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彬

　　环形的十号线载着十万个人绕着三环跑，他们都来不及下车，又坐在那里等了一圈，没有人感受到暗夜来临。所有人在隧道拉伸的时空里做着各自的事情，无数的沉默、交谈、翻书的声音，乞丐们的吹拉弹唱，报警器的嘀嘀声，鲜花盛开的声音，有人打盹，有人肩上的背包滑落，报纸上的字哗哗响，水滴声，空气管的咝咝声，广告牌寂静无声……穿条纹长裙的女人琴琴就站在我对面，靠在一根银灰色的保险杠上。她什么也没有做，哪儿也没有看，只有两片玫红色的唇偶尔一开一合。她的右手抓着保险杠，左手垂在左腿上，那黑白条纹的长裙开口处，露出衬穿的一条紫色飘逸长裤。没有别的人像她那样穿衣服，在十万个游动的人中，她是唯一的，在我观察一位吸血鬼父亲的恋情、夜间活动和死亡的间隙，抬头看见她就在那里。她几乎静止，又仿佛看着对面穿过的墙和我手上的书籍：这个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她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脚上放着一个灰白色的波拉尼奥式背包，背包上搁着一只黑色始祖鸟旅行包。她知道自己将要做些什么，尽管她此刻什么也没有做。编号LX9517的无轨地铁带动风在隧道中奔跑，追赶着前面的PJ9243，后面跟着开了一盏远光灯的CT4431，似乎一切都是随机的。而就在这天的下午四点十分开始，它们一直往前开，没有停止的意思，它们的动力来自风和隧道圆形切面向前的力，形成无形的螺旋，但没有人关心，他们就像坐在准点开出准点到达全路段封闭的城际快车上。现在我注意到，我的朋友琴琴女士脸上孤独的表情：她的朋友就在对面。她从那对面迈出三步，就已经来到我面前，拉开皮包，将一个信封交到我手上。我心领神会，请她坐在我的旁边，开始再一次讲她和我商量好的计划。

　　那天我不上班，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路上没有什么人，刮着三四级的风，桦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我穿过金台西路，看见几个清洁工在那里扫地，又走了一阵，也有十来个穿着各自过时衣服的工人围着一口鱼塘大小的花坛忙着什么。花坛已经从最边上开始被他们撬开了，那些旧却完整的水泥砖块被丢到路边上，用几条亮黄色的皮带牵成一个长方形围起来。路过几个人，都和我一样正要绕道而过，而我停下来，看着他们将花坛里深绿色的草皮还有几丛兰花、食虫草、美人蕉从地里刨出来，丢到路边的平板车上。除此之外，他们一时不弄别的。

　　我问其中一位穿暗青色旧中山装上衣和黄色牛仔裤的男人他们是在做什么，他说：“本周之前将这条路上的花坛全部改造成喷泉和健身园地。”我问为什么，花坛不是好好的吗。他说这是街道办事处的计划，而街道办事处遵照上面的城市建设精神。他说他认识办事处的一个头目，一口气讲了三五分钟，想让我了解他认识的那位头目在这里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难得的呢，他又是个喜欢办实事的人，住在这里的人都爱戴他。说完那些，他丢掉手里的烟头，继续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掘着地里的土和花草。我看了一阵他们干活，也走了。

　　金台西路朝南北方向延伸，我边走边看着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和熟悉的建筑。它的西边是一家医院和一家附属的精神病人收治中心，对面是我的老朋友可可住的太阳小区和他儿子将来要上的太阳小学，小学的背后还藏着十来家小餐馆。那是一条小吃街，小吃街的对面则是三栋泛金色光芒的写字楼。写字楼可真是高大气派，我常常在晚上从可可家的阳台上眺望远处那三栋写字楼。到了晚上，它们的三块巨大的广告牌便发出多彩的光，有一半时间在宣传本区的各项政策、通告和人物表彰情况，另一半时间播放本地商户广告和外地的娱乐新闻，广告和娱乐新闻都被裁减为十五秒长短，是那条街上红绿灯等候时间的一半。这样一来，每个在那里等候红灯变成绿灯的行人几乎都能看完至少一条新闻或者广告。

　　我继续往前走，穿过北面的橙红色小楼群，来到南面的灰色小楼群。

　　由于不远处有家全国性的行业报纸，六层小楼所属的小区住着报社记者、编辑、摄影、发行和他们的家属，也杂住着一些别的住户。太阳小区实际上按灰色与橙红色，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南边十来栋楼是灰色统一的墙面，每隔约两米高，而不是按照楼层，灰色的墙上刷出一条围绕整栋楼的环形暗红色条纹。可可的家就在南面杂住着各色人的居民区，里头有一条环小区的路，其余则是宽三米左右摆满了各色纸箱、自行车、三轮车和小汽车的楼间小路，路面有些坑洼，两排四季青在路边常年不变，四季青的背后长着杂草和藤蔓，不像北边那些橙红色小楼，每栋楼的周围都是院落，院子里有旧花盆和丝瓜藤、南瓜藤、葡萄藤，还有枣树和石榴树。可可在好几年前我初次来时告诉我，这个小区名叫太阳升起小区（而我后来喜欢叫它太阳小区），里面又大又凉快，他和他的老婆（那时他们新婚不久）就住在这里，已经好几年了。

　　我喜欢这栋六层高的四进小楼，南北通透，四周都是树。去的次数多了，我也有了几个常常碰见的熟面孔。有两次我甚至见到同一个女人，长得很像我数年前的一位女朋友。我在想也许真的就是她了，她搬到这里来做什么，也许和我有关，是希望和我重新开始吗，还是有了新的爱情或家庭……还真是奇怪，我隐隐希望那个我遇到的女人正是我从前的女朋友，希望有天能和她打个招呼。如果再次遇到她，如果她朝我哪怕露出一点点不经意的表情，我就会鼓起勇气去和她说话。

　　等我到了可可家楼下，从一个牵着两条白色小狗的漂亮女人留出的单元门缝里挤了进去，沿着楼梯往上走。

　　可可家的门是半开着的。我没有敲门，推门进去，太阳照着他家的小客厅，客厅的地上露出一块白色闪光的门的形状，我想起自己曾在同样的一块光门上面跑步，正是去年夏天的事。这块光门占了客厅的三分之一大小，我踩着门进去，看见阳台上飘着几件衣服，可可正坐在地上掏弄着自己的老二，前面是块镜子。我大呼了一声“你他妈的……”，退到客厅中间，坐在他那张暗红色软趴趴的沙发上，从沙发缝里抓过电视遥控打开电视。电视里头正播着放到半中间的美国、荷兰、法国合拍的电影《天地无伦》，少年克劳德的父亲坐在桌子边喝酒，又站起来抽打他的母亲……

　　那天正是星期天，他独自在家，琴琴带着孩子出门旅游去了。

　　可可从阳台进来，从冰箱里拿出四罐小黑熊牌啤酒，我们一起喝啤酒，继续看电影，一边聊着天。我催他尽快将高教授的《太阳与历史激情》还有那本关于布劳提根的传记还給我。他指着靠墙的桌子说：“你把那本《太阳的激情》拿走，我翻了半本，实在受不了那个婊子样的牡丹夫人的嘴脸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喜欢女人过于精明。那本书我已经读过，我知道牡丹夫人是一个早年在教会大学学过分析心理学并拿到过两个学位的人，她虽然在上海长江路的歌舞厅混过江湖，后来成了大哥的女人，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秉承了她父亲做反对党时的克制、激情与思辨。可可希望大哥的女人能在家里继续把苏州评弹唱好，希望她组织和出席一些太太之间的沙龙，他说优秀的女人结婚了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趣味，否则一结婚整个人就全完了。而书里面的牡丹夫人偏偏不，她将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对大哥的二次培养及参与他的工作规划上。“大哥什么都知道，他选择自己的生活。”可可说。他一面说着，一面和我喝啤酒，看着电视里那个闹哄哄家庭中的儿子、母亲、父亲和他们各自的恋人与情人之间如何纠缠。我加大了音量。电影音乐在那场家庭争吵过后慢慢响起，听上去相当不错，是一位希腊女中音的作品，而那位女中音正是另外一个大导演洛普洛斯的御用音乐人，她包办了洛普洛斯的全部电影音乐，并和他一道登上过无数欧洲和美国的最高级电影节颁奖台，有一年还去过日本的东京电影节，但他没有来过中国。我很喜欢，看完电影，拿了《太阳与历史激情》从可可家出来，走的时候还不到傍晚，秋天的风从南面阳台进来，溜门而过，我们一起进入楼道，风吹得楼道绿色的墙皮发出细细的嗦嗦声。

　　可可家给我的好感有一小部分来自他那个小区灰色群楼里绿色的楼道，那么朴素而又有着难见的外国情调。我知道，它们是在20世纪60年代建起来的，设计和施工方是东欧建筑团队，他们的名字还刻在小区东门和南门的两块花岗岩上，是一道历史性的风景。我就是很喜欢留意这些看上去过时的风景，有时候还会提醒自己去注意细节，不要轻易被现实生活绑架了。我还是个年轻人。

　　可可和琴琴的三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三个孩子，穿着同样的衣服，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在铺了印着卡通猫、狗、鸟和花草的泡沫软板的地上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他们是三胞胎，在一天内陆续降生。这三胞胎的孩子让可可和琴琴头痛不已，打乱了他们先前还算浪漫的生活。首先，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想好的给两个孩子的名字——大多数邻居和亲友见到琴琴怀孕时的肚子，预测她将产下一对双胞胎，琴琴和可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没有去医院做提前弄清楚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的检测——琴琴说时常感到有三四条腿不停踢着她的肚子。可可和我说过，琴琴从前的细腰可是白净又迷人啊。而等到琴琴在医院的产床上一口气生下三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叫作开心和果果，琴琴的腰再难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她也有了妊娠纹。他们没有去寻求政府或亲人们的帮助，琴琴依然认为她能胜任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是幼儿园教师，后来调到隔壁报社附属小学教低年级语文和音乐。她会弹钢琴和琵琶，会现代舞，她曾和可可说，请一个非全职的保姆，放心吧，六岁之前，孩子们就交给她了。

　　因为可可那时已是全国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他的版画作品是各种艺术展的预约对象，就连他居住的社区，也在通往小学的路上和小区的文化墙展有他作品的复制品，供大人和孩子们浏览。他并不太相信那些邻居们能看懂他的作品，但偶尔经过时，见到有熟人和生人在他的作品前驻足，老人们带着自己的孙儿在那里指指点点，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琴琴也希望全力支持可可的艺术创作，这是他们相识和相爱的基础，他们共同的爱和共同生活的保障。他们之间的结合，是情投意合，互相吸引，可可爱着琴琴的容颜与修养，琴琴爱可可的艺术才华和自由的精神。可可不止一次和我说，他们之间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前，他们还共同合作，将客厅墙的一面刷成浅蓝色群山，在另外三面画上了海洋与古老的出自古埃及的一幅贵族家庭平面花园图。他们在家里举办小型文艺活动，朋友们来交流一些诗歌、音乐、美术和戏剧的创作感想和阅读经验。他们精读过意大利早期的湿壁画，探讨过完整的托马斯·阿奎那的《论创造》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他们的八号楼四单元0401室一度成为本区乃至全城半公开的艺术之家，不少人在文章中回忆他们共同的生活，其中一位作家还以此创作过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說，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他们人手数册，作为一种留念，并送给一些合适的朋友。

　　三个孩子的出生多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全家人的生活被三个孩子的哇哇叫的哭闹和尿片湮没了。半年之后，两个人不得不请来了各自的妈妈，七个人一起挤在原本不拥挤的八十平方米两居里，原先的客厅也放了一张沙发床。这样一来，可可和琴琴的生活仿佛完全变了样，从前是秋风秋月、冬日暖阳，现在是无穷无尽的阴雨绵绵、晴天霹雳。孩子们喜乐不定，大人们围着孩子转。有一天，因为三个孩子下午吃了琴琴留下的奶水还哇哇大叫，两位好心的妈妈商量煮了很稀的白米粥给孩子们吃，晚上三个孩子陆续哭闹，发烧，平日总是和和气气的琴琴竟发起了脾气。她先是和可可吵，说他还和从前一样老不着家，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哪有做爸爸的样子；后来她开始抱怨起自己的妈妈来，“宝宝没有喝过粥的——妈妈，你喂他们粥要先问问我啊”，她的妈妈说你小时候也这样喝粥的啊……三个不会说话的小孩躺在他们的大床上，大声哭的，小声哭的，有时哭得哑了，总之一个都不能睡觉，又发着烧。到了很晚的时候，七个人坐了两辆车急急忙忙去医院。

　　在那以后一个月不到，琴琴就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回家和两位老人一起带孩子了。

　　琴琴的辞职看上去改善了孩子们的生活，然而三个女人的相处却不易。几个月后，可可的老父亲做寿，他们全家都坐火车去祝寿，可可的母亲没有跟着回到金台西路，理由还是不能习惯异地生活，老父亲身体不好，也需要照顾。三个孩子于是交给琴琴母女带着。忙是忙点，一年多来她们渐渐习惯了，竟也安生。

　　是可可的创作推动着家庭的运转。他有一个工作室，不在家的时候，他常去工作室待着，进行他的创作和思考。好在他的版画供不应求，作为艺术展的必需品、大型活动的开幕海报还有一些高档杂志的封面、内页。这为他带来不错的收入。他的油画不多，也不常卖出去，但价格不便宜，到了一两万元一平尺，总有人慕名而来，一年中要卖出去几幅。生活倒也不用发愁，所以琴琴安慰自己和全家人，做着全职太太，照顾三个孩子，有时候还要照顾自己的丈夫和母亲。她总想着，熬到孩子们三岁左右，能说会走了，上幼儿园了，总该轻松些了。

　　在他们三个孩子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很少去可可家了，主要是怕给他们添麻烦。偶尔我还去可可的工作室转转，感觉他的状态倒还是和从前差不多，创作的欲望看上去并没有减少，只是题材稍微有了一点变化：我发现他开始喜欢画大鱼。

　　去年九、十月间，那也是我和琴琴认识约有三年的时候，我们又在虹鳟镇相遇。她和两个姐妹在那儿旅游，而我独自闲逛、到处旅行，为了寻找灵感，也来到了那里。那是一个盛产桃花心木的地方，一片起伏的矮山与丘陵，两条一大一小的河呈“人”字形经过当地。我从网上搜到资料，知道那条大的叫作白河的河流里偶尔出产虹鳟，一种可以鲜切出类似日本三文鱼鱼块一般的中国淡水鱼。人们从白河里偶尔能捕到虹鳟，但产量较小，所以我也没有弄明白当地人为什么就将地名取作虹鳟镇，也许是个外国人取的名字，或者这个镇子一百年前受过外国人的大额资助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富有美国乡村气息的名字，在中国属于少见，我看了觉得很新鲜，听别人说起地方不错，就打算去多待几日。

　　镇上只有两家规模稍大的酒店，其余都是用红色或黄色木板做招牌的某某宾馆。我在宾馆住。那是一家有流莺出没的宾馆，三层，没有电梯，走廊上也铺有地毯。我也得知琴琴和她的姐妹住在其中一家叫作“七周”的酒店里。七周酒店独自占了一栋楼，楼高约十三层到十五层，我留意了一下，猜测它可能是镇上的第一高楼。七周酒店的大堂也和大城市中的星级酒店一样挂了几块表，分别标有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个地名，对应着四块指向不同的挂钟，挂钟的上面用黑色大字写着“世界时间”。我还看到正常的北京时间的挂钟则在前台正前方的一个木制案板上方，形制与“世界时间”不同，挂钟的下方则有两尊塑像：一个耍大刀的关公，一个右手拎着“财源滚滚”的财神爷。琴琴和我说，她们住在九层666号房间，里面有三张床，一个客厅，还有全套的博世厨具，可以做饭。我也去了琴琴和她朋友的房间，看见琴琴穿着白色点浅绿色花的裙子，坐在长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很厚的书。我凑过去看，是本小说，《金花王朝的秘密》，那本书我读过，讲的是一个王妃和她的七个兄弟的故事，结构有点《白雪公主》的味道，不同的是故事讲到中间，王妃就做了女王，她的丈夫死了，王国由她掌管。

　　在虹鳟镇我住了一个星期，去白河划过一次船，钓过鱼，但没有钓到虹鳟。我写了一组关于河流与鱼类的书，也许是受了当时正在读的美国诗人沃伦的启发，我给自己寻了几个题目，深呼吸，让自己大脑变得空旷，我吹着风……就在那样的状态下，我写下了《白河，白河》《鲫鱼之歌》《虹鳟鱼鳔》《日出》等几首诗。那些诗都是在户外，我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在白纸上完成的。

　　我曾几次碰到热情的当地人向我推销几种据说只能在当地逢十集市上才有的特产，其中一种大小如小孩手掌般的黑色木耳，可以补男性之气，一种用小老鼠、石灰和某种秘不可传的东西做成的特效止血药——那是一位老教师和我说的，他说那种止血药是家族遗传之物，传男不传女，他给了我一小瓶，分文未取。在虹鳟镇我只和琴琴见过两面，吃过一顿饭。在我第二次见到琴琴的时候，才问她怎么跑到那里去了。她告诉我一些生活的琐事，她称那些事情为“不可回避的小事”。她突然提到可能要离婚。她说她本有三次尝试离婚，最终都被母亲的理性说服，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她深爱她的三个孩子，她也还爱着可可……我听得不仔细，大意是她爱上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从事美术批评的教授。我听到她说他们相遇时仿佛一见如故，第二天又继续见面，并在那个男人位于798艺术区的工作室里发生了第一次关系。她形容那次关系几近完美，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她坐在七周酒店的沙发上面对我继续说着她和他的一些事情，主要是关于她的情感和身体体验。很快到了下午，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便告辞回到宾馆。

　　那天的琴琴不同于往日，她好像变得更加轻盈。

　　虹鳟镇离北京大概一百六十里路，我们不约而同来到那里，我见她看上去很开心也很放松，就像一个没有结婚的少女。那时正是去年秋天，而现在已是阳春三月，金台西路的银杏树重新长出叶子，杨树开始飘花，街上走着三三两两的人，我的朋友可可搭着另外两个人的肩从远处走来。我问他做什么去啊，他说刚刚送孩子们去幼儿园回来。

　　很多天后我和可可一起吃饭，他和我说起一些烦心事。他说他和琴琴之间争吵的频率越来越高，为孩子、为吃饭、为生活争吵太多，什么都争，只是还没有争感情。结婚纪念日时他送了她一个玉手镯，晚上他们吃完饭，看了电视剧。电视剧结束后，他从背包里拿出用锦缎盒子装的玉镯给她，说：“今天是结婚纪念日，送你一个礼物啊。”她接过盒子，凑过来轻轻亲了他的嘴唇，打开盒子看到那只手镯，取出来在手里转了几圈，对他说：“我不喜欢戴东西啊。”他就说：“那你就收着，就当纪念品好了，说不定还能升值呢。”接着他们就为家庭开支争辩了起来，争到后来，倒是没有吵，两个人各自洗脸洗澡睡了，也没有亲热。那回可可和我吃饭吃到晚上十点，喝完了一瓶白酒，他说不喝了吧，回家。我们结了账出来，碰到一辆洒水车正洒水经过，对面是几个年轻的男女站在路边上说着什么。这场景我仿佛见过几次了。

　　那次我没有告诉可可我知道的琴琴的事。可可以为他们争吵是陷入正常的夫妻关系里面，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爱情慢慢變淡了，渐浓的亲情化作生活琐事考验他们。他没有看到琴琴身上的变化，可他和我说，他发起脾气来，也是很吓人的。我没有见过，不知道。

　　我和琴琴也曾单独见面吃饭，有时候还和他们两个。琴琴有天和我说了一个让我吃惊的想法：她觉得有朝一日可可会杀了她。

　　我问她为什么。当然，我首先是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嘛，可可是个深情又怕死的人，他怎么会杀你，杀了你他也做不成艺术家了。”她和我说，是真的，现在可可和她吵架的时候眼神变了，她看到他眼睛里有青色的光了，有时候他们正吵着，突然可可就不开口了，一个人坐到床上去了。我说：“他那是想和你亲热呢。”她告诉我，他们现在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过一次夫妻生活。“有时候我们吵架，吵完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那他有点过分了。”我说。她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感情，这倒不是她最伤心的理由，她伤心的是感觉到他可能要杀掉她了，就像电视里文静的变态丈夫那样。

　　“我最近害怕看恐怖片和悬疑片，我怕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暗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他给害了，”她说，“所以我现在常常出门。”

　　“你这是避风头呢。”我还是和她开玩笑。但我没有问过她，她和那个情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了。

　　有一次她提着一个浅灰色的便携旅行包来找我，从包里掏出一块菜刀大小的红褐色石头。她说：“你看，这是他的凶器，说不定哪天他就要砸死我了，我可不能睡得太死啊！”说完以后我带她去吃冰激凌，吃完冰激凌她又向我告别，她说她打算出门玩十天。我问她去哪里。她说还没有想清楚，只是买了去一个叫作平安驿的地方的火车票，去了再看。这种场景就像青春片，我有点不习惯。她张开双臂要和我抱一下，我心里一愣，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反常的动作。但我依然迎了上去，像是老朋友，可能也像情侣或者情人，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只三两秒钟就分开了。我问过自己会不会也爱上琴琴，虽然她是我朋友的妻子，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和她保持距离，不愿意过于接近她。我既不愿意当闺密，也不好意思做她的情人。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享受独身的清静。大部分时候我在晚上看书到十一点左右，再从十一点开始准备写作，通常凌晨两点睡觉。一天我看见一只极小的虫子绕着台灯飞来飞去，有一回停在我手上，我看见那样子长得像蚱蜢。这只蚱蜢样的疾飞的小虫在台灯附近撞来撞去。与主要的虫子为伴，让我常常觉得夜很宁静，很漫长，很适合我思考或做点什么。桌子上放着琴琴给我的信封，里面写着一份我们之间的秘密。

　　那天傍晚，我和琴琴告别，带着这个秘密走出地铁，来到了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