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生

　　登机前，她给他发消息，她打车就可以了。他没有回复，于是她知道他还是要来接她。凌晨两点，晚点了两个小时的航班终于落地，取行李、找停车场又花了半个多小时。他下车接过她的箱子，塞进后备厢，问她累不累。他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早知道晚点这么久，就别折腾着今天回来了。事实上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让他等到这么晚，有些过意不去。上车后，他问她的行程安排。她导演的电影已经杀青，回上海待上一个星期，再飞去北京盯后期，如果顺利，年底就能上映——这些是早已在微信上说过的事情。有一会儿他们没说话，她扭过头对着窗外，暗自感受着空荡荡的高架桥、熄了灯的摩天大楼，以及从窗缝中涌进来的湿润、微凉的夜风。这些铺面而来的熟悉感让她振奋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醒来。她能感受到怦怦作响的心跳，双手微微颤抖，几乎难以将脸上的粉底液抹匀。一种隐隐作祟的恶心感鲠在喉咙中。这是她过去三个月中每天都在经受的生理反应。他已经换好衣服，倚在客厅的门框上，低头看手机，屏幕映亮了他的黑眼圈。他看起来比她还要疲惫。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在黑暗中躺着，他低声问她有没有睡着。她说没有。接着他们的身体慢慢苏醒，向彼此靠过去，无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但她睡不着的原因不是这个，至少不仅仅因为这个。她在冥想。想着沙发上那个脏兮兮的鲸鱼抱枕、厨房里用了三年的豆浆机，以及他坚持要买、却只用过一次的戴森吸尘器。是这些东西填满了她的脑子。

　　现在，有一个瞬间，她认定他因睡眠不足而迁怒于她——他通常面无表情，很少展露情绪，但她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负面的那种。她放弃理顺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去卧室抓起包包，准备出发。他转身进了卫生间，出来时，问她西服是不是小了。

　　她看着他那副模样——肩线紧绷着，勒出明显的三角肌轮廓；裤子贴着大腿，像条紧身的九分裤，却说这大小还可以。他问是不是真话。她点点头，还是没把实话说出口。他过去是个篮球运动员，退役几年后，难免有些发福，曾经清晰可见的腹肌与胸肌被薄薄的脂肪层覆盖，只剩下隐约的轮廓；脸颊与喉结那些清晰锐利的线条也消失了，变成了更为平滑的过渡。她倒没有过于在乎这些，只是偶尔会想起刚认识时，他那充满力量感的喉结上下滚动。

　　伴郎服是婚礼筹办人负责的事情，婚期临近了才通知他去量尺寸。当时他在北京出差，和客户开着旷日持久的会，于是把印象中的尺寸报过去，让裁缝赶工。做出来上身一试，确实有点小，却也来不及拿去让裁缝再改改。除了这个，婚礼筹办人还漏订了不少东西——几把伴郎的胸花、走红毯时要用到的玫瑰花瓣……他主动去买好了，这会儿放在客厅的纸箱里，说好婚礼时带过去。

　　“连这个都能忘。”他抱怨道。

　　“可能太忙了吧。”她说。

　　“毕竟是婚礼啊。”他抱起箱子，侧身等她开门，“而且这是他的工作。”

　　“不靠谱呗。”她应和了一句。

　　他“嗯”了一声。出门后，他又略带犹疑地说：“应该都带了吧。还有一些东西在后备厢。”

　　经过一早上的暴晒，街边发育到一半的梧桐树叶倒挂在枝头上。恍惚问，她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夏天的早晨。这才四月份。进了车厢，那种感觉更强烈了，她能肯定背上出汗了，一层密密的汗珠。尽管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毛衣。等他发动车子，她拧开空调，将副驾驶的风口对准自己。

　　“这么热？”他说。

　　“你不热吗？”

　　“不热。”他没有立刻出发。

　　“不走吗？”

　　“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下的。”

　　但他看上去只是在发呆，仿佛想再坐一坐，等待某个时刻。

　　她不打算问他，更不打算催他。这是一种对他信任的表示。她和他并肩坐着，不远处的黄灯闪烁几下后，变成了绿色。要去上班的人穿过拥挤的马路。他终于启动车子，动作依然透着某种迟疑——然后她就知道了，这场婚礼让他想起了去世的妻子。他也明白她會猜到，但他们把这点掩饰在天气、衣服和种种不必要的小动作中。

　　“走了。”他说。

　　阳光过于刺眼，她从工具箱中翻出墨镜，用擦镜布仔细清除了灰尘与指纹后，探身过去给他戴上。这是他前年生日时，她送的生日礼物，这会儿包裹着镜腿的棕色皮革已稍有磨损。随着年纪增长，她越来越倾向于关系中这些实用、能用肉眼分辨的部分。他曾有过婚姻生活，更是这样。他说一段关系中最好的部分，就是两个人蓬头垢面，在家里宅着。这意味着他不喜欢造作的浪漫，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不感兴趣。

　　驶上高架后，车厢内终于凉快了一些。她没把墨镜带出来，只好拉下了遮阳板。她在小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脸上泛着油光，白得极不协调。她还用着以前的粉底液，忘了自己已在内蒙古的沙漠中待了三个月。她每天穿着冲锋衣牛仔裤沙漠靴，忙着和管钱的制片人吵架，高纬度的阳光把她的脸晒黑了两个色号，还附赠了两坨不深不浅的高原红。她抽出一张纸巾擦脸，妆感削弱了一些，但那种黑中透红的肤色并没有更好看。

　　“怎么了？”他问。

　　“没事儿。”她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说，“光线有些强，不过一会儿就到了。”她继续擦着脸，肤色越来越难看，细纹也露了出来。她忽然泄气地想到了那个身材高大的制片人，他总用那种讨厌的口吻说，你就是太紧张了，你放松快点。好像他多理解她似的。

　　他只是想偷偷懒。她这么想。

　　她第一部在市场上溅起了水花的电影，已经是三年前上映的。那是她的起步。眼下这部戏，才是对她事业的真正考验。她没法儿不紧张，常常抓着那些突然的灵感，临场修改布景和台词；对演员的表演也永不满足，总是坚持拍到光变得没法儿拍了、所有人都怨声载道才不得不停下。越是这样，人和人之间加的关系越是麻烦。拍到一半时，她落后于进度，预算也短缺了一些，不少人等着看她的好戏。

　　他不知道这些。每次和他在微信上聊天，她只会说一些笼统的、简化过的事实或者感觉。比如：拍了一天沙漠戏，真无聊；顺利收工，去吃大餐。有时候她会加上一句“好累啊”，然后等着他的安慰。他会说，再坚持一下啊，宝贝。或者说，工作就是这样。她发个非常受用的表情。任务完成。她无意说太多，那会显示出她身上的强大、复杂与模糊的一面，无论如何，这不好理解，也不令人舒服。

　　他是那种男人，敏感，坦率，较真，但不喜欢复杂的处事方法。这与他曾打过篮球有关。他状态最好时，打江苏省省队的前锋，和全队一块儿去欧洲和美国打邀请赛。姑娘们在场边高声呼喊他的名字，他却从来不会回一下头。手艺人，只要你技术到位就行——这是他的说法。手艺之外的努力、迂回的处事方法，肯定带有谄媚和贪婪的成分。

　　于是，连同她怀孕的事实，她也一并隐瞒了起来，打算拍完电影再去处理和解释。

　　她是进组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起先还心存侥幸，觉得有可能是杂牌的验孕棒不准，毕竟是从镇上的小诊所买的。等两种网购的验孕棒到了，也显示了双红杠时，她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埋怨了自己两天，得有多愚蠢的女人才能答应安全期时不用套。但那会儿，她没法儿跟谁讨论或者倾诉这个，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百度：少食多餐，拒绝油腻，每天吃大把的B族维生素；她甚至在长袖的防晒衣下，戴上一条配色丑陋的孕吐手环。

　　她成功了，怀孕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

　　那会儿正是早高峰，有一段高架路严重拥堵。他用指尖轻轻敲击着方向盘，无声地忍耐着。

　　“时间还早。”她宽慰他说。

　　“最怕堵车。”他说。

　　她看了一眼导航软件，红色的拥堵路段并不长，没过多久，车流又重新动了起来，虽然只是缓缓前行，但好歹两人心中停滞不前的焦虑被消解掉一些。

　　“婚礼真麻烦啊。”她感叹道。

　　她向来朋友不多，没什么婚礼可参加。外出念大学加上留学那些年，索性亲戚的婚礼也不参加了。所以当他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她陪他参加婚礼时，她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打了一记闷棍。但她答应了他，还说时间刚刚好——听上去毫不迟疑。隔两天，新娘亲自给她打电话，喜气洋洋的语气让她烦躁不已。

　　“幸好今天天气不错。”他说，“要是下雨……”

　　“默默领个证就好啦。”她打趣地说。

　　他看了她一眼，这一瞥让她知道：他不觉得这句俏皮话有意思。

　　他说起了婚礼场地。在新华路上，沿着一侧小径往里走几分钟，有一幢民国时期的花园别墅，平时是一处私人会所，一对高耸的黑色铸铁大门常年紧闭。他说他去过一次（她猜是请客户吃饭），植被环绕，种满了大叶伞。

　　“大叶伞确实很美啊。”他用一种她理应知道的语气说。

　　“哪种？”她问。

　　“不记得了？”他疑惑地看看她，“很久以前，你还送过我一盆呢。”

　　她知道他喜欢植物，这个没错。最初认识的时候，他给她看过不少照片，他那热带雨林一般的房间。但她对这事儿毫无印象了。这会儿她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心里却有些自责。他是她的初恋，邂逅于她的大学时期。那是十年前——他是篮球明星一般的人物，而她只是导演系的学生，幻想着日后能拍出《英国病人》那样的凄美爱情故事。关于在一起的那两个星期，她只记得几次海边散步，几次旅馆中青涩的性爱……至于植物，她只能想起他提议去植物园约会。他不喜欢商业区，吃饭、看电影都太俗了，何况根本没有好看的电影。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事实上她很害怕那些随着水源滋长的硕大的蚊虫。他们坐在草地上野餐，他将长长的手脚伸展开，闭着眼睛，阳光倾洒在他年轻锐利的脸上，没有一丝阴影。她照着他的样子，仰面伸直双腿，反手撑在草地上。心意联结。她只记得这个。

　　“是室外婚礼？”她突然问。

　　“是的。”

　　“噢，还好我穿了平底鞋。”

　　她突然想到，新娘会不会穿着一双精致漂亮的细高跟——这很有可能，她的身高比新郎足足矮了三十厘米。她仿佛已经看见新娘一脚踏进了春日松软的泥土里，接着小小的身体歪倒，跌进父亲的怀中。

　　他们在江苏路的出口下了高架，又开了十分钟，终于抵达了婚礼地点。他们原先打算把车子停在马路边，却因为一棵梧桐树的阻挡，怎么也停不进那个看上去完全足够的空位，只好把车子开进附近一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又花了十分钟走回去。

　　他们穿过别墅一楼的大厅，从后门出去就是举办典礼的花园。那确实是一个很适宜的婚礼场地，一圈浓密的香樟从围墙外伸进来，形成天然的屏障，花圃里的月季和黄玫瑰正是盛放的时节。椅子沿着草坪伸展的方向摆开，中间通道的尽头就是花环映衬下的典礼台。

　　离仪式开始还有一小时，新人正在楼上房间里做最后的准备。宾客还没到齐，各自举着饮料，三三两两地站着聊天。其他几个伴郎占据了花园西北角落的位置。包括新郎在内，他们都是当初一起打篮球的队友，用他的话来说，是征战沙场的战友。她跟着他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其中一个人继续说着路上的交通事故，听了好一会儿，她才弄明白那只是他看到的一场事故。早上的恶心感加剧了，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一块即将融化的黄油。好不容易等那个故事结束，趁着沉默的当儿，她说她想去买咖啡喝，问他们有没有人要来一杯。

　　只有他要了一杯拿铁。

　　“要我陪你去吗？”他问。

　　“不用，你们聊。”她冲他笑笑。

　　逆着他们来时的方向走，在红绿灯拐一个弯，就有一家星巴克。她曾对这一片街道相当熟悉。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她先是在一家位于华山路的制作公司待过一年，积累起足够单干的资源后，就在法华镇路找到一处老洋房，租下一楼，兼做工作室和住处。留学的那些年，她背负着不轻的经济压力，所以从未真正享受过在美国的生活。因此当她在上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后，她在潜意识中，将这种放松视为上海相对于洛杉矶的优势，狭窄的新华路比那些宽阔单调的乡村公路有意思得多，番禺路两边沸腾的人声也更能给她安全感。

　　那几年，除了一两个暧昧对象，她始终保持着单身，对他的渴望时不时地涌现出来，但已在心底将他视为一场值得怀念的美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她再次联系上他时（她给他废弃的人人网账号上留下的手机号码发了短信），他刚刚结婚。这没什么。吃几次便饭不要紧。她幻想过：有一天，他会和妻子分开，那会儿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这只是幻想。最要命的是，他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查出了癌症晚期。这是他喝醉后，在微信上告诉她的。有几个瞬间，她觉得自己是个巫婆，好像他妻子的疾病是她诅咒出来的。可那几个瞬间过去，她不能不承認，她那些幻想更实际了一些。

　　她不再主动打扰，但那些联系没有被斩断。他时不时进出一些强烈的需求——她正是那棵能随手抓住的稻草。那些吻不算什么，她这么想，只是对一个可怜男人的慰藉而已。干净的吻，帮他挺一挺。在他妻子去世后，那些需求却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猛烈。他被那些重压折磨得不成人形，而她巴不得去承担一半。但他却不再提及他的妻子，一次也没说过那件事真正发生时，他是什么感受。

　　有时他喝醉了，在她身上起伏，那玩意儿会突然软下来，他退出，陷入一种崩溃的状态。他说你走吧，我不行了。她不走。于是他大哭，她也哭。第二天早上，他被洒到床上的阳光叫醒，在沉重的宿醉中起床，又回到那种封闭的，看上去几乎有些迟钝的状态中去。

　　“我们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对你不公平。”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愿意，别无所求。”每一次她都是这么回答的。

　　她对他没有那种非在一起不可的需求，他也不用考虑未来的事情——她想让他相信这个。这样他就不必自责于对妻子的背叛，也不必焦虑于对她的责任。当然，她从没说过这些想法。她只是心无旁骛地抓住了他生活中的一丝缝隙，一点点地靠近他，最终搬去了他毗邻大公园的郊区小区。

　　她经过一家面包店，队伍从店内排出来，沿着街道又延伸了几十米。两个店员正动作娴熟地把食物包进纸袋。一阵风吹来，路边的梧桐微微抖动了一阵，桐絮密密地飘了下来。她站定，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接着那种困倦与恶心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感到一阵久违的轻松。她忽然想到他。想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也会更轻松一些。

　　她至今认不全他那些朋友，无法把名字和每一张脸对应起来。一直到他们在一起的第三年，他才偶尔带她去他的社交场合。哪怕这样，他也只是介绍她的名字。朋友们友好地招呼她，她回以热情的笑容，至于那些暧昧的玩笑，他充耳不闻，她也只好装作没听到。

　　她一直都知道，他在朋友面前呈现出的状态，更为丰富与真实。有几次，她去衡山路或者复兴路上的酒吧接喝醉了的他回家，在各个快打烊的小店里，一群三十岁的男人红着眼睛，一根根香烟被接连点燃，偶尔蹦出来的几句话，都是对世道的抱怨。有一回，今天的这位新娘也在，她柔声的劝告被男朋友的一句“你不懂”给挡了回去。新娘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这话是单独说给她听的，为了消解两个不算熟悉的女孩独处时的尴尬。但她并不想讨论什么。他们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共同经历了属于他们的巅峰——来得轻易的金钱、投怀送抱的女孩子。因此当那些事物像流沙一般，从手掌心溜走时，也更能明白那对彼此意味着什么——这些不难理解，但曾让她真正心有芥蒂的是，他从来不会把这一面展现给她。

　　他需要时间和空间，其实她清楚这点。可他是一个那么固执的人，身上有些事情永远无法改变。但这难道不是好事么？一个不变的人总比一个善变的人要好。她这么安慰自己。就像他妻子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他逢年过节都会去苏州探望岳父母。起先她以为这是责任感使然——这点确实，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照顾那对失去了独生女儿的老夫妻，于是每次节前，她都会主动提起，甚至专门帮他挑选礼物。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健品、昂贵的按摩器具，她在这事儿上花钱，比花在自己父母身上还要合得。每次他从苏州回来，都会陷入一阵情绪的低潮。她以为他并不那么想去那个地方，几个人的回忆总比一个人的怀念，要来得触目惊心。于是她为他准备更可口的饭菜，表现出一种远超实际的对他的爱意与需求。直到有一次，看着准备了一顿过于丰盛的晚餐的她，他说：“你不必这样。”他用力控制住了脸上的表情。

　　“啊，我知道了。”她低声、快速地说。她撤掉几样菜，说留着明天吃，努力让桌上看着只是一顿普通的家常菜。她突然明白，情况根本是相反的——他想去，有一种强烈地想和岳父母待在一起的欲望，那些失落，是对于他去世的妻子的，也是他不得不从共同的缅怀中离开时所产生的。

　　她的嘴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苏州这个地名，也在他回来时，假装注意不到那些过分浓郁的情绪。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渴望充分占据他的冲动慢慢远去。她开始允许这些事物隔在他们中间，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更稳固的平衡。排在星巴克点餐队伍中时，她想到这个。前面排着一对情侣，女孩闪烁着长得离谱的假睫毛，在几种星冰乐中犹豫不决，店员下单后又更换了口味。这会儿她却没有丝毫不耐烦。她想，那些东西转化成了更生活化、更实际的元素，变成他六个月更新一次的高支棉内衣裤、适合他油性皮肤的男士护肤品以及固定、彼此默契的作息时问。同样，那种需要对方身体的迫切感也消失了，成了一种潜伏在黑暗中，偶然才冒出头的隐秘的火花。

　　她这样想着，拿着两杯封了口的拿铁往回走，几百米之外的他离她更远了——那是一个突然陌生起来的男人，身材高大，笑声爽朗，他平整英俊的脸庞，几乎可以冒充刚毕业的男孩子。会有年轻女孩不停地打量他，她猜，甚至上前搭讪——就像她多年前一直幻想的那样：有一天他们突然在街上遇见，他已经不认识她了，她会找个借口，一脸轻松地去找他说话。

　　事实上，没有女孩跟他搭讪，他甚至不在那个阳光灿烂、装饰典雅的花园中。她端着咖啡，找了好一会儿，才在二楼的一问小会客室中，看到正在打电话的他。

　　“这事儿确实有困难，其他几个平台挖墙脚太厉害了……”他说，语气中夹杂着不满和不情愿的耐心。话说到一半，他沉默下来，她听到一阵模糊的闷响从听筒中传来，他时不时点着头，间或轻轻地“嗯”一声，表示正在听对方说话。

　　“知道了，我会处理好的。”他说。

　　挂掉电话后，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她往里走了一步，他回头看见了她，脸上厌烦的表情还没来得及收拢。他在一家短视频公司里做商务经理，负责有广告定制需求的客户。几个月前他就说起过，竞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手里的客户正在流失。她想要再次提醒他，首先他要注意自己面对客户时生疏的态度，要扩大自己的交际面，必要时，一些法律擦边球的手段也可以采取——如果他真想做好手头的工作的话。

　　她跟他委婉地提過这些，他当然没有接受。

　　“到处都找不到你。”她说。

　　“热死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他那件不太合身的外套脱在一边，白衬衣倒正合适，紧贴着他身体的线条，下摆扎进裤子里。她把咖啡递给他。他走到沙发边坐下。

　　“我有几个朋友要投广告。”她还是没忍住。她说的是以前拍广告时积累下的一些资源，那些客户喜欢她完美主义的倾向，有一些发展成了朋友。

　　他盯着手机，摇了摇头。她明知他会拒绝。

　　她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看着他打开了《神庙逃亡》，一款几年前流行的跑酷游戏。

　　她已经有两年多没见他玩这个。他们刚在一起时，他曾痴迷于这个游戏。她也玩过一阵子，但玩得很糟糕，一旦人物踏上跑道，肾上腺素立刻飙升，手指完全不听大脑的指挥。他总是关掉游戏自带的背景音乐——他不喜欢那些沉闷的鼓点和机械感极重的动作配音，转而配上一首存在手机中的钢琴曲。他的拇指灵活地在屏幕上滑动，角色在轻灵舒缓的钢琴声中上下跳跃、躲避危险，那些激烈的动作意外地优雅起来，像一支技艺纯熟的舞蹈。她问过他喜欢这游戏的原因，他反问她，怎么什么事情都要有原因。而后，又像是郑重思考了她的问题，告诉她，大概是因为这游戏中的人物死了之后，能立刻复活，没有关卡和尽头，可以一次次重来。

　　他躺了下来，双腿跷在沙发扶手上，头枕着她的大腿。这是他们以前宅在家里常有的姿势。有时他一躺就是一小时，直到把她的大腿压麻了，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才借口要喝水或者上厕所，起身缓解一下。这会儿，她把手搭在他的头发上，柔软的自然卷微微泛着棕色，她轻轻地揉了揉，像是抚摩一只温驯的蜷缩在身边的狮子，而他正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身上还保留了一种强烈的男孩气质，温暖又脆弱，急需她的关注——却又不能过分关注，否则会让他感到不自在。

　　“嗯，真的挺难听。”她说。

　　“什么？”

　　“这背景音乐。”她盯着他的手机屏幕。她以为他会关掉这个音乐，打开那首曲子，但他没有这么做。她只是想到：在这样一个空旷的房间，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在地板上，非常适合钢琴的音符回旋跳跃。

　　她偷偷用音乐软件的识别功能查过，那曲子是肖邦降E大调夜曲第二首，作品第九号，鲁宾斯坦的版本。他不知道——她没有说过，以前无数个不在他身边的白天和晚上，那些漫长的航班与火车上，异乡的酒店房间里，她都在这首曲子的陪伴下，想象他在游戏中一次次地复活，他聆听这首曲子时不加节制的忧伤，进入睡眠。她曾听着这曲子从上海坐高铁到北京，真是令人舒服啊，风吹过华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浪，山东境内的风车在荒芜的山顶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那片波光粼粼的天空，被水洗过的蓝色与白色……她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流下了眼泪。于是她觉得自己体会到了他的感受一种宁静的、正在缓缓凝固的孤独。在这种相同的感受中，她终于将他变成了一个随身携带的符号。

　　她甚至在一个关于告别的微电影中，选用了开头的一段作为配乐。那是一对恋人在九十年代的夏夜告别的场景，女孩为了前途选择离开——她以前拍过很多纯爱的短片，使她获得了一些关注。她合作多年的编剧兼好朋友，是一个颇有品位的男同性恋，认为这配乐听上去有些老气，她却坚持了下来。

　　他也看过那个短片，听到这曲子时，似乎不知道她是从他的手机里听来的，惊讶于她的选择。他告诉她，他的妻子曾是一位钢琴老师，喜欢舒曼胜过肖邦，但从住院开始，她只听肖邦，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降E大调夜曲。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因为从她的短片里听到了这首曲子，才第一次提起了他的妻子。

　　他一开口，她就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他说他们结婚，完全是他的运气，此生只有这一个女孩让他这么想。他回忆起她去世前的那些时光，她被疼痛折磨得不成人形。身体好一点的日子，他就扶着她，慢慢挪到走廊尽头，那里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下午三点的阳光照过来，他的妻子就对着外面发愣，注意力一直被不同的东西吸引——那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树梢、几只从楼下的平台猛然起飞的鸽子他妻子挤出那种令人心碎的笑容，告诉他，后悔以前没有好好地看过这些。有时他忍不住，在妻子面前落泪，她会因此发怒，嘶哑的嗓子里进出几个干瘪的音节。有什么好哭的。她用干枯坚硬的胳膊砸他的头。更多时候，她会用瘦到只剩几根骨头的双手，捧起他健康的脸颊，柔声安慰他都会过去。接着她会紧张起来，一副坐立不安的神情。他问她怎么了，她告诉他，像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你要答应我，以后你得找个对你好的。

　　他甚至无法对妻子的要求说个“不”字。

　　她知道这是他在漫长的追忆中打磨出的一个形象，但难免还是会感到一丝嫉妒。这嫉妒又让她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于是变本加厉地去追问，以大量地占有他的回忆，来证明自己并不真的那么小器——渐渐这变成了一种苦涩的欣慰，这是他开始真正信任她的表现。尽管这信任伴随着代价——她不得不忍受他一次次沉溺在那些被反复咀嚼的悲伤之中。有一次，他又喝醉了，跪在她面前，说自己要忏悔。他告诉她，在结婚前，他的妻子曾怀过一次孕，但那会儿他还没有做好要與她永远在一起的决定，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没说什么，甚至不打算问清楚，就顺从地去把孩子打掉——他说他是看到她从手术室里出来时那张面无血色的脸，才真正爱上了这个女人。

　　他的结论是：这是个报应，是那个不曾出世的孩子在谴责他们，但这报应应该落在他的头上。

　　“估计快开始了。”她喝了几口咖啡。

　　等他停下手中的游戏，她把他的头挪开，起身走到窗口，撩起百叶窗的扇叶，朝外看了一眼，宾客们陆续入座，几个孩子绕着场地追跑。她出神地盯了一会儿，突然感到一阵令她颤抖的冲动，就像心脏被用力地攥了一把，又缓缓松开——她可以假装不经意地回头，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轻描淡写地说出自己怀孕的事实。她甚至打算观察他的表情，起先当然是惊讶，那之后呢？是忧虑还是喜悦？他会不会使劲克制住真实的反应？

　　她回过头，他正在起身，见她没有要走的意思，疑惑地看了看她。她立刻换了一个姿势—从倚靠着窗台换成站定、要走的姿势。“天气真好啊，哪儿都不想去了。”她说。

　　“那就留下来。”他穿上了外套。

　　下楼时，他把手机塞给了她，“帮我拿一下，衣服太紧了。”

　　她选了倒数第二排的空位坐下来，四周逡巡一圈，他和其他伴郎会合了，准备上典礼台，站在新郎的背后；新娘和自己的父亲正站在大厅的门边，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温柔地跟女儿说着什么，新娘化着浓妆，脸上婴儿肥没有了，线条明艳成熟，这会儿抬着头看着父亲，不时地微笑着。

　　她和新娘从来都算不上朋友，少数几次见面都极为短暂，话题止于寒暄。只有那一回，她俩都接不走男朋友，于是坐到酒吧门口的长凳上抽烟，沉默半天，女孩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她敷衍地回答，男人都有些幼稚。她发现，这句话让女孩获得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般，劈头盖脸地历数遇到的问题——那种幼稚真是难以忍受，在一起之后就再也不把女朋友当回事儿，每天都因为这些在吵架……说到最后，女孩坚定地告诉她，他们迟早会分手的。这个过程中，她意识到有一种诉说的冲动同样在她的胸口打转，仿佛被女孩传染了。但她始终还是忍住了，小心翼翼地挑选用词，没有透露太多。

　　她能說什么呢？他们也有问题？可那些都不能算是吵架。那只是他单方面的一次次崩溃。每次崩溃时，都让她赶紧走。有时他会耐心地说，这样对她不好，更多时候，他会借着酒劲让她滚蛋。有一次，他反过来问她，明明知道他不爱她，也没有未来，为什么还要在他身边待着。她说是为了他能好起来。他仿佛终于找到了她的弱点，反问她，“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走了我才能真正地好起来。”

　　是这句话击中了她，让她在长时间的拉锯后，立刻收拾了她那个肉粉色的小行李箱，离开了那套位于十七楼的公寓。那是冬天，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寒意扑面而来，她想到了“牺牲”，她不乏悲壮地想，这就是爱。其实她哪儿也没去，漫无目的地在小区边上的几条马路上游荡。过了十二点，她进了那座公园，找到一个座椅坐下。她会冻死吗？这念头闪过了她的脑海。然后她想到，离他真正爱上她，或许就差这一个晚上。

　　但他又把她找回去了，不是么？甚至没等到天亮，他就下了楼，像捡起一只小猫般，用宽大的肩膀裹住她，拎回那套公寓，把她扔进了那张慢慢熟悉起来的床上。他们搂在一起，她一点也不觉得委屈，相反，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感降临了，那感觉甚至比当年的两个星期、多年后重新遇见的时刻更加强烈。

　　他们都说过伤害别人的话，女孩、她，她们的男朋友。但那些只是一个个的小插曲。她和女孩并没有因为那个晚上的倾诉而变成朋友，也没有真正和各自的男朋友分手。现在，她坐在女孩的婚礼上，肚子里的胚胎正在发育，而那个女孩——婚礼的女主角，正挽着给了她生命的男人，走向她认为自己要共度一生的男人。两个婚礼摄影师站在不同的两个方位，镜头正对着她明亮庄重的脸——那几乎是一种郑重而沉郁的幸福。她身后跟着两个花童，似乎被太阳晃得睁不开眼睛，正凭着直觉往前走，篮子中的玫瑰花瓣胡乱地撒向两边的宾客。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气洋洋的笑容。

　　直到新娘走上典礼台，被交到新郎的手里，她才注意到他们的脸逆着光。她看了一眼摄影师手中的机器，佳能的5D3，过得去的机器，但拍视频时的动态范围不够，按现在的角度拍摄，要么背景过爆，要么新人的脸糊成黑乎乎的一片。只要把典礼台摆到另一边就行了。她想。她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所有人都应该停下，听她的，由这位专业导演重新安排布景和拍摄角度，修正正在发生的错误。

　　手机的振动打断了她。一条微信，写着“新娘美吗？”，来自于“嘉嘉”。她放回手机，目光回到典礼台上，新郎和新娘正在交换婚戒，然后亲吻对方。新郎低下头的时候，她看见了他：正和其他人一样，注视着新人，面带微笑，神色温柔。接着，她后知后觉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他是个非常招人的男人，这点不难理解。他身上那种满不在乎与敏感交织的地带，是一个成年男人身上的孩子气。这是他身上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这点更致命。有时他会说起那些女人，比如饭局上初识的客户，要了他的号码，不停发带有暗示性质的短信；比如多年没见的前女友，再次为他坠入情网……他说他不喜欢主动贴上来的女孩。她听得脊背发凉，但还是努力表现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偶尔插上一两句捧哏般的话，甚至和他一起去分析那些女人的心理。

　　一个长相性格都有些像他妻子的女孩。他曾这么形容“嘉嘉”。“低配版”，“一个单纯的傻女孩”，他用一种不太看得上的语气提起过，“她太直接了。”但他曾不止一次深夜接到过她的电话。他说嘉嘉在什么地方喝得烂醉，寻死觅活，她记得他说——真是可怜又可气，她记得他满脸的不耐烦。可他还是去了，出于同情——去拯救一个可怜的女孩。

　　她只是说，早点回来。

　　那种猛然醒悟的刺痛消失了，变成一种缓慢的、被奋力压住的钝痛，像是潜水时撞上了一块巨大的珊瑚礁。她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眼睛，看得过久，那张逆光中的脸模糊起来，显得不真实。接着，他的目光扫过她，很快，又回到她的脸上。

　　他冲她笑了笑，她也回了一个笑容。

　　她用拇指的指尖轻轻划过食指的指腹，仿佛这是她与自己签订的一个契约这天黑请闭眼——睁开眼睛后，请把那些念头放在一边，对它视而不见。

　　她知道这个。她早就知道。

　　她又划了一次。天黑请闭眼。睁开眼睛后，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涌上心头。

　　时间接近正午，阳光刺眼，她后悔没有穿T恤外套出门，这样就可以脱掉外面的衣服。永结同心。这个词终于出现在台上的发言里。新郎和新娘吻在一起。她走神了，当然她可以解释，这是天气太热了。她脑子里想到的是以前拍过的那些与家庭有关的广告——家居产品、油漆、婴儿用品……她对演员说过很多次：回忆你和另一半在一起时那种真正快乐的感受。她让演员们在大大的客厅里逗别人的孩子、在铺着草坪的后院中给借来的金毛洗澡……把那种真正的幸福感展露出来。可她想的明明是：那种幸福就像一个样板问，都是她这样的人导演出来的——中产阶级、三口之家，多么令人向往……

　　快结束的时候，她仿佛经历了一次溺水，一种由内而外的潮湿。但好歹她将自己救上了岸。她平静地看着他和别人合影，甚至还有心情想到那排整齐的牙齿真是好看。等他终于忙完，她将手机递过去，用一种微微抱怨的语气说，“可算结束了。”

　　“婚礼嘛。”他说。他们站在大厅门口，等待座位的安排。他摁亮手机，看了一眼。她说起新娘母亲落泪的事情，假装没有注意到他朝她投来的一瞥。她可真擅长这个，她想。就像他曾说的那样，她是一个有心眼的女人——比他妻子有心眼多了。她面对他说起的那些前女友和爱慕者竟然毫不改色，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远远算不上谎言，更没有什么道德性的错误——这些才是他真正在乎的部分，他想要一个好女人。

　　她花了很长时间将自己变成一个好女人，不吃醋，但要适当地用撒娇表达对他的在乎；不提她蒸蒸日上的事业，以免刺伤他作为男性的自尊；对他绝对诚实，不能与异性过从甚密……她甚至为此疏远了那个共同成长、一起从广告拍到电影的编剧朋友——因为他无法理解“男同性恋”。那只是男人接近女人的一种龌龊的手段，他说。和编剧停止任何非工作性质交流的一年后，她收到了一条信息，说她正在毁了自己。她回复：你不懂。

　　她知道她失去了唯一的朋友。她有意让自己的世界中只剩下他。

　　她像个慢热的长跑选手一般，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享受起余下的婚礼。午餐的食物很不错，比起她吃了三个月的剧组盒饭，简直称得上是人间珍馐。她几乎一个人喝完了那锅松茸竹笙汤。或许会有人在心里犯嘀咕，但她想，管他呢。午后在花园中闲逛的感觉也很好，鸟儿的叫声不绝于耳，尽管在草地上坐着的她，只能看到几只站在树梢上的麻雀。他的朋友们过来打招呼，她自然地说起自己的工作，嗨，拍戏才是最苦的。她欣然接受那些赞叹她工作的外行话，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大家所关心的明星秘闻，说得大伙儿瞠目结舌。是不是太轻狂了——这念头只是闪过了一瞬，很快又被那种蠢蠢欲动的说话、大笑的冲动盖了过去。

　　不仅仅是今天，还有以后的很长时间，甚至她的一生，她都不会忘记这个下午。某种突然的变化发生了——她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原因——她从一种持续了很多年的紧迫感中解放出来，变得放松，甚至因为对此没有心理准备，而过分地表达了出来。她注意到他一直不远不近地旁观着她，有意保持着一点距离，但她回避了假想中他对自己的评判，也没有主动去解释什么。

　　等到婚礼差不多结束，他们和站在门口送客的新人告别。新娘拥抱了她，背着男人们悄悄鼓励她，你们也赶紧。她笑笑，没有回应，也没说什么俏皮话——那种想要表达的冲动正在慢慢退潮。她跟着他，默默走出大门，又在走去停车场的半途中，跟着他在一家咖啡館户外位置上坐下。他们小口小口地啜饮着咖啡，叉子上小块的蛋糕送到嘴边又放回去。事实上他们的肚子再也没有一点多余的空间，这个店里的东西也绝对说不上美味。

　　“她说了什么？”他开口说了这个。

　　“没什么。”她说。她注意到他用叉子一下下地戳着蛋糕，脸上挂着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她让我们也赶紧的。”他抬起头看了看她，她没有退缩，注视着他那对眉弓下深邃的眼睛，“让我们赶紧结婚。”

　　“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他避开了话题。

　　她听到幸福的时候，想起了蝴蝶。那些愚蠢的蝴蝶。“花蝴蝶，你慢慢飞，前面有个小树堆。”她竟然唱了出来，尽管不确定歌词是不是这么写的。她被自己逗乐了。现在，她不想去反驳他的观点，也不想附和。她告诉过数以百计的人要怎么表现幸福感，幸福早就变成了她导演过数百次的残渣。她觉得她以后可以拍拍自己的幸福，片名就叫“幸福免疫”。

　　“你怎么了？”他的声音中有些许不悦。

　　“什么怎么了？”她疑惑地反问。

　　于是他不再追问。就像他对一切事情的态度，顺其自然，从不做无谓的努力。因为这点，这场短暂的下午茶更显得尴尬，好像他们专门找了这么个地方，只是为了各自说出几小句简单的、无法深究的对话。她假装欣赏着春日午后的阳光，但一会儿就真的入了戏：纷纷扬扬的梧桐飘絮像一场盛大又虚假的降雪，如同她要在其他季节拍冬天的场景时，用造雪机造出来的那种硕大的人工雪花。她忽然想起上一次这样坐着的情景，大概是刚毕业那几年的某一天——有一些小小的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可以放任自己沉浸在那种单纯的进取精神与成功的喜悦之中。那是青春的最后几年。在那以后，事情变得复杂，一些现实需要被认清和接受。此刻，她甚至想到，她可以成为一个有作品的导演，但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她真正欣赏的那类大师。但这没什么，或许唯一称得上遗憾的是，她本应更早一些知道这些，对那些时光心存感激，却让它们过于轻易地溜走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她没有捱过沉重的困意，靠在椅背上睡了一会儿。她做了一个纷乱的梦，粗布长袍、竹制的斗笠——这是她电影女主角的装扮。她穿过一望无垠的沙漠，走到一个干旱的车站。接着她梦见了他，正是那辆车行驶的终点。

　　她说，“我做梦了。”她调整了一下坐姿，窗外闪过一根根的灯柱。

　　他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我从没见过你下午的样子。”

　　“哦？什么样子？”

　　“说不清。”他沉吟片刻，接着费力地解释自己的想法。以前的她，总是在刻意地说话、做事，好像要把自己装进一个模子里取悦他，他始终没办法习惯这点——这是他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想法，她本能地想反驳他，但马上忍住了。迫切需要讲话的是他。他说他没见过她今天下午的样子，放松、自然，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得想想。”

　　他微微蹙起了眉头，这是他思考时的表情。她瞥了他一眼，却没有注意到这点。她扭过头，盯着挡风玻璃，发觉上面有一些难以辨认的水渍。她猜上海前几天下过雨。她觉得那话有些滑稽，像一个孩子发狠要去弄懂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她认定他不会真的去想，也不会真的去理解。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她说出这句近乎指责的话。接着，她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问他十年前为什么离开——这问题现在听上去多少有些可笑。难道不是他先说爱她的么？那是十年前一个暮春傍晚匆匆的表白——在她的回忆中渐渐被打磨得发亮——那具有侵略性质的注视，用目不转睛来表示自信与笃定。他永远不会知道，真正迷住她的，不是那句表白本身，而是他那副命令式的语气，以及这语气后被压住的紧张。于是她像是一架被启动的机器，将全部的身心奉献了出去，坚信属于她的时代、她真正的人生从那时开始了。

　　“那你爱过我吗？”他扭过头，直视着她的眼睛。

　　这又是一个暮春的傍晚，过早到来的暑气正在慢慢消散。她没有立刻回答，转过去打开了车窗，好让自己能透一口气。风声在耳边呼啸。春天的风。像十年前的傍晚一样温暖和煦。现在，她怀着他的孩子，却无法不假思索地说出“爱”这个字。紧接着，她意识到，这片刻的迟疑中，她泄露了自己——不仅向他，更对于自己。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