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与期刊

　　法国是文化大国，以高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骄傲。就诗歌而言，它是率先进入诗性现代敏感的西方国家，早在1857年，波德莱尔（1821-1867）就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雨果之后，向世界奉献了旷古无双的诗集《恶之花》，甚至因为这册诗集中的几首诗作惹上官司，被告上法庭，并遭罚款300法郎。

　　说到法国文学的丰富和伟大，只需列出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兰波……前两位是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后两位是伟大的诗人、灵魂探险者。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如果撇开这四个名字，那是不可想象的。法国文学，相较于德国文学或英国文学，它在中国的在场更为鲜明，对中国作家的启发也更加突出。法国人深爱自己的母语法语，尤其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崇尚自由精神和生命个性，而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爆发出来。

　　这篇随笔性的文章，主要介绍法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期刊。由于我对法国诗歌的了解远胜于对小说和戏剧的了解，文章内容难免会向诗歌倾斜。法国的文学期刊，在整个二十世纪直至今日，多得不可胜数，有人估计有七百多种，也有人告诉我逾一千种。我只能满足于勾勒出一个轮廓，指出一些亮点，还忍不住时不时把自己的一点见识也搁进文章（这一点要敬请读者朋友原谅）。

　　透过我的有限叙述和偏颇评价，我希望读者对“法国的文学期刊”能展开一种整体上的想象，无论是纵深还是广度。对那些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我找到了一种显得有点特别的介绍方式：专门揪出具体的某一期，甚至不惜做一点翻译，以期披露这些文学期刊的丰厚内容的冰山一角。

　　我渴望向读者传递我的这个内心感受：这些文学期刊是“仍然活着”的文本血肉，而不是“僵死不动”的资料陈列。我把它们理解为是一些“舞台”，它们邀请富于探索精神的众多作品在其上登台亮相，崭露头角。须知，法国几乎是一个“全民写作”的国家，“手稿”这个词对法国人来说，意味着某种特殊的语言感情和文学价值。

　　当然，“文学”这个词只是一个总称，一只大箩筐，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剧本等等，悉数装入其中，但实际上，“作品”即“具体的文本”才是文学的一张张鲜活生动而又各不相同的面孔。在文学期刊的舞台上，让人惊异和欣喜的，就是这些面孔，它们有的一闪即过，如同彗星，有的则持续闪亮，如同北斗七星，从此成为文学的永恒天空的一部分。

　　在我的理解里，文学期刊正是作家生产的文学作品（文本）的最初显身之所。从某种角度来看，文学期刊成了作家出场和文学存在的一种外部需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们构成了文学作品生生灭灭的形态本身。作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读者也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和阅读方便，文学期刊才被发明出来。一个作家的成长，从无名之辈到为人所知甚至声名鹊起，意味着一个曲折的漫长的过程。作家不是天生的，而是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成长的足迹，就体现在这些文学期刊里……

　　不同的文学期刊生产和激发不同的作家个性。出版社出版一部小说或一本诗集，更多的是呈现一种较为成熟的文本成果。而文学期刊，因为体量小，转身快（不怕“牺牲”），可以持续出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等），所以更加敢于冒险，发表出来的作品也就更加大胆，富于实验。这一点法国文学如此，中国文学也一样。

　　因此，我们探讨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也是把双脚踏入文学文本的生产和现身现场，对作家和作品做一番更贴近、更真实的观察。

二、最重要的三本诗歌期刊

　　《诗&歌》（PO&SIE）也许是法国诗歌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本诗歌季刊，创办于1977年1月20日。主编是著名诗人米歇尔·德吉（MichelDeguy），也是一位哲学家。这本季刊的名字，也许还可以有一种更贴近的译法：《言/寺》，因为它正好把法文词“POESIE”（诗）拆成“PO”、“SIE”两个部分，并用一个符号“&”（即E）连接。它得到了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和巴黎市政府的资助，由柏兰出版社出版。在2016年第156期上，我注意到主编德吉的一篇文章，名为《博纳富瓦之后》。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生于1923年，曾是活着的法国诗人中最著名的，但时间不饶人，尽管满身智慧，他还是在2016年7月1日撒手西去，给法国诗坛留下了一块空地。《诗&歌》及时发声，也从侧面印证了博纳富瓦的巨大影响力。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像是自问自答：“21世纪是不是诗歌的世纪？不是。”文章一开头就引用博纳富瓦的话：“20世纪很可能是眼睁睁看着诗歌陷入危险的世纪，它把诗歌窒息在物质世界的废墟之下，连同整个社会。”然后筆锋一转，很不客气地嘲讽了女记者在《解放报》上谈论博纳富瓦之死的那种腔调：“永别了，亲爱的诗人，去同你的腹地（博纳富瓦的一本书名）相聚吧！”对寻求更新的抒情的“新抒情主义”，德吉也不以为然。他呼吁：“诗歌甚至应该改掉名字！遮住它的星辰吧;应该藏身于文学、艺术和无所不在之中

　　就像酵母藏身于面团。”他接着谈论了佩索阿，强调了“绝望的能量”，因为别无选择，因为诗歌只是“这些化名、这些准备中的一项”。他认为，面对这个“视屏节目”社会，要用“诗歌正确”损害自己，以挫败它的狂欢。关于诗歌之死，法国另一位重要诗人、数学家雅克·鲁博的几行诗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我在报纸上读到：诗歌死了。/我读完这份报纸：诗歌死了。/我合上报纸。/它显得有气无力。”关于诗人之死，茨维塔耶娃1926年5月12日在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就对布洛克之死被一位记者描写成“四年过去了，布洛克的死终于让我们接受”这一蠢见表达过狂怒：“每一个诗人的死，甚至最正常的死，也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一种谋杀，它不停地继续着，恒久地持续着——在刹那间。”诗人的肉体灭了，但精神确实有一种不死性。诗人代代相续，诗歌火种不灭。至少这也是我的信念。2018年1月20日，在巴黎的“诗歌之家”，《诗&歌》以朗诵和座谈的方式，庆祝了自己的40周年诞辰。为此，它出刊了最新的第160/161期合刊，售价30欧元，比一本普通诗集更贵。主编德吉撰写了一则短文，以哲学的笔法提问：“回到事物本身？走向事物吧，它重新发明事物存在和形貌之间的差异。……同一种事物持续吗？笛卡尔这样询问眼前那敏感而贪婪的事物。必须承认它持续着……让我们想象它吧。”

　　《诗歌行动》（Action Poetique），从1950年到2012年，这本纯诗歌杂志活到了62岁，但最后还是寿终正寝了！《诗歌行动》同我的瓜葛挺深，我同主编、著名诗人亨利·德里（HenriDeluy）是忘年交。我翻译过他的一些诗作，发表在中国的文学期刊《世界文学》和《诗刊》上。相识以后，德里甚至每一期都给我寄。在我的办公室书柜里，还保存着这些年的《诗歌行动》。它应该是法国最重要的纯诗歌刊物之一，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有一天会停刊。我甚至想，只要德里还活着，他就决不会让自己的刊物丧命。确实，对德里来说，这就是他的雄心，他的平台，他的命根子。刊物得到了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和瓦尔德玛纳省政府的资助。除了主编，刊物还有一个由诗人、翻译家、批评家组成的编委会。但我知道，那些编委只是荣誉性的，因为绝大部分活儿都是德里主编一人包揽。不管旅行到哪里，他都把活儿带在身上。我还记得，在铿铿锵锵奔向马赛的高速列车上，德里同我聊天，我稍有点困，便歪过头去瞌睡，一边瞅着窗外不断掠过的风景……等我醒来，德里已埋首在他的《诗歌行动》的稿件上，不停地校读，神情非常专注。这本杂志还有一个特色，每一期的封底文字都介绍一个特色菜谱。菜品的照片有时也赫然在上。这大概是主编的个人喜好和特殊发明。我曾问他所以然。他说他对世界各地的美食很敏感，忍不住就想让别人分享，他认为诗歌也是“可以吃”的东西，它有精神营养啊。得知刊物将停，我还问过他，是不是你精力不济？为何不物色一个年轻人接手？……德里似有难言之隐，飘乎乎地向我解释了几句，最后结论仍然是：已经决定了，停刊！《诗歌行动》就停在第210期上。当然，这已经是“诗歌行动”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果！德里是法国共产党员，关心中国和中国诗歌的命运。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还创办了二年一届的巴黎瓦尔德玛纳国际诗歌节。1997年是第四届，主题是中国和印度，诗歌节向这两个亚洲大国各邀请了十二位诗人。我正是1996年德里来北京寻访中国诗人时与他相识的。从此，不时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译成法文后）刊发在《诗歌行动》上，比如北岛、柏桦、宋琳、西川、吉狄马加、麦城等。尹丽川的诗作出现在第200期女诗人专号上。莫非的诗作《风景》则在最后一期露面。德里这位诗人行动者，能干而细心，停刊之前，他专门制作了三张DVD，里面包含1950年以来的各期目录和内容，可谓善始善终（不，诗歌是无中生有之物：它一旦开始，便永无终结）。《诗歌行动》的编委之一、翻译家吉尔·汝阿拿在最后一期留下了一篇深情的短文《行动》。他回忆说，与德里相识五十多年了，第一次谋面是在马赛，那时德里“像马赛的一个快乐黑帮成员”，他说得好：“不管怎样，应该在诗歌里并通过诗歌来行动，而不是诗歌地活着”。也许，正如诗人米斯特拉尔所说：“无一物抗得住（时间）！”……最后，他动情地询问：“亨利，我跟你说，我的心快要融化在这些模糊的记忆中了……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法国还有一本诗歌杂志令人惊叹，堪称传奇，它就是《魔幻》（La Delirante）。在创刊号上，《魔幻》就引证了苏格拉底在《斐多》中说的话：“我认为你将说出准确的词：以魔幻的方式。這正是我寻找的，因为我们说过

　　爱就是一种魔幻，不是吗。”我还读到了大诗人雅各泰从德文翻译的里尔克的一组《晚年诗》，我转译其中一首：“仍然，尽管我们了解爱的风景/名字哀怨的小墓园/和深渊的可怕寂静/众人在那里了此残生/仍然，我们成双成对出门/在老树下，仍然，我们躺在/花丛中，面对天空。（1914年底）”。这本杂志的命运，同它的创始人、诗人弗瓦达·埃莱塔紧紧联系在一起。我认识这位诗人，他的爱情诗非常动人。回想起来，有一年在巴黎访学，我甚至去过他家，他当时好像切了几片特制的熏肠让我品尝。更奇怪的是，我还跟他到过巴黎高师，去见他的独生女儿，那时临近毕业。他告诉我，他的夫人是法国人，一位医生，挺支持他的《魔幻》之举。这本《魔幻》也是一位女性，因为专门标明了阴性名词La。这本杂志也获得了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魔幻》一诞生就令人瞩目，因为它的设计、板式、印制，都非常精美，还有插图。我能感觉得到，创办者自“她”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视其为另一个女儿，倾其全力，精心抚养。但我估计，没多少读者愿意买它。为什么？太贵。诗人跟我讲，他是把“她”当作一本艺术书即一位大美人来打造的。1979年秋季出版的第七卷，售价高达100法郎。尽管如此，诗人仍然坚持高品质：除了外表，还有内在！大诗人策兰的不少诗作就是在《魔幻》上首发的。在第七卷，一幅插图竟出自大师巴尔蒂斯之手！杂志也很充实，第七卷厚至220页，从目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大翻译家贝尔曼翻译的诺瓦利斯的《论诗片断》，有大诗人雅各泰翻译的里尔克的《晚期诗》，有赫赫有名但绝望低调的齐奥朗的文章《必要的灾难》，有译自俄语的布罗茨基的诗作……总之，这是一本由名家、名作、名译、名画所构成的著名《魔幻》。创办者埃莱塔的诗作也不时夹杂其中，这种近水楼台之便，他伸手得之，别人也不便说什么。怎么养得起这位《魔幻》大美人？我向诗人问过这个问题。他爽快地直言相告：“一期一期做下去，坚持品质，坚持高价，卖不出去，就找地方精心保藏起来……识货的人一旦出现，就会追买以前出版的各期……”他说得自信。其实他只是热爱诗歌罢了。但我当时愿意相信，他的方法已经奏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公众资料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我非常强烈地想念着埃莱塔：“他还好吗？”他的《魔幻》看上去已经停刊了。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停的？我不知道。一缕阴影掠过我的脑际：他壮实的身体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敢肯定，只要身体允许，他是绝不会放手这位《魔幻》闺女的！一个诗人，一生努力，一本期刊！在所有的法国文学期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魔幻》。还有一个秘密，是埃莱塔曾携这位大美人和他出版的其他书籍，在法国驻华大使的支持下，曾来法国大使馆展览过。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友情，他竟把展览后的十余册《魔幻》悉数赠给了我，嘱我珍藏。在《魔幻》第三期，埃莱塔同一位日本友人合作，翻译了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二十首俳句。绕一个大弯，我从法文又转译了若干（它们真的变成了“另一些俳句”）：“一根枯枝/停歇在/秋天的夜色上”“小茅屋/我能款待你的/只有这些小蚊子”“永别了春天/鱼儿眼里含泪/鸟儿也哭泣”“香瓜花/不属于清晨/也不属于夜晚”“每一阵风/都让蝴蝶/在柳树上移动”“连一顶帽子都没有/淋得透湿了/透透湿”“寂静/蝉声/穿透岩石”“冷雨来了/就是猴子/也想要一件草衣”“第一场雪/水仙花的叶子/垂了下来”“秋月圆/我整夜/围着湖”“多可怜/头盔下面/蚂蚱在叫”“古老的池塘/一只青蛙跳进去/溅出水声”……最后那首俳句，我牢记的是这样的中文译文：“闲寂古寺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俳句是日语的独特创造，是一气呵成的十七音，翻译成中文的五七言，押韵后易记易诵，而从法文转译入现代汉语，诗句反倒更有现代诗的意象和声音面貌。

　　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的徐爽教授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法国》一文中这样概括：“最早介绍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杂志是《码头》，其1981

　　1982年冬季号为中国专号，译介了北岛、顾城、江河、芒克、食指、舒婷、杨炼和严力的诗歌。文学杂志《欧洲》《诗&歌》也分别在1985年和1993年推出了中国诗歌专号，除上述诗人外，还介绍了多多、车前子、宋琳的诗歌。1997年，《诗歌行动》杂志介绍了柏桦、陈东东、陆忆敏、吕德安、莫非、树才、西川、翟永明和朱朱等12位中国诗人。2000年以来，《新文集》《诗歌2001》等文学杂志还介绍过于坚……在纸质媒体中，诗歌译介者主要是汉学家，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巴黎狄德罗第七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尚德兰，在她几十年的辛勤笔耕下，大量中国当代诗歌传播到法国。”（见文集《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孙晓娅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三、重要的文学期刊

　　《凤凰》（Pheix）创办于2013年，是一本季刊，敞向国际文学界，所以又名“国际文学册页”。一年四期，订阅价略有差别：法国国内45欧元，国际50欧元。主编安德烈·于凯托。这本刊物的特色是每一期头条推出一位“特邀诗人”。2017年10月的第26期，“特邀诗人”是一位出生于库尔德地区的土耳其诗人SeyhmusDagtekin。他用法语创作。这位诗人喜爱创作长诗，语言风格偏于口语，词汇相当广阔。有一张照片，他坐在太阳下的沙地上，正用隐在眼镜片后的专注目光，借着阳光，打量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问的一枚子弹壳，而坐着的身体背后，开阔的土地上有风吹浪卷之势，正好衬托他耸起的黑发和倔强的身姿：这位诗人正值盛年！他的长诗《当我的脚触到水》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转译其中两小节：“我是树，你就是脸/我是骨头，你就是压条/我是铁，你就是重量，压碎树、骨头和脸/只给我们留下一股桑葚的味道，在岩石和空气之间//指点手的那个人比手更不确定/照亮眼睛的那个人更甚于独眼人/穿越土地的那个人比我梦里的鼹鼠更盲目/但手跟随指点，眼睛顺从照亮/土地无法叫停钻孔者的虚荣/一切完全发生在我们之外/我们任孩子们和话语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之外长大/携着染上悲伤色彩的这种快乐/知道皮囊并非永恒/它们比变脸更快地改变年龄……”巴黎还有一家重要的中文书店，名字也叫“凤凰”。

　　《魔鬼之歌》（Le Chant du monstre）创办于2014年，属于更大胆、更先锋的那一类杂志：黑色封面，腰身修长，神出鬼没，暴露一排吞噬的牙齿，周围飞舞着一些奇怪的符号和花朵。据2015年第4期介绍，这本杂志诞生于“太阳/太阳出版社”，主编安吉利克·汝阿罗。杂志印得精美，几乎是艺术书，售价19欧元。它致力于创造一种混杂形态，将当代文学、视觉作品、素描和插图融合到一起。第4期上发表的戏剧《灯芯》，其中的独白更像说唱：“经常，我们活得艰难/我们不说不是在谁面前都说但我们活得艰难/我们没爹没娘我们睡在桥洞底下我们/把比萨卖给臭哄哄的小老头/我们挨揍我们面对着墙壁哭泣/我们不得不冬夜在院子深处的茅坑里拉屎……我们有一对很麻烦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很艰难的童年/我们有一个很难弄的身体/我们不想寻找借口/我们有道理我们走我们寒冷……”

　　《弓》（LArc）这样的期刊，仅从内容判断，肯定是一本重要的文学季刊。1985年重印的第99期是纳博科夫专号。创办者斯特芳·科尔迪埃。它的特点是以专号形式出版，这样可以聚焦某一位文学大家，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描述和评价。比如从纳博科夫专号，我们得知，1939年他在巴黎的“尺度出版社”竟然出版过一部中篇小说《0小姐》，1943年被译成英文，作者也参与到译事中。他除了用俄语写诗，也用英语写过一些。从法文他翻译过不少重要的法国诗人：缪塞、魏尔伦、兰波、龙沙、苏佩维埃尔。

　　《诗95》（Poesie 95）是一本詩歌双月刊，一年六期，逢双月月底出刊。创办者是著名诗人彼埃尔·塞格斯（Pierre Seghers）。刊物得到了巴黎“诗人之家”和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1995年第56期是纪念墨西哥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专号，刊登了帕斯1989年4月在墨西哥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时的答谢辞。从中我们得知，法兰西文明一直深深地浸入到帕斯的知识结构和感受方式之中。他童年时就爱读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尤其《三个火枪手》，简直合不得读完，读到最后几页时，他竟然生出一种恐惧：“读完这本书后还有什么可读呢？”他解释说，他的家庭属于墨西哥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当时被称为“阿法兰西萨达”（Afrancesada），意指“刻意模仿法国人”的那些人，后来这个词染上了美学色彩，专门指那些象征主义者或者“颓废派”。在帕斯看来，很多墨西哥作家在作品中或敞开或隐蔽地展开同法国文学的对话，这种现象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帕斯指出，墨西哥也滋养过布勒东这位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当年读到的一部小说《印地安人科斯塔尔或在墨西哥的野人生活》，决定性地影响了他。我惊讶于帕斯的法语如此纯熟。他还结交了不少法国朋友。友谊的圆圈永不停歇，像水纹一样无限扩大。法国著名诗人克罗德·鲁阿就回忆到，有一天他在墨西哥同帕斯告别，帕斯对鲁阿说：“到了巴黎，去见科斯塔斯·帕里奥努吧，我敢肯定，你会喜欢他。”果然，他俩成了好朋友。帕斯自己这样写到科斯塔斯（19261981）：“我常见面的那些人中，如果有一个配得上叫朋友，那肯定是科斯塔斯。我1946年同他相识，在冰冷的巴黎……从那时起我们成为朋友，这份友情从未减弱。”这期专号里，帕斯有一首诗就是题献给法国诗人罗歇·凯鲁埃的，名为《风水石》：“水穿过石/风分开水/石让风停步/水风石//风雕刻石/石是一片水/水逃选，它是风/石风水//风唱着歌，旋转/水说着话，走动/石一动不动，沉默/风水石//一个是另一个是无：/从空空的名字中间/出现又消失/那水那石那风//耳朵的迷宫，/所言又食言/从寂静到叫喊/听不见。//天真和不科学：/让说话懂得闭嘴。”

　　《小说工作坊》（Ateller du Roman）创办于1993年，是一本小说季刊，每期定价15欧元，由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了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2012年出版的第69期，栏目设有：开卷、头条、短篇小说、访谈、批评、工作坊札记等。这一期有对希腊大作家卡赞扎斯基（18851957）的研究专辑，这位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翻译家，也是政治家，担任希腊文化部长时曾访问过中国。“开卷”文字这样评价他：“他做过许多旅行。他了解各国人民。凭借才华，他将最广阔的宇宙视野同他对故乡克里特岛的深切关注结合起来。他试图追随伯格森、尼采、列宁、佛陀和耶稣的足迹，思考他的世纪。总之，他缔造了欧洲。”我还读到一句惊人的话：“所有道路都通向小说”。这一期的“访谈”介绍了墨西哥作家Carlos Fuentes，标题《一切都是当下》。访谈涉及了我们熟悉的博尔赫斯：“您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博尔赫斯……”“是的，我常去一家啤酒馆，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博尔赫斯和整个阿根廷文学。之前我已经读过很多书，但是，我真正开始认真阅读文学，是在阿根廷。”“那个时候，博尔赫斯一点不出名……”“阿尔丰斯·雷耶斯，我这一代墨西哥作家的共同导师，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识博尔赫斯。雷耶斯当过驻巴西大使。他很早就发现了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这样赞誉雷耶斯‘所有时代最出色的西班牙语散文家……幸亏雷耶斯，我读了博尔赫斯。”“我很惊异，雷耶斯的作品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为了明白这位作家的伟大，也许必须用西班牙语来写作和阅读。雷耶斯的创造是惟一的：他把西方文明译入到拉美语言。不可思议的伟大劳作！他对我们比对你们法国人或德国人更为重要。他为我们打开了荷马的世界，歌德的世界，让我们伸手可及。幸亏他，希腊、罗马、佛罗伦萨，欧洲文化不再是遥远的，陌生的。它突然变得贴近，它成了我们的。”读完这篇访谈，我更理解拉美文学为什么会迎来一个“爆炸性”的发展时期，因为拉美作家们的胃吃进并消化了欧洲文学那富有营养的好东西。后来就轮到我们中国当代小说家们去好好咀嚼拉美文学大家的优秀作品。

　　《另一个南方》（Autre Sud）是一本季刊。2009年12月第44期有关于加缪的专辑，放在刊物首位。创办者吉耶尔·贝鲁阿，主编多米尼克·斯坦格利阿诺。为了纪念法国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专辑名为：“加缪——新的在场”，里面收录了加缪的女儿卡塔莉娜·加缪的短文。从这篇短文，我们了解到，原来专辑是因为四卷本的《加缪文集》（七星文库）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出版而起。法国有一个出版奇迹，就是“七星文库”项目。它不光出版法国文学大家的《文集》，比如雨果、莫里哀、萨特、夏尔等，也出版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涉及中国的有《红楼梦》《水浒传》，当然还有《孔子》《庄子》等古典名著，还有一卷《中国古诗选》，两年前出了修订扩充版，变成了《中国诗选》，因为收入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北岛、芒克、顾城、杨炼、海子等。为“七星文库”中的每一本文集，伽利玛出版社都要成立一个编輯团队，遴选出最出色的研究专家为首领，对每一篇作品加以辑录、甄别、注释，还附上书信，按加缪的女儿的说法：“简直就是建造一幢大厦！”她还说，面对父亲的洋洋四卷文集，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幢大厦的建成“动用了多少能量，多少时日，多少研究，多少用心”！最后她希望，这幢大厦的门能敞开给所有来到她父亲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寻求的是“活在世上那种清澈的勇气和深邃的快乐”（加缪语）。而据我所知，中国之大，出版社之众，却没有任何一个丛书能与“七星文库”相比。这与我们国家的文化雄心和文学体量显然是不相称的。

　　《文学杂志》（la Revue Litteraire）的栏目设置不多，但有一项颇突出，就是《访谈》。我是喜欢读访谈的人。2017年11月、12月这一期有两篇访谈，其中一篇涉及诗人让·弗莱蒙。有一问：“你曾同雅克·图潘（Jacques Dupin）一起工作，他是很少的作品站得住脚的诗人，现在则是杜布歇和博纳富瓦。你怎么看P.O.1出版社出版的那些诗人……”当然也有一答：“我同图潘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他身上有一种罕见的严谨，稳实的强度。他的作品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力量……我一直重读他。至于今天的诗人？我喜欢霍克尔，但他是我喜欢的诗人吗？我喜欢霍克尔的理由，同我喜欢克莱蒙·罗塞的理由是一样的，但罗塞本人不是诗人。我也读马赛的作品，我俩是中学同班同学，马赛发表了一些诗，但主要是随笔，日记……我喜欢这些诗人，也许是因为他们除了诗还写了别的东西。四十多年来，我有一部分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我读过很多美国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并同他们交往……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舞台。诗，我写得很少，有时是一些很怪的短东西，我把它们组合到一起……”

　　《无限》（LInfini）创办于1983年，标举五大项内容：文学，哲学，艺术，科学，政治。这本季刊售价15欧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得到了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第96期，开篇便是主编、著名作家索莱尔斯（Philippe Sorters）的文章《重读启蒙哲学家们》，主要谈论了伏尔泰。文章尖锐地指出：“我们假装读懂和消化了启蒙哲学家的精神，我们不断宣称，是这种精神导致了革命、人权、民主和自由，但实际上我们急于抹煞这个事实：这些人其实都是冒险家，不断陷入各种危险，是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神经应该引起我们关注，他们的游戏，他们的狡猾，他们的文笔。”这篇随笔还逼问：“伏尔泰胜利了吗？不！事实是：没有人比他更遭到忽略和遗忘，人们不读他。”文章笔锋直接刺入由左派和右派政治构成的法国社会的腑脏：“右派不喜欢伏尔泰：太流畅，太聪明，太爱挖苦人。左派呢，更不喜欢他：太自由，遭到的诅咒还不够，尤其是，死时居然还挺富有。”伏尔泰跟一位也是哲学家的侯爵夫人生活在一起，她叫夏特莱夫人。伏尔泰称她为天才、知己、暴君、缪斯……他们的生活节目单：游戏、爱情、研究，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请人来家里演出戏剧。索莱尔斯还指出：“法国人没活好，因为他们不爱他们的启蒙哲学家。”在文章结尾，他仍然引用伏尔泰的话：“我永远把自由置于一切之上。”“我听很多人讲起自由，但我不相信在欧洲还有另一个怪人像我这样（热爱自由）。以我为榜样吧，依着你自己。”

　　《新法兰西杂志》（Lanotwelle revue frangaise）是一本文学月刊，创办于1908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主编米歇尔·克莱比。到2017年3月，杂志已经走到第623期，卷首文章《十九世纪的真正结局》出自主编之手。文章以特朗普为例进行论证：“二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的出现。我们相信进步。”文笔颇有诗味：“空气中飘散着误会的香水气味。”文章反省：“1945年以来，欧洲一直沉溺于永远不再的懒惰幻想之中，以和平之名介入战火……”“欧洲不再爱它自己，它对什么都烦，它可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手脚。”所以，十九世纪真的结束了！文章还提到法国著名小说家乌勒贝克，他曾在2001年说陀斯妥也夫斯基什么用也没有：“写《群魔》有什么用，如果它不能阻止魔鬼作恶？”在订阅宣传单上，它这么描述自己：“整个二十世纪，《新法兰西杂志》一直是重大的文学和美学挑战的舞台。纪德、里维埃尔、波朗，他们宣告了普鲁斯特、塞利纳、乔伊斯和众多其他作家的世界。今天，尽管文明陷入危机，但传奇仍在继续。古老的密码不再适用。杂志希望通过文学和美学的经验来解密这个世界。在数码时代，另一种旅行开始了，新的书籍将写出，新的作品会出现：另一种意义的历史将发明它的字母表。杂志想成为这个震撼时期的阐释者。它邀请所有不满足于陋见的读者们加入其中。这本杂志将是一场新的冒险。”

四、形貌各异的其它期刊

　　在法国这个文学大国，文学期刊是数不胜数的。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那些文学期刊，其实还有许多期刊，冠以各种奇异的名字，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海洋里沉浮，今年创刊，明年也许就消失，就像一盏灯，亮了又灭，也像一条季节河，在地面上流淌了一段距离，又钻入地下，消失不见……这样的文学期刊，岂止一本两本！这是文学期刊的特殊命运：自生自灭，不断生，不断死，不断有灯亮，不断有灯灭，在生生灭灭的过程中，一种文学存在的顽强意志不断连续，不，更多地是接续

　　用“此起彼伏”来形容也许更合适！而文学期刊的创办者们，对这种命运似乎早已接受，所以表现得无冤无悔。这也许就是各色各样的文学期刊的创办者们的悲壮之处。

　　就文学种类而言，法国的文学市场，现在是小说一家独大。小说市场比诗歌市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由波德莱尔开启的法国现代诗，如今在法国社会中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现代诗似乎已无法触动法国社会的敏感神经，也难以触痛法国人的灵魂状态。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诗歌如何在物质消费世界重新塑造一种关于“目光”（看，让人去描述）和“灵魂”（心灵重现其神秘）的双重的语言形式价值？现代诗必须刷新自己！也许关键在于，如何从小说中拿回本该属于它的白描叙事和动人细节：细节作为一首诗可感的时间维度，与它固有的隐喻空间相融合。

　　有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像《诗歌行动》，虽然消失不见了，但给法国文学留下了非常强烈的擦痕。举一本为例吧。图卢兹位于法国南部，是法国另一座大城市，文化和风俗都与巴黎不同。不知为什么，这个大城市没有“诗歌之家”，倒是有一个“诗歌地窖”，主要用来演出诗剧。“诗歌地窖”的现任主席是图卢兹地区最重要的诗人塞尔日·佩里（Serge Pey）。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说到巴黎诗人的圈子化，他的话语露出了某种不屑：“他们把好多时间都浪费在争名夺利和互相攻讦上了！”他甚至希望我不要把他看作法国诗人，因为有一次他和艺术家妻子在中国新疆旅行时，有一位维吾尔族人就指着他鼻子说：“你，不是法国人！你是中国人，东北来的！”他只好认了。他在图卢兹大学任教，教创意写作。在大学的资助下，他在1984年创办了文學双月刊《部落》，担任主编。《部落》存在了五年之久，最终隐没在时间的丛林深处。我注意到《部落》的开放眼光和包容心态，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一位越南诗人、哲学家（PHAM CONG THIEN），对他做了大篇幅的介绍，甚至刊印了一些越南语的原文诗作，与法语译文并列。这位越南诗人出生于1955年，精通法文，在图鲁兹大学教哲学。在创刊号上，我甚至读到了他的几页哲学手稿，感觉他对哲学和诗歌之间关系的思考非常锐利：“哲学死亡之处，正是诗歌诞生之时。”他认为，“最初之爱”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可能性的寂静之伟力”，是“整全被一个小小的虚无击穿，被一阵轻盈的微风吹透，被朝向他者的自我觉悟的瞬间洞见”，只能是“诗篇：他者朝向他者的觉悟”，是“死亡的永不返回之点”……他对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一行诗句的解读：“在春天的中心，突然，我听到一个白痴的笑声”，这个白痴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那位白痴，从死亡之处返回的那个人，他对着我们吟出西方黄昏的最后诗篇的悲曲。据塞尔日介绍，这位越南诗人、哲学家堪称神奇，因为美国大作家亨利·米勒竟是因为他而皈依了禅宗。可见他是中国唐宋时期的那一类禅者诗人。有他的一首短诗《返禅寺》为证：“我就是返回/归途已晚/雨后已有七天/寺院/高处/那棵树/就是凋谢本身”。

　　就我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文学季刊创办得较多。《诗/第一》（Poesie/Premi6re）创办于1995年，主编埃马努埃尔·伊利阿尔，发表诗歌、评论和短篇小说。《现在》（Nunc）很有活力，创办于2002年，刊物名字得自拉丁文，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和弗兰克·达慕尔，主要刊登：诗歌、评论、美术、哲学和理论。《紧急》《批评和漫游专辑》《墨水之乐》《分离》《公社》《烙印》《让永恒进来》《这里那里》《不可能》《不安》《墨水星星》，这些都是诗歌季刊。以《阿波利奈尔》冠名的季刊，专门对划时代的大诗人阿波利奈尔进行研究。而名为《短篇》的季刊，则专门刊登短篇小说和批评文章。《文学》季刊创办于1971年，到2016年3月已经坚持到了第181期。

　　《十八世纪》（Dix-huitieme siecle）这样的年刊，内容丰厚，创办于1969年。顾名思义，它专门研究十八世纪的社会、文学和哲学等。《阿尔托笔记》《莱里斯笔记》《意义笔记》《罗尔笔记》《诗歌汇集》《诗的临时状态》《参与》《海军火车站》《丛林中的今天》《北方写作》或《巴塔耶笔记》，这些都是年刊，每年只出一期。

　　半年刊也不少：《墨声》创办于1990年，主编阿兰·布朗，内容三大块：诗歌、美术、幽默。《21世纪，文学与社会》创办于2002年，主编让·吉罗阿诺，栏目有：诗歌、短篇小说、未发表过的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第一行》创办于2012年，主要发表：诗歌、戏剧、评论和关于诗歌和文学的思考文字。

　　还有几份年刊：《分拣》（Triage）创办于1989年，主编有两位，分管诗歌和美术。《厚度》（Travers）创办于1979年，主编菲利浦·马沙尔，是一本纯粹的诗歌刊物。《活着的兰波》专门刊登对兰波作品的研究文章，主编让·弗朗索·瓦·罗朗。

　　有一本诗歌月刊叫《避难所笔记》。《凡桑纳笔记》两年才出一期。发表儿童诗歌的期刊叫《月亮上》，是一册寄售杂志。《小回声》（LePetit Echo）的出版飘忽不定，无固定日期，是一本偶然露脸的诗刊，它是免费的，创办于1987年，每一期只印400册。

　　《巴别塔》（Babel）是一本关于翻译的国际性季刊，关注笔译和口译领域的信息、进展及研究。由国际翻译家联合会创办，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创办者彼埃尔弗朗索瓦·凯耶。主编勒内·哈塞因。世界各地的语言何其多也！这本季刊发表的文章有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在1999年9月的第45期上，我读到一篇英语论文，它居然热烈讨论了汉语“缘分”一词怎么翻译的问题。到2017年12月，杂志已出到第63期，在这一期我读到了一位中国翻译家的英语论文。法国另有一本季刊《翻译》（Traduire），由法国翻译家协会创办，每一期发表一篇关于翻译问题的名家专访，报道法国翻译家协会组织的研讨会和工作坊的有关情况，并介绍新近出版的重要的翻译作品。

　　《原样》（Tel quel）也是一本季刊，它也许塑造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文学的某种精神状态。从1965年春季第21期的几篇重头文章，我们可以窥见它的份量：托多罗夫从俄文译出的论文《艺术作为方法》，诗人、哲学家让·彼埃尔·法耶的长诗《身体的地图》，编委让路易·波德里的思考《过道》，斯特芳·汝尔丹的《一种独有的经历》，莫里斯·罗歇的《塌陷》，让约瑟夫·图的《圣·奥古斯丁和他者的话语》，路易·汝尔丹的《萨特与波德莱尔》，以及里尔克的《诗七首》，我转译了第六首：“我们挨近什么？死亡？/未来之物？粘土将成为什么？/如果敏感的上帝，不捏造面孔/它在我们身上增长。要领悟：/这是我重生的血肉。/帮助它，从它热狂的墓穴/过渡到我身上的这天空：/余生大胆进溅。/哦你——深刻的上升的初生之地，/你，灰暗的空气沾满夏天的花粉。/当它们的万千精灵在你身上绽放，/我僵硬的尸体重又找回它的温柔。”这组诗是里尔克1915年11月1日在慕尼黑写的，法译者为诗人雅克·勒格朗。

　　《精神》（Esprit）是一本双月刊，在法国文化界颇有影响。2018年1、2月，它迎来了第441期。办刊宗旨颇显雄心：“理解即将到来的世界”。1932年由埃马努埃尔·莫尼埃（EmmanuelMounier）创办，现任主编安娜洛莱娜·毕琼。这一期的栏目有：开卷专辑“生态世界”，占217页;然后是另一专辑“文化”，发表了著名诗人雅克·达拉斯的诗作（散文和诗混杂）：《夏尔·杜布任斯基，我就是犹太人》;最后是六篇书评文章。

五、最古老的和最年轻的期刊

　　一个喜人的消息：《新文学杂志》最近创刊了！创刊号主题：“向着新乌托邦前进”。它的前身就是著名的月刊《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eraire）。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老《文学杂志》没有消失，它还在继续，而且很有力量！

　　文学是什么？难道不正是某种文字形态的乌托邦吗？有一种说法，文学之所以式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观察，正是因为人类对乌托邦的兴趣大幅度减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歌在现代物质消费世界逐年被边缘化。“新乌托邦”？不就是新的梦想吗！很显然，文学关乎时问中的人类生存境况，但幸赖它的乌托邦性质，它又创造出了某种空间价值，以启示人类永恒的精神向往。

　　最后来介绍一下法国最古老的两本文学（更是泛文学）期刊。

　　《欧洲》（Europe）是一本月刊，创办于1923年，创办者是大作家罗曼·罗兰，现任主编为诗人让巴蒂斯塔·帕拉，主要发表：诗歌、戏剧、评论、短篇小说和美术作品，每期印制2000册，为法国文学界所看重。从创刊第一期开始，它就坚持这一特色：以专号形式，聚焦式介绍某位文学大家或思想家。1923年10月1日的第9期，以思想家戈比涅伯爵为专号。这位思想家（1816-1882）的一生丰富多彩，同时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政治家。《欧洲》这样评述他：“戈比涅著述颇丰，题材广泛。他的随笔《论人类的不平等》引发了富有价值的争论。他的关于亚洲旅行的笔记很有魅力，促使哲学家们进行思索。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有着自然生发的特征，广受读者欢迎。”在法国和德国，曾出现过“戈比涅运动”。2009年6、7月为俄罗斯大诗人奥西普·曼杰斯塔姆的专号。卷首文章是俄罗斯大诗人库什涅尔的《归来》，写得很有份量：“三十年代（曼杰施塔姆在世时），然后是四十年代，曼杰施塔姆被遗忘了，被文字史抹掉了。……因为甚至在西方，在移居的侨民世界，人们可以对政治和指示置之不理，但也让曼杰施塔姆的诗歌坠入遗忘。比如纳博科夫，我最喜爱的散文作家，他在三十、四十年代读过曼杰施塔姆的诗歌吗？……这就是为什么，曼杰施塔姆在有生之年并没有被阅读，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人们确信俄罗斯把血肉和灵魂献给了诗歌：“人们在俄罗斯所热爱的，乃是诗人们的悲剧命运。”但库什涅尔更愿意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度，曼杰施塔姆不会只活到47岁！当然，生命本身就是悲剧性的，更何况诗人的命运。2011年6、7月第986 987期是安德烈·杜布歇的专号。遗憾的是，这位倍受博纳富瓦赞美的法国大诗人，至今在中国没有译介。

　　还有一本更古老的期刊，就是《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创办于1829年。再活11年，它就200岁了！这不能不说是法国文学期刊的一个奇迹。2017年12月-2018年1月是最新一期，内容包含：头条专辑《在法国做犹太人》，接着是六位当代作家的文章，然后是两篇思想随笔，然后是八篇批评文章。萨特1946年在《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曾写到：“民主人士有许多事要做：当他感到有乐处时，他就关心犹太人;反犹人士只有一个敌人，他每时每刻都在想;是他说了算。”头条文章抓住不久前发生的65岁犹太人萨拉·哈里米被一位伊斯兰极端分子殴打致死这一恶性事件，来观察和反思犹太人在法国的生存状态。据法国内政部长的说法，最近五年内，法国发生的种族主义事件，有百分之四十是排犹太人的，而犹太人在法国总人口中只占不到百分之一。文章认可一位作家的分析：“法国没有成为或重新成为反犹国家，但在当今法国，确实存在着一个反犹的法国：它的意识形态的硬核是极端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支持摧毁以色列。”文章在结尾时指出，今天所有的法国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寄希望于一个共和的、世俗化的法国，来捍卫它的原则。《两世界杂志》虽说年迈，却有勇气来直面不同世界（如今可不是“两世界”，而是“多极世界”）之间的裂痕和冲突。

　　好事成双。《新文学杂志》在巴黎新近创刊，而在法国中部的另一个重要城市里昂，2016年诞生的诗歌半年刊《传闻》（Rumeurs）也迎来了它的第4期。主编、诗人蒂埃里·勒纳尔（Tierry Renard）写于2017年12月8日的卷首语就以“重新燃起的希望”为题。他引用了法国大诗人艾吕雅的话：“来，上来吧。很快，最轻盈的羽毛，空气的潜水者，就會掐住你的脖子。”他接着写道：“因此，加快脚步吧，稍稍加快一点，舞会就要开始了。……你们就是重新燃起的希望。”

　　我当然愿意倾听大作家加缪的充满希望之语：“明天会更好。”无疑，文学（尤其诗歌）有一个等待着它也属于它的明天。

　　二0一八年正月初五 巴黎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