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施洋

　　

　　

　　 从前我教过西班牙和西语美洲文学史，也教过西班牙语报刊选读，现在想起来才发现有盲区，因为“报刊”有点偏义复词的味道，让人往往重“报”轻“刊”，错过了“文学杂志”这一片美好的风景。实际上，从诞生的时候起，文学杂志就是新文学、新作家最好的实验室，往往起到催化剂、营养液的作用，加上最近几十年“场域”之类的理论，以及过刊出版、电子化的项目，都让人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和研究起这种特殊的文学载体。

　　 说来有趣，在西班牙语里，称呼报纸用的是时间概念，有“diario”，意为“每天的”，或者“periódico”，指“周期性的”，如果往根源上看，还有最初在威尼斯出现的“gazetta”，表示用小钱买来的东西，简直一模一样的“一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相比起来，杂志的说法更偏重内容，像从阿拉伯语到法语再到西语的“magacín”，意思是“仓库”，跟中文“杂志”的感觉相当契合。另外，最常用也最重要的词是“revista”——前缀“re”表重复、词根是从“看”而来的“目光”，供重新看、反复看者，是为杂志。

　　 换句话说，当杂志脱离报纸“副刊”的命运独自闯荡，就不是为了被当街叫卖、随手丢弃，而是要让志同道合的人订阅、期待、揣摩、玩味，用后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里的话说，与报纸相比，杂志的优点是“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谈最主要的问题”；另外，跟书籍相比，杂志又显然更具有即时性和实验性，归根结底，它新鲜，又保有一定审慎的过程。

　　 作为杂志而带上文学的色彩，大概起源于1709年的伦敦——Richard Steele创办《闲谈者》（Tatler），一周出刊三次，讲述从四个咖啡馆听来的风俗、文学、古董、时事，声音来自一个虚构的人物，事件和主题也往往是虚构和讽喻，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引发了“爱丁堡闲谈者”“女性闲谈者”等一大批效仿之作。

　　 那是一个印刷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也是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入主西班牙、鼓励新鲜文化的时期。于是，在马德里——后来扩散到美洲殖民地的利马、墨西哥城、危地马拉、哈瓦那和波哥大，都出现了常规的新闻性质的报纸，并且从报道西班牙王室的情况、欧洲近期重大事件，到更当地、日常的内容；从所在城市或总督辖区的新闻、商船到港离港信息、寻人寻物启事、讣告，到慢慢加入大学生活、道德劝诫，以及短小精悍的时事评论。到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刊物开始分流，出现了专门的文化、思想杂志，比如全美洲第一份医学杂志、墨西哥José Ignacio Bartolache 于1772—1773年主办的十六期周刊《飞驰的墨丘利》（Mercurio Volante），宗旨是科普——第二期讨论“身体好的重要性和大用处”，还有两期介绍温度计和气压计的用法及制作——但作为现代医学，首先需要应战的便是宗教和伦理，所以总在有意无意地触及人文话题，用最近我们身边的例子，基因编辑婴儿难道仅仅是个科学和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进入十九世纪，西语世界“分崩离析”，曾经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不过也可以发现，在文化上，他们往往仍受到同一股力量的驱使：十九世纪前三十年，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西语美洲独立运动也随之勃兴，费尔南多七世专制主义抬头、美洲也留下军政寡头“考迪罗”的后患，于是这个时期的杂志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主义的气势，是革命、政权、人民等话语的阵地。之后的1830—1896年，一个漫长的“后独立时期”，西欧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美洲化之后的风俗主义，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并逐渐推向新的高峰：1896—1916年的现代主义，和1920—1950年代的先锋派，在这两个阶段，杂志作为作家群体自我宣示、自我发表的园地，在西语各国尤其是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纷纷出现，造就了西语文学杂志的辉煌。特殊的是，西班牙先锋派遭遇了残酷的腰斩——“西班牙内战”，其惨烈亦丰富的人文经验同样在杂志这种形式上找到了宣泄。最终，大西洋两岸的西语文学杂志在“漫长的六十年代”合流，迄今半个世纪过去，不脱乌托邦气质，不舍社会承诺，不时透出游戏性，但都不可挽回地沉入“民主+数码+娱乐”时代的无名。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西班牙文学史灿若星河，文学杂志就是其中的星座，无论大小明灭，都是一种独特的风景。可惜的是，因为“杂志”的混杂性，一直只被视为文学阅读和研究的外围，加上缺期散佚的问题，就连在西班牙本国，占据了第一手材料来谈问题的专家也可以用双手来数。今天，我们就专程略去作为明星的作家，只去看他们联手的性情。

　　

先锋派的试探

　　 據卡萨尔斯在《白鸟之歌》里回忆，20世纪初的西班牙对战争并不陌生——被称为“1898年灾难”的美西战争刚刚收场，又开往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地区作战，1912年还颁布了义务兵役制，到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发疯了。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常说鲁文·达里奥的现代主义“第一次从美洲反哺西班牙”，但那些温软的小资情调、虚无的东方想象，终究只好像轻浮的羽毛，何况达里奥1916年2月去世，肥胖、酗酒、挥霍一空，样子并不怎么好看。

　　 其实，对新文学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一切从杂志开始，杂志从“殖民地”开始。那是马德里市中心太阳门广场边上的一个咖啡馆，1888年开张，接待过现实主义小说家加尔多斯、忧国忧民的“98一代”，也继续招呼一批又一批（尚且）不得志的文人、艺术家，作为文艺青年“人市儿”直到内战损毁被拆除。很多人在这里以文会友（tertulia literaria），看稿子、提意见、垫垫肚子、抽烟喝酒，打发没有职业感和时间感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组织起了一个文学夜场，每周从周六午夜聚到周日天蒙蒙亮，用一种“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姿态，在1916年8月推出了《塞万提斯》杂志——一个月之前，毕加索《阿维尼翁街上妓院的姑娘们》刚刚在巴黎引起哗然，这帮西班牙年轻人，到底是要传统还是玩现代？

　　 《塞万提斯》每月一期，每期二百页上下，除了1917年底到1918年初的六期，坚持到1920年12月、一共出了四十七期。这本杂志最初亲近法国，刊登了不少阿波利奈尔、马拉美的诗作翻译，品位接近现代主义；随着编辑部的不断调整，编选越来越成熟，建立起伊比利亚-美洲的视野，追踪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葡语美洲的动向（当时欧洲和美洲之间的邮船大约十五天一班），对西班牙国内的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创作也保持关注，同时为闪族文化研究、塞万提斯研究和古典学研究也都开设了专栏，覆盖面相当广泛。

　　 最重要的是，阿森斯和他的小伙伴们孕育出了西班牙本土的“极端派”（ultraísta）。他们是接过了1908—1912年《普罗米修斯》、1915年《吉诃德们》杂志的接力棒，在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的冲击下，1918年秋天发表了《极端：文学青年宣言》，宣称“我们的文学应当革新，应当不断走向极端，就像今天在科学和政治思想上所做的那样”。这个“极端”，大概不能做本质主义的理解，最好当成“ultra-”这个前缀，表示“到另一边，向更高处”。从巴黎来、回智利去的诗人维多夫罗，以及从瑞士来、回阿根廷的博尔赫斯，都是在这里大开脑洞的嘉宾，很快，他们也分别在安第斯山两边的两个文学大国极力推进“创造主义”和“极端主义”。

　　 在《塞万提斯》杂志的感召下，南方重镇塞维利亚的青年们也坐不住了，1918年10月12日，《希腊：文学杂志》诞生，虽然只有薄薄的二十四页，但很多作者是通过《塞万提斯》转来，写作已经比较稳、小有名气了，半月刊有时改成十天一期，还经常加页，可见稿源丰沛。《希腊》杂志最初引用达里奥的一行诗进行自我标榜，但到第五期就全面拥抱西欧的新风尚，逐渐形成“达达小选集”“法国最新抒情诗缩微翻版”“表现主义诗歌选编”，而且发布了很多最初称为“极端浪漫”，后来减缩为“极端”的理念阐述。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他们的版画封面：开始是希腊柱廊下站立的密涅瓦，第十四期改成希腊式双耳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双耳瓶右下角打着汽车用油的广告，1920年6月，编辑部为了成为“西班牙极端主义运动最权威的机构”决定搬到马德里，从此每期封面不再重复，向许多艺术家，比如博尔赫斯的妹妹诺拉，定制各种场景和人物的抽象画，现代感越来越强。安东尼奥·马查多曾经在给赫拉尔多·迭戈的信里说：“《希腊》杂志是现在西班牙国内出版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了。” 可惜，到11月1日、总第五十期，杂志停刊了。

　　 所幸在此前后还有一本杂志，名字就叫作《极端》，真正成了西班牙先锋派文学的代表刊物。它最先创办于1919年11月1日，在北方奥维耶多城出了5期，到第二年元旦夭折，沉没在“一片极端主义的怒波里”；1920年12月，定位相似的《反光镜》在马德里昙花一现，1921年初，又一本名为“极端”的杂志在马德里问世，到1922年2月一共出了二十四期，终于实现了“在圆里发现方形”，或者说，对“极端主义”的思考渐趋成熟：首先，这份杂志在外形上几乎可以被作为“艺术家书”（libro de artista），三折打开、上下翻转，排版错落（虽然还没有到图形诗的程度），并且采用了很多递增递减排列、字行缩格、字体变形、大小写对比、加框、插画、灵活运用空格和留白、元素重复和意外挪位等手段，加上每次约稿的封面，几乎达到那个时代平面设计的极致，让读者感到处处新奇有趣，成为之后各种先锋派刊物的标杆。其次，上面刊发的大量诗歌、少量短篇小说，用尽方法避免传统的修辞或情节，挑战惯习的思维，比如第一期发表了“14一代”代表人物、先锋派积极鼓吹者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五个故事，题目叫作“摘自不可能医生的记事本”，开篇表示在很多脏兮兮、不透光、窗帘遮天蔽日的家里……得病的原因之一是有一架没人弹、常年盖着的钢琴，音符都被拦住、腐坏了，“我”行医生涯中治愈了无数这样的病例，方法就是让他们卖掉钢琴。这种跳跃的逻辑又保持镇定的叙述，成为一种贯穿20世纪文学的风格，直到今天还被不断采用。

　　

“27一代”的舞台

　　 十年过去，以反叛为宗旨的先锋派逐渐落入自反的圈套，西班牙文学史上辉煌的“白银时代”拉开了帷幕，绚烂美好的“27一代”登上历史舞台——这个舞台，阶梯同样是由杂志搭建的，主要有1926年在马拉加问世的《海岸》，1928年格拉纳达的《公鸡》，和1935年马德里的《给诗歌的绿马》。

　　 《海岸》，是的，如果你知道“27一代”，应该了解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海岸》一代”。马拉加，西班牙南方的海滨城市，虽然古有羅马时代遗迹，今有毕加索故居、蓬皮杜分馆，好像一直算不上文化特别兴盛的地方，却在1926年秋天孕育出一份充满理想精神的杂志，集齐了我们对西班牙当代文艺的几乎所有想象：加西亚·洛尔卡、拉斐尔·阿尔贝蒂、豪尔赫·忌廉、赫拉尔多·迭戈、路易斯·塞尔努达、文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达马索·阿隆索，以及毕加索、达利、胡安·格里斯，和二十世纪西班牙三大音乐家之一的马努埃尔 德法亚。

　　 “海岸”这个名字，在阿尔贝蒂听来尤其振奋，因为他早先的一首十四行诗《致一位船长》写过“蛇形前额的海岸给你”，加上1924年的成名作《陆地上的水手》，似乎由他在众人文艺的心里画下了一道蜿蜒的海岸线，意味着南方，意味着远方。为了进一步表达这种认同，创始人、编辑埃米利奥·普拉多斯邀请画家安赫勒斯 奥尔蒂斯制作了版画封面：一条翻尾的黑鱼，一汪蔚蓝的海水，一道诗歌的岸。这个封面成了杂志社的标志，直到今天，仍出现在最新一期No. 266 “岛”上。

　　 一年之中，杂志出了四期，并且以“增刊”的形式出版了各位主要供稿者的诗歌单行本。到1927年10月，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期问世了：No.5—6—7期，贡戈拉逝世三百周年专刊“献给堂路易斯”。虽然那年12月在塞维利亚的纪念活动充满了文学事件的光环，但在那场秀之前，他们的观点已经在10月《海岸》里成为了不朽——要在贡戈拉“浮华的表象下寻找诗中的无可奈何”，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对于这一群创造力爆棚的年轻人来说，贡戈拉固然值得被重新看待，但发掘、阐释者，须得是“我们”。

　　 那一期之后，《海岸》不时受到“冲刷”，屈服于离散、战乱，但总能在站稳脚跟后重生，继续铺展大家年轻时的梦想：1929年浅尝超现实主义，1944年在墨西哥用三期发出流亡之声，1968年五月巴黎学生运动时成为“禁止禁止”（Prohibido Prohibir）的西班牙版民主阵地。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1976-1977年用三期的篇幅（No.64-65-66期）制作了“诗人、哲学家、游击战士、革命者毛泽东纪念专号”，收录了译诗三十四首，并且用前言介绍、马尔罗《人的境遇》书摘、玛丽亚·特蕾莎·德莱昂（阿尔贝蒂妻子，曾一同于1957年来华访问）《中国在微笑》选段等等，对伟人的逝世发出倾心的回响。

　　 到现在，这本杂志已经庆祝过了九十岁生日，一方面延續了增刊传统，不时向当年的主创们致敬；另一方面确定了主题结集、约稿编排，诸如“发狂”“幽默”“身体”“广告标志”“水”一类的选题，保持了“艺术文学杂志”的品位和趣味，每期定价能卖到三十欧元，颇能成为一些有趣的人相互辨认的暗号。

　　 2008年，格拉纳达的文化机构联合出版了一个影印版、举办了一个展览，纪念加西亚·洛尔卡“玩票”的两期《公鸡》和副刊《火鸡》。那是1928年3、4月间，加西亚·洛尔卡在父亲的资助下，通过帮自己印第一本诗集的印刷所，推出了“有五六次想要起飞，这次终于成功了”的《公鸡》，定位是“欢快的，有活力的，反对本地化和乡土化，属于全世界，就像格拉纳达一样”。总体来说，《公鸡》的撰稿人跟《海岸》相差不多，但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期问世之后几周，加西亚又做了一份折页《火鸡》，用文章和诗歌对之前刊登的稿件各种揶揄恶搞，还在每份折页角上手写一个字母，连起来是一首藏头诗，“《火鸡》因《公鸡》而起”。到第二期，最抢眼的是刊登了头一个月刚刚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表的《反艺术宣言》，由达利等三人署名，主张“现代性的诗意，机械化、标准化产品，摄影和电影那样的艺术产业，爵士乐，运动……以区别从传统继承的艺术和美的理念”。这份态度激进的宣言和卡斯蒂利亚语翻译、加上热情叫好的编者按，激怒了不少读者甚至作者，之后，再没听到过这只雄鸡唱晓。

　　 好在“绿马”来了。1934年，成名已十年的聂鲁达被派到巴塞罗那担任智利领事，1935年转任马德里，把暂住的“鲜花之家”公寓变成了一个诗歌沙龙。10月1日，他推出这份《给诗歌的绿马》，二三十页、十来首诗，到第六期还被西班牙内战中断，但为在“纯诗”面前徘徊不前的西班牙诗歌“做了个了断”。那时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式的写作正在风行，惯于在日常的话题上进行抽象，似乎只有永恒、死亡、诗歌这样宏大的话题才值得入诗，或者说要么写纯诗、要么不写。而聂鲁达在卷首语便明确表示：不故意排除什么，不故意纳入什么——他是接受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925年《艺术的去人性化》中的观点，认为希梅内斯吸收象征主义和帕尔纳斯派，已经把诗歌同传统的主题剥离、从人的问题脱节，但是，希梅内斯有他的个人气质，他偏爱象牙塔，有一种病态的内向、不擅长与世界关联，而旁人无端的效仿毫无意义。聂鲁达显然推崇社会化的交流，无论出于性格还是意识形态，他都号召“与人的接触”，而且其诗化的方式亲切可感：“白天或者夜晚的某个时刻，特别适宜深刻观察歇息中的事物：跑过满是尘土的长途、承受过粮食和矿物重压的轮子，装炭的麻袋，大桶，篮子，木匠工具的把手。它们身上，有各种跟人和大地的接触，是受尽折磨的抒情诗人该学好的一课。”

　　

意识形态之争

　　 从《给诗歌的绿马》起，文学杂志的政治立场渐渐成为了问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关系着舆论和战况，在战后体现知识分子的水平和名誉。

　　 内战爆发之后一个多月，就有“保卫文化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开始制作宣传周刊，标题直接取自工人的蓝色连体工作服。到内战后期，因为物资和分发困难，周刊逐渐改为月刊，最后出到四十七期。《蓝色工装》连同《民兵》《前进》《取得胜利》等一大批杂志，体现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们，主要是“27一代”，为了保卫共和国与民主，终于打破之前的文艺小圈子，想从广大的劳工阶层汲取力量——哪怕因为文盲率高，不少地方是由长官读给民兵和士兵们听，有一种政治代理和煽动的成分。为此，阿尔贝蒂亲自执笔了版块“走开”（A paseo），讽刺某些文化精英对人民的事业漠不关心，比如乌纳穆诺在内战最初就是支持叛军的；反过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因为作品，也因为政治正确，被后来的历史选择了记住：阿尔贝蒂的妻子特雷莎·德莱昂，好朋友何塞·贝尔加明、毕加索、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塞尔努达、莱昂·费利佩，以及来自美洲的后援：聂鲁达、维多夫罗、巴略霍、帕斯。

　　 《蓝色工装》更像份报纸，或者说传单，内容有军事训练，有文学，有政治，最受欢迎的是“内战罗曼采”栏目，选登国内各个地方、士兵、家庭寄来的真实故事，比如第一期发表的《同志，你们别开枪》，讲述一位教士和民兵之间的摩擦和争辩，就是大家周围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一般战乱不敢冲击教堂，但内战中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捣毁抓捕）。这些纪实性的文章，包括苏珊·桑塔格在《关于别人的痛苦》开篇提到的赤裸裸的战争照片，加强了西班牙内战在国外的宣传，希望打破武器禁运，得到英法等国的支持（可惜并没有能够扭转局面）。

　　 几乎同一时期，《西班牙时间》1937年1月在瓦伦西亚创立，1938年初转移到巴塞罗那，11月办到第二十二期戛然而止（1974年，卡米洛·何塞·塞拉发掘出了散失的第二十三期，由于佛朗哥仍然在世，交由德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影印版全集）。在左派执政的共和国宣传部资助和领导下，它最大的特色便是“大写的文学”（literatura con mayúsculas），那种“危难时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不难想见，而且非常能够体现中国和西班牙两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种种相似之处——2009年我在马德里南城的“屠宰场”艺术区看过一个展览，对“北京时间”被解读为某种象征感到惶恐，现在想来，当代西班牙分为马德里和加纳利群岛两个时区，不过是追求“西班牙时间”而不得的某种自我安慰，当年他们为那个统一的时间摇旗呐喊的时候，“服务于人民的事业”，莫不是同样声嘶力竭。正因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相消耗，十年前，卡斯蒂利亚还举办过一场展览“安东尼奥·马查多与《西班牙时间》”，纪念马查多每期撰写的卷首语，但到2018年，杂志八十周年纪念却遭受冷遇，没有任何大学、文化机构进行宣传、解说、重读。对此更有温度的判断也许是：右派撒谎，左派也撒谎，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流露的觉悟，左右手互搏也许是因为矛盾，左手手指自缠到断裂却是最大的悲剧。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另一座文化标杆：偏重哲学、社会学的《西方杂志》，1923年由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创办，1936年停刊；停刊的情形在他后來一篇《说起和平主义》的文章里详细讲述过：内战爆发后三天，他生病在家，被几名全副武装的西共产党员拿着手枪要求在一份反对叛乱、支持共和政府的宣言上签字；加塞特拒绝签字，经女儿挡驾争辩，最终临时撰写、签署了另一篇短小、政治偏向不那么强烈的文章。由此，《西方杂志》被中断，直到1962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逝世7年之后才复刊，由他儿子、女儿、外孙陆续主持到今天，其跨学科、注重整体性问题和讲究方法的形象，非常生动地由一只绿色猫头鹰所代表，侧脸用两只大眼睛瞪着你，让你不是怀疑自己不够严肃，就是反思自己不够自由。

　　 另外一份丰碑式的杂志、一座在意识形态阵地若隐若现的文学《岛屿》，也在战后被破坏、被封锁的经济形势下，在佛朗哥新闻出版审查的“长手”下，在惊弓之鸟、创伤记忆的民众中间，从1946年矗立到今天、2018年12月刚刚推出第864期。它的创办者恩里克·卡尼托本来是一位法语教授，因为政治问题调任到高中，有感于文化生活的贫乏，就在马德里开了一家小书店，慢慢办起新书简报，又在诗人佩德罗·萨利纳斯的鼓励下变成杂志，一办就到了1982年。当然，中间因为纪念奥尔特加·伊·加塞特逝世的一辑特刊被审查关停过一年，但是《岛屿》始终给流亡海外，包括“自我审查”和“在地流亡”的知识分子们，一个创作、互评的论坛。

　　 1983年，杂志被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收购，由第一代创办者、“27一代”“36一代”诗歌研究专家何塞·路易斯·卡诺接手了五年，1987年再由加西亚·孔查继任社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塞万提斯学院院长。在纪念杂志成立五十周年的发布会上，孔查把《岛屿》归结为“文学空间，文化承诺”，作为一份能够抵达欧洲、美洲超过两千所大学的标志性刊物，是以西班牙语语言文化（hispanismo）为生和为乐的所有作家、诗人、研究者、学生共同仰望和攀援的一座理想浮岛，尤其是“问题之状态”栏目所做的知识考古和方法建议，打造了一个专业的学术共同体。我没有见过《岛屿》绿标的时代、直接进入了1988年之后改版成岛上一座红色小山的新时期，而且，我也一直不确定自己算不算一个“岛民”，不过每次在院里图书馆看到这份杂志标题下的定位：关于人的科学（ciencias humanas）及其文字（letras），总觉得比“人文学科”“文学”的字眼更感欣快，感到多少远离了玄学和空谈，摸索，但实实在在，在探究一部分知识的边界。

　　 还有一个更神异的存在：1959年在加泰罗尼亚蒙塞拉修道院，由修会主办的两份杂志合并而成的《金山》。从内战爆发到独裁时期，佛朗哥禁止加泰罗尼亚语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使用，也紧盯一切宣扬加泰罗尼亚本土文化的活动，唯独拿蒙塞拉修道院没有办法：一是远在加泰罗尼亚，甚至远在巴塞罗那郊外三十公里一座宏伟的“锯齿山”上，道阻且长；二是归属于本笃会，原则上跟天主教会、跟佛朗哥政权的宗教属性一致，让马德里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蒙塞拉的高山上，不仅可以听到加泰罗尼亚语主持的七大圣事，而且不时传出唱诗班的天籁，还有卡萨尔斯的作品演奏和曲谱出版，教士们甚至不时在欧洲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抨击独裁。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59年，经过一群加泰罗尼亚大学生的呼告，《金山》进入了第二阶段，成为一份开放又“偏听偏信”的文化杂志，收容政治、经济、宗教、城市设计、建筑、艺术、文学一切问题，就是只使用加泰罗尼亚语。不仅如此，他们又在六十年代设立“《金山》批评奖”，全面支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举办“青年作家之声”征文比赛，发掘三十岁以下的文学人才。可以说，当今加泰罗尼亚文化界最重要的名字，也许也是分裂主义的某些鼓吹者，都是当年《金山》孜孜不倦的读者。此外，这份加泰语杂志也带动了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杂志的发展，“地方上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都想仿建话语的月台，搭上权利的火车”，为民主化之后西班牙乐于标榜的文化“多元”（pluralidad）打下了基础。

　　

失去靶心的箭

　　 西班牙内战之后二十年间，依附于佛朗哥政权，或者针对独裁进行文化抵抗的杂志，真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三百多家，但有趣的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因为佛朗哥去世、国家权力和平交接、新国王迅速推进民主化，这些以思想为名的杂志通通失去了靶心。新时代，突如其来的新社会，路应该怎么走？

　　 路不好走。最直接的，政治热情抢占了民众的兴趣，无形之中吸走了原本会赞助文学杂志的资源；连锁反应，由于读者群不稳定、广告商不稳定，加上没有专业成熟的发行网络，文学杂志无法完成商业转型，在八十年代前期的经济危机中再次成为牺牲品——就连像卡米洛·何塞·塞拉这样的金字招牌，从1956年起叫好又叫座的《宋·阿马单斯街区的书页》，到1979年也只好在276期之后打个哈哈告别文学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到1985年左右，销量前十的杂志中只有一种能达到15000份，其余都只能在3000～4000册的印量中卖出50%～60%。

　　 到最后，可以想见，很难有独立杂志能够继续维持，只能靠政府出面资助，但是，150种选30～40种的比例，既存在着公务员的大量非专业、暗箱操作，也容易消解杂志在“三权分立”之外的某种监督和思考权，把批判收买成宽容。另外，到外省转一圈，有多少地方上的杂志能够真正扛住奖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编纂学的挤压，继续发挥英雄主义构建乌托邦？

　　 2018年3月，当代诗歌创作和评论杂志《火山口》第三期问世，在发布会上总结了他们正做的不可能之事：在一个快要被电子化无形之口吞噬的时代做一本纸质书，在一个毫不顾惜肢解人性的社会侈谈文学，在被博客、电视主持人（中国有另外一帮人带节奏）占据的出版市场专注诗歌，在一个不听批评的国家非要发出批评。哈，这《火山口》也真是在地狱的边缘疯狂试探了。

　　 可是，就真的这么悲观吗？明明刚有两位学者在《西班牙文学史（1939—2010）》里做出论断：“文学杂志是文学的反面，是文学的排水沟、实验田、拆迁户”——还记得塞拉在《宋·阿马单斯街区的书页》出版的一种“胡安”专号，卡斯蒂利亚语诗歌的胡安·鲁伊斯，加利西亚语诗歌的胡安·罗德里格斯，加泰罗尼亚语诗歌的若昂·鲁伊格·德科雷亚，还有好多剧作家乃至画家米罗，按名字排列在一起有意义吗？似乎并没有，但是有意思吗？有！也许正因为这样，或者祝愿这样，文学杂志永远重新制定规则，永远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