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石

　　

1

　　我们的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只不过我的出租车停在西塔冷面店的高楼门前，他们的两辆私家车一前一后停在街对面。天嘎巴嘎巴的冷。我下意识地裹紧羊绒大衣，双手揉搓耳朵，站在冷面店的台阶上抽烟，等他们。他们横穿马路跑过来，围着我拍拍打打。韩羽一只手搂住我的肩膀，头后仰，看我有没有变化，用一只眼，嘴撇着：“老了老了，我们都老了。”我们相互发烟、点火。嘘寒问暖。

　　“我就纳闷，破‘大冷有什么吃头？要不是你，我一年到头都不来一次。吃海鲜喝现酿扎啤多好。你该不会是为我省钱吧。”我们习惯于称西塔冷面店为“大冷”。

　　“美得你，大鼻涕泡都出来了。”一个人甭管喜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但他一定喜欢家乡的食物。我喜欢吃冷面，但必须得是西塔冷面店的冷面，咸口的，吃不惯名气更大的延吉冷面。韩羽他们早就不吃“大冷”了，说是胀胃、拉肚子，也没啥营养。

　　透过一楼大厅明亮的灯光，我看见里面就餐的人不算少，但还没有多到排长队的程度，大多是些上了年岁的人。早些年“大冷”是平房，也在这个位置。破旧、残败、拥挤，摇摇欲坠，感觉哪个壮汉稍一使勁跺跺脚，都可能房倒屋塌。每天没开门呢，排队的人老早就候在那里了。端锅的抱盆的，骑自行车的开奔驰的。吃一碗冷面得排半个小时的队。屋子里热闹的像一锅沸腾的粥。划拳的、吵架的、加塞的，朋友相遇夸张的喊叫声。偶尔有人为了争抢一把椅子，大打出手。但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打大仗，好心人拉拉劝劝，相互给个台阶，也就算了。食客们习以为常，继续谈论着被打断的话题，继续该吃吃该喝喝。座位就甭想了。只能端碗到外面人行道上去吃，有人站着有人蹲着，个个吃得提哩吐噜，稀里哗啦的。“大冷”的地面永远湿漉漉的，到处撒得汤汤水水，踩一脚，要么黏黏糊糊，要么打滑，一哧溜。最逗的是一些酒腻子，兜里揣着自带的小瓶老龙口，风雨无阻。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占座，有的四处转悠，专门等谁吃剩下的菜，然后大大方方地划拉到一块儿堆，拼成一盘，我们管这叫“捡折摞”。老哥几个围坐在一起，撸胳膊挽袖子，还客客气气地谦让一番，筷子一点，开喝。个别穷讲究的人，非要坐着吃，他们就卖座儿，一次一块钱。吃完你走人，座位再归他。那时候一块钱能买一个拼盘，或三两散白。有时候“生意”不好，他们就站在椅子上把双手围成喇叭状，扯脖子吆喝。一天算下来，他们喝酒不但不花钱，还略有盈余。这种场面，想想就过瘾。那可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啊。尤其对于我，这个现在应该算来该是半个外地的人。

　　别人往里走。韩羽拉我，努努下巴，“看看谁来了？”我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站在台阶下的阴影里。天有些黑了，但还没有黑透。大致能看清人的脸的轮廓。我往前跨了一步，那人叼着烟，抖着腿，头故意侧扬着，望向斜上方的天边。烟头的火光在他的脸前一明一暗，感觉他抽得很卖力，像是很希望我认出他。他穿着警察的棉制服，稀疏的几根长发在寒风中飘摇起来，他不得不慌乱地用手抿一抿。但我还是没认出他是谁。我唯一能断定的是熟人。韩羽假装吐痰，在我耳边轻声道：“李响”。

　　“李响！响哥！”

　　“哈哈，我就说嘛，刚子怎么可能认不出我呢。”李响扑上来，抱着我使劲晃，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我的脸上又擦又抹，一通胡噜。

　　“韩羽，你输了。”

　　“行，你赢了还不行吗？”韩羽冲我挤挤眼睛。

　　先进去的人已经着急了，等在二楼的楼梯口喊我们快点上去。

　　“刚子，我来之前跟韩羽打赌，说要是你认不出我，我扭头就走，这顿饭我不吃了。兄弟，这么多年不见，你在北京混得咋样啊？”

　　“凑合。瞎混呗。”

　　“说话都一口北京味了。”

　　“时间久了。入乡随俗。”其实，我还是一口东北话，只不过有点杂。别的地方的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东北人，甚至能听出我的丰城口音。只有丰城的朋友觉得我这是北京话。

　　“兄弟，你还是那么精神，有派。”李响掸了掸我的驼色羊绒大衣。

　　“你怎么穿警察的衣服？”他的警察制服没有警号。我当然知道他不是真警察，他甚至是警察的反面。

　　“警察多威风啊。我这辈子最想当的就是警察，管人打人，合理合法。咱们从小在社会上混的人，哪个没被警察收拾过呀。”

　　“你耳朵瘸呀，还啰唆。没听见上面的人在叫我们？”韩羽在后面踢了李响一脚。

　　李响这才挎着我的胳膊，噔噔噔，顺着楼梯一路小跑。

2

　　一屋子的人挤挤插插地堵在门前，等我入座。

　　韩羽让我坐主座，我谦让了一番，但还是被他死死地摁了下去。李响想挨我坐，韩羽一摆手，“知道自己啥情况不？”

　　“知道，知道。”李响点头哈腰，后撤一步，拍了拍椅背，“你挨着刚子坐行了吧。”韩羽不客气地坐下。李响隔着韩羽的后脑勺，一只手的手背挡在嘴巴上，抻脖子，对我小声说：“现在他们都牛了。”李响的头灵活地围着圆桌划了一圈。

　　韩羽提议全体起立，敬我一杯。“咱们杯下酒，把这杯干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别让北京来的尊贵客人看不起我们，嫌咱们粗鲁。”

　　“我不管，刚子得陪我喝三杯。”

　　“你会不会说人话，喝也得你敬刚子啊。人家可是大老远从首都回来的。”

　　“我不管他从哪里回来的。刚子是我兄弟，我是大哥，就得他敬我。对不，刚子？这是道上的规矩。”

　　“当然。我敬响哥。”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你过去流氓地赖那一套。”韩羽不耐烦了。

　　“别人我管不了，刚子我了解，讲究人儿。不像你们，他是认我这个大哥的。”李响又冲其他人说，“来之前我和韩羽打赌，我说要是刚子认不出我，我转身就走。但人家刚子一眼就认出来了，张口就是一句响哥。叫得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光听你一个人白话了。”

　　我双手举杯，杯口比李响的略低，碰了一下。

　　“兄弟还是这么讲规矩。”李响一饮而尽。

　　“慢点，响哥。”

　　“大哥的酒量一点不比年轻时候差。就是心脏不太好。”

　　“那你更得悠著点了。”

　　“头发都快掉光了，还吹牛呢。”不知道谁插了一句。

　　“掉头发不耽误喝酒。”李响认真地说。

　　接着，是第二杯第三杯。

　　刚放下酒杯，包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又来一个土匪。咱们东北人的光辉形象就是这么被你们糟蹋的。”韩羽摇头。

　　是大军。大军脸红扑扑的，大着舌头说：“我看看，谁来了？”

　　我站起来。

　　“刚子，你不够意思。回来也不咳嗽一声。还是我打电话听韩羽说的，我赶紧从别的酒桌上跑过来，就是想见见你，看你变没变样儿。”大军冲李响摆摆手，“给我腾个位子。”

　　大军在韩羽旁边坐下，掏出烟，亮了下牌子，“抽烟。”

　　我摆手，“一样。”我抽的也是软中华。

　　“有好戏看了。”韩羽一脸坏笑。

　　“什么意思？”

　　韩羽光摇头，不说话，身体后倾，给我和大军留出一个说话的空间。

　　大军又掏出一盒烟，黄鹤楼1916。打开，抽出一根，递给我。我只好接了。

　　“听说你在北京倒腾古董呢？”

　　“搞一点。宋瓷。不是唐诗宋词，是宋代的瓷器。”

　　“了不起。以前在一块儿玩的时候，觉得你跟咱们差不多，也没啥文化呀。咋一去北京就变了个人呢。”

　　“总得吃饭吧。干什么不是干。”我在丰城时跟韩羽一样，也是在五爱市场倒腾服装的。我到北京的本意是想换个环境，继续搞服装，不曾想无意中结识了一个玩古董的朋友，一下子就迷上了瓷器，尤其喜欢宋瓷。那时候，瓷器不大值钱，这些年节节高。也算是逮着了。

　　烟才抽了几口，大军慢悠悠地又掏出一盒烟，还是黄鹤楼1916，这次是短支的。所有的人都会心而笑，桌子上突然安静下来。大军自己也笑了。

　　“你干吗带这么多烟出来？”

　　“这才哪到哪呀。”韩羽说。

　　“抽着玩呗。”

　　“你就别掖着藏着了，一次性都掏出来。没人看你表演，我们还等着喝酒呢。”

　　大军打开抓在手里的小皮包，侧着身，一盒盒把烟摆在桌子上，一字铺开，又聚拢，墩了墩，码成一摞。花花绿绿，像一手好牌。

　　我数了数一共九盒，当时就傻眼了。

　　“你改倒腾烟了？”

　　“没有没有，我就是喜欢买烟。只要是新出来的牌子，我必须买一盒尝尝。我这个人你了解，没啥爱好，不讲究吃不讲究喝的。但有一条，必须得五十块钱以上的，低了我看都不看。好抽咱接着买，不好抽就拉倒。”

　　“每次喝酒都这样，兜里不揣五盒烟不出门。咱也不知道他咋落的毛病。正好你回来，带他去北京治治。丰城是治不了了。”韩羽把大军面前的烟掐在两只手里，一一扔给桌上的人，分了。

　　“给刚子留一盒。”

　　“痛快点，拿出来。还有最后一盒呢。”韩羽薅他的衣服。

　　大军边躲边嘿嘿笑，“你怎么知道？”

　　“你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都知道。”

　　大军笑眯眯地从隔着羊绒衫的衬衣里掏出一盒烟。抓在手里，让我看，生怕韩羽抢。牌子没见过。“天都。黄山天都。新出的，一般烟店没卖的，一盒十六支。大揭盖的。”

　　李响把屁股下的椅子向后挪了挪，隔着大军、韩羽，伸长胳膊，拍拍我的肩膀，“你还记得强子不？高强。”

　　“记得呀。”李响和高强打小一块长大，比我和韩羽、大军要大些。我们同住在一个军工企业家属院。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我们在校园里拉帮结派，经常跟校内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打架，单掐、群架，父母为我们操碎了心。李响作为孩子头儿替我们摆平了许多事情。我们心甘情愿地跟在他屁股后面瞎混。李响为人大方、和气，没大没小，整天乐呵呵的。高强就不爱搭理我们。那时候，他俩是社会闲散人员，打架敢玩命，出生入死，同去同归。李响人高马大，冲锋在前，高强紧随其后。每次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的都是李响，不是被砍的，就是被拳头撇子打的。高强的脸清清爽爽，还越长越白嫩。两人渐渐打出了名号。想当年，李响也轰轰烈烈过。但社会人儿提到他俩名字的时候，总是说高强如何如何智勇双全。两人因为打架进了监狱，李响判了五年，高强判三年。高强出来后在海鲜批发市场规规矩矩地卖起了鱼，等李响一放出来，两人又重操旧业，经过一番厮杀，占领了海鲜市场，专门收业主的保护费。政府打击“欺行霸市”时，两人出去避了一阵风头。高强开了家洗浴中心，李响赚的钱却扔在了丰城刚时兴的“帕斯机”上，欠了一屁股债的他只能给高强打工看场子。后来因与同行争抢生意，李响用刀子捅伤了对方，又被判了五年。时光荏苒。李响出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是他带父母逛五爱市场，偶然遇见我，那时候他才三十郎当岁，却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念旧情，给了他和他父母，每人一条过季的裤子，没收钱。李响觉得在父母面前很有面子。之后不久，我去了北京，再没听过李响的消息。一晃，过去快二十年了。

　　“死了。”

　　“什么时候？”

　　“有几年了。你没听说？”

　　我摇摇头。

　　这些年我很少回来，除了给父母扫墓。父母不在是一个原因，其次是这座曾经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重工业城市，如今死气沉沉，一副没心没肺、倒驴不倒架的德行。还容不得别人的半句批评，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这里的人。是真跟你拍桌子急眼。“你忘本了”“不就是去个破北京嘛，有啥了不起的。要是去了美国，你连家恐怕都不认识了”“记住，是这里的黑山白水养育了你”。真是想想就让人泄气。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感情还是有的。故乡像是埋在你体内的一根刺，稍有剐蹭就会刺痛你一下，有时不太疼，像是小小的提醒，有时刺得人钻心的疼痛。每次回来，都是韩羽开车去火车站接我，陪我到回龙岗墓地扫墓。事先他在后备厢里准备好纸钱儿、纸房子、花篮，应季的水果，切好的香肠，现炒的鸡蛋，还有啤酒白酒和饮料。可谓一应俱全。每次都是他抢着把东西在墓碑前摆好，嘴里念念有词，“大叔大婶，小刚从北京特意回来看你们了。还有我，你大侄子韩羽。你们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啊？钱又给你们捎来了，比去年多了一倍。房子也换别墅了，更宽敞了，保证足够你们老两口住的。缺啥就给小刚托个梦。他忙回不来，我给你们送。我也是你们二老看着长大的。”他的这番话，如果不是在我父母墓地说，我会控制不住笑出声的。然后，他又是作揖又是磕头，我在后面也不得不学着他的样子做。弄得他像我父母的亲儿子，我倒是像个大侄子。我几次在他开车的路上，暗示他到了之后，只需在车里等我。我一个人去墓地静静地坐一会儿，抽两根烟，跟父母说说悄悄话。但韩羽根本听不进去。好像我在跟他外道。但打心眼里，我还是感谢他东北人惯有的热心肠。所以，尽管我多次想过回来后，自己打车去回龙岗，到最后都放弃了。

　　之后我去姐姐家打个照面，晚上出来跟韩羽他们喝顿酒，第二天一早走人。来喝酒的多是我俩在五爱市场做生意时期的朋友，一块长大的老朋友少之又少。韩羽善交际。他的家人及生意上的朋友去北京玩，吃住行都是我負责接待。为此，韩羽对我心存感激。社会上打打杀杀的事情我早就不爱听了，没兴趣。他也不提。按照韩羽的理论，“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喜欢回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我们要向前看。我们的希望在未来。”虽然他是笑嘻嘻说的，像开玩笑，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骨子里韩羽对没钱的人是瞧不起的。有老朋友去北京玩或办事跟他要我的电话号，他不给，说是为了“保护我”免受打扰。只是这几年，服装生意每况愈下，他闲着实在没事干，才重又跟老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打打牌，以消磨时间。

　　“你知道我跟他后来掰了吧？”

　　我摇头。

　　“当时在丰城轰动老大了。”李响大概以为他的事全世界无人不知，起码认识他的人得知道。“他生意做大了，搞‘放贷，就是放高利贷。那年我们一块长大的老朋友过年聚会，就因为我喊了他一声强子，没叫他高总，他当着大家伙的面，抬手给了我两嘴巴。我像个傻子似的，当时就愣了。大家伙趁我没反应过来，赶紧把我拉走了。我知道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想开我。他这人特别记仇。说来话长，有一次我和他陪客户喝咖啡。我说我喝不惯，就那么一小盅五十块钱，我一口气能喝十杯。我想在旁边等他们。我是好心，是为他省钱。他却急了。当着客户的面叫来十杯咖啡，倒在一个玻璃杯里，让我干了。干就干呗。他还较劲，十杯十杯，要了五回，把我当场就喝吐了。他嫌我土老帽，落伍了，出去给他掉价。我懂。我啥不明白啊。”

　　大军张罗大家举杯。

　　李响匆匆干了一杯，屁股还没坐稳，又拍我的肩膀，“我回到家人就‘堆了。我这人没啥文化，不会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反正老难受了。就是‘抽抽了。按说以我的脾气，回过神来，肯定得返回去跟他拼命啊。但没有。哥们倒头就睡。就像他那两巴掌把我打出脑震荡了。兄弟，实话跟你说吧，就是从那天起，我的性格彻底变了。别人不爱搭理我，瞧不起我，我都不在乎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几天，高强就被人弄死了，是被跟他借高利贷的人。高强太黑了，吃肉不吐骨头。那个人别说本金，光利息都还不起。他天天去逼债，威胁要绑架人家的儿子，他把人逼急了。他带的两个小年轻的保镖，吓得当场就给人跪下了。人家说没你们事，滚蛋！是开枪，三枪，全奔太阳穴去的。老天爷是公平的。咱俩一块堆儿长大，你发财了，牛了。但怎么样，四十岁不到就死了。我混得不行，但我好赖还活着，还喘气呢。咱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老话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何况他是暴死。我比他强。我现在活的都是赚的。知足了。”

　　韩羽捅我后背。我转过头，看见大军慢悠悠地掏出一个笔记本，平摊在桌子上的iphone7旁边。那个笔记本款式陈旧，页纸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电话号码。大军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吐了口唾沫，不紧不慢，一页页地翻。

　　“你这是干什么？”

　　“查人，打电话。”

　　“你拿这么先进的手机，没有通讯录吗？”

　　“当然有。什么手机没有通讯录呢。这我还不知道。”

　　“那，你干吗不把电话号存在手机里？”我被大军搞糊涂了。

　　“我不放心。我的手机总丢。”

　　“你把通讯录存云端不就完了吗。再说了，谁敢保证你的笔记本不丢呢？”

　　“从来没丢过。我都是用到不能用了，才换本新的。我买的笔记本都是纯牛皮的。”

　　“牛×人配牛×笔记本。”韩羽取笑大军。

　　“那你买这么贵的苹果手机平时干什么用？”

　　“打电话呀。短信我都不会发。我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拼音，字也不认识几个。”我身边的确有同学不会拼音，报纸都读不下来。其中不乏女同学。

　　“长见识。”我冲他竖大拇指。

　　“喂，对，是我，你军哥。给我按最高规格办。三个八的包房给我留着，弄秃噜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二十分钟后到。”大军麻利地收起电话，“走，唱会儿歌去。我‘开铺。”“开铺”是请客的意思。

　　“还有节目呢。”韩羽出门前大声对我说。

　　“大军现在干什么呢？挺有钱呐。”我在丰城的时候，大军是个闲人，仗着是家里的独子，没钱就跟父母伸手。倒是从不缺钱。

　　“这些年他什么都干过，就是没挣过钱。开饭店，开超市，开洗头房，开歌厅，开啥赔啥。”

　　“那他还有钱这么‘造？”

　　“他媳妇厉害呀。”

　　“做什么买卖的？”

　　“旱涝保收的买卖。”

3

　　漫天的大雪，劈头盖脸地吹打着我们的脸颊。如果说我最爱吃的是家乡的冷面，那么，我最喜欢的天气就是这棉花糖似的雪花了。我们开两辆车穿越整座城市，一直奔东。路况越来越糟，一直开到遥远如天边的六台子。四周一片旷野，只有一栋孤零零的二层小楼，戳在那儿。我记得这里过去叫工人村，有十几家上万人的大企业聚集于此。那些耳熟能详的工厂当年都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甚至是亚洲第一。早晚上下班高峰，人乌泱乌泱的。那时候，他们还叫工人老大哥，人手一只铁饭碗，撑不着，但绝对饿不死。如今早已废弃或搬迁，拆得毛都不剩了。工作多年的产业工人发个三万两万就打发回家了，让他们自生自灭。摆地摊、拉脚、开小卖店，成了他们再就业的第一选择，也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就这也不得消停，是个戴大盖帽的就吃拿卡要，处处找你的毛病。早些年刘欢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每天早晨在央视东方时空准时播放，就是专门为他们加油打气的。但是，下岗工人并不买账，骂他，从头再来，从你妈个头再来。四五十岁了怎么从头再来，你再来个试试。合起伙来骗我们。

　　月明如洗。霓虹灯昏暗，像电力不足。勉强能看清“百乐门”三个大字。我下车往里走，大军拦住我，迎空打了个清脆的响指。突然歌厅霓虹璀璨，大门敞开，一群穿着羽绒服、军大衣的女孩子呼啦啦地跑出来，手里举着塑料花，腿都光着，白花花一片。她们训练有素，自动排成两列。紧接着，两个小伙子把一卷红地毯刷地一甩，铺开，直铺到我的脚下。大军抻了抻半大的黑色貂皮大敞，郑重地冲我一伸手，半弯腰，做了个夸张的“请”的手势。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孩儿们好！”

　　“老、板、好！”

　　当！当！当！礼炮齐鸣。一条条花花绿绿的彩带在空中飘散，洒落在我们的头上、地上。艳俗的色彩与周遭空旷、凋敝的气息极为和谐，像不分彼此的老友。一共二十一响。

　　“知道吧，国家领导人出访最高的接待规格，就是二十一响礼炮。”大军的话音未落，小姐们已经冻得受不了了，呼啦一下，聚集在我和大军的身旁，簇拥着我们，几乎是连推带搡把我们往楼里赶。

　　“发钱，发钱。”小姐们把大军围在中间。

　　大军双手高举，笑眯眯的，“别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呀。每个人都有份。”大军手里攥着一摞钞票，刷刷刷，发给每个小姐一张。

　　“他这是图什么呢？大军脑子没出问题吧？”

　　“他比鬼都精，十个猴不换。就好这口儿。平时我们想让他请顿饭，门儿都没有。”

　　我们来到三个八包房坐下，大军给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小姐。“大军，还有我呢。”李响焦急地指着自己的胸口。

　　“你这次就算了。”

　　“找一个吧。响哥怎么说也是面子人儿。”我替李响说情。

　　“我不是舍不得钱。每次给他找，他就知道跟人家讲他的光荣历史，嘟嘟囔囔，磨磨唧唧。不听还不行，用胳膊卡人家脖子。小姐嫌他有口臭。就是刚才给你讲的那一套，都听腻了。小姐怕死他了，宁可不赚他的那份钱。”

　　“我保证这回什么都不说。光唱歌。”李响啪地一个立正，给大军行了个军礼。

　　大军故意叫了个胖丫头，坐在大军身边。我们分别和自己的小姐掷骰子赌酒喝。李响手握麦克风，很有尊严地与陪他的小姐保持着一拳的距离。他点的是王杰的《英雄泪》。“云里去，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情也冷，泪也干。悲也好，喜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李响的眼里涌出浑浊的泪光，当他唱到“……回首天已黄昏，有谁在乎我，英雄泪。”眼泪渐渐变得清亮。我想起一首叫《闪亮的日子》的歌。这样的泪水，只有经历过闪亮的日子的人才会有。凭良心说，李响唱得很好，感情充沛，声音沙哑、沧桑，但没有人鼓掌，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包括那个一脸蠢相的胖丫头。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了，女人进屋就冲大军破口大骂，“你不是说在陪你北京来的尊贵客人吃饭呢吗？你骗谁呀！”

　　“嫂子，你先坐下消消氣。你们两口子都是啥毛病，大军进饭店踹门，你进歌厅踹门。”韩羽起身挡在两人中间。

　　“韩羽你别转移话题，你也不是什么好鸟。等我哪天告诉你媳妇，说你在外面找小姐。”

　　“我媳妇每个月给我任务，必须得找五个小姐。我这个月还没完成指标呢。”

　　大军媳妇薅住大军的耳朵，“说，今天谁请客？”

　　“韩羽、韩羽。”

　　“韩羽，你就在这种破地方，招待北京的尊贵客人啊。咋不去‘万豪呢？这里的小姐两个都没有我那里一个贵。你可真会省钱。”

　　“你少说两句行不？”

　　“怎么，嫌我这个当妈咪的老婆给你掉价呀。你少在外面装大尾巴狼。你吃的喝的哪一样不是老娘我辛辛苦苦熬夜挣出来的。”

　　“你快回家吧。你不出来抓我，不就不用熬这么晚了吗？”

　　“我偏不。韩羽，你觉得我陪你这个北京来的尊贵客人怎么样？”

　　“大军同意你就陪呗。”

　　“他凭什么不同意，但你得给钱呐。我可不能白跑一趟。”说完，大军媳妇一屁股在我身边坐下，“来来来，北京的尊贵客人，小妹儿敬你三杯。”东北话妹字带儿化音。

　　“这不乱套了吗？咱们最好别开这种玩笑。”

　　“你让她坐你那吧。她肯定是在‘万豪喝多了，跑这来撒酒疯呢。”

　　“点一首《因为爱情》。大军，你俩唱第一段，我和你北京的尊贵客人唱第二段。咱们PK一把。”

　　“唱就唱，谁怕谁呀。”

　　大军和他的小姐站在大屏幕的一侧，我和大军媳妇站在另一侧。我们都是手拉手，头挨头，动作亲昵，深情款款。我觉得这个场面很荒诞，但又不得不配合这种荒诞。

　　韩羽忙着给小姐们发钱，每人两百。大军的媳妇伸手抢了五百，“我得按‘万豪的小姐价结。”

4

　　大家在百乐门歌厅前分手告别。韩羽看了看手表，“我得上行了。现在三点半，正好。你去哪休息一会儿，你不是八点多回北京的火车吗？”五爱服装批发市场早晨四点钟开门，下午两点下行。一贯如此。

　　“不用管我，你赶紧忙吧。”

　　“我领刚子去洗浴。再眯一小觉。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李响说。

　　大军媳妇给了我一个拥抱，“尊贵的北京客人，下次回来我请你吃饭。”

　　“你饶了我吧，你不吃了我就不错了。”

　　“有时间我去北京找你玩。”大军说。

　　“没问题。提前联系。”我和大军握手。

　　“你就知道玩。你就不能说去北京谈生意呀。”

　　大军两口子搂脖抱腰，开着宝马X1飞驰而去。

　　我和李响打车去了一家洗浴中心。

　　服务台的女服务员让我们出示身份证。我递给她。李响拉着我往里走。保安拦住李响。“我还用身份证？你不认识我吗？我是这里的元老，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建的。”

　　“认识也不行。公安局最近查的严，老板说了，甭管谁，没有身份证一律不让进。我也是听吆喝的，你别难为我。”

　　“不给我面子？”

　　“不是。对不起。”

　　“刚子，你先进去。”

　　我很困，想赶紧洗个热水澡，睡一觉。刚换完衣服，就听见大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打斗声。我光着屁股披着浴袍赶紧跑出去，李响已经被几个保安打得蜷缩在角落里，鼻子在流血，眼眶青肿。大堂经理从办公室出来，“这不是李响吗？误会误会。”经理和我扶李响起来。我要带他去医院检查。经理说，“这点小伤对李响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算什么，就不用去看病了，好嘛李响。”经理帮李响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没大事。

　　“听着，以后我到你家洗澡免费，好使不？”

　　“好使。谁不好使你也好使啊。”

　　“算了，刚子，我们进去洗澡。时间不多了。”

　　冲完澡，我刚躺在大堂的沙发上。“刚子，吃饭的时候，我听你说，你在搞瓷器生意。我想起来我家有个花瓶，是祖传的，就多留了个心眼，想在你走之前去我家看看。我爷爷是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厂子里有一千来号人呢，解放不久被枪毙了。这个花瓶是我奶奶的宝贝。一直藏在大衣柜的底层，不让我们看。我奶奶是喝酒喝死的，走得很突然。”

　　这类故事我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我不想浪费时间。

　　“去看看吧，求你了，刚子。就看一眼。”李响的一根手指稳稳地立在我的眼前，一动不动。

　　“不睡了，穿衣服。走。”

　　我们的出租车开进大军家所在的院子里。天亮了。周围楼房残破的墙壁上写满了大大的“拆”字，墙根下堆满了卸下的门框、窗框，脏污的窗玻璃在白惨惨的晨光中，反射着凄凉、阴冷的光。残雪泥泞，垃圾随处可见，泛着一阵阵熏人的臭气。院子里静悄悄的，死一般沉寂。许多住户已经搬走了，剩下的可能条件暂时还没有谈妥。

　　大军家在一楼，开了个小卖店。

　　我们推门走进去。柜台的玻璃有裂纹，用透明胶粘成一道闪电的形状，往里一步，是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头蒙在被子里，感觉身体是蜷缩的。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中药气味。

　　“我媳妇。”

　　被子里的头探出来，“出去疯够了。”

　　“我朋友刚子。”

　　“你什么时候有过朋友，全是假的，骗子。”

　　“你别胡说啊，刚子可是好人。地地道道的好人。”

　　“我怎么看不出他像好人。”

　　“那是你常年躺着不出屋，眼神有毛病了。”李响有些尴尬。

　　“我看他比谁都狡猾、阴险。别看他长得斯斯文文，其实一肚子的坏水。你骗不了我。”那颗乱蓬蓬的头慢慢抬起来，挂着眼屎的眼睛直视着我，一眼不眨。如果李响不说，我会以为她是李响的妈。尽管李响长得并不年轻，尤其是快谢顶的脑瓜子。她病病歪歪的样子，看着有点恶心。但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一个细高帅气的少年端着碗中药，用头拱开门帘，从厨房里走出来。脖子上还搭了条湿漉漉的毛巾。“儿子，叫刚叔。”

　　“刚叔好。”少年很有礼貌。但看上去平时应该是个不大爱说话的孩子。

　　李响摆头，示意我跟他进卧室。

　　“我儿子小伙儿长得‘透亮吧。省艺校挑他去学京剧，不花咱家一分钱，免费。人家不去，非要学唱歌，以后要当歌星。说赚了大钱好给他妈治病，给我和他妈买大房子。”

　　我坐在床上抽烟。

　　李响撅着屁股在床底下鼓捣半天。搬出来一个报纸包着的花瓶。报纸被他撕巴撕巴扔在地上。一打眼兒，我的心就突突直跳。我举着花瓶，掏出随身携带的强光手电，眯着眼睛仔细看了又看。花瓶是青白色，釉层滋润，线条流畅，表面呈冰片纹。器口上扬，边沿尖薄。基本符合宋代官窑琮式瓶的特质。

　　“我怎么看嫂子有点面熟？”

　　“哎呀，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同学呀。一个班的，李淑贤。”

　　天哪！李淑贤，我太认识她了。我们小时候叫她臭咸鱼。她人长得一般。上初中之前，她学习是我们学年组不可撼动的第一名。老师天天让我们以她为榜样。我们恨透了她。后来不知怎么学习突然不行了。一落千丈。只半个学期就淹没在了汪洋大海里。但人却出落得亭亭玉立，胸脯鼓鼓囊囊，上蹿下跳的。许多高年级的学生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总是换男朋友，比男同学换女朋友都勤。她是我看到的同学里面最早抽烟的女生，她抽烟的样子很迷人，像电影里的女特务。烫头发帘、穿红裙子、骂脏话，我学生时代有关女生的第一，几乎无不是来自于她。她还被送进过工读学校待了一年。毕业后，我知道她在冶炼厂对面的副食商店卖水果。有一次我骑车路过，看见她，穿着半新不旧的白大褂，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面，像个中年妇女。我停下自行车，远远地看着她，抽了根烟。好像还有点伤感。在我心里她的经历就像一个传奇，包括她现在躺在床上病歪歪的样子，都是她传奇的一部分。

　　“嫂子得的什么病？”

　　“肺病。有几年了。她的单位就在冶炼厂旁边。你记得冶炼厂的那个大烟囱吗？那是咱们丰城的标志性建筑。当年我们以此为荣，谁知道那是个定时炸弹。冶炼厂得肺病肺癌的老鼻子人了。许多人年纪轻轻说没就没了，具体多少人咱不知道，工厂都倒闭好多年了。没有人告诉你那个大烟囱冒的烟有毒，是剧毒。那时候工人叫主人翁，但也就是嘴上说说。但也比现在强，现在直接叫你傻逼。”李响叹了口气，“那个地址盖了高楼，建了小区，住满了人。也不知道那里的土地有没有毒。反正不关咱啥事。爱死死吧。”

　　“嫂子的病得抓紧治啊。”

　　“哪有钱呐。”李响点了根烟，“刚子，咱们说正经的，你别老打岔。你觉得这个花瓶怎么样，有点来历没？”

　　“年代不太看得出来，但还不错。不错。”

　　“值多少钱？”

　　“说不好。你可以让别人也看看。”

　　“我不相信别人，就信你。你说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拿不准的东西，我不好开价。”

　　“要是实在不值钱你就带走吧。放我这也是放着，没用。过些日子动迁搬家，指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踢碎了。”

　　“那你觉得我出多少钱合适？”

　　“随便，咱俩是‘铁子，你看着给。”“铁子”在东北话里是好朋友的意思。

　　“三千。一口价。”

　　“好，好好。”

　　我数出三千块钱，李响接了。我犹豫了一下，又点出一千块钱，“这个是给嫂子看病的。算是兄弟的一点表示。”

　　“那怎么行。”

　　“拿着吧。都是朋友，别客气。我真得走了。不然赶不上火车了。”

　　“我送你。”

　　“不用。你快睡觉吧，熬一宿了。”

　　“我不睡，兴奋，睡不着。这些钱对你们可能不算什么，对我，就是救命。还有就是，我又找回了一个朋友。谢谢你啊，刚子。丰城的朋友都是墙头草，只认钱不认人。过去人讲义气，别人会高你看一眼，冲你竖大拇指。现在叫你‘蒙头人儿。还是你够意思。出去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

　　李响用报纸把花瓶重新包起来。

　　“用不用找个纸壳箱子装起来？”

　　“就这么拎着吧。无所谓。”

　　“那，我帮你拎。”

　　“我自己来。”

　　“刚子，你可别卖赔了。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

　　我俩打车到了丰城北站。李响坚定地付了车钱。我过安检，冲他挥手。李响突然隔着栅栏扔过来一个塑料袋。是一条烟，中华。“刚子，里面只有三盒中华，剩下的是玉溪。小卖店早就不上货了，马上动迁，正抖落货底子呢。只能给你临时凑一条。你千万别挑大哥理呀。”

　　“谢谢了，响哥。”

　　李响的眼里闪着泪花，一只大手大幅度地挥动着，“好兄弟，下次回来一定提前告诉大哥一声，我在家里请你吃饭。啊！”

　　我的眼里涌出一股温热，身体有些摇晃，捧着花瓶的双手却抓得更稳了。这是我从事瓷器生意多年养成的习惯。危险无处不在，我必须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