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走出列车，巨大的、五彩缤纷的喀山车站立即跃入眼帘，它比我在喀山所见的一切建筑都更醒目，更壮观（我想起喀山克里姆林宫中那座小小的、有些倾斜的苏伊姆别姬塔，还有塔上荒谬的大钟）。而这里，就连车站都像一座壮观的宫殿！首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应该如此！在喀山，我们乘一辆卡车去车站，途径一条条狭窄的、起伏的、积雪的街道。而在这里，我们出站后便来到巨大的三站广场，另外两座车站也像喀山站一样壮观。在喀山送我们去车站的是几位笨手笨脚、裹着棉衣的姨妈（我们在喀山的亲戚）。而在这里，来接我们的是一位身穿皮大衣的高大美男子和一大排身着制服的搬运工。我们走向人行道旁一辆加长的黑色轿车（这是一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轿车，当时最大、最豪华的轿车），车里钻出一位风度翩翩的男人，他戴着金丝夹鼻眼镜，花白的头发理成漂亮的平头，他便是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索洛夫，我的外公。

　　“你好，阿列芙季娜！”他拥抱了我的妈妈，也就是他的女儿。之后，他突然与我们的外婆亚历山德拉·伊里纳尔霍夫娜接起吻来，“你好啊，亚历山德拉！”

　　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感觉眼前的一切有些奇怪。我们心爱的外婆，纯朴快乐的外婆——与这个仪表堂堂的老头！脑子里想象不出，他俩还曾做过夫妻，还养大了两个女儿。生活真会作弄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莫斯科有了与他崇高新身份相匹配的新家庭（看来他不会邀请我们去那里）。他严肃地、不带笑容地握了握格里高利（我们的爸爸）的手，表达了问候，然后才转向我们三个孩子——我和两位姐妹。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因为我是他当时唯一的孙子。

　　我对家庭变故的细枝末节并不了解（父母不跟孩子们谈这些问题），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时刻。我记得我摘下了帽子，感觉头上直冒热汗。

　　“是啊！”院士转身对我们的妈妈说，“你们突然到来，简直就像雪花落在脑袋上！”

　　的确有雪花落在脑袋上。

　　“完了！”我绝望地想，“他马上就要溜走了！”

　　我的眼神和他的目光再次相遇。

　　“干嗎傻站着？会感冒的。上车吧！”外公说道，身穿皮大衣的司机打开车门。于是，无比幸福的我钻进有豪华的丝绒座椅的车内，我觉得这车内部空间巨大。我坐到很好玩的儿童座椅上，儿童座椅绑在前座的后背上，我坐进去，绝对幸福。片刻的停顿之后，外婆和艾丽娅、奥丽娅两位姐妹也钻进车里。父母坐另一辆车。起初看到的街道很窄，房子也不高。后来却出现一幢接一幢的高大楼房，形成两堵高墙，石头墙壁上雕有花纹——我们拐上了高尔基大街，莫斯科最主要的街道。多么宽敞，多么好看，多么高大！我的兴奋得到了回应，因为我在汽车后视镜里看到我外公那张巨大的、像是铜塑的脸庞的一小部分，看到了一小部分善意的微笑。这是莫斯科的第一个微笑！1946年！

　　我记得镜子般的墙壁、巨大的吊灯和布满雕塑的天花板。这是叶尼塞商店，莫斯科最好的商店。我觉得我后来看到的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没有这家商店奢华，尤其是它的橱窗，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过橱窗里摆放的那些东西。

　　我的手里，之后是姐姐艾丽娅的手里，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四角为弧形的糖果盒，盒子上是一幅色彩鲜艳的画：骑在白马上的鲁斯兰怀抱温情的柳德米拉，战败的黑海魔王被绑在身后的马鞍上，满脸怒气。①这些糖盒大约就是贫乏的战后生活最主要的装饰，我后来在商店里看到这样的糖盒，总是会感到一阵心跳……但是当时在莫斯科，我却用汗津津的手捧着这糖盒！我妹妹奥丽娅的手里也有同样的糖盒，奥丽娅翘鼻子，大眼睛，长得不像我和姐姐。她高兴极了，可转眼又大哭起来，真心疼啊！她在接过糖盒时，妈妈在商店门口给她买的那只粉色气球突然飞了出去，此刻那气球像是粘在了天花板上那串突起的水果雕塑上。我在叶尼塞商店里没见到外公的身影，却能感觉到他的权威。是谁给我们买了这些漂亮的盒装糖果？不是他（如果是他，我也不会忘记），也不是父母……难道是哪一位售货员吗？

　　这时出现一个仪表堂堂的看门人，他头戴制帽，身着有装饰条的制服（在这个时候走过来的想必都是管事的），站在梯子上伸长身子，使劲用拖把头去够气球上垂下的线头，把线头绕在拖把头上……行啦！于是，仪表堂堂的看门人便俯下身子把气球交给了小女孩。小女孩破涕为笑。莫斯科就是这样迎接我们的。

　　“好了，杜霞！谢天谢地！爸爸来电话了，都安排好了！可以去列宁格勒了！”

　　我在一个陌生空旷的走廊里听到妈妈的声音，便仔细听了起来。

　　在这之前，我好奇地，甚至高兴地环顾了我所处的奇特场所，我就像身在井底，有一个小窗开向螺旋形楼梯，高高的四壁挂满回旋镖似的木头物件（我自童年起就善于幻想）。这木头物件就是马桶盖，住在这里的每家人都用这玩意儿。这份“回旋镖收藏”让我感到很开心。②就像外婆总是很亲热地这样说我：“在傻瓜眼里什么都好笑！”

　　但此刻更重要的是妈妈所说的话。

　　“是的，杜霞，一切都很好！你收拾一下去列宁格勒的行李吧！是的，户口落在工兵胡同！吻你！”

　　“乌拉！”我小声说道。话筒咔嗒一声被放回了电话机。

　　“哟！你没在里面睡着吧？”妈妈高兴地说。

　　“没有。”

　　“那就出来吧。一定要洗手。”

　　我弄出水声，使劲拨开插销，走了出来，我和妈妈满脸幸福，沿着长长的莫斯科走廊走着。后来，在不同的时代，我又曾多少次走过这样的走廊啊！

　　这也是莫斯科，但是另一个莫斯科。我们穿过宽阔的高尔基大街，驶入一道高高的拱门，这里胡同很窄，房子也不高，我们来到三楼，这已是最高一层。但住在这里的可不是闲人，而是体面人。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塔吉亚娜姑姑的丈夫，是一位上校，而且是内务部的上校，不过他不像是警察，而更像是学者、哲学家，他是航空学院马列教研室的副教授。他举止端庄。稍稍喝了两杯之后，他与父亲展开了哲学争论，父亲哈哈大笑，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endprint

　　他们全家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墙边摆满了床，屋子中央的灯罩下是一张桌子。这里怎么还能再装进我们一家连外婆在内的六口人呢？可是在战后，亲戚们之间甚至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孩子们打地铺，他们忙乎一阵，哈哈大笑，相处和睦，不会有什么问题。此时，亲戚们的聚餐还在继续。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的脸很长，脸上布满青筋，稀疏的鬈发已经花白，一双小眼睛不时闪出怒火。他的大儿子弗拉德连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他老是打断父亲的话，对我们很凶，不时喊出一些他从盗版书里读到的话，比如，他用一个指头指着我，高声喊道：

　　“我认出你了！你就是约翰·佩雷拉，你是贩卖黑木头的！①”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他，但弗拉德连却安静不下来。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慢慢站起身来，挡住了身后那幅希什金的名画《森林的早晨》。他高高地扬起右手……

　　“伊万！住手！”塔吉亚娜姑姑喊道……

　　气氛紧张的寂静。伊万的脸色由深紫转化为紫色，坐了下来。

　　塔吉亚娜向她亲爱的兄弟（我的父亲）投去怨诉的目光，像是在说，瞧，天天如此！我的父亲轻轻叹口气，把自己的手放到姑姑的手上，安慰地拍了拍。的确，爸爸和塔吉亚娜长得十分相像。南方人，乌黑的鬈发，明亮的深色眼睛……哦，还有一个人也长得和他俩一模一样，就是姑姑的小儿子伊格廖克，他和我同岁。他一头鬈发，动作灵活，就像个猴子！我捕捉到了他欢乐的目光，他使劲眨了眨眼，然后立即装模作样地一动不动，两掌相握，两眼紧盯着父亲。瞧！我找到我的朋友了！结果，我们成了一生的好友。

　　“好了！该铺床了！”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说。他话音未落，大家就忙乎起来！大家挪动家具，开始铺床。家庭首脑下达如何操作的命令，女主人塔吉亚娜·伊万诺夫娜拿来床单被褥，给我们铺床。弗拉德连和伊格廖克在淘气，用枕头相互击打。这是我在莫斯科的第一次住宿。

　　二

　　我们第二次来莫斯科，是在1954年。莫斯科当时已经安葬了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父亲被任命为加特契纳附近苏伊达育种站的站长，他在那里遇到一个人，不再来工兵胡同看望我們，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过来，于是，果断坚强的母亲把全家拢在一起带到了莫斯科，投奔最亲的亲戚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欢乐、聚餐、亲吻和一致的爱应该能够感化父亲的心，让他幡然悔悟，回到亲人身边。我们的莫斯科亲戚已经得到了第二个房间，在同一个楼道，恰好在第一个房间对面，已经长大很多的孩子们全被安置到第二个房间，而在第一个房间里，大人们的谈话往往持续到很晚。夜间，我走出“儿童房”去上厕所，突然听见大人房里传出一阵我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奇怪声音。这是一位亲人的声音，音调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穿着背心裤衩一动不动地站在楼道里，我突然恐惧地意识到，这是我的父亲在恸哭，我那位高大坚强的父亲。这哭声与亲戚们七嘴八舌安慰他、劝说他的含混声音交织在一起。我大为震惊，甚至忘了我是来上厕所的，我慌乱地跑了回去，跑回黑暗的房间，房间温暖舒适，散发出淡淡的汗味，躺在似乎扎人的毯子里，我一直在颤抖。这就是隐秘的成人生活！有趣的是，我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一大家人、一大堆亲戚来过问你的生活态度是否正确，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在阳光、笑声和打闹中醒来，五个孩子同住一个房间，老大弗拉德连是这座疯人院的开心头目。

　　伊格廖克从毯子下面钻出他那一头鬈发的小脑袋，他的头发理得很精致（我们已经十四岁了）……可他的耳朵却变大了，翘了起来。他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吵闹的“小不点儿”，然后冲我向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昨晚我俩已相互摸清了底，至少，他表现出众。他顺便告诉我，他处处受夸奖，在院子里，在班级，甚至在全校，因为他是校篮球队的……真的吗？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他昂首挺胸，举止优雅！他在莫斯科最好的学校上学，学校就在附近，在这所学校上学的都是大使、部长和大剧院名演员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又出类拔萃，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是不容置疑的饱学之士。是呀！环境显然可以激励人成功。应该说，诸如“激励”“饱学之士”这样的词汇我们当时已经掌握，并常用来装点我们的口语。毫无疑问，我在伊格廖克的影响下也成了优等生，我只有他这样一座“灯塔”。由于他，我不仅成了优等生，而且还成了一位绅士，一位养尊处优的人！“莫斯科学校”——这个名称有着多么重大的含义啊！甚至在很久之后，当人们夸赞伊格廖克的“超常”，更晚一些，当人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责备他，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很有节制，但很有优越感）：

　　“莫斯科学校！”

　　这当然并非仅指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那所中学，而是指整个莫斯科！也不是指整个莫斯科，而仅指莫斯科的“精英层”（伊格廖克最喜欢的用语之一）。

　　“莫斯科学校！”

　　所有的人，甚至连敌人，听了之后都会默不作声。有什么办法呢，这样一所“学校”嘛！

　　穿过高高的拱门，我与他走上高尔基大街，沿街而下，走向克里姆林宫，旁边是一幢带有巨大花岗岩基座的高大楼房。

　　“这里，”伊格廖克姿势优雅地用手一指，“住的全是院士和元帅！”

　　伊格廖克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用下唇包住上唇，几乎舔到鼻子，两只眼睛不知为何也在往鼻子靠近。

　　“我和甘卡·泽林斯基一起去见过他，”伊格廖克继续使劲地挤眉弄眼，同时说道，“八个房间……还有保姆房。他爷爷躺在书房里，像个木乃伊，带着黑丝绒帽子，泽林斯基院士……就是他发明了防毒面具！”伊格廖克漫不经心地添了一句。

　　“你们去那里干吗？”

　　“为了解题。他帮了甘卡！”

　　“我外公也是院士！”我谦虚地插了一句，可他没在意我的话，这让我有一点儿伤心。

　　“你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吗？”我向他提出一个难缠的问题，我要看看我这位长着一副招风耳的兄弟到底有多大能耐。

　　当时大家都在说，尽管还是悄悄地，说在给斯大林送葬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相互挤压，疯狂的踩踏，死了很多人。即便死后，斯大林仍然展示了他威严的力量。可是，对于伊格廖克而言原来并不存在任何困难问题。endprint

　　“当然参加了！”他说着，痛苦地紧皱眉头（显然是因为我的愚蠢问题而感到痛苦），“我去见明卡·拉夫连季耶夫，他是驻美大使的儿子，我们去了他们家的院子。那里有警卫，但让我们进去了。”

　　就是这样。

　　“那……他当时什么样子？”我不无激动地问。

　　“也就那样……没什么印象……”

　　关于各族人民领袖的外貌，我在伊格廖克这里第一次听到了这一居高临下的评判。是啊，我这位兄弟飞得真够高的，他与之交往的都会是哪些人呢？！

　　“我会介绍你认识我的朋友……但之后再说！”他指明了我的位置。

　　克里姆林宫在稍稍靠右的方向高高耸立。

　　“真漂亮！”我喊道，但又立即发现不对头，我是否显得过于天真了？

　　“是还不错，总的说来，”他表示赞同，“事实上，费奥拉万蒂为了建造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设法烧砖，这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遭……结果也出了差错！”他说道，依然有些居高临下，也就是说，费奥拉万蒂嘛，当然也很努力，可是他伊格廖克，还是能做得更聪明一些。

　　“我们……去看看列宁墓吗？”

　　“今天不行。有专门为精英人士代表安排的参观。”

　　“你能参加吗？”

　　伊格廖克只笑了笑，作为回答。瞧，见多识广的莫斯科精英啊！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呢，在这座世界大都市里有一个人，他是我的兄弟，即便是表兄弟，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后来，我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莫斯科，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即便如今，莫斯科对于我来说依旧是一座荣光之城，成功之城！父母也鼓励我和莫斯科的亲戚保持友谊，这些堂兄弟，美男子，全优生！

　　当我们在莫斯科会面，我们对完美的追求就会变得难以遏止！在“第一理发店”（还能去哪里呢），在高尔基大街（还能在哪条街上呢），在伊格廖克的“私人理发师”处（怎么能去找其他理发师呢），我们把我们当时还很浓密的鬈发弄成两个夺人眼球的大卷，一个上翘，一个前突，然后走在当年人还不太多的莫斯科街道上，浏览漂亮的橱窗，“寻找转瞬即逝的享受”，伊格廖克的这句话说得有些做作，却完全符合他的风格。

　　我认为，50年代的莫斯科是整个苏联时期这座城市状态最好的年代。“斯大林文艺复兴”风格的高楼将之前各个时代的装饰性奢华融为一体，当时这些大楼刚刚落成，光彩夺目，当你昂起脑袋欣赏它们，那么显而易见，你会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它们更美。街道十分整洁，得到精心的维护和保养，商店里的大理石地面闪闪发亮，女售货员们亲切热情，头戴浆洗熨烫过的圆帽。我特别喜欢一家名为“水果”的商店，它就在高高的拱门旁边，店里的每一枚苹果都是红扑扑的，放在单独的羊皮纸口袋里，散发出香甜的气味。我到那里去就是为了闻苹果的香味，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能提起我情绪的一个重要刺激源。之后，我与伊格廖克一同继续沿着“享受路线”前行，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时刻，在某条悄静的莫斯科街道，我们会突然觉得，我们是这座天堂里仅有的两位住户！在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应我的请求，我们走进了“俄国美酒”商店，里面充满“奢华的味道”，很香甜，有点黏味，再走一步，就可能绝对幸福起来，那里卖散装酒，我当时已经十六岁，就建议尝一点儿酒，可伊格廖克却皱着眉头说：“这不雅观。”问题到此为止。之后，在我们的一生，“这不雅观”这句话常使我们冷静下来，避免做出考虑不周的决定。

　　在涅格林卡河的起点处（三级台阶往上），有一家最舒适的咖啡馆叫“亚拉腊”。用手撩开竹帘，步入怡人的昏暗处，吸上一口咖啡的香味（当时还相当稀有），躺进享乐之中，躺进无比舒适的宽大沙发，沙发置于半圆形的壁龛里，灯光在墙壁上映出神奇的风景。是啊……幕布后面就是另一种生活，但舞台布景依然如故，我们暂时地生活在这布景中……失乐园！但它仍在持续。

　　有一次我来莫斯科时，伊格廖克领我去了著名的“鸡尾酒吧”（俄国第一家此类酒吧），伊格廖克说，那儿“全都是我们的人”，他自信地装作一位老主顾。

　　“斯拉维克，劳驾！”他高傲地对一位漂亮的酒吧侍者说道，“给我调两杯‘曼哈顿，和以往一样！你是知道的！”

　　斯拉维克有些慌乱地看着他。此人是谁？看模样是一位长着招风耳的中学生，可看他的架势显然也是有身份的。谁能搞得清这些家住豪宅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所不能。

　　“可是……‘曼哈顿……我们做不了！”斯拉维克有些犹豫地回答。

　　这还用说，是在50年代啊，哪里有什么“曼哈顿”！在最好的情况下，酒单里也只能看到“灯塔”鸡尾酒。

　　“求你给我调一杯！”伊格廖克说，“我知道你会调！”

　　最终，为了打发这位危险的少年，斯拉维克从吧台下面掏出几个酒瓶，倒满两个高脚杯，放上两根吸管，很有技巧地把酒杯沿着玻璃台面推向我们，让酒杯恰好在我们面前停住。伊格廖克用吸管吸了一口，稍稍迟疑一下，然后赞许地点点头：“不错，这可是地道的‘曼哈顿！”我如今回忆起那口味，仍然感到怀疑：那杯“曼哈顿”里到底有没有酒精呢？不过，在当时这绝对并不重要！

　　“很遗憾，有这种水平的地方在莫斯科仅此一家。”伊格廖克很确定地对我说。因此，我们在离开酒吧时心满意足，身体的什么地方甚至有些反应。对于生活而言必不可少的高傲自大在那时即已形成。

　　相反，这些新潮举动却让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发疯，他的小儿子，尽管也是优等生，却也烫了卷头，沿着高尔基大街“向下闲逛”，这条大街当时被某些人称作“百老街”（为的是不说出“百老汇”的全称），这一切都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受不了。

　　一天，我在他们家吃早餐，喝没煮烂的荞麦粥，这时发生了一场事故。

　　伊格廖克（应该说，是带着他一贯的傲慢态度）跟父亲要钱“去见理发师”（的确是说“去见理发师”，而不是“去理发馆”……细微的差别有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哟，你还要去見理发师！”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愤恨地说。endprint

　　连我都劝过伊格廖克，说话别那么做作，他们会揍人的。这不，连亲爹都打算动手了！……伊格廖克哪怕是说要钱去买书也好啊！不过，所有“该读的”书我和伊格廖克当时都已经读过了。

　　“哟，是要去见理发师？”

　　“是的。我愿意！”伊格廖克放肆地说，“我马上有个重要的约会！”

　　“有意思，和谁约会？他会带上什么？”我恐惧地想道。

　　“哟，你还想要钱？！我叫你要钱！”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抬起没穿鞋袜的脚，一脚踹翻了优等生儿子坐的椅子，优等生儿子的脑袋磕在窗户上。我试图扶住他，于是我俩一起倒了下去。

　　伊格廖克脸色煞白地站起身来，用指尖弹去上衣翻领上的灰尘（当年，即便在早餐时他也穿得无可指责），他转身对我，冷冷地问道：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然后他便走出门去。

　　我对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说了声“谢谢”（是谢他的荞麦粥），随伊格廖克出了门。

　　我俩沿着此时没什么人的高尔基大街行走。

　　“是啊！”伊格廖克很做作地说道，“摧毁旧事物的过程有时是痛苦的！”

　　我想对他说，最好别把事情弄得那么痛苦，可“风格”对于他而言是主要的东西，比内容还要重要。对此我心知肚明，也很欣赏。

　　我俩来到拐角的一幢楼旁，楼里有一家当时很著名的“民族”咖啡馆。我俩走了进去。

　　“应该吃一顿像模像样的早饭了，”伊格廖克说着，又做出他那著名的鬼脸，下唇几乎舔到鼻子，“可是……”他痛苦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子儿也没有！”

　　他这句话的意义可能是可怕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可这绝对不重要。伊格廖克可以借助音调获得享受，还有姿态。

　　“太遗憾了！我把装钱包的公文包忘在家里了！我们回去一趟？”

　　他始终无法让目光离开他映在镜子中的影像。

　　“风格的狂热信徒！”他做出了这样的自我评价。

　　这种自我安慰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该做点儿什么了。

　　“那我们就来点儿小的形式！只有几站路。”我说道。

　　这句话含义模糊，但很有效果。此话让伊格廖克安定下来，虽说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什么叫“形式”。可是伊格廖克崇拜这些词汇。于是很快，我们便已走出地铁车厢来到“新村站”，地铁站里有奢华明亮的玻璃镶嵌画，树叶和鲜花。直到此刻我仿佛还能看到当时的我们，身披镶嵌画投射出的彩色光芒。我俩乘电梯来到卡利亚耶夫街（如今叫新村街）。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和我外婆有两个女儿，即我的妈妈和柳达姨妈。柳达姨妈孤身一人生活在莫斯科（她丈夫在战争中牺牲），我们善良的外婆因此常去看她，怕她太孤单，与此同时，我想，外婆也想躲开我们这个多口之家，暂时歇一歇。但我来莫斯科做客时，也常追到柳达姨妈家去看外婆。

　　于是，我便带伊格廖克去她那里，去我们的天堂，姨妈住在卡利亚耶夫街，也就是今天的新村街，这都是为了我亲爱的兄弟，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意付出一切。自从我们那次从喀山来莫斯科并在伊格廖克家借宿之后，伊格廖克再也没有见过外婆。

　　我直到此刻还记得，当时的伊格廖克，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唠唠叨叨，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还在路上就开始了“表演”。

　　“好啊，好啊！太棒了！亲人的激情！我们就这么做！”

　　当我俩走进走廊（是邻居开的门），这也是筒子楼的走廊，但明亮宽敞，外婆走了出来，满面笑容，跟在她身后的是柳达姨妈，伊格廖克疯狂地扑向她们，紧紧拥抱她们，热情亲吻她们，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好了，好了，伊格廖克！”外婆笑着说，“我已经知道你多么爱我们了！”

　　当然，外婆给了我们钱，而且没有任何教训，满面容光地就给了！我想，她那天很开心，因为天气很好，两个孩子成长得很不错，看来也不会去做任何傻事，给他们一点“预付款”，他们可能要买点儿什么。我现在依然认为，我们当时并未使坏。

　　当我们再次去那里，伊格廖克不停地说：

　　“激情！激情！为了从亲戚那里拿到钱，就需要激情！”

　　但当我们离开外婆来到院子里，我却发现他深受感动。

　　“你外婆多好啊！”他说道，“我起初很担心，我以为，院士的妻子，会对我们很高傲，戴着夹鼻眼镜！”

　　“怎么，你忘了她的事？”我骄傲地说。

　　之后，我和伊格廖克站在花园环形街边（靠近契诃夫街），大街的一侧满是大卡车，车上满载着漂亮的年轻人，他们满面笑容，身着五彩缤纷的衣服，他们在车上跳舞、招手、歌唱——这就是第一届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1957年。我觉得，我俩站在这里绝非多余，绝非偶然，我俩彼此一看，都是合格的代表……我们是获得金质奖章的中学毕业生，在简单的面试之后我们便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最著名的高校，我进入列宁格勒电力工程学院，伊格廖克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一位身段灵活、相貌漂亮的黑人姑娘一边舞蹈，一边给我们送来飞吻。飞吻是送给我们的。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我在莫斯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

　　三

　　伊格廖克未能步入精英阶层，他在大一之后便去工厂实习……但他始终是“风格的狂热信徒”，始终仪表堂堂！他用绝对罕见的方式敲击钢琴，还跟音乐学院的女教师尼娜·多别罗学琴（我认为，这样一个精致的姓氏也不是随意选取的）。的确，他俩不是在音乐学院上课，而是在她“家里”（近些年，他说出“家里”这两个字时都带有某种朦胧的多重含义）……奇怪的是，伊格廖克绝对不追求舞台上的成就，这些音调就是他的主要目的。近些年（根据伊格廖克的朦胧暗示），他俩的会面就完全不需要钢琴伴奏了。

　　“但我在音乐界很有口碑！”他很谦虚地说道，并精彩地予以论证。在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获奖者范·克莱本①的汇报演出中，我和伊格廖克坐在第三排，坐在前两排的人紛纷向他致意，他也很矜持地冲他们点头。endprint

　　音乐会开始了。为什么恰恰是范·克莱本得到了我们的由衷爱戴呢？因为从他弹奏出的最初几个音符便能得知，那场我们终日耳闻的“冷战”，只不过是那些被专门雇佣来的傻瓜们杜撰出来的东西，就让他们去杜撰好了，每当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格什温再度复活，所有的人都会变得美好起来。如果在克莱本的位置上坐的是另一位音乐家，那么有可能，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部经典音乐作品的完美演奏，而克莱本却能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1958年。

　　音乐会结束后，观众来到外厅，似乎都在期待什么。节日难道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就是苍白的日常生活？这时我突然惊喜地发现，节日仍在继续，而且是围绕伊格廖克进行的。他身边聚集起一小群人，起初，多别罗介绍他认识一些“最重要的人士”，后来，不需要她的引见，他也能自如地交往了。

　　“是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知道，我知道，小毛病！”他弯下腰，咳了起来，像他那位交谈者一样，再有片刻，喉咙里就会咳出血来。

　　“是啊，弹得不错，不错！”他很矜持地对一个白发老人的意见表示赞同，可突然之间，他看到一位秃顶人，便两手一拍，冲过去热情地亲吻对方，然后拉着对方的手不放，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吻的人知道这个吻了他，之后还拉着他的手不放的人是谁吗？或许不知道，但他内心里会觉得，这是一位“最值得尊重的人”！那些“非协作人士”（这也是伊格廖克最傲慢的用语之一）一脸郁闷地走向出口，忌妒地看着这群活跃喜庆的“被选中者”（尽管是伊格廖克本人“选中”了他们）。或许，某位离音乐界很远的人甚至会想：“这莫非就是范·克莱本本人吧？”但这是伊格廖克，一个更为重要的人，至少对我而言更为重要。一所名叫“美好生活”的莫斯科学校！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如果有人问我，我这一生中最欣赏的东西是什么，我会说：是伊格廖克！他在设法延长节日，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而他这样做绝对是无私的（他已不再有什么音乐前途）。

　　还有一段关于莫斯科的记忆，我当时住在外婆那里，在新村街。“新村”的生活不同于市中心。如今，在我人生的最美好时刻，我时常回忆我当时在那儿醒来后看到的场景，窗外是绿色的庭院，花坛散发着袭人的芬芳，明媚的寂静，只有邻家的窗口传出甜美的咏叹调和宣叙调，住在隔壁的剧院男高音醒来了，他在洗漱，在歌唱，當时充满内心喜悦的我却从未问起他的名字，如今更永远不会知道了。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清晨。

　　那样的生活还有遗留吗？我要轻轻地说上一句：还是有的。直到今天，我最喜欢的莫斯科地铁站就是“新村站”，我在这座车站旁生活过，走进车站，我每一次都会因为玻璃镶嵌画上那些鲜艳的花朵和树叶而欣喜。没有一座地铁站能与之相比。如今，半个世纪过后，我乘坐人满为患的地铁列车经过此站，每一次都要竭尽全力地伸长脖子，以便能看到那些花朵，哪怕看到一朵也好，于是，我的心情便会变得轻松一些了。

　　① 本篇原题《Московская школа》，作者瓦·波波夫（ВалерийПопов）生于1939年，俄国作家，圣彼得堡作协主席。——译注

　　① 这是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情节。——译注

　　② 苏联时期筒子楼里的厕所是公用的，每家有自家专用的马桶盖（一个半圆形木条），用后便挂在墙上，主人公觉得它们状似澳洲土著人的回旋镖。——译注

　　① 这是根据凡尔纳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十五岁的小船长》（1945）中的一句台词。——译注

　　① 范·克莱本（1934—2013），美国钢琴家，1958年在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一等奖。——译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