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肖慧

　　

一

　　我第一次来波士顿，中午从纽约坐火车到后湾，出站时黄昏，天阴灰，下雨。我刚撑开一把“随身带”，是订杂志得来的免费伞，就听见对街有人大喊“滚回纽约去”，等我到住处收伞时，才回过神来，原来伞上印着《纽约客》的著名纽约客遗老犹斯提斯·踢雷（Eustace Tilley），浆挺的高领，峻拔的绅士帽，像两只铅桶，当中一张玩世的脸，正举着一只单片镜看过眼蝴蝶。不知那波士顿人要踢雷先生滚回去，还是要我滚回去，也许是一起滚回去，我估计。

　　连同两只铅桶一只单片镜。

　　投桃报李纯属迂腐，抛砖引玉——最好是块老玉，包浆的——倒是上算的买卖。纽约人看见波士顿人，是肯定不会说“滚回去，红袜子！”“滚回去，绿凯尔特！”纽约是个热腾腾的大熔炉，死猪进来，好汉出去，进来时提着一大箱子杂七杂八的幻想，出去时一身寸把厚不怕烫的老皮，后面跟着一车皮二十六英尺长的运输大车，一路哐啷哐啷，重车而无从。有道是：“你能活在纽约，你就能活在任何地方！”说的就是这种死皮赖脸的神气。不就眼睁睁看着一条厚皮好汉直截去华盛顿特区“大活特活”了吗？！

　　波士顿人之于纽约人，就像我们古装大戏里的女角，一甩水袖、尖嫩哀婉的一声“冤家呀！”几百年来的恩怨，拧成一股医学上难以归类的、只能用出牙孩童那种“咬一口”来表达的情绪。这情绪，像海边轻雾，日日浮游在波士顿干干净净的大街上、温文尔雅的饭馆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似有似无的“纽约约约……”，但你一旦举着《纽约客》看蝶遗老肆无忌惮出现在波士顿街头，那是要挨骂的，倘若你斗胆追捧扬基队，说不定有人会拿红袜队的大头棍给你一下子。所以要当心，以防祸从口出，替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纽约吃一棍子最不上算。

二

　　当然，波士顿向来自认为是美洲的雅典，美国的头脑，纽约是它的钱包，其他一概只是供它指使的手与脚以及其他更劣等的部位。头脑只会产生思想，诟骂或棍打是思想的次品、等外品，不得已内转外销的产物。根据定义，头脑是不会动手动脚的，若要，调动它的手脚便是。

　　论及修养，波士顿和“世界第一”的哈佛和“世界第一点一”的麻省理工以及几十上百个“世界第一点N”的高等学府只是一衣带水之隔，或者什么水也不隔，人文气息浓郁得如夏季公共花园里的夜来香，不但可闻，而且可掬可摸可感可藏进口袋带回家。比如你在大街走走，会撞上木建的小小免费图书亭，你可以把不想要的书放进去，换出来你想要的书；当然不是原始社会物物交换的意思，你完全可以拿你想要的书，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交换，是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意思。我想起当年锦囊羞涩的海明威初次踏入如今已成书人遗梦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碰上“腿很美”的女老板希尔维亚·比奇允他赊账借屠格涅夫，并且“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使他感激涕零，这感激至今在他的《巴黎永远没个完》（原名《A Movable Feast》）里“没个完”着，还将与他一起在这世上继续“没个完”下去。说到底，“借”与“拿”——在私有制体系中——的本质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巴黎与波士顿，一个借一个拿，光凭动词，其境界孰高孰下，便可一目了然。

　　书是波士顿的命根子，据说十七世纪最早的殖民时期，有清教徒漂洋过海，并不效法先人诺亚的榜样，在方舟中装载“有血有肉的活物，一公一母……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而是背负多册书籍，如《围城》中提一大箱卡片和药片西行的李梅亭先生的做派，在波士顿不仅“保全好”了生命，还发了横财：有印第安人送火鸡饭上门，还有自备精神食粮，还能活得更文化吗？！

　　如果你在街上随手扔一颗石子，在纽约，击中的大约是一名穷艺术家或中国游客，在波士顿，击中的肯定是一位博士或双博士。在波士頓，就连街头巷尾的垃圾箱都很文化，上面写着诸如“人生一场戏，戏票在我手”之类的小哲理；一只只都装成信箱，站在路边混淆视听，以至于我好几次上了它们的老当，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若你走在市中心，必能看见流浪人，长袍，披发，破布囊，恍惚还以为是从中世纪故纸堆里走出来的呢。逢冬季，他们大都盘坐在老城区大宅的门洞里，以壁龛圣贤像的定，以对物的哲学无意识，避风避雨，面对烟火世人；从文化的垃圾箱里挑出广告、报纸、时装杂志或凯鲁亚克之类，戴上眼镜来细嚼慢读。望着这些人，你会不免生出某种合并同类项之类的联想和感叹来，比如“我”不也是流浪人吗，精神的流浪人，精神的吉普赛人，在精神上居无定所、流浪漂泊，如此等等。警察也拿出对精神吉普赛人的礼遇待他们：一清早，先是警车沿老街一条一条慢吞吞晃悠过去，轻轻摁一摁警车喇叭，嘀——嘀——哔——哔——“哈罗，女士们——先生们，是起床时候喽！ ”警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招呼道，老派管家似的。原来警车喇叭也是可以不像整天满世界捉强盗那么咋乎的，吓破老百姓们的胆囊。周末，警察们总是晚些时候露脸，周末是普天睡懒觉的日子，除了患焦虑症失眠症精神分裂症的作家。

　　我住的是一处精神吉普赛人聚居的地方，十九世纪时是仓库，堆放皮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堆放精神吉普赛人。听说精神吉普赛人刚进驻时，发现这楼堆着整楼的左脚皮鞋，对面那楼整楼的右脚，到处是大工业年代的精彩细节。如今雨燕在高窗外筑窝抱卵培养后代，药瘾子在大门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初搬入时，手指一摸，鼻子一嗅，处处是精神吉普赛人的遗迹和留味。柜子里扔着干成束脩的颜料管、开裂画笔，枯出寂韵味来的植物，地板、灯泡、玻璃窗上一层昏黄的香烟腻，古董收集狂们称作包浆的。请不要一见包浆就见财源，包在流浪者吉普赛人身上的，和包在美玉身上的，是稍有不同的。当然在往日思想高人们苦思冥想、绕梁不去的留烟里被熏着，俗人也会被吊起对高——崇高，高洁，高尚——的胃口。这胃口被吊得之高之强烈，犹如饿得眼睛碧绿的人一脚踏进一间鱼肉飘香、油腻滴答的中国人厨房。

　　我请了一名电工，名何塞，帮助修整住房。何塞是个笑眼弯弯、褐发卷卷的中高个子白种西裔人。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何塞口中金句不断，把富兰克林的《老理查的老黄历》像一粒青橄榄含在嘴里似的。他接通一只开关，会歪打正着点亮一串泛光灯，忽明忽暗，飘飘忽忽，仓库立即变成鬼屋，神哉。因此我暗中怀疑他是不是伪装的、或落难的、或在逃在野的潜伏作家，就像我的朋友某某某自称的“从前的专业文人墨客”，如今白天号称“何塞”，在外混饭吃，夜里回家，腹中饱饱，蜕变为“荷西”，反刍些精神食物出来，以飨大量饥不择食的文学饿汉。富兰克林称：肚皮饱饱，脑子空空，此言虚矣。潜伏作家“荷西”告诉我，在纽约，走路要举头，要仰视这座城市，因为这是一座空中城市；而在波士顿，走路要低头，因为这座城市，它的骄傲，它的战绩，全写在地上，就像将军丁零当啷披挂一身，就差没别在肚脐眼上的勋章，是一种号角一般嘹亮的暗示。古今美外，要什么有什么：美国的自由史足迹，五烈士屠戮原址，犹太人大屠杀的精确数字，波士顿的龙虾帝王蟹牡蛎鱼骨头，爱伦·坡的鬼故事，当代诗人鸡零狗碎的句子，儿童们的造房子游戏，中国人的甲骨文和楚河汉界，让你掉进一口陷阱的象棋残局，等等等等。他还动用修辞手法，说，纽约和波士顿，好比美人和美人脸上一颗痣。正是这颗痣定义了美人。我觉得这个比喻真厉害，一语道破天机。不过作为年岁在“姐姐和老太之间的灰色地带鬼混”的中国人，我觉得比作毛痣更厉害一筹，不但除却清浅的脂粉气，更具有了一种凛然的历史感、崇高感、威严感。非常波士顿。只是潜伏作家对中国的事情所知甚少，知识大致在左宗鸡、陈皮鸡、重庆辣鸡和北京填鸭的范围里。叫我又遗憾又骄傲，油然生出医学上难以归类的、只能用出牙孩童那种“咬一口”来表达的情绪来。

　　

三

　　时下流行一种句式，叫作“……正确打开方式。”我没能搞明白这句话的出处是什么，或者最初打开的是什么对象，触发了这种曾祖父式的拳拳开导欲。也许是某件大礼的严谨而敌意的、把你手指戳破的硬塑料包装，因为面对一件严密封裹起来、旨在打开过程中将你的胃口吊上天的大礼，我个人每每会经历某种在精神病学上有类可归的严重焦虑症。这是一种广泛的焦虑，我估计。因此“正确打开方式”的表达一上市，便立即所谓“疯传”，遍及“打开”所有硬塑料包装、空气包装、绿色包装、黑色包装，有包装无包装、有形无形的一切玩意儿，包括宇宙山脉都城、莎士比亚乔伊斯爱默生奥登、苹果、西瓜、葡萄酒、咖啡豆等等等等。“如何打开西瓜的正确方式”并非一语惊人，但“如何打开一只脑瓜的正确方式”，就有那么一点儿了，除非你是脑外科医生。我想我未尝不可移花接木，造一句“一粒美人痣的正确打开方式”，营造如何打开一只脑瓜这种一语惊人的语境。

　　美人痣的正确打开方式并不复杂，一双正常的走路鞋，鞋跟不要像高尔夫发球台那么高贵得细脚伶仃，便可。因为波士顿许多台硌路原来是给马走的，崎岖得很，路面石卵子鼓凸，就是一只只石凿窝窝头。或者说，原先的波士顿人不走路，以马蹄代替他们的脚。所以你想一想，贵足是在走马的路，古意的马路，不信，你可以去北城北街广场街，或灯塔山的橡实街试试，据说那是全美国最上照的路，也是最波士顿的路，你不去亲足走一走，就等于白来波士顿，旅费在汩汩的查尔斯河里打漂了。当然你不妨穿四寸半高跟鞋，或干脆踩高跷，一定也是受欢迎的，是属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那种欢迎。至少可以让打瞌睡的波士顿，像一个坐在电视前看炒冷饭新闻的老人，睁开半只见怪不怪的眼，把你当作一道好风景，看一眼。

　　美人痣可想而知是纤小精致的。穷尽冷街僻巷，遍访清教徒最早的教堂和墓地，再把自由之路走个来回，只消花个大半天，美国历史是可以像一粒补药，补进肚去的。

　　走波士顿的街道，如阅读一张老人脸上纵横的皱纹，它的深浅，它的新老，它的曲直，写着他的全部岁月和经历。我有幸拥有一本波士顿老地图册，在我，就是波士顿这老人从诞生、蹒跚小儿、少年、青壮到耆老的一本照相簿。最早这里是一片沼泽地，是五月花的清教徒奉上帝旨意，登陆鳕鱼角之后开拓定居地、创造人间天国的地方，是泊船做买卖的渔港码头，于是便有了以做买卖物物交换而取的街名：牛奶街，面包街——等面包有了之后，此街就封给送面包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了。因此我怀疑肯定有过土豆街和牛肉街，只是后来不知封给哪位元老了——珍珠街，螃蟹弄，铜街，牛弄，水果街，水街，井街之类，这些街名和纽约老城的十分相像（我应该说，纽约的老城街名和波士顿的十分相像，岂有爷爷像孙子的道理？！）。有打着英王室印记的街名：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有麻将牌那种循某种自然法则起的街名：东南西北长短中，春夏秋冬，具有日出东头、月落西头的朴实；到了十八、九世纪，五月花的后裔形成了波士顿婆罗门一族，一些下里巴人、不上台面的老街名，比如面包街牛弄之类，先后纷纷鸟枪换炮，分封给名人留芳，富兰克林街，鲍伊斯顿街，欧德斯街，埃塞克斯街，塔夫子街……被分封的还有爱默生学院，朗费罗大桥，约翰·汉考克大厦，塞缪尔·亚当斯啤酒等等等等；当然，如果你走走，你会发现许多独立时期的街名：联邦街，国会街，炮台街，致敬街，喽啰街等等，革掉了英王室老儿以及国王街、王后街的命。若你恰巧在国会街上溜达，你一定不会错过茶党船博物馆，因为那地方就“雄”踞在尖兵堡港道桥头，一年三百六十七天，一天二十五小时，悠悠扬扬，吹响着一种极小却飘得极远的轻骨头木笛声，讪嘎嘎得很——按生动的上海方言来形容。门口站着茶党领袖塞缪尔·亚当斯，紫铜的手臂挥着紫铜的庄严，永远凝固在空中，不管刮风下雨，哪怕落子。如今茶党船也懒得再扔中国茶包浪费资源，索性终年让一包包茶叶半挂水中，袋泡茶是也，一到隆冬，就变一河冰茶，迎接远方游人，绝对独一无二，绝对体现波士顿当时的猛和今日的雅。

　　再往后，城市大规模进行精卫填海运动，神话变成了大片来不及诞生鬼故事的新陆，波士顿人在给街起名字上也黔驴技穷起来，贝多芬路，莫扎特路，海顿路，李斯特路，肖邦广场街，三八线街，小鸟街，蟋蟀街，画眉街等等。后来脑筋也懒得动，就干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ABCDEFG了。好在字母会穷尽，数字却无穷，所以城市可无穷扩展，不愁没名字，不至于出现某条叫作∞的路。

　　说到无穷的路，我想起一篇小说《一条叫莫比乌斯的地铁线路》，写的就是波士顿公园边的鲍伊斯顿街地铁线（就是现在去中国城的绿线），一条二维单面的无穷之路，在三维空间，让你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蚂蚁，消失在无穷里。这条走投无路的路早在1950年，就已经出现在波士顿。

　　幸好，这条无穷之路只出现在美国头脑的头脑里。阿弥陀佛。

四

　　在真实的三维空间里，这条“莫比乌斯”线路乃是全美国第一条地铁，如果你坐地铁去观瞻波士顿的中国城，跨下车厢时，你不妨回头看看那辆两截车厢的老年绿蜈蚣，怎么一路零部件丁零当啷、吱吱嘎嘎地从波士顿一大骄傲的百年铁轨上，龙钟而目空一切地爬进黑暗的前方。

　　波士顿有许多最。

　　最早的公立学校：拉丁学校，教育出一批包括富兰克林（国父）、亚当斯（独立革命的头脑，总统的堂哥）、菲兹杰拉德（总统的外公）、爱默生（美国文艺复兴的头脑）、肯尼迪（总统的爸爸），等等一批国父或头脑或其父兄。

　　独立战争最先几声枪响：因为大家都争先抢开第一枪，至今尚无定论，所以这第一枪是好几把枪从不同地点，不约而同一齐打的。

　　第一个华人：至今无人有兴趣争议。

　　最先在北美贩奴蓄奴：贩奴这黑锅，谁都不肯自愿背上，许多波士顿人甚至认为北美贩卖非洲黑人奴隶发生在遥远的、罪恶的南方，比如密西西比，新奥尔良……。但若翻开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你会读到在波士顿诞生的1630年，就有第一批黑奴从非洲运至麻省，此后一百余年，一百六十多条奴隶船从非洲来到麻省，波士顿，一千多条广告在报纸上招摇刊登，到十八世纪中叶，波士顿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为黑人，大西洋贩奴三角航程一箭三雕、飞黄腾达，那些贩奴的三桅船，走的是五月花号走过的航道和港口，养肥了一百年前前胸贴后肚的清教徒。皮下不厚不薄、恰到好处的脂肪是崇高和人道的物质基础，是必要条件，可惜也是恶行的温床。它终于使农耕、产棉的南方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正在启蒙之中的北方愈发背道而驰：南边加速蓄奴，扩张种植园领地，我怀疑再倒退下去就要直接退回原始社會、跌进地狱；而北方则加速升入天堂，提早试吃共产社会的金苹果，建立了诸多乌托邦农庄，主张自给自足，劳动自由，分配平等，人人平等之类。就在波士顿郊区，一帮脑满肠肥分子开辟了一个叫小溪农庄（Brook Farm）的公社，小说家霍桑还充当了一阵财务老爷，作家、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一个头上长角的异种，因此爱伦·坡称她，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玛格丽特·富勒！）是常客。据说公社的乌托邦精神吸引了许多痨病分子和钱包叮当不响的人士，但会费五百元巨额使大部分人望而却步，其中包括如今的小资先驱梭罗。他于是就盘踞瓦尔登湖畔单干起来，成为一名湖畔的自我边缘人。当然不管单干还是群干，主张人权、主张废奴是共同理想。据称他帮助黑奴从“地下铁路”一路逃往禁奴的英属加拿大。当火爆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南方登上绞刑架，温良的梭罗在北方悲声诵读席勒、华兹华斯遥相致敬。我还听说十九世纪的波士顿贵胄改称家中奴仆为“帮手”，并邀请“帮手”同桌同餐。可以想象这帮可怜“帮手”怎样独坐餐桌一隅饿瘪肚皮享受平等，被“平等”弄得血糖降低、血压升高。

　　我用贵胄一词，肯定招波士顿的不屑。波士顿鄙薄暴发户，尚精英，尚婆罗门，所谓波士顿婆罗门是也。波士顿婆罗门几大要素：哈佛，清教徒，灯塔山，九件套，节，简，内敛，不好风头不上报——除了出生、成婚和死亡；行善积德做好事，不离婚结婚走马灯……还有，必定是五月花号（阿贝拉号也可以接受）的血缘或姻缘。最后一招最是杀手锏，掐灭了诸多暴发户贵族狂的妄想，迫使他们另作计较，像一股祸水，裹挟金砖以及“有血有肉的活物，一公一母……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往纽约上东区描金饰银的大门汹涌而去。那里，金砖是可以叫芝麻开门的。我曾见过一段题叫《致敬波士顿》的谐诗：

　　啊此乃大佬波士顿， And this is good old Boston，

　　豆豆和鳕鱼之故乡， The home of the bean and the cod，

　　此地，洛维儿家只同卡波特们聊天， Where the Lowells talk only to Cabots，

　　而卡波特们只同上帝说话。And the Cabots talk only to God。

　　无怪乎除了“头脑”以外的美国人一逮着机会就要拿这只居高临下的美国头脑开销开销。连雷蒙·钱德勒也要躲在他的侦探小说里，派马洛之流来几句儁钻促狭的话；我怀疑钱德勒没姓上洛维儿的缘故，不然大约又得另当别论。我还了解到有一种讨除了波士顿之外的全国其他人民厌的波士顿口音，也属于波士顿婆罗门的印戳。这口音是一种相当浓重的鼻音，嗯嗯嗯嗯嗯嗯，就像具有一只罗马式高贵鼻子的小脚绅士边走鼻中边嗯嗯出来的声音——请不妨联想一头一边走一边扑哧扑哧响的大象！据说这种口音之强烈，只能与波士顿式的男女火爆恋——第一面就闪电领证——较劲儿。我在波士顿住了几年，以做学问的态度认真研究过周围数位认识人的发音方式，竟没能发现这种嗯嗯现象，也许是我满口异音使自己耳朵失灵，也许是几百年下来波士顿人的鼻子进化小了，也许我研究错了对象，因为他们姓伯格、斯坦，而不姓洛维儿、卡波特，算不得正宗波士顿人。正宗波士顿人正在减少，濒于灭绝，如四川的熊猫，如波士顿湾的鳕鱼。而今只有喜好阴沟水的龙虾在波士顿湾里越活越生猛，越活越著名。当然，我最终无师自通，掌握了发音机巧，就是你在打喷嚏之前那千钧一刻，从鼻腔深处痒痒的地方发出的声音便是。还有一种啊声，不是属于“三啊诗人”那种绵长不尽、直抒胸臆的开口元音“ a——”，而是吃了一惊的、噎在喉咙口的“—— ah！”以入声收场的那种，警告你见好就收，不要没完没了地一路“啊”下去。是一种苍古之音，《旧约》或《诗经》里的韵脚，化石里的三叶虫。当然还得撒些牛津音的孤高和倔腔，按资深厨子的说法：吊鲜头。为了学习，我还看了至少十二遍《波士顿口音》假电影，我喜欢主角塞斯·梅耶，一个喜欢红袜子和绿凯尔特的假波士顿人，不仅因为他的活标本波士顿口音，还因为他天天在电视上涮当任总统，太滑稽，给我们老百姓的饭桌上平添许多笑声，当然还得感谢这位从“皇后区”的石头里爆出来，爆入“中东区”，再爆入华盛顿特区的鬼子，天下一大滑稽。说回来，我学习波士顿口音，纯属自我完善，没别的心眼儿，没打入波士顿“上东区”的意思。我心里很知道别以为你把上海话的“在”发音成“了嗨”——而不是“了该”，就算上海人了。嗯嗯，没这么简单！

　　医生会跟你说：验血去！

五

　　波士顿的四季里，我最喜欢夏季。这个季节里，大学学生如潮汐从波士顿湾退回各自的大洋，城市在碧蓝的海湾里洗去了积赘一年的喧闹和杂色，它深邃如一座寺院沉钟，含蓄如一张黑白相片，最波士顿。风在街上悠悠然飘过，风里有鸥鸟的长鸣和海水的咸腥。闭上眼睛，仿佛脚下大地又一次被大洋索讨回去，灵魂飞升起来，成了鸥鸟、成了扬帆，海阔天空，无所羁绊……这种经验，我想借用爱默生描述“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著名比喻：“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 Nature》，I become a transparent eyeball； I am nothing； I see all）”——此刻我“这只透明的眼球”往南方一望，立即洞悉到纽约人正在全球最骚臭、最闷热、最拥挤、最不准时的地铁里一边冒汗一边鼠窜一边骂骂咧咧，尤其想到当一块湿嗒嗒、黏糊糊的真正的鲜肉，突然“啪嗒”一下，贴上背脊，哎呀，你是会由衷笑出声来的。这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微笑，所谓留到最后的微笑，足可以抵消波士顿整个长冬的絕望。美人痣的魅力在夏季真乃美尽美绝，淋漓尽致，可定义美人，更可“秒杀”美人。

　　在那些夏日岑寂的午后，老墓地是相当不错的去处。

　　波士顿最老的墓地之一，谷仓墓地，和波士顿差不多年纪，豆腐干大小的地方，枕尸叠骸，五千亡骨；埋着包括独立革命的钱包和头脑，约翰·汉考克与塞缪尔·亚当斯；富兰克林家族，九位州长，还有一位传说讲童话故事的鹅妈妈。进门是埃及复兴建筑式样，三侧是常年阴翳重重的旧宅，窗里青灯恍惚；覆盖青苔的墙垣上攀缘着一年年荣了又枯、枯了又荣的藤蔓，是爱伦坡阴森鬼魅的厄舍府外墙；墓园内树古荫浓，阳光滤下来，在蔽暗的树荫里，金线丝丝缕缕，如竖琴的弦；一排排的墓碑，日磋月磨，风打雨淋，薄成一张张书签，夹在墓地这本老史书里。许多碑铭根本无法辨认字迹，成了抽象的纪念，纪念一切的生与死。谷仓坟场的绿荫里我听着自己的脚轻踩在青石板上的清响，还有五千虚魅游魂，和早落的树叶，在竖琴的金弦上轻弹曼拨，与母亲大地轮回。这种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安静是好的，孤独是好的，就连死亡也是好的了，因为它抽象成一种苍古，一种永存，一种意义，一种使时间本身失去意义的意义。当然在其他场合，比如觥筹交错、寻欢作乐的十二人聚会长餐桌上，这么想，就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中央墓地是城中另一座老墓地，坐落在美国最老的公园——波士顿公园——的南端，那里埋着第一个1800年之前到北美并且立有碑石的华人，姓氏：赵，无名（ 1793，chow Manderien）。离赵氏孤魂不足千步，就是生猛的中国城，城头立有气宇轩昂的牌楼，飞檐斗拱，上有黑匾金字，一曰“礼义廉耻”，蒋光头字迹；一曰“天下为公”，孙国父墨宝。“天下为公”之下，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中老年靓仔靓妹，搓麻将下象棋晒太阳，唧唧呱呱稀里哗啦，在美人痣上辟出一方小型中国，展示中华风的 cakes & ale，整年春节式的闹猛……如此财大气粗地享用美好而短暂的生命，仅二百年之近，千步咫尺，真是有福气啊。我实在忍不住要“啊—— ah”一番了。

　　赵氏墓碑我是在八月份的某个午后发现的。应该说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有人指点我的。那是一片歪歪倒倒的灰黑石碑中的一块，被风雨磨去了石的砺，白色鸟粪干硬其上，成了碑的一部分，上面停了一只毛茸茸、圆眼睛骨碌碌、不知从哪里轮回来的松鼠，我是因为这只可爱的小动物才停下脚的。然而，听有人在背后说，“是水手，中国孩子，被桅杆砸死，年十九。”我回头，才意识到冥寂的墓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另一人。来人高大，雪青老头衫，短裤下伸出两条晒黑的毛腿，一手一桶清水，另一手胳膊上兜着一只哗哗响的塑料袋。头、肩、臂、腿，攀爬着好几种动物，一只海鸥、一只松鼠、两只鸽子，还有一只松鼠揪住他的衣衫，在他腰上晃荡，像淘气的秋千小孩，身后还跟着几只蹦蹦跳跳的麻雀。此人莫不是阿西西的方济各从天而降，向他的鸟姐妹传道来了。幸好是早下午，我看见几乎垂直的阳光正从密匝的树叶间漏下来，金币一般零星撒落在无人捡拾的草丛里，有风吹过，风里有嘈杂的市声。公园往东半条街，走路两、三分钟，就是圣方济各会，每天门口不少人等着领按时发放的救济餐，也是许多人，包括我，下意识绕道而行的地方，似乎贫穷和麻风，会引起某种相似的不自觉条件反射。雪青老头衫说他每天下午都来老墓地，给动物喝水喂食。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波士顿各处坟场和墓园的事，告诉我公园老母鸡变鸭的过程，从火山到冰川到沼泽，成为牧牛场，成为英军厉兵秣马的营地，是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庆祝独立战争胜利的地方，成为绞刑场……就在离开我站着不远的地方，原先有一棵粗橡树，树上曾吊死四五个女人，行巫罪，后来橡树干脆换成一座目的性明确的绞刑架。橡树吊死者中一女子安·西宾斯，曾刺激过霍桑，是《红字》中海斯特·白兰的原型。不过女冤魂只把霍桑刺激到一半，我后来找到了把霍桑刺激到底、刺激出《红字》来的另一幽灵，她就住在最老的、离此地不到千步的国王礼拜堂墓地，她墓碑上凿着的私通红字“A”——Adultery——使她因祸得福地还载入小说，名垂至今。

　　“就在那边”，雪青老头衫伸手一指。指上吊树、绞刑架。

　　就在那边，逢夏夜，隔三岔五有人演露天莎剧，名曰“莎翁在波士顿公园”，是根据纽约孙子的“莎翁在中央公园”依葫芦画瓢画出来的。夜晚在公园散步，须得从《理查三世》“绝望而死——绝望而死——”的鬼哭狼嚎中穿过，每每寒毛倒立，尽管夏天“盛极一时”。雪青老头衫问我是不是旅人，我说不是，是新来落户的。他说波士顿的事情一天两天说不完。他又说了一遍他每天下午一点都来，是此地的地标。改日再继续聊老城旧事。

　　那好，我说，我改天再来。我用苹果给雪青老头衫和小动物们拍了一张照，取名“波士顿的方济各”，然后我望着那雪青老头衫正常地转身离开，动物们攀爬其身，或簇拥左右，一路去了，一点紫色消失在绿色的草树背后。当然，我在老墓地没再见过此人。

　　只有老地方才闹得起鬼，出鬼故事，这也是老地方的令人着迷之处。我把照片晒在社交网上，照片上影像好端端的，非虚非空非鬼影憧憧。一个人，鸽子小雀小松鼠爬在他身上。让我获得一阵阵活见鬼的毛骨悚然的快感。

六

　　我当时正迷哥特式小说和爱伦·坡。就跟吃标有五只辣椒的川菜，一边眼泪鼻涕，一边拷耳光不肯放；读鬼故事也有此等神功，一边怕一边看，越看越是怕，越怕越要看，尤其到深夜，连走到长廊那端倒垃圾都怕鬼踩鞋跟，墙里砌人。

　　爱伦·坡的诞生地，离开中央墓地也不远，只是如今老宅被推倒、夷平，空地上雄踞一座巨型变电器鬼怪。爱伦·坡一辈子视波士顿为仇敌，而波士顿待他向来刻薄。他几次三番来波士顿，要死要活，作天作地，就是要叫波士顿婆罗门们像他养父爱伦那样，认领他，朝他看一眼，而婆罗门们就是不认领他，不要看他。精英领袖爱默生只是睁开半只眼，不屑地称他“摇铃铛的”。当然不因为他是伶优之后，是孤儿，没上哈佛，卖文苟活如此之类。诗贵涩，文贵拗。他為何不用自己生活里的涩和屈，来押他诗句的韵脚，使他的文字也具有这帮波士顿婆罗门文章的屈、涩、拗，咬酸牙根的嚼劲儿呢？他为何弃神灵而不顾，只管鬼话连篇呢？直到最近，有一位好打抱不平的纽约捣蛋鬼艺术家塑了一座爱伦·坡和他的乌鸦的真人铜像，波士顿才终于皇恩浩荡地允容这长反骨的游子魂归故里。然而这座城市还是留了一手，以他的死敌朗费罗命名的横跨查尔斯河、通往哈佛、麻省理工的大桥，正眈眈虎视着这绝才的、痛苦的、敏感的、阴歪着脸的黑灵魂的铜绿色背脊骨。

　　爱伦坡和波士顿，和朗费罗，和超验主义，和波士顿婆罗门之间，一生未解的、冰冷如铁的敌意，在一切皆为幽魂，归于尘土，轮回成蝴蝶、飞鸟或松鼠之后，仍未能化去。碑石会被风蚀雨销；然而情，恨也罢爱也罢，却终是不能；像云，变幻出各种形状和色彩，飘在天空的永恒里。爱默生和梭罗，我愿想他们长在瓦尔登湖畔，在康科德参天老树的幽径里，脚下几百年一层又一层沉积的落叶、松针、湿泥的轻软，身边有暮色、乔木和晚露的清馨，有神性和自然，说文论政，和风细雨，成就一段极好的文坛两重奏。然而，伟大哲人和俊彦文秀之间，却又生出叫后世无法解开的一个谜，即便在梭罗英年早逝的挽辞里，大师竟不忘微辞以赠。一段积怨，成为一批学人的饭碗头，成了后人研究了又研究、猜了又猜、写了又写的题目，爱默生，梭罗，还有一个躲在历史里半藏半露、既灵动而又面目模糊的莉迪安·爱默生……

　　是你走在路上，不慎惊起的一只只美丽黑蝴蝶。

　　当然，为了不再讨没趣，我把免费伞带回纽约了。不过发现做那位遗老踢雷先生，透过一片老派单片镜，捕捉飞蝶烟云过眼那一瞬间，是一件别有意趣的事情；然而，细看一颗美人痣，那就更有意思了，尤其长在自己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