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这就是西贡河。浑浊肮脏的河水沉重地涌动。这样一条河正该在经济腾飞的大城穿过，冒着浓烟的工厂、热气蒸腾的排污口。他回想了一下，在那部电影里，这条河似乎也不是清澈的河，是黄色的、暧昧的，汇聚着热带的暴雨和情欲。但至少有一种风景，玛格丽特·杜拉斯肯定不曾在此见过，在河对岸，并排耸立着两块巨大的、一模一样的广告牌：那是一家日本电器，它甚至懒得说话，不屑于提供形象和幻觉，它并不打算美一点，聪明一点，它只是不容置疑地呈现商品的抽象符号。这两头巨物，面无表情，相互复制，遮挡着地平线和天际线，在这条大河之上宣示着资本和商品的统治。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男子的恋情被打下粗暴、黑色的邮戳，从孤寂伤感的殖民地时代直接快递到了此时此刻喧腾的世界市场。

　　好吧，他想，别这么多愁善感。这条河正是杜拉斯的那条河，法兰西帝国和其他帝国将这土地和河流纳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河早已失去贞洁，它在这短短的百年间已像杜拉斯的容颜一样毁败苍老，它经历征服与反抗，經历忧伤和绝望，它在所有的人心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反抗者和被反抗者心里，都是一道流淌血泪的伤口。而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他们正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得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他们为此支付的，就是更脏的水，就是天际线。

　　他转过头，看看陈——这位越南作家，黧黑，瘦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声音嘶哑。陈负责接待他，他们迅速建立起热烈的友情——在昨天的欢迎晚宴上，他们成杯地干掉法国葡萄酒，他们重温中越友谊，我们是战友，我们曾经并肩战斗！他们甚至唱起了“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的友谊像朝阳……啊共理想心相连，胜利路上红旗飘扬！”他的同行者，那些70后和80后，用看着两个老疯子的目光看着他们，他和陈挥舞着刀叉，打着节拍，汉语和越语同唱一首歌，在那时，他似乎行进在60年代和70年代。

　　现在，同行的人们沿着河岸走远，忙于以各种姿势和组合拍照，仿佛杜拉斯和梁家辉附体。翻译也跟了去，只剩下他和陈。沉默横亘于他们中间，他们重新成为陌生人。他忽然意识到，与陈独处，他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尽管昨晚他们勾肩搭背，亲密无间，但现在，水退去，陈如一块沉默的礁石。陈属于1975年最早冲进西贡的那批战士，陈参与创办了西贡解放后的第一张报纸。此时，陈的身上有那种老战士的威严，让他想起他年轻时见过的那些老人，他们老了，但他们衰老的身体里封藏着风云雷电。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望着河水。这个人，他在1975年闯进这个城市，他们赶走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四十多年过去了，他默默地站在河边，他在想什么？这条河怎样从1975年的胜利激情中流到此刻，流到这高耸的广告牌下面？

　　风吹过来，带着淡淡的腥味，无意间，他和陈对视一眼，陈的目光像河水一样浑浊。

　　这是胡志明市，这是西贡。这是曾被强大的残暴势力统治的城市，这是正义与邪恶的决战之地。走在街上，他想起他的1975，那时他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而解放西贡的战役对他来说就是“我的战争”。他每天在《人民日报》上注视着战事的进展，一切都是他在指挥部署，他真是很辛苦啊，他焦虑于他的军队不能有效地封锁和抢占机场，他长时间地研究从《世界地图册》上裁下来的那张越南地图，用红铅笔标示出进攻路线；他在想象中披着军大衣——他当然知道，对越南的4月来说，军大衣是太热了，但是，将军怎么能不披军大衣呢，最好有蒋匪军一样的笔挺的呢子大衣。每天放学后，他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带回报纸，直到5月1日，劳动节，放假了，而战争不会放假，他逼着母亲专门去一趟单位，然后看见母亲远远地走来，喜笑颜开，手里挥动着那张报纸，他又酸又烫他想哭，胜利了！一定是胜利了，他正站在南越总统府的楼顶上，挥舞着红旗。

　　他站在西贡邮局。此时他才知道，比起昔日的总统府，这里才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和标志。恢宏的粉红色立面耸然而起，走进大门，迎面是胡志明的巨幅画像。胡伯伯，他熟悉这个老人，很多照片中，他都如同一个慈祥的乡村教师，有时穿着夹趾凉鞋，有时居然赤着脚——这是多么有力的政治形象，这是一个牢牢站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他光着脚，他体现着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完全相反的价值：是本土的，是素朴的，他是绝对的主体，他和他的人民一起战斗。

　　胡志明俯视殿堂。他想他理解了为什么要把胡的像挂在一个邮局里，这就是殿堂，它的空间高旷，有巨大的拱顶，拱顶上绘制着19世纪的越南地图，两边是栗色的柚木柜台，进门左右相对僻静的地方是封闭的木制电话亭，他想，那就是教堂中的告解室。

　　——这个邮局，它的原型就是教堂，它是世俗的教堂。他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只见那著名的红教堂灯火辉煌。那些法国人，他们强占此地，然后立即建造教堂，他们以教堂重新确立城市的中心，把佛陀和孔子之地付与上帝。然后，他们喘了口气，开始在教堂西侧建造邮局，这必须是一座与教堂相匹配的建筑，这是帝国主义世俗统治的象征和枢纽，通过邮局，遥远的殖民地维系着与殖民母国的联系，邮局和邮政从基础上构造了殖民与资本的全球网络，这是现代性的教堂，这里供奉的是攻击和占有、效率和进步。

　　台阶下，陈在抽烟，在这繁华都市的中心，灯红酒绿之间，陈落落寡合，桀骜不驯。他望着陈，他觉得陈很远。他们其实是各自封闭在不同的时空中，平行、映照，但并不融合。是的，他曾如此向往陈的生活和战斗，也是在1975年，他惊喜地在家里翻出了两册《南方来信》，那是作家出版社1964年的版本，那一年他刚刚出生。1975年，十一岁的中国少年读着越南南方的抗美战士们写给北方的战友和亲人的信，凝视着厮杀、分离和不屈的意志。那些信都不曾从这个邮局投寄，“许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里时，封皮已经皱折不堪，字迹模糊，这些信没有贴邮票，也没有邮电局的日戳”（《南方来信·代序》），邮局属于杜拉斯或者马尔罗，而“南方来信”是泥泞的路、粗糙的手对邮局的抵抗。

　　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在那简朴刻板充斥口号的行文中忽然跳出来的生动的、闪闪发亮的词语，比如一个“小鬼”爱演“关公大战波拉埃特”，波拉埃特是法属印度支那的高级专员，该先生与关公之战应是喜剧性的宣传小品，当年的抗法军民必定看得前仰后合。1975年的他再过几年才听到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在笑声中，他想起了波拉埃特，想到他的山西老乡关云长掌中青龙刀、胯下赤兔马，竟一直向南，走进南方之南的广大民间。

　　当他阅读《南方来信》的时候，陈，这个战士和作家或许也曾在膝盖上摊开一张纸，给北方写信。当然陈不可能是《南方来信》的作者，按年龄推算，他那时还小，但是，他必定经历了《南方来信》那样血腥、冷酷的战斗，在倔强的人群中，他锤炼着倔强的心，不会在敌人的枪口下颤抖，也不会为准星瞄中的那个人颤抖。

　　他是阅读者，而陈是书写者。

　　他在北京的夜里奔跑，不是为了追逐也不是为了逃，仅仅是为了消耗掉脂肪和卡路里，让内啡肽充分地分泌。

　　他跑过法国教堂。东交民巷或许是北京城里最静谧的街区，一个属于遥远时代，与古都格格不入的内向、异质的区域。教堂拱门上方的圣弥厄尔天使在虚黄的灯光中寂寞舞蹈。这座教堂1904年开堂，在当年法国公使馆的边缘，只是一座精巧的两层哥特式建筑，好像从普罗旺斯的一个村庄飞来。他跑过去，一路向西，他的心他的肺正拼死挣扎，他的膝盖开始刺痛，好吧，投降吧，他精疲力尽地慢下来，靠在墙上。

　　就是在这里，他想起了西贡邮局，他还想起了阿尔及尔的法国邮局。La Poste，法国邮政局，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邮局是殖民帝国的中心景观。

　　——他所靠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借着路灯，他看见牌子上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法国邮政局旧址”。

　　昔日法国公使馆的兩侧，左教堂右邮局，殖民帝国的三位一体。但这座邮局却是一幢平庸的单层房屋。门封着，里边黑洞洞的，显然空置已久。房屋破旧，依稀能够看出殖民地折衷风格。他上网搜索一下，得知这座邮局1910年开业，新中国成立后，曾被用作一家川菜馆——名叫静园餐厅。他不禁笑了，却原来，帝国的迷梦消散于烈火烹油的麻辣川菜。

　　在北京，法国人远不如在西贡或阿尔及尔那么自信恢宏，他们在此面对着自身的极限，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庞大存在。而在西贡，他们曾有创世的气概，他在网上查阅西贡邮局的设计者，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是埃菲尔，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纽约自由女神像的结构设计者，此人在1890年设计了西贡邮局。那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是法兰西帝国的全盛顶点，埃菲尔在巴黎，一边深情追怀逝去的爱人，一边以钢铁结构世界，召唤异教的巨神降临。

　　另一座法国邮局辉煌壮丽，它的名字就叫：“大邮局”。

　　“大邮局”是雪白的宫殿，在地中海南岸、阿尔及尔的夏天，“大邮局”如同坚固的梦幻。西贡邮局的粉色或许是染自热带佛寺的外墙，而“大邮局”的风格则是摩尔的、伊斯兰的——现代殖民帝国的文化之胃强健贪婪，他们有一种探究和整理世界的惊人的狂妄和热情，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就是“我”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心在远方和星空——“大邮局”的穹顶令人晕眩，他见过撒哈拉沙漠的星空，现在，他站在“大邮局”的中央，仰面一望，只觉得这就是撒哈拉的纯粹星空，是奇迹，是水晶钻石的海，是诸神静默。

　　从邮局出来，走在大街上，加缪就在眼前。加缪正如他熟悉的样子，叼着烟，穿着风衣。好吧，阿尔及尔不需要风衣，而那时的加缪喜欢白衬衣、白袜子，他可能刚从邮局出来，他刚刚接到马尔罗的信，走在大街上，他是多么年轻。

　　在阿尔及尔的街上与加缪和默尔索同行，他意识到，加缪的荒诞并非哲学洞见，这是一个人在殖民主义体系中的经验和伤痛，成为“局外人”，这并非虚无，这是一个人为自己保存自由和尊严的艰难战斗。

　　这个人，是个穷人，当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他妻子的反应是：他可不要拒绝啊，那可是一大笔钱，而我们一直没钱。加缪去领了那笔钱，然后，人们要求他表明立场，一边是法国人，一边是阿尔及利亚人，一场终结法国殖民统治的血腥战争正在进行。

　　加缪是法国人，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人。他生在阿尔及尔，他的母亲也生在阿尔及尔，近乎失聪的、对这世界满怀惊惧的母亲。加缪拒绝支持不义的殖民统治，但同时，上百万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正从那片土地上被剥离出去。面对着如林如枪炮的麦克风，加缪犹豫着，他无法表态无法站队，最终，加缪说出了选择，他站在母亲身边：“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先要保护我的母亲。”

　　这真的很难。人们选择自己的正义，很多时候，人们忘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他在重读《南方来信》时碰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敌伪军官终于投向革命阵营，在给远在北方的妹妹的信中，他欢欣地写道：“我在生活中已扫除了‘萨冈式的消极厌世和‘加缪式的横蛮无理。”这个人，他必定曾是萨冈和加缪的读者，他曾深爱萨冈和加缪，当他在残酷的历史斗争中做出选择时，“扫除”萨冈和加缪就是与旧日之我决裂。

　　他想，我理解他，他是对的。我不能理解的仅仅是，他为什么说加缪“蛮横无理”？

　　——有谁能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呢？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博物馆，他面对着布特弗利卡的画像。这位老人，现在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统。1971年，他七岁，刚上小学，大喇叭里传来喜讯：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从那时起，他知道了中国原来在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座位，他也第一次听到“合法”一词。世界变大了，世界的图景清晰明确：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站在我们一边，是他们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议案。而代表阿尔及利亚的正是当时的外长布特弗利卡，他是中国的朋友。

　　布特弗利卡，这位昔日阿尔及尔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他想必读过他的学长加缪的作品。1957年，当加缪获得诺贝尔奖时，二十岁的布特弗利卡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斗士，他说：“我像其他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希望历史回归正义！”

　　博物馆里游客寥寥，这是一座空旷的记忆之宫，在这里，并没有给加缪留下任何位置，而这个“局外人”，他深爱着阿尔及利亚，他曾热情地设想，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所有人或许能够迎来公正的和平。

　　他试图想象布特弗利卡的回答，他是否也认为加缪“蛮横无理”？但在这座博物馆里，他意识到，布特弗利卡的回答很可能和那位越南人一样，一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在反抗中死去，你怎么能够期待他理解加缪？而加缪知道这一切，他确信，加缪深知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之心，就像他知道自己一样，正是为此，加缪才写了《局外人》，写了《鼠疫》。他的不可及在于，他生于贫困，却拥有一颗没有怨恨的心，同样的，在巨大的历史暴力中，加缪也竭尽全力，不怨恨。

　　他感到疲倦，这是考验耐力的长跑，他的身体里有一万只鸟在挣扎，他要出去，望着阿尔及尔的蓝天，抽一根烟。他走过一列照片，突然停住，再回来，他看见其中一张照片下方有几个汉字：石家庄照相馆。

　　是的，就叫石家庄照相馆，那是石家庄最老的照相馆，那张黑白照片也正如无数中国人的毕业照，十几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穿着6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严肃地看着未来。

　　后来他才知道，马克思曾经在1882年来过阿尔及尔，在这里治疗胸膜炎，思想者的生命正在接近终点，马克思将在第二年离去。他读了《马恩全集》第35卷在阿尔及尔的全部通信，他看到，在阿尔及尔的二月、三月和四月，这个被病痛折磨的人，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风几乎每天给远方的亲人和友人写信。那时还没有“大邮局”，那时的信可真长啊，混杂着生活琐事、思念、玩笑、回忆、天气、病情、见闻和种种断想，有时一封信会断断续续地写上两天。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写信了。

　　1882年4月13日到14日，马克思写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是以一个摩尔人的寓言结束的：

　　“最后，像士瓦本的迈尔通常说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应当说，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因此而嘲笑他们现在的愚昧无知，由此产生了下面这个短小的明哲的阿拉伯寓言：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