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乐山上下来_十月_美文_网络文摘

宋尾

　　

楔子

　　据说，今年是重庆“史上最热夏天”。

　　坐在农家乐大堂沙发上，等着同伴们办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翻完了整整八個版的晨报，其中包括三版地产广告，以及一整版的中药丰胸软文，我甚至查看了所有大标题——是否精练，有无错字和歧义。这是一种职业病。

　　上述“史上最热夏天”，就是该报头版标题。超粗黑的字体使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些惊心动魄。而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头——因为文内所采访的气象专家并没这么表述。那么，这就是记者本人毫无依据的说法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编辑的后期“提炼”，似乎非如此不能呈现这种令人愤懑的烦躁。其实，类似极端表述在都市报上长期都能见到。看样子，我们已经很是习惯用“最”“史上”这些词汇来强化某种事物。所以哪怕报纸，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客观理性的容器，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

　　当然，这个苦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接连四五十天就没下过一滴雨。一滴都没。快立秋了，气温反而愈加暴热起来。周六上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家人自驾到金佛山北麓，预备在这儿过一个清凉的周末。

　　此际条件一般，但好处在于游客不多。更多自驾车辆会按照一种既定模式往山上走，然后在山顶挤成一团，或者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其实山脚下也很幽静，在这条瘦削的峡谷里，孩子们不缺耍事，光是那条潺潺的溪流，就够他们欢乐一整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景区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其实就在这农家乐周边也有几处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一处三线厂的工业遗址，一座正在风化的清代石拱桥；还可去附近的村落赶场。当然，这么热的天，寻幽、购买土货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在风景里喝茶，打牌，钓鱼，才是避暑的标配。

　　入住房间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随后挂掉。一个陌生电话，现在这种骚扰电话太多了。下午，同伴们在溪水边钓鱼，我则在树荫下躺着翻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铃声将我吵醒，又是陌生电话，我掐了。

　　当我午睡醒来，手机上有一则未读短信：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

　　杨青？当然，我当然记得。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有些当时看似重要的人物，过后你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而有些人，仅仅只是跟你短暂相处，但分开再久也不会忘记，比如他。快十年了吧？我从未真正忘记过他。

　　

上部

1.上山

　　歌乐山，不言而喻，一座相当著名的山。古名为涂山，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在山顶上搞过一次篝火庆功晚会，即“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不过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附会的典故并不会有多少兴趣。就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来歌乐山的外地游客，一般就是为了爬上来瞟几眼渣滓洞、白公馆，惊咋之余，不忘奋力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摆几个pose，咔嚓几下，又随浩荡的人流匆匆下山。因为山下是另一个知名的低消费大众化景点——磁器口古镇，也就是民间传说里明朝失意皇帝朱允炆避难隐修的地方。

　　也有懂行的游客，会刻意到歌乐山上寻访一些抗战遗存，比如鼎鼎大名的林园。那是设立陪都之初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府邸，后蒋赠送给了林森。林园绿荫深处，有一张直径二尺的石桌，石桌四周有四条石凳。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来渝曾在林园小住，某个清晨，与蒋不期而遇，两位历史人物在石桌前对坐了一会儿，留下一个足够神秘的空白片段。稍远点还有著名的赴集路5号，也就是冯玉祥将军旧居，抗战寓居重庆期间，老舍先生常受邀前往小住，消暑避夏；附近还有个林庙路5号，也是赫赫有名的——冰心先生的潜庐。

　　除此，歌乐山还是举世闻名的“辣子鸡丁”的发源地。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歌乐山窄隘的山道上，几百年来走着络绎不绝的商贾、挑夫、车轿、马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扩建为成渝公路的一部分，每每车行至此，司机刚好歇脚。汹涌的车流带动了一条街——直至把辣子鸡烹制成一道风靡全国的江湖菜。可惜啊，成渝高速路通行之后，这条老成渝路就被时代厌弃了。辣子鸡从“一条街”慢慢减少，又还原至寥寥几家，标本式地存活于山道之边。可见，历史有其波谲之处。

　　但在民间，歌乐山更知名的是这个——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这座城市里，“歌乐山”一词有着极丰富的蕴意。比如重庆人常说：“你娃是从歌乐山上下来的吗？”外地人很难理解，但翻译成普通话就明白了：“靠！你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说你从歌乐山下来，就相当于说你是神经病。这是方言语境的生动与微妙之处。

　　但不得不说，歌乐山精神病医院真是不错，因为坐落在秀美的歌乐山，挨着负氧离子成堆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也像是一座小小的乐园，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至少就环境与周边而言，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一九二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

　　这里要稍稍说一下我自己。虽然我非故事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我，这个故事也是难以展开的。不必担心，我的篇幅大概也就占到几百字。

　　说到数字，我电话里存的号码有三百多个。如果我要找人喝酒，可以毫不费力找上一二十个，足以塞满一间露天大排档。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说话的”，其实也就是平平静静地，什么也不干，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可以你一直听，我一直说。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坦诚，真实的。事实上，这很难，对任何人来说。总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点，我拥有很多联系人，但我发现自己并没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或者换个稍微深刻的说法：同类。

　　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极为强烈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我辞去工作，跟众多“联系人”断绝了来往。整天待在房间里，将窗帘关上，在电脑上玩一种叫作“空档接龙”的纸牌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式的电脑游戏，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纸牌游戏。但我需要这种无聊。

　　可这并不能让我的焦虑缩小，尽管再高明的透视器也无法显影它的面积。也如我想象的，没有我，有我，对他人而言其实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本来我是想去华岩寺住一段时间，但我跟寺庙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是没有实施这种便利的联系人。某天，一位同事来看望我，听说我要找个地方孤僻生活，建议我来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疯人院更疯狂的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创意乐不可支。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这里的院长助理，据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名字比较诗意，她叫申飞花。

　　她自然是很有故事的，但这不是我想要述说的内容。只能说，没有她，我不会很顺当地住进精神病医院。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事实上，即便有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要想住进去依旧是麻烦事。除非：我有病；或更好的理由。

　　好吧，这两样都不缺。

　　我有一份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轻度抑郁症。但并没用上。热心的申飞花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她向院方（其实就是一把手）提出了一份申请：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作家希望来医院体验生活。这个理由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前不久，该院一位值班护士深夜被发病的患者掐死了，院方也欢迎有人来给他们申诉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有了申飞花的襄助，我轻易就得到了一种嘉宾的待遇。我们知道许多单位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福利，这里也是。院区一侧，有一栋新建的宅院式洋楼，与院区若即若离，事实上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是按度假屋的格局建造的，只有三层。我住二楼，一个带洗浴室的配套单间，窗户外是一个小小露台可观景，眼底是一汪碧水。飞花带我参观房间时说，这是歌乐山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仙女湖。在阳台俯瞰，有人在湖边喂食，锦鲤从湖底霍然涌现，五颜六色，像是打翻了调色板；湖畔树林里，偶尔有白鸟在其间振翼飞过；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将零星的路人带入婆娑的水杉林；远方绵延起伏的山冈如一道绿色的屏障，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才是度假。度假也是人的权利，但我们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这一权利。我们习惯忘记。

　　接着飞花又陪我去到院外，找了一间餐馆吃饭。我们聊了一会，主要是告诫我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她带着我找到门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随后她离开，前往公交站，我独自回到房间。

　　黃昏后，水汽氤氲的仙女湖在微光中轻轻泛动犹如鱼鳞的闪影，窗外的小山冈如墨绿色的深海，远处的仙乐峰仿佛一盏藏青色的毡帽，漆黑而深沉……坐在小小的阳台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毫无疑问，在歌乐山上的前三天是充实的。好奇心，新鲜劲，以及……巨大的自由。总之在这里我不再失眠，睡得香甜。好几个晚上我甚至忘记了做梦。

　　但是，三天后我开始有些无聊。我隐隐觉得，其实我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我把这种感受向申飞花坦陈了。她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半径过小”所致。她建议我应该四处走走，在精神病院体验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可以到病区逛逛呀，了解了解他们，兴许，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上山前我带了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准备无聊时写点什么的——当时我还不太知晓自由职业的艰辛——我辞职的理由就是，给自己一个写作的机会。可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舒适反而让我失重。我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打卡，没有例会，没有上进的需求，不考虑工分，没有情感的羁绊。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空虚。

　　按飞花的提示，我主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如她所言，病区跟我的住所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局部，而病区那边，才是一个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世界。在我看来，病区更像是这偌大世界被风吹拂的一个角落。

　　在我眼里，那个病区有点类似于“浴池”，被划分成为男区、女区；还有一个混合区（老年患者区域）。混入其间，泡了几天后我发现，精神病院确实与我们那些惯性意识的臆测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毫无疑问这理应是一个悲惨的市集，但如果你带着一副旁观者的眼镜，也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很幸运的不是一个护理员的话。

　　我想世上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但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精神病院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它把一些缺陷放大了。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症状有那么多，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正常人无异——不同的是，某个时刻，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不论怎样，这里并非凄惨世界。事实上，换一种角度来观察，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充满了天真的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来自逻辑的断裂。

　　入院第二天，我和飞花在食堂吃饭，一个年轻的精分患者坐在旁边，飞花叫他二宝。我问二宝：“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把咱家房子烧了。”“为什么呀？”“我解手时尿裤子上了。”“呃，那你烧房子干吗？”“我觉得很不吉利呀！我只想烧裤子，哪晓得房子也跟着烧起来啦！”

　　总之，他们的逻辑很有趣。你要是不太计较的话，不乏新鲜感。只是，你并不能融入他们——我是说，没人能真正融入他们。所以，我依旧感到空洞。那是与在俗世里不一样的空洞。我想我还是在期待什么。并且，我能感觉到，在阳台上读书吸烟喝茶的时候，我附近有一些隐隐的气息。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我。

　　

2.邻居

　　邀了好几次，飞花终于答应出去吃个便饭。那是一周后了，她当班的一个中午。我在镇上的辣子鸡馆订了位，就我们两个人。我向她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她一直抿着嘴笑听我念叨那个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并不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

　　“还有谁？”

　　“就在你楼上。”

　　我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没错，是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三楼。他可以轻易看见我，而我却不容易捕捉到他。这是由于建筑的结构和角度使然。

　　她笑道：“你不是老埋怨说在这里一个人还是很无聊吗？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反正，楼上楼下的。”

　　算了吧。我心想，叫我去认识一个神经病？我已经够神了好不好。

　　“杨青，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她端着酒杯，我们碰了一下。

　　我摇摇头。

　　“这个人异得很，组织了一群人，大半夜里去荒郊野外找什么鬼。”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印象了，大概两个月前在我供职的新闻周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群另类人物。

　　“他——就是那个带队的家伙？”

　　“正确。”她颔首。

　　“怎么被送来这里啦？”

　　“嗯，”她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他在这休养。”接着补充说，“你楼上那一层，就住了他一个。楼梯口第一个单间里住的是老张，是专门从镇政府保安室借调来的。”

　　“专门守着他？这是——怕他狂躁？”

　　“嘿，你还想得多哦！主要是院长怕他有什么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照应，放心些嘛。”

　　“听起来像是软禁？”我笑道，“一个张学良的翻版，福利倒好！”

　　“倒是有点像。”她也笑，随后悄声说，“是他父亲——市里一位大领导，这个你要给我保密哦——特地安排来这里修养的。”

　　“在哪不能修养，为什么非要到你们这里？”我当然不理解。

　　“哎！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

　　“跟你一样，他是我们院区最尊贵也是最正常的病人。下午，我带你上去见见他，就这么说定了啊！”

　　最正常的病人？

　　我苦笑。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午睡时，我心想，这个怪家伙就在这层天花板上面。如果他也午睡的话，必定跟我一样，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直到视线形成某种图案。

　　这个杨青的故事不是我去采访的，但我印象倒是蛮深的。这人主持着一个QQ群，这个群体自称为“夜行者”，核心成员约二十人，都是年轻人，有私企老总，外企经理，公司白领，网站编辑，咖啡馆店主，甚至还有歌厅舞女。这些身份迥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兴趣点，也可以称其为癖好。他们执迷于神秘文化和超自然现象。跟其他一些网群惯于打嘴炮不太一样，这个隐秘的群团更富于行动力，他们常常组织线下活动。QQ群就是他们交流及行动指挥的通信中枢。这篇报道是我的同事彭灿撰写的。他接到爆料说该群要策划一次耸人听闻的夜行计划——在佛图关找鬼。在重庆民间，“佛图关”这个地方历来是比较“邪”的，诸多黑色的传说伴随其间，加之早些年曾发生过耸动一时的碎尸案，一些外地的神秘文化爱好者将它列为重庆十大惊悚地之一。“佛图关”加“找鬼”，无疑具备了丰富的新闻看点。得到消息后，彭灿通过QQ群加入报名，跟随参与并记录下了这次行动。只是，他们的佛图关之行似乎也没什么收获。当然不可能有收获。要是真找到鬼，那大概是世界级的重大要闻了。

　　如今，杨青竟然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觉得必然跟他不同寻常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午后起床，按照医生的叮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吞咽下两粒丙咪嗪（一种抑制抑郁的处方药物）。镜子里那个人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很适应，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我应该要比他耐看一些。可惜，这就是我。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走出浴室，侧身拉开房门，申飞花笑盈盈地站在外面：“我们上去吧。”

　　上到三楼，是一个不锈钢门，飞花在门上按了一下钮，不一会儿，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从里面探出，接着给我们把门打开，一边抱怨：

　　“申助理，他还是不吃药啊。”

　　“还是不吃吗？”飞花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这就是那个老张了。我从身边经过时，他瞥了我一眼，带着一丝警惕。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病吧，就像这位尽职的保安，看谁都有点问题。

　　站在房间门口，我才知道飞花之前说的“豪华配置”啥意思：一个大套间，脚下是地毯，家具是实木的，组合沙发是真皮的，站在客厅从走廊看过去，那个尽头应该还有一个宽阔的露台，能看见青色的阳伞的一角，以及藤椅的靠背——从那能俯瞰到我的露台，但我却不易发现上面的人。

　　卧室没人，飛花径直走向户外，我则留在客厅书柜前，那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摞书随意地搁在桌上，有的被翻开，做了标记。显然是新近阅读过的。我被这些书吸引了。严格地说，我被这些奇怪的一致性吸引了：《不该存在的现象》《被禁止的知识》《搜神记》《中国鬼神文化》《山海经》《太平广记》，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书籍，比如《北斋妖怪百景》《鬼节考》《黑夜史》《幽冥怪谈》……我翻开一本《百鬼夜行》时，一页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写有两行钢笔字：

　　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这时飞花从阳台上喊了我一声，我慌忙将纸片插进书中，从走廊快步走向她，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倚靠着栏杆，正注视着我走向他自己。

　　这是很干净也很柔和的一个人，看面相，比我略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脸颊和体型都瘦。在重庆，这样走路都“打翩翩”的精瘦男娃被统称为“干豇豆”。

　　“这位是……？”他温和地注视着我。

　　“我在楼下，也算邻居。”

　　“噢！”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是杨青，欢迎来到奇妙世界。”

　　“少来，人家不是病人，”飞花说，“是来我们医院体验生活的。”

　　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姓宋，宋江的宋，尾巴的尾。”

　　他撒开手，眉头蹙起，又慢慢松弛下来，微笑着：

　　“我常在媒体上看你的报道。”

　　这我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一位读者。“那么……”他说，“您请坐吧。”

　　“都是朋友，莫客气哈。”飞花说完就往客厅走去，“我去给你们打水泡茶。”

　　我坐下来，感到一些轻松。实话说，上楼之前我是有些防备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对于陌生人多少有些臆测的成分，尤其在这种并不能算“正常”的环境里。哪知他让人反而很觉亲近。

　　“你为什么住进来？”他拉開另一张藤椅，示意我坐下来。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含混地回答。

　　“不对，肯定有别的原因。”他盯着我，眼睛含笑。

　　“体验一下孤独是什么滋味。”我换了一种说法。

　　“倒是，这儿不缺这个。”他表示赞同。我问： “刚刚听到投诉，说你不吃药。”“我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呢。”他一脸无辜。“精神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没病。”

　　“对！太精辟了……”他愣了一秒，而后掌大笑。

　　“说什么这么欢喜？”

　　飞花端着茶盘过来，杨青赶忙起身，抢着将茶具放在桌上，歪过头对我笑道：“你看，有我这样识大体、懂礼貌的精神病人吗？”

　　“是啊，你没病，你精得像鬼！”

　　飞花将开水注入杯中，对我说：“喝茶吧。”

　　陪我们坐了一会，飞花接到一个电话，“哦哦”应声下楼去了。这时杨青突然对我说：“你们对我的采写是有误的。”

　　“什么错了？”

　　隔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他指的是我们报纸写的那篇关于他的报道。

　　“以后再说吧，你——信有鬼吗？”

　　“原来我是挺相信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其实也不能叫相信，应该称为渴望吧。”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死亡，尤其是——想到人死去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知觉的，人死掉了就不会再活过来，就浑身战栗。所以我怀疑人可能也有永生不死的，或者，人又变成了鬼，但，是不是每个人死去都会变成鬼呢？我觉得不是。总之，临睡前，我常常会胡思乱想。这种习惯甚至持续到我的青年时代。大概九岁时，隔壁姓蔡的婆婆老死了，灵堂设在堂屋中央，她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干瘦的身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观察死亡。我躲在黑色的素布背后，耳边是巨大的哀乐，人们在尸体旁忙碌地经过，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在心里对她说：蔡家婆，你终于死了，你终于可以见到那些神或鬼，假如你能见到他们，请今晚托梦给我。那天晚上我很难睡着，既兴奋，又期待。遗憾的是，她并没托梦给我，我也没梦见鬼。醒来我很迷惘，我很失望。

　　“人有时候特别矛盾，怕鬼却又渴望能遇见一个真正的鬼。”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点点头说。

　　“没错。小时候，我们家是平房，晚上要到公厕解手的话，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这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行，小巷里充斥各种复杂的气味、浓重的黑暗。每次，我不得不从那条窄巷子走过，就好像经历一次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灯光对我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我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没有重量的鬼，但我却触摸不到它；有时候我听到它在我身后弄出些声响，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往前跑、笔直跑。”

　　“这样看来，”他解释说，“至少你内心是有这个意念轮廓的。”

　　“这个意念重要吗？”

　　“当然，就目前——”他指着自己，又指向我，“在这种环境下，对你和我来说，共识是很重要的。”

　　我们笑了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人这个东西实在是奇怪，信佛，也信神，但却不认同鬼，这是什么心理？”

　　“因为鬼这个词很土气，很卑贱，形象很丑陋，脏乎乎的，不大拿得出手。”

　　他笑：“对嘛，你看，他们宁愿信国外的鬼怪，比如吸血鬼，不晓得多受欢迎。”

　　“因为那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我是男人也爱呀！”

　　我也笑了。

　　“我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其实，慢慢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有时觉得，死亡，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不再惧怕黑暗了。”他说。

　　我想了想，或许就是这样。

　　“随着人慢慢成熟后，对于鬼的幻想就这样陆陆续续从内心里消遁了。”

　　“不，人永远都不会成熟。”他收起笑容，“只是变得世故而已。”

　　“就算是吧。”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在他的露台上，我们聊得漫无边际但又克制。偶尔沉默时，看看宽阔的天际，耸动的群峰，还有眼底葱茏的密林。就这么闲坐很好，我想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直到老张过来，提示说——理疗时间到了。他哎哟一声，从躺椅上起身，伸手同我道别，说我感觉我今天遇见一个同类了。

　　他的好心情看起来是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