子啦！

　　人们从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踊跃参军的场面，其实大多数时候并不踊跃，甚至不少人想办法逃避，毕竟当兵扛枪要打仗，要死人，脑袋整天別在裤腰带上，有几人能够潇洒？所谓不怕死，都是给逼出来的，不逼到份上，哪有不怕死的？人的觉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都是给逼出来的，或者说给激发出来的。

　　八路的人频繁上门，首先杨厚良非常抵触，他只有敬堂一个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当然不希望他当兵离家。但人家背着枪上门，杨厚良当面不敢说啥，背地里一遍遍叮嘱儿子，千万不能松口，否则他就不认这个儿子。为此，他甚至装病，八路的人一来，就躺到炕上唉哟哟地叫唤个不停。

　　问题是，杨敬堂渐渐动了心，他做新媳妇的工作，说自己到县城读书，就是为了走到山外面去，在这大山里生活一辈子，能有什么出息？顶多像你爹一样当个小财主而已，我不稀罕。现在书读不成了，跟上队伍走，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国难当头，男人不能贪生怕死。

　　他不但自己动心，还想动员她一块走。悄悄问了问队伍上的人，小脚女子，行军不便，人家不要，可以进识字班，还可以参加妇救会，筹军粮做军服，等等，支援队伍，在当地发挥骨干作用，也挺好啊。

　　男人要走，她就是想拦，也拦不住。公公仍然是死活不松口，说你个孽子，不要祖宗是不是？你若死在外面，杨家连一个根苗都留不下，咱杨家就成绝户了，俺怎么去给祖宗先人交代？

　　杨敬堂还算个孝子，他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没再坚持。八路军不像国军，不抓壮丁，不硬来，入伍靠自觉。杨敬堂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这个因素也要考虑，尤其家长极力阻挠，他们对杨敬堂逐渐失去兴趣。杨厚良盼着八路快快走人，他们一走，就平安无事了。

4

　　这当口，冒出一件事，使那件本来压下去的事端再起波澜。

　　“俺怀上了。你妈来得真不是时候。”外祖母说，“你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

　　媳妇有了喜，杨敬堂便又动了离家的心思——即使自己真死到外头，好歹总算给杨家留下一棵根苗，这便等于摘掉了不孝的帽子。端午节那天，他陪媳妇回娘家，李三旺因为女儿有喜，非常高兴，热情有加，劝女婿喝下二两烧酒。半下午往回返，半道上，遇到队伍。队伍这是要转移，因为有传言鬼子要到这一带扫荡。杨敬堂牵着毛驴躲到一边，眼巴巴望着行进的队伍，一个曾经到过他家的干部同他打趣说，小杨啊，你满肚子洋墨水儿，前途大得很，一辈子窝在这大山里，憋屈不？

　　你们还回来吗？他问。

　　不一定喽，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巴掌大地方，回来干什么，喝西北风？

　　他望一眼驴背上的媳妇，望一眼山窝窝里的小村落，再望一眼即将远去的队伍，突然道：“慧芬，对不起，我得走……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我得空再回来看你们……”

　　不等外祖母说什么，他抹一把不知何时流下来的泪水，把缰绳一丢，拔腿追队伍去了。

　　傍晚，毛驴把孤零零的外祖母驮回家。她公公一见，情知不好，大骂儿子不孝。杨厚良之所以痛快地给儿子找这个对象，一方面他是看上李家的家产，另一方面是想找个人拴住他。没想到，漂亮的儿媳妇还是没能拴住他的心。老头居然也抹起眼泪，说这个儿白养活了，怪就怪不该送他上学堂，心变野了，收不回了。

　　她倒是蛮想得开，劝慰公公，说敬堂聪明机灵，不会有事的；又说来过咱家的那个王指导员，答应过让敬堂当通信员，干这个差事离枪子儿远，不危险；还说敬堂真有了出息，將来这孩子也跟着沾他爹的光，对不对？

　　她笃信肚里的孩子是个男娃。

　　为这事，我问过外祖母：“姥爷走的时候，你心里难受吗？”

　　“谈不上有多难受。”

　　“你们有感情吗？毕竟不是自由恋爱。”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俺们是百日夫妻。小兔崽子，你说有没有感情？”

　　“你硬拖住他就好了。如果你死活不同意他走，他也许会留下来。”

　　想了想，她说：“一个人想走，一定有东西蒙住了他的心，在前面拽他。你留住人留不住心，有啥用？还不如痛痛快快放他走。”

　　这说明，外祖母的觉悟不低，虽说她没有文化，但她知道顺应潮流。

　　那年年底，我妈妈出生了。因为是个女孩，两家人都有些失落。尤其李三旺，似乎比杨厚良还要失望。他只有一个女儿，用常人的话说，就是个老绝户。就因为这个，虽然身为李家湾首富，但他还是总感觉头抬不起来，脊梁骨发凉，腰杆不硬。这是他最大的心病和软肋，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个老绝户。他天天盼，夜夜盼，盼着女婿早点回来，好为他添个外孙，让他扬眉吐气一把。

　　但是一年过去了，杨敬堂没有回来。

　　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日本人都走了，杨敬堂还是没有回来。

　　一点消息没有，都说他八成死外头了。算上他，那年杨家湾有八个男丁参加八路，中间开小差跑回来两个，牺牲了三个，还有两个残废了给送回来，就他没音信，死活不知。

　　我母亲一直没有名字，外祖母坚持等爹爹回来给她取名，直到五岁前，家人都叫她“小妮”或者“妮”。五岁生日时，外祖母叹口气，请公公给孙女起名儿。杨厚良捻着八字胡沉吟道，她是继字辈的，就叫继香吧。

　　杨继香是我母亲的大名。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还是杳无音信。

　　李三旺盘算着让闺女改嫁。女人什么最苦？守寡！总不能苦等他一辈子吧？杨厚良也算开明，给亲家回话说，慧芬若想改嫁，他不会阻拦。

　　但是我外祖母死活不同意。她说——

　　“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一天没音信，俺一天不嫁人！”

　　两家这几年出了不少事情，大的主要有三件。头一件是鬼子走那年，李三旺遭了一次打劫，给人绑了，绑匪索要六百大洋。这可是个大数目，族人帮忙紧急卖出十几亩地，盘掉了油坊，又卖出一大半的房屋，才凑够数。祖宗留下的基业，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打了水漂。他差点垮掉。谁也没想到，他却因祸得福，不久搞土改，他家因为只剩下四亩田，划为中农，而如果不遭这一劫，他很可能划成地主，搞不好小命都保不住。杨家家境殷实一些，划定为富农。就这么着，李家比杨家的运气还是要好。第二件是李三旺的老婆、外祖母的娘李赵氏，解放那样得了急病，很快死去了。第三件是杨敬堂的娘，也就是我祖母的婆婆杨王氏，本来就患有肺痨病，长年卧床，因为思儿心切，久久不见儿子归来，年底被一场感冒夺去了性命。

　　这样一来，婆家、娘家两个家庭，外祖母都要操心费力，村里人经常见她颠着小脚，很困难地在山路上走动，顾了这头顾那头。两边的两个老汉日渐衰老，身体也不好，地里的活，快干不动了，越来越依靠她。而她又是个小脚，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劳。

　　她眼见着苍老下去。

　　村里有几个光棍，老想打她的主意，有托人上门提亲的，也有夜里来敲窗扒门缝的。对于前者，她好言拒绝；对于后者，每到夜晚，她就在门上和窗子上挂一把菜刀，以表明她决绝的态度。

　　由此，外祖母落下一个绰号：李菜刀。

5

　　一九五三年底，快过年的时候，镇上的邮递员来到杨家湾，打听到杨厚良家，丢给老头一封信，便骑车走了。他不识字，撕开信皮，捏出信纸，递给我外祖母。她也不识字，手捏信纸，怕烫手似的，老是捏不住。周边的几家邻居，也没有人识字，两人只好坐等我母亲放学回来读信。母亲那年十三岁，在乡里小学校读三年级。

　　很多年之后，外祖母仍然忘不掉等我妈回来念信的那个把钟头，那个时间太漫长了，仿佛一辈子那么长。她的心扑通扑通乱跳，提到嗓子眼，眼面前金星直冒。她甚至听到了公公的心跳，也是那么响。他们想到了好多，最坏的结局便是敬堂死了，这封信是死亡通知书。此前也有一点传言，说是他可能上朝鲜打仗去了，那地方死人可是海了去啦！

　　黄昏时分，终于等到母亲回来，外祖母扑上去把信纸递给她。她展开，看了一会，突然放声大哭。她的哭声把外祖母和杨厚良吓坏了，二人不知所措，像傻了一样。

　　“娘！爷爷！俺爹他、他没死……你们看，他在龙城呢！”母亲破涕为笑。刚才她哭，纯粹是因为喜从天降，突然的激动让她难以控制。

　　外祖母接过信。尽管她不识字，她还是对着信纸扫了几眼：“你爹他真活着？你没看错吧？”

　　“错不了！”

　　一旁的老汉，早已是泪雨滂沱，哭中带笑，笑中带哭。一家三口人，最后又拥到一块，哭了好久。

　　杨敬堂的确好好活着。那年他离家之后，随部队到胶东抗日战场，鬼子投降后又坐船到东北打了三年仗，然后进关，打天津，南下，一直打到广西。刚歇口气，立马又率部到朝鲜打了两年多。如今他是某团的政委，不久前从朝鲜回国，驻扎在龙城南郊的军营。

　　龙城离杨家湾并不太远，满打满算六百多里地。哭够了，笑够了，两个大人一商量，吩咐孩子赶紧给爹爹写封回信，就说太想念，一家三口打算去龙城见他。

　　那一个夜晚，是十三年来最幸福的。外祖母整整一夜没瞌眼，兴奋得睡不着，她想呀，想呀，怎么也想不起男人啥模样了，怪他为啥不随信邮张相片来呢？真是太粗心了……

　　她说通公公，卖掉了一些粮食，给每人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去龙城。她打听过了，团政委相当于县长，也算个大官啦，咱不能给他丢脸呀。

　　然而没等新衣服置办好，他又来了信，说是刚回国，新驻地，事情多，眼下忙得很，暂时不要来。还随信寄来三十块钱，够一家人半年的花销了。

　　她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为啥，又说不准。

　　不久后的某一天，一辆吉普车费了好大的劲才开到杨家湾，在杨厚良家门口停下。全村都炸了锅，以为杨敬堂回来了，村里外出闹革命的人，数他混得最好。

　　然而来的人不是杨敬堂，而是县上的一位领导。又都以为领导上门慰问杨家老少来了。那领导先是把老汉叫到一旁，悄悄说了点啥。杨厚良的脑袋耷拉下来，长吁短叹抹起了眼泪。领导接着又单独和我外祖母谈。

　　“俺脑袋嗡嗡响，半晌才搞清咋回事。”她后来对我说。

　　领导是受杨敬堂同志的委托和组织派遣，来找李慧芬同志谈话的。说是他离家十三年，天各一方，和她感情疏远了——也许本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当年结婚完全是父母之命，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拖入洞房，命运对他是不公平的。他现在是县团一级的领导，经常出头露面，她是小脚，与他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他们分开。考虑到她十多年来照顾二老，劳苦功高，他愿意在经济上尽可能多地补偿她，想请她拿个意见。

　　这个结果，她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他出去那么多年，为啥一封信都不给家里写？不就是嫌弃她嘛！现在露实底了，她还能说什么？

　　领导讲完情况，以为她会大哭大闹。但是她没有，她愣了半天，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硬是没掉下来。领导这才放心走。她又喊住人家，转身进到里屋，拿出一个小包袱，里面有三双她早些年做好的千层底布鞋，递给那位领导，说，你来转给他吧，这鞋是给他做的，他穿最合适。领导接过包袱，颇有些感动，说李慧芬同志，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来说。

　　慢慢就把情况摸清楚了，外公从朝鲜战场下来，认识了一个女人，是个女大学生，他爱上了她，必须要和她结婚，因此只能选择和外祖母离婚。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这一年外祖母三十二岁，外公二十九岁。

　　好消息不出门，坏消息满天飞，很快全杨家湾都知道了。李三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喝下半瓶烧酒，气汹汹醉醺醺杀上门来，找亲家杨厚良算账。李三旺是中农，杨家是富农，他不怕姓杨的。他指着亲家的脑门，恶狠狠地说：“你们杨家，白眼狼啊！那年要了俺那么重的嫁妆，还悔婚，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杨厚良一个劲地拱手作揖：“亲家对不起，俺养了个王八蛋儿子，俺对不住你，对不住慧芬……早知道這样，还不如让他挨枪子儿死战场上好呢！”

　　“别光说好听的，你管不管？你不管，俺到龙城找他算账去！”

　　“亲家公，你放心，俺这就去龙城找他。”

　　杨厚良当真摆出要走的样子。外祖母拦住他，说：“爹你不能去！强扭的瓜不甜，你去找他，他就能回心转意吗？俺看不会！既然不会，那你去干啥？只能影响他前程。你说咱图个啥？”

　　她又冲李三旺说：“爹，俺的事不用你管，你快回家吧，别在这给俺添堵。”

　　李三旺骂骂咧咧离开了杨家。回李家湾的路上，他一口气没上来，倒毙在路边。自打被绑架之后，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后又染上酒瘾，每天都要喝一斤多烧酒，生生把自己害死。

6

　　解放初期，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后换了老婆，这毋庸讳言。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艺作品见不到相关描写。我参加工作之后，很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一家干休所，我曾遇到一位老同志，同他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当年他的师长就那样做了，上级要处理他们师长，师里不少干部替师长说话：打下天下，换个老婆怎么了？老子辛苦打天下，难道娶个漂亮老婆不应该吗？你看他老家那个老婆，比他大六岁，是个童养媳，都老成那样了，当他娘都行了，你让他跟她过一辈子，你们忍心吗？他是功臣，负过七次伤，娶个漂亮学生，不是应该的吗？……结果上级睁只眼闭只眼，这事也就过去了。

　　我还从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一位想换老婆的高级干部，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那位干部问：“歌词是不是在批判你？”干部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思想开放，人们都能理解，他们那样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今离婚率居高不下，也没人认为不正常。舍弃不爱，追求所爱，又有什么不对呢？

　　但在那时却不是小事，据我收集到的资料，解放初期处理过不少干部，降级是免不了的，还有一撸到底的呢。“陈世美”是那些人的代称，彼时留下过历史的痕迹。

　　外祖父与外祖母离婚，虽然在故乡传得沸沸扬扬，但在他的部队，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外祖母很痛快地同意离婚，没有扯他的后腿。

　　自始至终，他没有露面。那位来过杨家湾的县委张副书记是他的老战友，一切都是张副书记出面协商，离婚手续也是他代办的。外公希望老父亲杨厚良到龙城跟他一起生活，我母亲杨继香作为他的亲生女儿，如果愿意也可以进城生活。杨家的祖宅、田地等一切财产都归我外祖母所有。

　　很多好心人劝她趁年轻赶紧改嫁，她要想嫁个好人家似乎也并不难。但是她坚决拒绝了，她明确表示，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嫁，她生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她至死都不会离开杨家老宅。

　　“为啥不改嫁呢？他已经变了心，娶别人了，你对他还有啥好留恋的？”我问她。

　　“说不清楚……就是不想再嫁了。”她说。

　　“够封建嘛，从一而终的思想在作怪。”

　　“是有点，但也不全是……还有你妈呢，再给她找个后爹？俺从没想过。”

　　开始都以为我母亲愿意进城，进城和不进城，命运差大了，进了城就是城里人，有个当大官的亲爹，一辈子吃穿不用愁。可是，母亲却不愿意去，她从没见过她亲爹，尤其进城要跟年轻的后妈一起过生活，她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恐惧。

　　母亲不走，老汉子犹豫一阵，也不想走了。他对张副书记说，在乡下住惯了，俺去城里，分不清东南西北，犯晕，还是别去了。再说了，俺一走，慧芬咋办？继香咋办？

　　公公的表现，令外祖母很受感动。说实在的，儿子一走十多年，老汉子跟儿媳妇生活得蛮愉快，彼此也分不开了，跟儿子的感情反倒疏远了，仿佛儿子成了人家的，儿媳妇过成了亲闺女。

　　最后协商的结果，她“离婚不离家”。

　　她对人们说：“俺要给俺公公爹养老送终。”

　　她有了在杨家湾住下去的最好理由。这个理由任何人都能接受，都认为再好不过。

　　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用力按下手印，对张副书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闹革命，闹革命，把俺男人闹跑了！”

　　话里带点抱怨，透着无奈。回到家，她二话没说，就把那张离婚证书塞进灶底，点火烧成了灰。她对她的公公道：“爹，以后咱该咋过咋过，权当没这档子事。”

　　母亲对我说，自始至终，你姥娘没掉一滴眼泪。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外祖母经常反刍她被男人“蹬掉”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她比他大。二、她没文化，不识字。三、她是小脚，上不得台面——这使她一辈子都不能原谅她的父亲李三旺，是他非要女儿缠脚。她恨自己的脚，多少次，恨不得拿刀剁了它。四、她怪自己生下的，是个女孩。

　　“要是个男孩，人家八成不会离。”她说。

　　她念叨了好多年。

　　“你要是个大脚板，而且有文化，家里那么有钱，没准当初还不嫁他呢！”我说。

　　“这倒也是。除了有文化，他哪点都配不上俺。”

　　她固执地认为，一个没文化的小脚女人，又没能为他生个儿子，是他在外面“找人”的重要原因。她老是怪自己肚子不争气：怎么不怀个男娃呢？他有了儿子，会惦记这个家的。

　　一次，我忍不住恼了，说：“你不想想，你要是生下个男孩，哪里还有我？”

　　愣了好一阵，她才搞明白，她生下的如果不是我妈，肯定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拍大腿说：“嗨！宁可跟他散伙，俺也不能没有你。你是姥姥的宝贝，姥姥最疼你，对吧？”

　　从那以后，她不再念叨这个话题。

7

　　在我的记忆中，外祖母特别爱美，每次出门，她都认真打扮，没有新衣裳不打紧，她把旧衣裳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个皱褶都见不到，头发梳理得一絲不乱，鞋面上、裤脚上，也绝不像村里的妇女那样，经常沾满黄泥巴，她不会的。用她的话说：“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俺不能给老杨家丢人。”潜台词是，不能给“人家”丢人，“人家”在城里做大官，带兵呢！

　　起初，她张口就是“俺男人”。后来意识到男人不是她男人了，便改口成了“人家”，或者“那个人”。

　　说来也怪，离婚之后，到她彻底变老之前，村里再也没有男人骚扰过她。是他们敬着她，还是敬着在外面做大官的杨敬堂？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她的日子是清静的，安稳的，干净的。她没有留下哪怕一丁点的绯闻逸事，舌头没有骨头，使人粉身碎骨，她最怕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外公与她离婚后，旋即再婚，女方叫舒群，是个学音乐的大学生，会弹琴，据说嗓子也不差，能歌善舞。美女配英雄，再好不过。

　　大概是她离婚之后的第二年秋末，收罢地里的庄稼，播种上小麦，就到了农闲季节，这时候村里人外出的比较多，串亲戚的，赶集的，溜达闲逛的，到处都是。一天晚上，她对公公说：“爹，俺想出去散散心。”

　　这一年多，除了地里就是家里，她没有出过远门，连乡里都没去过。公公以为她要去赶个集，顶多到县城逛逛，买身新衣，就说你去吧，早点回来。第二天天刚放亮，她换上一身新衣裳，挎上个小包袱，颠到村口，搭上一辆过路的马车，消失了。

　　头一晚她没回，公公以为她住县城了，没当回事。第二晚还是没回，公公有点着急。到了第三天太阳落山，还是没回，公公待不住了，喊上我母亲，到村头等她。等到天黑尽，不见影子。这一夜，爷俩都没睡好，担心她出事。

　　第四天的傍晚，她风尘仆仆回到了杨家湾。公公的心总算踏实下来，又想知道这四天里她干啥去了。问她，她淡淡地说：“俺去了一趟龙城。”

　　“……见到敬堂了？”公公诧异，担心她跑去找他儿子“算账”。

　　“没见。”

　　“……那你干啥去了？”

　　“去逛逛……龙城可真大啊，大楼比山都高。”

　　说罢，她就进屋上炕睡了。

　　过了好久好久，家人才搞清她去龙城到底干啥去了。离家那天，她先到乡里，然后搭一辆拉货的大卡车，一路颠簸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客车，天黑时赶到龙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次日一大早，她收拾利索来到大街上，见到当兵的，就拿出他写给家里那封唯一的信的信皮，上前打听某某某部队的杨敬堂。人家警惕地问她，你是他什么人？她谎说是街坊老邻居。人家见她吞吞吐吐的，即使知道，也不告诉她地方。后来再遇到当兵的，她多了个心眼，硬着头皮说：“俺是他媳妇，从老家跑来找他。”

　　终于碰到一个好心人，告诉她怎么走。她摸索着来到龙城南郊的一座兵营。兵营门口有站岗的，她上前打听，杨敬堂家住这里吗？士兵态度很好，叫她大嫂，问她，你是杨政委什么人？

　　她张了张嘴，心想万万不能再说自己是人家媳妇，便改口道：“俺是他表姐。”

　　士兵更客气了，要给里面打电话。她赶紧制止，说不要打搅他，俺只是路过，知道“表弟”在这里头就好。她跟那士兵攀谈了一会，“套”出了有用的情况——“表弟”两口子都住里面，“表弟媳妇”以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快生了，不大上班了，但每天下午都要出门散步，有时晚饭后，“表弟”陪她散步。

　　搞清楚之后，她说声谢谢，扭头走了。

　　那天她说了不少假话。她一辈子都没说这么多假话。她脸红，好在没人留意。

　　过了一会，她远远地瞅见大门口换了岗，便又慢慢折回来。她不敢靠近门岗，停在稍远处一棵大柳树下，不走了。

　　说来好笑，她大老远跑来，只有一个目的——亲眼看看他新找的媳妇，是不是比自己漂亮。

　　“俺就是想看她一眼，长啥模样，是不是比俺俊。”这话她给我说过好多遍。

　　她自认为自己是漂亮的，从小别人就夸她漂亮，虽然这时候三十多了，与村里的同龄人相比，她仍然是最俊俏的女人。她早就想跟“她”比比，看谁漂亮。不比一比，她一辈子都不得安心！

　　那两天里，她蹲在大柳树下面，一步也不敢挪窝，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死死盯着进出大门的所有女人，天很晚了才回到附近的小旅馆。其实出来进去的年轻女人并不多，寥寥几个，那女人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应该很容易认出来。

　　但是两天过去，并没见到大肚子的年轻女人经过，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难道他们都躲起来了？

　　到这时候，她似乎才发现，她来城里，其实更想看他一眼。他离家十四年了，模样大变了吧？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他来？

　　她觉得能。不论他怎么变，她想她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别说十四年没见，就是四十年不见，八十年不见，她也能认出他来。在一个炕上滚了三个月，孩子都有了，他的影子像刀子一样，深深刻在她心上了。

　　但是——如果他过来，她敢上前和他打招呼吗？

　　她没有信心了。

　　第四天早上，她坐上长途客车，回杨家湾。一路上都在睡觉，她很乏，很倦，睁不开眼。

　　她一辈子只去过一趟龍城。就是这一次。

8

　　一九五八年春天，她公公杨厚良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转成肺炎，眼看不治。弥留之际，老汉捉住她一只手，无力地说：“慧芬，俺老杨家对不住你，不该把你娶进门。”

　　她强颜欢笑：“爹，可别这么说，俺觉得很好了，俺不后悔。”

　　老汉宽慰地笑笑，咽了气。公公的死，令她无比的悲伤，她真的很难过，感觉塌了半边天。公公本可以进城享福，但为了她们娘儿俩，执意不去。说明在公公眼里，她和女儿比他儿子都要紧啊！说实话，她对公公的感情，比跟亲爹还好还深。她对亲爹，更多的是抱怨，对公公，却是满心的感激。

　　她安排我母亲到镇上邮电所，给外公拍了电报。外公很快回电：“任务在身，难以回家。汇去五十元。请代为尽孝，不胜感激。”

　　族里的人不干了，说他“不要老婆就算了，竟然亲爹死了都不管”。还有人猜测，是不是不敢露面，害怕见老家人？

　　她心里虽然不高兴，嘴上还是要替他说话：“人家肯定走不开，不然哪有亲爹死了不回来奔丧的？”

　　他越是不回，公公的葬礼越是要办得隆重、体面些。“不能让人家怪俺。办好了，是给他脸面。他有脸面，咱娘俩才有脸面。”她对女儿说。因此，她把积蓄都拿出来，买了上等木料的棺材，扎了纸人纸马，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奏助哀，丧饭也做得够排场，鸡鸭鱼肉都上了，小山村像过年一样热闹。

　　我母亲扮作孝子，替她父亲披麻戴孝摔老盆。外祖母哭成泪人，几度哭昏过去，人们又是掐人中，又是扯头发，生怕她有个意外。

　　这个葬礼，给她挣足了脸面。她的“威信”就是从这当口开始立起的。

　　不久，过“五七”时，他出人意料地回来了！这时候他已经是师一级领导，前些日子确实率部队到东海参加登岛演习，实在难以脱身。自古忠孝难两全，族人们知道真实情况后，立刻都原谅了他。

　　他是坐军用吉普车来的，车子停在村口，他下了车，带着个警卫员，直奔自己的家。那天他没有穿军装，他穿的中山装。警卫员提着一个大旅行包，里面装着糠果、点心、香烟等乡下稀罕的物品。

　　在院子里，众人簇拥着她迎接他。他走到离她三步远的地方，突然一个立正，然后出人意料地、深深地冲她鞠了一躬。这一躬含义多多，有感激，有歉疚，也有苦衷和无奈，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不言中了。

　　然后，他深沉地说：“慧芬，辛苦了，谢谢你！”

　　她摇摇头，不知说啥好，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眼里全是泪。有个长辈招呼我母亲过来，说快认认你爹爹。母亲那年十七岁多，个头已经快赶上她母亲了，身材敦实健壮，面孔黝黑。母亲很忸怩地上前，轻轻叫了一声爹，然后扭头钻到了人堆里。

　　外公叹了口气，仿佛自言自语：“唉，继香都这么大了……”

　　母亲和外公外表很像，都是小眼睛、高鼻梁、大嘴巴、厚嘴唇、招风耳，活脱脱一对父女。母亲一直对自己的长相不满，认为自己“难看”，怀疑不是娘亲生的，娘那么漂亮，怎么能生出这么“丑”的闺女呢？不会是抱来的吧？见到亲生父亲，她找到了答案。

　　时间到了，开始做仪式。人死之后，头七、三七、五七，属于重大祭奠日，过完五七，便告一段落，再往后就是“周年”，因此五七更不可马虎。由于当大官的儿子归来，杨厚良的五七，规模堪比出殡，杨家湾的人，几乎全到了，黑压压到坟前上供、磕头、烧纸，纸钱燃烧的灰烬腾空而起，像一片片黑色的蝴蝶，在山谷里飘飞。外祖母哭得很厉害，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们都被她感染，一片哀哀的哭声。她对公公的感情他一定看在了眼里。

　　乱糟糟吃罢午饭，已是半下午，外公要回县城住宿，打算次日返回龙城，毕竟以他和外祖母这个身份，住家里不太方便。临行之前，他拿出给她和女儿的礼物。给她的礼物是当时城里最流行的蓝色背带工装裤，年轻女人穿上，要多洋气有多洋气；给女儿的礼物是淡绿色的布拉吉连衣裙，那更是令人眼馋了。只是他想不到，这种时髦的服装乡下人是穿不出门的。后来娘儿俩只在家里悄悄试穿过几回，就压箱底了。

　　外公离开之后，人群也都散了，外祖母才发现，这大半天，她居然没正眼瞧一下人家。她似乎光顾着哭了，一整天泪眼蒙眬，看什么都是虚的，眼睛肿得厉害，基本就没和他说上话。

　　“你爹他咋样了？”她急问。

　　“什么咋样？”

　　“他胖了还是瘦了？黑了还是白了？”

　　“俺又没见过他以前啥样儿，哪知道啊！”

　　“听说他腿受过伤，走路碍事吗？”

　　“俺没看出来。”

　　她一遍遍地问这问那，我母亲都烦了。

　　她突然又想起，忙乱中还误了一件大事——给他做好的两双布鞋，忘了让他捎上。她唠唠叨叨没个完，怪自己太粗心，怪闺女都那么大了，也不知道给娘提个醒儿。

9

　　杨厚良在世的时候，外公每月都按时寄来十元钱。平心而论，这笔钱对一个山里的农户来说，很要紧，很体面，杨家湾二百多口子人，也只有外祖母家有这笔固定收入。我母亲穿的用的，比一般同龄的孩子都要好些，也正因为如此，没人敢瞧不起她们“孤儿寡母”，母亲甚至还感到很骄傲。

　　公爹一走，外祖母觉得这钱不能要了，便吩咐母亲给城里写信，叫人家不要再寄钱。

　　“咱自己能养活自己，不能让他后老婆笑话咱。”她说。以前提到他的新女人，一般称呼她“那女的”或“那女人”，不知何时，就改成了“后老婆”或者“小老婆”，有意无意的，显示她是“大”的，得排前面。

　　“人家愿寄就寄呗。”母亲说，“她把俺爹给抢走，还有脸笑话咱？是她先不要脸的！”

　　“你这孩子，说话够难听的。”尽管她认为女儿说得有理，但嘴上还是要有个把门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能全怪她。再说了，人家添了两个男丁，开销能小了？咱不能再伸手了。”

　　他后老婆的肚子很争气，头一胎是个男孩，第二胎还是个男孩，原本她有等着看“笑话”的心理，这下彻底服气，先前的怨气不觉减弱了许多。

　　母亲这个年龄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说了好几遍，才给城里写信，就一句话：“俺娘说了，以后不要你们的钱了。”

　　钱还是照常寄，每月十块。到了年底，在外祖母的劝说下，母亲又好好地写了一封长一点的信，说自己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在生产队挣工分，娘俩生活一点问题没有，真的不需要再寄钱了。

　　从这时起，城里果然没再寄钱来。

　　正值青春叛逆期的母亲，不安心种田，老想着走出大山。这使外祖母心情格外复杂，留女儿不走吧，耽误她前程；让她走吧，剩下自己一个人，日子会很孤苦。她想来想去，决定让当爹的来决定女儿的命运。随后，母亲给城里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兵。

　　久久没有回音。娘俩猜测，一定是“后老婆”从中作梗。母亲甚至打算，自己到龙城去，狠狠心住他家里，不给办就不回来。

　　盼啊盼啊，终于有一天，县里那位张副书记坐车来了，问了问情况，最后摇摇头，说办不了，因为母亲文化程度差太多。他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当女兵，起码得初中文化程度，母亲小学都没毕业。

　　外祖母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她希望女儿一直读下去，最好能考个大学，砸锅卖铁也要供她。可是，母亲因为学习跟不上趟，考试经常不及格，还要每天跑七八里山路到乡里上学，加之杨家湾上学的女孩本来很少，连个伴都没有，读完四年级便退学了，她宁愿下地挣工分。一开始她每天挣四个工分，这时候已经能挣八个工分，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女劳力。

　　“看看，看看，让你读书你不读，后悔了吧？”外祖母叹口气。

　　“俺就想当兵。俺爹他当大官，他就一个亲闺女，他能没办法？”母亲嘴硬。她扬言这就去龙城，非逼着亲爹让她穿上军装不可。

　　“让你爹犯错误才好？你忍心逼他？”

　　“你还护着他！”

　　“啥叫护着？是你不够格，怪不得别人！你得认命，娘不就认命了吗？”

　　娘俩斗了三天气，谁也不理谁。外祖母时刻防着母亲，生怕她真跑到龙城“闹事”。

　　张副书记作为外公的老战友，很想帮家里做点事。不久，他派了县委一个干部过来，说当不上兵也没关系，转过年，就安排我母亲进肉联厂当工人。

　　这个结果也很不错，母亲接受了。外祖母心里也踏實多了，既解决了孩子的出路问题，又不至于让她跑远——自己男人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收不回，闺女虽说不至于不要她这个母亲，但离她太远，却是她难以接受的。

　　她最怕孤单。

　　转过年来，一直等不到去肉联厂上班的消息。那时节“大跃进”搞得乌烟瘴气，全村人聚一块吃大食堂，天天像过节，后来食堂办不下去，又都回家做饭，发现做饭的锅都炼成了铁水，大炼钢铁把人们做饭的家伙什都糟蹋光了，外祖母找到一个陶罐做稀饭，仿佛一下子回到远古时代。

　　母亲说：“我得走。”

　　外祖母害怕她去龙城，寸步不离跟着她。娘俩到了县城，摸到县委大院找张副书记。看大门的人说，张副书记出事了。她们不相信，赖着不走。后来那个到过杨家湾的干部出面接待她们，灰头土脸地说，张副书记确实出事了，贪污公款。他一出事，好些事情都耽误了。

　　这件事对外祖母刺激很大。她连连叹气，说：“钱是害人的，都当书记了，还要什么钱？做官跟走路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摔跟头，所以得时时当心。”

　　后来她常跟我说这几句话。

　　就这样，母亲去肉联厂上班的事，泡汤了。

　　母亲想立刻搭车去龙城，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外祖母死死拽住她，坚决不放她走，说你敢去，俺就一头撞墙上，撞死算啦，你爱去哪去哪！

　　母亲哭了。

　　外祖母也哭了。

　　母亲一辈子没走出杨家湾，她怪外祖母拖了她后腿。她认为，只要她去龙城找外公，外公一定会想办法让她当兵，只要她穿上军装，提干那是手拿把攥的事，自然她会嫁一个军官，那么，一家人的命运，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外祖母也承认，是她耽误了女儿的前程。但到最后她又爱拿我说事，说你妈若是嫁个军官，生出来的孩子，还会是你吗？肯定不是呀！这世上，也就没有你啦！没有你，姥姥多难过呀……

　　没有我，还会有其他孩子，这事真是说不清。

　　接着说她们。从县城回到家，娘儿俩互相怄气，一个多月谁也不搭理谁。如果不是来了大饥荒，娘俩的气不知要怄到何时。大饥荒一来，啥都顾不上了，还怄什么气？活命要紧。

　　杨家湾地少，本来粮食产量就低，“大跃进”时闹腾得比山外还厉害，多糟蹋了不少粮食，结果很快就有人家揭不开锅。

　　就在这当口，外公寄来了三十块钱，还有五十斤全国粮票。正是靠外公的这份救济，外祖母和母亲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村里却有四十多人饿死。

　　“千万别忘了，咱娘俩的命是你爹给的。”她对女儿说。

　　也就是从那时起，不论遇到何事，只要谈起他，她都是替他说好话，很少说他一句不是。不论怎么样，他都是对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后老婆的问题。

10

　　大饥荒一过，外祖母首先面临着女儿嫁人的问题。她早就发现，女儿的心有点“野”，像她爹，所以得想法子拴住她。女儿肯定不想一辈子老死在巴掌大的杨家湾，去不了龙城，去不了县城，能够到公社——也就是过去的乡——或者到山外大一点的村庄也好。她有这个想法当然很正常。

　　外祖母为此在心里面制定了几条原则：不能找太远的，因为她越来越老，树老怕枯，人老怕孤，女儿嫁太远，见面难，她孤单；不能找太有本事的，否则像她爹那样跑了，不见人影，那可把女儿害了！决不能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一定找个老实巴交的、文化不高的、赶都赶不跑的。

　　外祖母请媒人前后给介绍了几个，女儿相中了家在公社的青年杨在银。杨在银高中毕业，白净帅气，在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可他没看上她，嫌她文化程度低。公社还有个姓黄的青年，相貌也不赖，在县化肥厂干临时工，她也相中了他，他却嫌她脸黑。接连失败，女儿为此躲被窝里哭了一场。外祖母反倒挺高兴，说俺看那两个小白脸，都不像正经人，你拴不住他心，到头来还不是你吃亏！不成，是好事！又说，过日子就像合伙下地种庄稼，得找个能干的把式，中看不中用的，咱不找。

　　“俺以后不找了，一辈子在家陪你，给你养老送终，行不行？”女儿赌气说。

　　“哪能不找？你不找，你爹在外头能放心？”

　　其实外祖母心里早有了目标——李家湾的崔得平。崔家解放前曾经是她家的佃户，祖孙三代都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就知道下地干活，任劳任怨，跟老黄牛差不多，人前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按照她的标准，崔得平再合适不过。

　　他排行老三，他上面两个哥哥，都已成婚，崔家正为他的婚事发愁，因为没有多余的房子。这便更合她意——做杨家的上门女婿，不就两全其美吗？杨家老宅宽敞着呢！

　　趁女儿情绪低落，她与崔家迅速谈妥。女儿虽心有不甘，但拗不过她，婚事就这么定了。一九六三年秋末冬初，杨继香嫁给了李家湾的老实小伙崔得平——说是嫁，不如说娶，新娘子把新郎给“娶”上了门——他便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这里管这种情况叫入赘。

　　龙城寄来了一床洋布被面、一张细布床单、一对绣花枕巾作为贺礼，外祖母托着这些东西来到胡同里给众人看，恨不得让全村人都知道，人们感到稀罕，围上来这个摸摸那个捻捻，不一会就搞脏了，弄得母亲很不高兴。外祖母情绪仍旧很高：“好东西不能藏着掖着，俺这么做，还不是给咱娘俩长脸？”

　　脸面似乎比啥都重要。离婚之后，她越来越注重脸面。

　　一年后，母亲生下头胎，是个女娃。她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不高兴，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母亲请她给孩子起名，她淡淡地说，一个女娃娃，叫啥不行？用不着劳心费神地起名。

　　母亲给孩子起名为崔娟，这便是我的姐姐。

　　三年后，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这下子不得了啦，她煮了一篮子鸡蛋，染上红，挎上它，脚下像生了风一样，满街转，笑得合不拢嘴，见人就嚷：“俺有外孙子啦！小家伙七斤三两……都来吃喜蛋呀……”

　　这个男孩就是我。

　　她当仁不让给我起名儿，说：“春天生的，就叫杨春吧。杨春，杨春，听着喜庆，叫着上口。”

　　母亲生下男孩姓杨不姓崔，这是她和老崔家早就内定好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延续杨家的血脉。所以即使父亲那边心里不痛快，也不敢声张。

　　我出生第二天，她就让母亲给外公写信报喜。她亲自跑到公社郵局，把信投进邮筒里，然后就掐着指头等外公回信，更盼着他寄来一点礼物给我——炫耀倒在其次，主要的是，她认为，外公是大领导，他的礼物能给小外孙带来好前程、好运气。

　　但是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既没有等到回信，更没有收到礼物，她很失望，认为是他后老婆从中作梗。他后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老杨家真正的后继有人，这一点她很服气。闺女为他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外孙，而且还姓杨，让他一家也跟着高兴一下，不也是挺好吗？可人家不领情！

　　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文革”最火爆的时候，担任军政治委员的外公进了学习班接受改造，没有收到母亲写的信。外祖母错怪人家了。

　　姐姐和我渐渐长大，姐姐长得很像母亲，谈不上漂亮，甚至是有点丑。我的相貌既不大像父亲，也不大像母亲，而是像外祖母。众所周知，外祖母年轻时是个漂亮人儿，因此看上去我很俊秀，五官很精致，皮肤白亮。这使外祖母更加疼爱我。

　　由于家人的娇惯，小时候我很调皮。她说，娇儿不孝，娇狗上灶，吊大的倭瓜，打大的娃。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她不许任何人打我，哪怕是一指头，只有她有这个权力，每当我淘气得不成体统时，她才挥手打我几下子——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落掌并不重，挠痒痒似的。

　　她后半生最大的愿望，甚至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长大有出息。因为我母亲父亲肯定是没出息的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时不时拿我跟龙城的“那家人”比。外公的两个儿子杨继军、杨继民，论辈分我得叫舅舅，他们年龄也比我大十岁以上，可是她硬拿我跟他们比较，满心希望我长大后超过他们，压后老婆一头，替她争口气。她常常抚摸着我的脑门说：“人争气，火争焰。赶路的怕脚懒，学习的怕自满。春儿，你得上进啊，你可不能让姥姥寒心！”

11

　　在我的记忆中，虽然家里人常常把龙城挂在嘴边，但与外公一家的联系却是少而又少，藕断丝连一般，每年顶多由母亲给外公写一封两封的信，说几句不疼不痒的问候话，报个平安。外公回信更少，也许他太忙，顾不上，经常是信寄走了，石沉大海，好几年接不到他一封信。渐渐地，母亲懒得写了，每逢外祖母催她寫，她就说：俺爹收不到信，估计都让他后老婆扣下了，写也没用。

　　我会识字写字之后，外祖母转而让我给龙城写信。我寄出第一封信，没多久竟然收到了外公回信，她高兴坏了，说：“春儿，你姥爷一准喜欢你，他给你回信，你的面子比你妈大。”

　　一两个月后，她又让我给外公写信。我写了。没多久，又收到回信，她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拆开信，有好多字我不认得，姐姐帮着读完，才搞清楚信是外公秘书写的，大意是首长很忙，如果家里没什么大事，请尽量不要打扰首长，如果有困难，可直接写信给他，由他负责协调解决，云云。

　　她很懊悔的样子，猛拍一下自己额头，叹口气，说：“俺真是老糊涂了，你姥爷他那么忙，咱真不应该打搅人家。”

　　自那以后，起码有两三年，她没再提写信的事。

　　大约一九七五年前后，公社电影队来杨家湾放映彩色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我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片子，兴奋得不得了。那一年她五十四周岁，在农村算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晚上一般不出门，我费了好大劲，连拉带拽把她拖到了打麦场上，一块凑热闹看电影。

　　那时候放电影，放正片之前，往往先放一段纪录片，人称“加片”，加片的内容，大多是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面，也有涉及工农兵的内容，比如大庆、大寨、军事演习比武，等等。那晚上的加片，演的是解放军在渤海湾登岛演习的场景。

　　我们一帮小屁孩，更喜欢看后面的正片，对加片不感兴趣，嚷嚷着赶紧放正片。吵闹声中，她坐在小马扎上，无精打采地看，某一个瞬间，她像是被雷击中，猛地一振，身子前倾，紧盯着银幕。但是几秒钟之后，那个画面闪过去了。一直到加片结束，正片演完，乃至回到家中，她都没回过神来，呆愣半天，突然问我：“那片子，还演吗？”

　　乡下放电影，都是搞巡回，今天在杨家湾，明天肯定到李家湾。第二天，她突然提出，让我陪她到李家湾看电影。我当然很乐意，自己喜欢的片子，看多少遍都不厌，比如《地道战》，那几年我看了十五六遍。

　　我们早早吃罢晚饭，提上小马扎往外走，四里多路，比先前好走多了。我们来到李家湾村后的打麦场上，她怕给人认出来，特意坐到角落里。加片开始，自然还是那个军事演习，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某处地方，她掐我一把，说：“你快看！”

　　我看到画面上，有两个穿军装的老头子，站在海边的掩体里，双双举起望远镜。我不解其意，问她：“看啥？”

　　说话的工夫，镜头换成了登岛冲锋的部队。她不再说话，久久回味着什么。回家路上，她终于忍不住，揽住我的肩膀说：“春儿，俺瞅着电影上有个人，真像你姥爷……”

　　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说胡话。她顾自往下说：“真像。俺越看越像是他。”

　　我感觉她看花了眼，或者是想人家想出毛病来了，哪能那么巧？

　　她嘱咐我保密，对爹妈都不要说。那时我还小，跟她睡一条大炕上，当夜，她兴奋得整宿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我刚一睁开眼，她就问我：“今儿个，电影到哪儿演？”

　　我告诉她，应该是小周庄。她犹豫一阵，仿佛害羞似的，扭过脸说：“俺还想看。春儿，你愿陪姥姥吗？”

　　我立刻道：“那还用说。看一百遍，俺都愿意！”

　　她突然迷上看电影，这让我母亲很是纳闷，以为是我想看，拉她做掩护。母亲责怪我道：“你姥娘腿脚不利索，晚上黑灯瞎火的，摔着她咋办？你不能拽她去。”她接过话说：“继香，是俺想看。人老了，觉少了，出去走走，走累了，好睡觉。”

　　小周庄离杨家湾五里多地，路不好走，天黑之前，我们就赶了过去。那个镜头出现过后，我看到她抬手抹眼睛。她流泪了，哗哗地，赶紧用手绢捂住脸。

　　加片结束，她肯定地对我说：“没错，右手边那个人，就是你姥爷。”我也觉得我妈的脸盘儿跟他很像，尤其是那大嘴巴厚嘴唇，一看就是一家人。

　　停了停，她又说：“他也见老啦……”

　　她掐指算了算，从上回见面，到这回“见面”，一眨眼间，过去十七年了。

　　仿佛就在这个晚上，我突然长大了——想到她年纪大，走路慢，我不再坚持看完正片，而只是看了个开头，就提出回家睡觉。

　　接下来两个晚上，我又陪她到周边的孙家堡、牛店，就为了让她多看他一眼。一共只有三秒钟的时间。那三秒，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时间。

　　这个秘密我一直没告诉别人，包括我的父母。

12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地干活，足有两年多时间，只能在家里混吃混喝，或者纠集一帮子狐朋狗友四处乱逛，偷瓜摸枣，捞鱼捉虾，越来越不像话。父母管不了我，直怪她把我给惯坏了。这时候听说大舅杨继军在部队都当上了营长，她坐不住了，忧心忡忡，生怕我没治没救。

　　那年月，农村孩子，当兵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名额太少，杨家湾两三年都分不到一个名额，即使来了名额，也是“戴帽”下来的，让谁走，早内定好了。我从小爱看战争片，对当兵还是蛮喜欢的，但我很难有机会。

　　一九八三年冬天，大喇叭里播出了征兵通知，我的心痒痒开了，一下子变老实了，哪儿也不去，躲在家里睡大觉。她为此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终于拿定主意，督促母亲给龙城写封信。她说：“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呢，春儿是他亲外孙，他不能不管。”

　　母亲说：“让春儿写，他又不是不会写字。”

　　她说：“你是他亲闺女，当年他没给你办，亏欠你的，你张嘴，他不好再推。”

　　母亲说：“写了信，人家再不给办，咋整？得防着他后老婆使反劲。”

　　她沉默了。

　　母亲出主意说：“娘，俺有个法子。”

　　“你快说。”

　　“在信上写清楚，要是不给办，俺就把你老人家搬到龙城去，住他家里，看他办不办！”

　　这是当年母亲想当兵时使出的绝招儿，只不过被她给否了。

　　她沉默许久，悠悠叹口气说：“这个法子是灵，但是娘不想那樣做。人得要脸面，娘丢不起这个脸面。再说了，也不能太给人家难堪，他毕竟是你亲爹呀。”

　　母亲急了：“这不行那不行，把春儿耽误了，看你咋办！”

　　杨家湾已经有人接到通知到公社体检，十万火急，火烧眉毛，我索性连饭都不吃，躺炕头上蒙头睡大觉，谁喊也不起来。她拖起我来，让我洗脸洗头，又让母亲帮我找一身干净衣服换上，她也打扮一新，由我骑自行车驮她到公社，临走时对我父母亲甩下一句狠话：“俺就不信，活人让尿憋死！”

　　那时节，已有前来征兵的部队干部到公社巡视，在武装部门口，看门的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那儿干等。等到天快黑时，有几个干部出来，她上前拦下一个领头的干部，指着我说：“同志，你给看看，这孩子咋样？”

　　人家猜出她的用意，打量着她，不说话，只是微笑。她又道：“你看这孩子，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要文化有文化，让他当兵去，行不行？”

　　对方干咳两声，不知道说啥好。我站在那里，像个木偶一样，天气很冷，我的后背上全是汗。她不亢不卑，继续道：“俺是杨家湾的李慧芬。这孩子，他亲姥爷名叫杨敬堂，在龙城的军区大院上班，他都当了四十三年兵啦！”

　　公社干部上前化解，说：“大娘，孩子当兵得按程序来，不能为难部队上的领导。”

　　僵持不下时，还是那位部队干部脑子灵敏，他让身边一个年轻干部记下我的姓名、年龄、住址，让我们回家等消息，最后他亲热地拍一下我的肩膀说：“就应该选拔优秀青年到部队来。”

　　回到家，我把情况一说，父母亲认为不靠谱，就那么说几句话，人家能要我？她重重地叹口气：“人憨天照顾。春儿会有一个好前程的。”

　　没几天，真来了通知，让我到县城体检。她不放心，亲自陪我去。我们坐三轮车，天冷，她吩咐带上两床被子，那床厚被子专门属于我，把我严严实实围住，防止我感冒。

　　一切都很顺利。办入伍手续的时候，县武装部的部长特意叮嘱我两件事：一是填表时外祖父一栏必须空着，什么也不要填；二是到了部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谁的外孙。

　　这时我们才知道，外公已是军区副政委。

　　年底，我穿上了军装。她一遍遍摩挲我的新军装，贴上来闻新布料的气味，悠悠地说：“你妈想穿它，没穿上，你比她有福。可别忘了你姥爷啊，要不是人家，你还不得一辈子土里刨食吃？你姥爷，他才是你的大恩人！”

　　说着说着，她已是老泪纵横。

13

　　当兵，谁不想到大城市？军区所在地就在龙城，我原以为有外祖父这个大后台，留在龙城没问题，以后我就有机会到军区大院看望他，说不定他会把我调到军区大院的警卫连站岗放哨，那样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他老人家。

　　可是火车在龙城停了半个多小时，不少新兵下了车，却没有我的份。火车一直朝东开，最后开到了海边一座小城。下了火车，又换轮船，平生头一回坐船，我晕得厉害，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恨不得跳海淹死算了。就这么着，我来到黄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同我一起来的，算上我，总共五个人。这里驻扎着守备三师二团的一个连。

　　我写信给家里，不免流露出对外公的抱怨。两个老女人分析半天，一致认为不能怪老头，一定又是后老婆从中作怪，有意把我发配得远远的。

　　外祖母怕我不好好干，过不多久就逼迫母亲给我写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翻来覆去一句话：不能给你姥爷丢脸。在岛上的头三年，没人知道我是军区副政委的外孙，没人对我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照顾。我在岛上摸爬滚打，养猪种菜，受老兵期负，吃过太多的苦，又不敢跟家里说，有委屈只能咽到肚子里。长年风吹日晒，水土不服，我又黑又瘦，比入伍前小了一圈。入伍两年后，我争取到一个探亲的机会，千里迢迢赶回杨家湾，人们见了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见我那个样子，她抱住我哭起来没个完，扬言扣下我，不让我回部队了，宁肯在家种田，也不受那个洋罪。这时我反倒不觉得有啥，安慰她和母亲，战友们在部队都一样吃苦，吃苦锻炼人，我能经受得住。

　　我给她带回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张军区机关办的报纸，头版右上角，有一幅不大的照片，军区杨副政委视察某部队时的留影。我把报纸递给她，并没说姥爷就在上面，我想看看她是否还能认出他来，毕竟离上回在电影上看到他，又过去了十年。她接过报纸，猜到有情况，不然我不会把报纸交给一个不识字的人。果然，她仅仅扫了一眼头版，眼睛立刻一亮，久久地端详着右上角那幅其实比较模糊的照片，喃喃道：“你姥爷……他还好吗？”

　　那一刻，我真想给外公写封信，替她讨要一张他的彩色近照，拿给她做纪念。

　　没想到这张报纸她藏了三十年，她去世后，我们在遗物里发现了它，边角都磨毛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年里，她看了多少遍？我们决定，把这张报纸放进她的棺材里。

　　外公离休那年，我已经是第四年兵。离休之前，他最后一次下部队，是到我所在的守备三师二团。团部在另一个较大的岛上，离我连驻扎的小岛，只有半小时船程，传说他要到我连视察。他是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我暗自激动，无比的激动，盘算着他一定会接见我，我在心里把想说的话，修改预演了好多遍。连队也是无比地重视，我们提前三天打扫卫生，我带人把猪圈里十八头猪的猪毛都修剪得整整齐齐，连猪的脚指甲也剪短了。

　　但是到最后，他没有来。我很失望，甚至有一点点的怨恨。有一天，团政委陈树茂来到我们连，悄悄找我谈话，说是军区一位首长让他转告我，一定好好干，争取提干的机会。

　　年底，我由战士直接提干，当了排长。到这时候我才隐隐悟到，外公不让我留大城市，而是把我发配到这个遥远的海岛上来，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从一九八〇年之后，军队干部制度改革，战士提干，必须考军校，而在艰苦地区，可以有少量的转干名额。

　　我成了极少数的幸运者，对老人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那年春节，我回杨家湾探亲，高兴之余，告诉家人一件不好的消息——大舅杨继军出事了。杨继军先是在部队干，在副团长位置上转业回龙城，当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贪污公款，数额不小，判了无期徒刑。

　　外祖母愣了半晌，才道：“俺总说，钱是害人的，做官跟走路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继军都当团长了，他缺钱吗？不缺，可他还是管不住手。你姥爷一大把年纪，儿子这样，他得多难过呀！”

　　母亲怪外公只知道自己当官，不会教育儿子。外祖母不同意，坚持说，不怪他，他家的事，俺觉得他说了不算，一准是小老婆说了算。又说，现如今娶小老婆的，都是小老婆说了算，因此他家老大坐牢，不怪他，要怪只能怪他后老婆教养不得法。

14

　　我提干不久，外祖母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说是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我成了大军官，当然不会从村里找，也不会从乡里找——当年的公社，现在又改叫乡了；荒凉的海岛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我也不打算就地取材娶一个渔家女。我很想把家安在龙城，毕竟是大城市，部队不养老不养小，将来我转业，老婆在龙城，我自然符合进龙城安置的条件。

　　她却不同意，说是离杨家湾太远，一旦结婚了，想回杨家湾看她，就难了，她会想我的。她托人从县城帮我介绍了一个，女方叫徐桂萍，在邮局工作，虽然不是干部身份，但是个正式工，铁饭碗；她父亲是县一中的高级教师，母亲在工厂干财务，下面有一个弟弟，高中在读。综合来看，家庭条件蛮不错。

　　为稳妥起见，我和女方见面之前，她先替我“相”了一回。女方性格温和，低眉顺眼，说话细声细气，长相也不错，挺耐看的。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人家，立刻催母亲给我写信，把女方夸成一朵花，恨不能拉我和人家立马入洞房。

　　利用那年探亲的机会，我和小徐见过两次面，感觉她真挺不错的。她也比较中意我。那个年月，军官社会地位比现在高，女方也不怎么介意两地分居之类的困苦。我们的婚事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婚后，母亲和我聊天，告诉我，姥姥不让我在龙城找对象，就是怕我跑远，风筝飞远了会断线，她可不想让一个远方的女人把我拽走。她怕了，怕极了，不想让任何一个亲人离开她的视野，她得把风筝线稳稳地攥在手里。

　　结婚之后，我和小徐商量，先不急着要孩子，玩几年再说。她同意。但是外祖母又不干，说是没有孩子扎不了根，她喜欢小徐，怕她将来吃亏，于是经常做她的工作，甚至吓唬她说，没有孩子，你拿什么拴男人的心？春儿在外头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能遇见，要是遇见一个他后老婆那样的妖女人，春儿跟人家跑了，你哭都来不及！

　　她这是用现身说法来教导小徐。小徐竟然给说通了，来海岛探亲时，坚持不避孕，结果很快就怀上了，却又不告诉我，一家人都替她瞒着我。年末我回家，发现她肚皮上像是扣了口大锅，吓我一跳。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女儿晓蕾就是这么着来到人间的。

　　因为是个女孩，她照例高兴不起来，虽然嘴上说，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背后又撺掇小徐再生一个。她做梦都想要一个男孩。计划生育抓那么严，怎么生？在杨家湾可以“偷”生，大不了交点罚款。她的方案是，生下来偷偷送到杨家湾，由她和母亲来抚养，对外就说是“捡”的。杨家湾离海岛那么远，部队是不会知道的。村里这种情况有不少，没见哪个出纰漏。

　　这简直是小孩子游戲，我坚决不干，给她讲政策，她不听。末了，我吓唬她说，杨继军不是坐牢了吗？我要是违犯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不坐牢，我这个连长最起码得撸掉，您这是想让人家后老婆笑话咱？

　　这才把她给吓住了，以后没再提偷生的事。

　　三十五岁那年，我从营长的岗位上提出转业。之所以离开部队，主要是因为两地分居困难多。我曾动过心思，想让母亲给外公写封信，请他老人家出面帮我调离海岛，最好调到龙城去，小徐和晓蕾就可以随军过来，一家人团聚。母亲答应写信，说：“这辈子最后求老人家一次，以后坚决不再张嘴。”

　　都没想到，又是她横插一杠子，偏偏不同意，说：“人家不当官了，说话不管用了，你们忍心让人家为难？你们不想想，人家就是想办，还有他后老婆呢！他夹中间，多难受！人要活个志气，咱不能老麻烦人家。”

　　她这么一说，这事就没法往下进行了。我只好提出转业。按照政策，像我这种情况，只能回原籍安置。但是政策也不是没有空子，我是有机会混进龙城的，外公的一个老部下、曾经担任我团政委的陈树茂如今是龙城副市长，分管军转安置，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他答应替我想办法，嘱我先不要给任何人说。

　　我沾沾自喜，回家待分配时，忍不住把消息透露给家人。我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我进龙城，有陈副市长托底，把小徐调过来，不是什么大问题，晓蕾就可以到龙城上学，父母亲和外祖母自然也可以进城跟我住。杨家湾太远了，就不回了，那二亩薄地，扔给别人种算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不如让父母亲来龙城摆个摊卖水果冷饮实惠。

　　全家都很高兴，就等我进龙城工作，把他们捎带过去。

　　但是，除了她。

　　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刚把想法和盘托出来，她当下就急了：“你把俺弄去龙城干啥？俺才不稀罕呢……都走了，谁来给俺公公婆婆上坟……你们都走吧，俺哪儿也不去，俺活在杨家湾，死在杨家湾，埋在杨家湾！”

　　她赌气，竟然一天没吃饭。我们从没见过她生那么大的气，感到不可理喻。她为啥不愿去龙城？她怕什么？她有啥忌讳的呢？我们都猜不透。

　　母亲一个劲地摇头，说：“这老太太，疯了！糊涂了！越老越糊涂！”

　　沒人拧得过她，弄得我没脾气。年底，我转业回到县城。按她的要求，每周回杨家湾一次，看望她和父母亲。

15

　　说起来，我转业安置得蛮不错，到县发改委当了副主任，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岗位。一个小营长，能够给个职务，而且是个实权部门、要害部门，没有一个硬后台，是办不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陈树茂暗中帮了我，他给我们地级市的主要领导打过招呼。至于外公是否对他有过交代，我不便问，也不想知道。不管怎么说，没有外公，就不会有陈树茂对我的关照，所以从根子上说，从没见过面的外公才是我的恩公，才是我的硬后台。

　　我在发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交了不少朋友，活得比在部队滋润多了。有个做房地产的，我帮他拿了一块地，他派人送到我办公室一个帆布包，人走后我打开看，里面有二十万块钱。这笔钱在当时算是巨款，我没敢动，也没敢往家拿，一直放在办公室里。

　　除了钱，我还有桃花运。办公室的小于，是个刚分来不久的女大学生，长相丰满靓丽。她有事没事爱往我办公室跑，今天送一包咖啡，明天送一盒茶，身上喷了香水，她一靠近我，我就感到浑身痒痒的，十分受用。我觉得若想和她上床，那是分分钟的事，一点不难。

　　一个周末，我开车回到杨家湾。近来应酬多，饭局一个接一个，我都有三周没回来了。来的路上，老是打哈欠，无精打采的，隔夜的酒味自己都能闻到。外祖母盯着我，盯了好半天，搞得我发毛。她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把母亲支开，单独和我聊天。

　　那天，她说了好多话，有些话令我眼界大开，到后头搞得我后背上直冒虚汗。比如她说，一个人，不该有的，不能有；不该要的，不能要。比如她说，有吃有喝，有铺有盖，就行了。是八尺别求一丈，长的短的都一样。比如她说，莫贪意外之财，莫喝过量之酒。绳子总在细处断，冰凌总在薄处裂，为官多从贪上倒。比如她说，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可钱能把人带进坟墓。比如她说，为官不贪，头顶蓝天。一世为官九世为奴，如果做官不清廉，要用九辈子来还的。还比如，人死的时候，不要让人家拍手，而要让人家跺脚……

　　她这一套套的理论，估计是看电视剧学来的。有时好话不中听，她的话，我觉得既是好话又中听。有她在，等于家里有个编外纪委书记。

　　回到单位，头一件事就是把那二十万悄悄汇到县纪委公布的廉政账户上。以后，谁送钱我也不收，渐渐地，都知道我不收钱，也就没人送了；第二件事，我找个理由狠狠训斥了小于一顿，把她给训哭。自此，她基本不再来我办公室瞎晃悠。

　　没几年，我当上发改委主任。又过了没几年，我当上副县长。有人猜测是龙城的外公暗中助我，实则我清楚，外祖母对我的帮助最大。没当官时想当官，当了官怕坐牢，早年犯事的张副书记和杨继军是她嘴里的活教材，时不时拎出来敲打我一番。

　　母亲琢磨着给外公写封信，把我当副县长的喜讯报给他——尽管这些年电话越来越普及，很少有人写信，但是我家与龙城的联系，还是依赖母亲写信，一次电话都没打过，彼此也不知道号码。关于外公那边的消息，主要是我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这时节，大舅杨继军还在牢里，二舅杨继民是个什么研究所的工程师，也没见他搞出大名堂。母亲的用意无非是借机显摆一下，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他后老婆的孩子差，这边明显把那边给压下去了，她感到扬眉吐气。

　　外祖母不让写信，说：“你这不是给人家难堪吗？没有他姥爷拉扯他，别说县长，他能当上村长就不赖了。”

　　母亲撇嘴：“当初这可是你的想法呀！你不就是盼着咱这边把那边给比下去吗？”

　　她说：“你不写信，春儿当县长人家也会打听到，你干吗满世界嚷嚷？”

　　她活成精了。

16

　　跟外公离婚之后，她仍然坚持每年为他做一双布鞋，做得无比仔细，一般赶在他生日前，由母亲邮寄到龙城去。

　　若干年后，母亲劝她说：“俺爹当大官，坐小轿车，不走路了，你别做了好不好？”

　　她愣了愣，道：“在家里、办公室里，人家总得穿鞋吧？这事你别操心，俺有数。”

　　有一年龙城来信，说布鞋很结实，根本穿不坏，不要每年都做了。母亲把外公的意思转告她，她摇摇头说：“宁可让鞋等脚，不能让脚等鞋，多存几双慢慢穿呗。”

　　她不听劝，继续做下去。我甚至认为，她是想用这种独特方式提醒人家她的存在，鞋穿在他脚上，暖在她心里呢。

　　阻止不成，母亲想了一个办法，隔个两三年邮寄一双，多出来的鞋存放在县城我家里，而且一直瞒着她。

　　年老以后，眼力不济，但她仍坚持自己亲手做，决不让母亲插手。有大太阳的时候，她挪到院子里纳鞋底，迎着阳光，把鞋底举到鼻子跟前，穿针引线，稍不留意，就把手指扎破。

　　有时母亲坐在一旁陪她说话，不期然就听到她悠悠叹口气，说：“兔子满山跑，总得回老窝，他咋就不回来看一看呢？”

　　她这是自言自语，母亲懒得搭理她。

　　她又道：“龙城离杨家湾，满打满算六百里地，他就不能回来一趟吗？”

　　母亲不语。她繼续：“不来看咱娘俩，也就算了，总得给亲爹亲娘上上坟吧？”

　　母亲给她唠叨烦了，便续上一句：“他没脸回呀！见了咱们他能说啥？”

　　“哪有这么说亲爹的？”她不高兴了。

　　母亲撇撇嘴：“不怪他，行不？是后老婆拦着不让回——这下你满意了吧？”

　　她张开缺牙的嘴，像小姑娘那样，咯咯笑一阵。

　　二〇〇八年，是她公公杨厚良逝世五十周年，她打算搞个排场一些的祭奠仪式，盘算着请龙城来人参加一下。她内心里肯定希望老头能来。我想办法拨通了二舅杨继民的电话，把老太太的想法透露过去。二舅当场回绝，说老爷子都八十四了，腿脚不好，平时基本不出门，搬他回老家很不现实。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别说身体不允许，就是允许，半个世纪都未谋面的两位老人，还有必要见吗？

　　对于外公来说，这个家，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早已经回不来了！

　　杨厚良五十周年忌日那天，二舅专程赶来，代表全家祭奠他的亲爷爷。这对我们是一个不小的安慰。二舅虽年过半百，依然帅气俊朗，相貌一点不像外公，看来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他称呼外祖母“大妈”，叫我母亲“大姐”，还给她们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外祖母拉着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端详他，问这问那，说的话又前言不搭后语，难以回答，搞得人家很不好意思。我赶紧上前把她的手拉开。

　　二舅这次回故乡，拉近了杨家湾和龙城的距离，以后我和他的联系虽然不多，但一直未断。六年之后的二〇一四年，阴历九月初三，外公九十寿辰，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年初，外祖母和母亲就合计，既然人家老二回过一趟老家，礼尚往来，老头过九十大寿，老家也应该去人祝贺一下。我把想法给二舅说了，他本人支持这个想法，答应找合适的机会给老爷子、老太太打声招呼吹个风，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电话里勾兑过几次，初步商定由我和母亲代表老家人前往祝寿。

　　带什么样的贺寿礼物让人大费脑筋，母亲和外祖母商量了好几天，拿不准，最后还是小徐出主意说，眼下时兴十字绣，给外公绣一幅《松鹤图》咋样？她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都以为再好不过。于是从春天开始，母亲和外祖母主要的工作就是绣《松鹤图》，可以说废寝忘食，有时小徐也赶来帮忙，终于赶在八月下旬完工。我把这幅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富含寓意的十字绣拍下来，用手机彩信发给二舅，他回信说，很好，谢谢。我嘱咐他先别透露，生日那天拿出来，给老寿星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和母亲正准备动身时，突然接到二舅的电话，他十分抱歉地说，老头年纪大了，心脏前段时间又查出问题，保健医生认为，见面会激动，影响老头身体，所以老家最好不要来人……

　　我愣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杨县长……真对不起，请转告大妈、大姐，理解吧，理解万岁……你们的心意都领了，我代表老头，代表全家，谢谢你们……”

　　我知道，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外公了。我本打算当面向他老人家说声谢谢的——没有他，哪有我今天？

　　我立即开车赶到杨家湾，很困难地把二舅的意思传达给她们。母亲情绪激动，一跺脚说：“什么医生说的，还不都是后老婆使的心眼？就怕老头子和老家人接触。”

　　外祖母久久沉默着，一声不吭。

　　“姥姥，您没事吧？”我上前替她轻轻按几下肩膀。

　　又过了许久，她才叹口气，平静地说：“不去就不去吧，只要人家好好的，就行。”

17

　　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外公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是她情绪不大好，喊我抽空回来一趟。上午，我在一个会议上接到二舅电话，告知外公凌晨五点多在军区总医院去世。

　　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难道冥冥之中，她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父母亲、我，还有县上和市里的主要领导，算作家乡的代表，赶到龙城给外公告别。出发前，我们没给外祖母说实话，只说老头生病住院，想老家人了，喊我们去见个面。她呵呵一笑，很满足的样子，说：“人家终究没忘了咱。”

　　我把母亲偷放我家里的二十三双千层底布鞋全带上，见到二舅后，交给了他，请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地方烧掉。这些鞋是外祖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结实得很，外公到那个世界穿上它，好走路。母亲预留了一双，天真地打算送别时给外公换上。到了告别厅，看到仰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的外公，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鞋，母亲压根没敢提这事。我伏在她耳边说：“算啦，外公是军人，应该穿军鞋上路。”这双鞋，后来放进了外祖母的棺材。

　　站在外公灵前，我们都谈不上有多么的悲痛。以前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拜见外公的情景，没想到平生第一次见他老人家，是在他的葬礼上。母亲只在五十六年前见过她父亲一面，那时她还是个青春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亲生父亲离她所在的地方不过区区六百里，可是平生只见过一次面，真是令人无语。按照老家的风俗，她应该跪地号哭一场，以示悲痛，但是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前有过交代，殡仪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哭叫，因此她只是跪地磕了三个不响的头，默默流了一会儿泪，就算尽到了礼数。我和父亲则朝着外公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告别仪式开始之前，二舅引领我和父母亲来到一个休息厅，把我们介绍给他母亲舒群。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异常神秘的人物——外祖母和母亲议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女人。她与我们想象中的她不大一样。母亲比她年少七八岁，但看上去倒像是比她大十几岁。她彬彬有礼地一一与我们握手、问候，哑声说：“你们不容易。谢谢你们。”

　　回杨家湾的路上，我问母亲，对舒群老人的印象如何？母亲想了想，说：“握手的时候，感觉她手真凉，像冰块。其他的说不上。”

　　外公的死讯，我们对外祖母隐瞒了两个多月，本来打算一直瞒下去，但是有一天母亲说漏了嘴。那天中午，外祖母又拄着拐棍到太阳底下纳鞋底，母亲说：“娘，不用了，俺爹没了。”

　　她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并沒有表露出多么吃惊的样子，愣了愣，摸索着拿过剪刀，把坠着鞋底子的那根粗麻线剪断，鞋底子掉到地上，那枚粗大的针也从她指间滑落——这是我老家的陈年风俗，人死了，没有给他纳好的鞋，没做好的衣服，要把针线扯断。

　　末了，她微闭上眼睛，只说了一句话：“唉，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往土里拖。”

　　外公一死，我们一家和龙城的杨家人，关系就像飘飞太久的风筝一样，线该断了。外婆的心气，似乎也一下子塌下来。这许多年里，她像一棵濒死的枯树一样顽强地活着，努力地发芽，仿佛就是想和他熬，赌气一样，看谁熬过谁；又仿佛是想和他一起活，在不可相交的两条道上平行地走下去，虽然遥不可及，可她并不感到有多么孤单。

　　周末，我回来陪她说话，她唠叨说：从电视上看到，有的大官死了，骨灰分两份，八宝山一份，老家或者工作的地方一份。你姥爷，会不会分一份出来，埋到俺公公婆婆坟头前？

　　我告诉她，不可能，姥爷的骨灰已经安放在龙城的七宝山革命公墓。

　　“那俺就不等了。”她说。

　　“啥？”我诧异地问。

　　“他后老婆，身体好吧？”她换个话题。

　　“好。”我说，“但也难说，毕竟她也有八十了吧？这个年纪，说不准的。”

　　“那俺就快点去。”

　　“您说啥？”我有点害怕。

　　她张开无牙的嘴，神秘地笑笑，伸手招呼我靠近她，仿佛向我透露一个大秘密：“春儿，告诉你，俺不想熬了，想早点去见你姥爷，得抢她前头。”

　　我一时没听明白：“抢谁前头？”

　　“你傻嘛，他后老婆呀。”

　　我顿时无语。

　　“下辈子，俺想和他再做一回夫妻……俺寻思，俺能夺过他来。”

　　

18

　　外祖母是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年春上走的，她活了九十五岁。外公享年九十一岁，两人都属于高寿。

　　她临走之前的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就回去陪她。有一回我问她：“这么多年，对姥爷，你就没有怨气吗？你恨他吗？”

　　她想了想，说：“梳头不好一天过，嫁人不好一世错。你说的，有，也没有；恨，也不恨。”

　　“怎么说呢？”

　　“早前有，后来就都没了。”

　　“为啥？”

　　“你说，俺是杨家湾活得最久的老人吧？”

　　“是。”

　　“从杨家湾出去的人，除了你姥爷，数你有出息，对吧？”

　　“就算是吧。”

　　“你爸妈半辈子没惹俺生气，咱这个家庭，最和睦是吧？”

　　“这倒是。”

　　“那还有啥不满足的呢？所以呀，怨也没了，恨也跑了。”

　　我郑重地点点头，眼泪差点落下来：“您不委屈就好……”

　　“树长在自己根上，人活在自己心上。这么些年，咱们不都是这样过来了么？”

　　她在摇椅上合上眼睛。她睡着了。

　　偷偷埋葬她的那个夜晚，我们把她稀罕的几样东西统统放进了棺材里，除了那张上面有外公相片的军区报纸，还有外公写来的二十几封信、当年他们两家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外公上学时的几册课本和作业本、一个圆规，以及她亲手做的一双原本送给他的千层底布鞋。就这些。

　　没有火化她的尸身，算是我做官二十多年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如果事情败露，我就辞职，愿用副县长一职换取她遗愿的实现。

　　这时候，太阳落到山的那一面，霞光满天，祥云朵朵，低飞的燕子呢喃着归家。时候不早了，我从外祖母的坟前站立起来，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子，缓缓朝家的方向走去。暮云四合，冷风扑面，路上，我暗自决定抽空去趟龙城，看一看外公的坟，给他老人家磕个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血脉连着，打不散拆不散的。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