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未

　　圣安娜教堂对面有一座老房子，是我在爱尔兰科克市住过的国际写作营。教堂钟声每小时歌唱一回，从入夜到天明，奏响各种圣歌，近在咫尺，震得脑壳时时刻刻发出愉快的战栗。房子的正门上有三个锁眼。卧室的百叶窗古意盎然，床垫弹性适中。管线系统随着房子老了，任何诸如使用热水壶、洗衣机之类的行为都会导致短路，得时不时把保险往上抬一抬。

　　写作营大多选址古旧的房子，如果在远郊，就是独立的老庄园，水电系统乃至香草蔬果自给自足。这些住处舒适得有些奢华，每一处的油画挂毯雕塑摆设都像是在对你低语，写吧，讨论吧，思考吧，住在这样的地方还没灵感太说不过去了吧。有的写作项目负担所有旅行开支，有的除了住处还有一日三餐提供，有的以发放补贴来替代供餐服务，像是此地，大家可以自己去食品市场采购，回来做饭。

　　这栋房子位于科克老城区中央，最惹人喜爱的区域是厨房，宽敞明亮，厨具齐全，两扇对开的玻璃门通往后院，可以随时信步走出去呼吸一大口清冷潮湿的空气，仰望教堂钟楼，摘一小把清晨刚熟透的黑莓，或者喂养那三只间或拜访的邻家肥猫。房间里有一张硕大无朋的花梨木餐桌，是入住的作家们相互聊天最多的地方。

　　但是我想说的是厨房墙上的那张地图，黑胶带固定四角，就粘在告示白板右侧，靠近暖气总闸的地方。这是一张只有欧洲区域的地图，图上有蓝黑粗线标出的许多圆点，这些墨水化开的圆点边上都写着歪歪斜斜的单词，乍看像是地名，仔细看又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地名，在我略知少许的六七种欧洲语言中也没有对应的词义，莫名其妙的。

　　我每天煎三文鱼和烤面包的时候都对着那张地图，久而久之，生出越来越多的好奇。这些地点分布在波罗的海、北大西洋、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包括希腊、瑞典、拉脱维亚甚至冰岛在内的偏僻海滨，还有挪威和丹麦的森林中央，意大利著名湖区的冷僻小岛，比利时的老城区，阿尔卑斯山脉穿越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一线的寂静村落。我猜想这是一个怎样的秘密组织，居然有这么多分会。肯定不是旅行社，这些地方虽然风景绝美，交通都极为不便，不要说七天九国，七天连三个地方都到不了。

　　拥有这么大规模的网络，若不是极有商业价值，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宗教组织。然而这不像是教会，教会至少应该选址在有一定居民聚集的地方吧。我觉得更像是寺庙，这些地点若是供僧人云游修行，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可是欧洲哪里会有这么多寺庙呢。

　　有一天清早，派屈克含着一支牙刷下楼煮咖啡，看见我对着地图发呆，就细声细气地对我说，你不知道这张图的故事吗？这都是汉娜标出来的，她差不多知道所有地球上的写作营。你要是给她一张世界地图，她也能这么画满了。

　　这些都是写作营？我忍不住凑近了细看。派屈克又说，汉娜是个牛人，完全可以给文学写作营做代言人了。你肯定知道每个写作营都有各自的开办周期，有的一年两季，冬夏，有的只有春季或秋季营，有的两周，有的两个月。申请也不容易，被拒是正常的，录取是中彩票。汉娜刚离婚那会儿，净身出户，没有地方住，就开始申请这些写作项目。她居然拖着箱子，带着所有家当，从一个写作营到另一个写作营，中间没有断点，就这样在各种写作营住了整整两年。直到现在，她一年究竟有几个月需要自己租房子住还是个谜呢。

　　往瑞典去

　　每个小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就像是科克，买一张火车票去都柏林需要将近七十欧元，去汽车总站坐白色艾龙车，车票十七欧元。本地人压根不考虑这两种选择，他们乘一种名叫“空中沙发”的绿色汽车，才十欧元。这种汽车既没有售票站，也没有车站和发车时间表，基本上就是口口相传的形式。前十分钟，离河岸边还是海鸟翻飞，一派寂然，后十分钟，陆续来了许多人，拖着箱子站定在某个固定的地点，向同一方向眺望。你便可知道自己没等错时间和地方。汉娜称之为很有“古趣”写作营就是这种古趣的集大成者，混迹其中的途径只可言传与身教，没有一本系统的工作手册。或者说，我们有幸遇见了汉娜，她就是一部会走路的写作营指南。

　　想象中的汉娜应该是一个红头发，三十出头，眼圈鸟青，瘦骨嶙峋，穿着破洞的牛仔裤，周身刺青，穿着鼻环，总之该是个无家可归，流浪成性的愤青形象。当派屈克帮着我把名字和脸对上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口中的汉娜就是家庭妇女模样的那个小说家。

　　她将近五十岁的样子，金色短发，皮肤细腻白皙，德国人。准确地说，柏林墙倒塌前，她是联邦德国人。从脸形和锁骨来看，她可能被误认为是消瘦的。从手臂的肌肉判断，她是强壮的。但是从臀部和大腿的发福程度而言，她与任何一个常年待在厨房里为全家煮饭的富态欧洲大妈毫无差异，身着一件丁香花宽松衬衣，或是鸢尾花宽脚裙裤。

　　她嗓音沙哑，说话慢条斯理，跟谁说话都像是幼儿园老师在抚慰小朋友，笑眯眯的，耐心十足。所有作家中，她是唯一一个考究做正餐的人，每天晚上施展十八般武艺又切又腌又粉碎，煮煎烤焙两个小时，摆开全套刀叉杯盘，有时候还点上蜡烛，就为了坐下来细嚼慢咽一刻钟。说实话，作家内心对食物的要求都很考究，只是绝大部分都不愿意花精力下厨。

　　这是秋季，爱尔兰南部，傍晚八点，日光正在雨中隐成一抹酡红，汉娜坐下来吃她的正餐，英国市场买回来新鲜和尚鱼，用培根裹了，慢火烤熟，配自汁和白芦笋。我煮了碗菜泡饭。派屈克在吃他千年不变的意大利笔管面，十二分钟的速食。厨房里有前一批作家临走时留下的小半瓶波特酒。饭后我们各自斟了一小杯。记得好像总是这样的场景中，汉娜开始向大家传授机宜。

　　话说这些写作营的名单，汉娜说，若是你用谷歌引擎搜索关键词，得到的无非是一些廉价的长租旅馆，你得掏钱才能去。或者搜出一些完全官方化的写作营，网络上的申请表完全是摆摆样子，无论你申请多少回，得到的永远是“谢谢你，对不起”。汉娜顺便用我熟悉的中国文化跟我打了个比方，就像是你们的寺庙，当地政府拿去当了旅游景点，就不再是僧人们清修的好地方了。至于真正的写作营在哪里，它们隐形在各种僻静所在，没有标志，没有门牌号码，去住过的人才知道具体方位，才能告诉你住宿如何，有无膳食，暖气足不足。告诉你该怎么申请，向谁申请。

　　有的写作营可能会有一个荒芜的网站，填写申请表前，你得写个邮件，最好打个电话去确认阿上提交系统是否还在工作。有的写作营只有一个联系人，你从熟人那里探听到这个邮件地址后，直接写邮件去申请。当然审核申请的程序并不因此有失严谨，多位专家组成的评委团是必不可少的，审核写作成就，审核作品样本的质量。

　　汉娜去过苏格兰的一个写作营，山谷幽深，森林浩瀚，还很难得地供应一日三餐，食材名贵，厨师是食神级别的，正餐美味到难以形容。照理说这样的写作营申请难度必定极高，条件好的写作营总有不少申请者竞争仅有的几个名额。好在这个写作营没有网站，也没有任何公开信息。只有知道主任的私人邮件地址，写邮件过去，他才会给你一张申请表，用信封装了平邮给你。你填好之后，再用信封装了平邮给他。无论评委团是否批准你的申请，都会有一封回复信同样装在信封里寄给你。

　　至于颇有古趣的邮政系统是否运转正常，这反而成了你是否能成行的关键。像是瑞典某个写作营去年春天给我寄了一封邀请函，直到今年秋天这封平信还没抵达我的信箱。我去邮局询问，反而被工作人员戗了，说是瑞典那个啥岛的邮局寄出的，你去瑞典查啊。又说，有重要的事情干吗不叫快递啊？

　　写作营自恃工作很重要，关乎与文学一起坚持与存在，关乎灵魂安宁，关乎每年供养一大批云游而来的作家这种奇异的生物，关乎避世和入世，关乎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和印度作家可以在一张爱尔兰的餐桌上讨论曹雪芹和李白，关乎煮酒论人的去处，关乎写作这个无为的行当是否会灭绝。正因如此，写作营不喜欢用快递公司，他们相信只有用最古老的邮政系统，才能找到最合适的作家。

　　至于入选，就像是凭空得了一段偷来的时间。在任何写作营的那段日子里，不必应付日常生活的各项支出，也不用操心水管阻塞之类的杂事会把你从椅子上拽起来，几周或几个月，供养着你，让你遂着心愿写。这种日子幸福，又幸福得没有底气。因为等价交换的是，你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消失相应的一段时间，远离过去将来，远离曾经的自己。

　　来写作营的作家们讨论一切灵魂命题，相互观摩作品，却从不过多谈论他们为什么申请来写作营，仿佛这个话题被默认为大家彼此心知肚明，通常仅采用一个关于家庭状况的提问开始与结束。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男作家说他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家一起点头，貌似已经明了他为什么要来这里。我猜想大家的理解也许是家里太吵，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美国芝加哥的女作家说她只有一条狗和一个男朋友，大家又一起点头。我勉强理解为，也许大家认为她的男朋友恰好可以照顾她的狗。派屈克说他刚毕业没几年，光棍一条，大家依然洞察一切似的点头。是认为他了无牵挂，来写作营再合适不过吗？

　　汉娜问过我，你觉得写作营像什么？我觉得照顾到她熟悉的文化意象，可以暂且把寺庙的比喻收起来，于是我说，卡斯塔里。她一定读过《玻璃球游戏》。在这片宁静美丽的山区，入选精英学校的学生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使得他们可以专注于精神生活。作为宗教团体中的成员，他们不许拥有私人财产，不许结婚，不得从事普通工作，以保证终身不受俗务的羁绊。

　　写到这里，我要停止把写作营比作宗教团体的暗示。写作营对作家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恰恰相反，是这些作家对写作营很上瘾。他们通常有规律地申请，每年定期去几个地方，妥当规划，留出必要的时间给家庭和谋生的工作。若是遇上孩子学龄将近，或者母亲身体欠佳之类的情况，他们也会中断一两年应付俗务。像汉娜这样多数月份在写作营的实属少数。当初我遇见她时，这种生活她已经过了六年。

　　汉娜有四部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还有一部将要完稿的长篇新作。她三十六岁才开始写作，当时她住在位于柏林郊区的一座老房子里，有丈夫和两个男孩，家庭美满，是个地道的家庭妇女。我读过她两部小说的英译本，是美人鱼的故事。她没有成为乔安娜·罗琳，不过如今收入也不算差，仍然在自己交养老保险，也按时缴纳所得税。这得归功于她也做文学翻译，德语和瑞典语互译。她母亲是瑞典人。

　　离开写作营的前夜，她大力撺掇我们以科克为起点制订一个人生计划，像她那样，住遍世界上所有的写作营。她总是说，周游世界有什么稀罕的，凭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需要三天你就可以绕着地球飞一个来回了。“住遍世界”才是真正了不起的雄心。

　　三年后的夏天，6月，我们在瑞典见怎么样？她很认真地对我和派屈克说，转身从厨房擦手纸上撕下一片，写下一个网址递给我。记得一定要在明年3月份之前申请，这个写作营竞争者很多的，申请得太晚，时段就给订完了。她叮嘱我们。

　　写作营的同伴如走马灯似的，去去来来。只有少数写作项目才是同时开始与结束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看见汉娜的房门洞开，被套枕套和床单卸了下来，叠得齐整，放在地板上。这是资深写作营成员的自律表现。厨房的公用食品区域多了半袋紫洋葱，一盒百丽红茶，这是她没吃完的私人食品，留给我们的。暖气总闸边的欧洲地图上多了一朵巨大的手绘花朵，红色水笔，标注在她与我们相约的瑞典某岛。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

　　往印度去

　　我在爱尔兰遇到过十几个派屈克，有时候对着这位派屈克谈起那位派屈克，这位派屈克又提起另一位派屈克，说到后来我们自己都闹不明白在说谁了。这位与我曾奋战在同一写作营的派屈克来自爱尔兰的戈尔韦，不到三十岁，身材中等，文质彬彬，戴一副板材架绿框眼镜。他是抱着一盆欧芹走进这座房子的。晚上走进厨房，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歇芹摆在餐桌中央，底下垫着个餐垫，周围摆了一圈小蜡烛。整个厨房都清理过了，不锈钢水槽闪闪发亮，所有餐具都重新洗了一遍，倒立在架子上沥干。茶巾也悉数洗了，整齐排列晾在暖气片上。连供回收的空瓶空罐都列队在垃圾箱周围。

　　派屈克和我洗澡的时间相近，我们常在浴室门口撞到。看着他带着巨大一堆瓶瓶罐罐，我只能说，你先洗吧，我待会再来。他小声说，事实上，我打算泡澡。事实上写作营里还没人用那间浴室泡过澡呢，谁会在公用浴室里泡澡呢？我有点后悔，问他，你打算泡很久吗？他连忙腾出一只手急急摇摆，答道，也就二十分钟。实际长度是一个小时，每天如此。浴室里留下散发着浓香的水汽，有时候浴缸边上还有半杯忘记带走的水果茶。

　　某个夜晚，我看见他泡完澡以后坐在洗衣机边上，认真注视涡轮的转动。他轻声细语主动跟我打招呼，嘿，我在洗衣服呢。我建议他大可以第二天早上来收拾洗好的衣裳，洗衣机不用我们陪着干活。他坚决地摇头道，如果有谁比我先打开洗衣机的盖，看见里面的内衣，这多尴尬呀。有一回栽路过他的房间，房门洞开，我无意中瞥见他的两条浴巾竟然是叠得四方，端正摆在床头柜上的。

　　我相信，如果我先生具有他的整洁程度，我们的家庭矛盾会减少九成。可惜派屈克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丈夫。他喜欢同性。这是房屋管理员告诉我的。也许是因为派屈克被安置在与我紧邻的房间，房屋管理员又确信东方人极度保守，于是在派屈克入住之前，她特地强调了这个信息，也许言下之意是，我大可不必担心异性的威胁。

　　派屈克仅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他三年前刚在波士顿念完创意写作专业。我问他为什么要去美国念这个专业，爱尔兰是文学大国，都柏林肯定有这个专业。他说他有亲戚在美国，一百多年前大饥荒逃过去的，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再说他原本是过去念表演专业的，念了两年，头脑轰的一声响，觉得写小说也许更适合自已，就转去念写作。

　　他还记得当初的导师对他们说，你们选择了写作，就是选择了地球上投入与产出最不公平的一项事业。你可能弯腰驼背写一辈子，连一本书都不得出版。你可能为了写作不结婚不要孩子，穷心竭力到老还是一个需要巴结评论家的小人物，最后孤独死去，连个追悼会都没有。我知道你们中间有的人写作是想要买一张彩票，名利双收。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写作让你们大富大贵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如果你们是奔着豪宅和私人飞机来的，趁早改行，这个决定会立刻使你实现理想的概率高出一百万倍。当然选择写作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小小的外快。至少我可以保证，上了这条贼船，你们即便没有一毛钱。也能够以一种优雅而富足的方式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导师说的一定就是写作营。派屈克总结道。

　　这么恐怖的一席话中，派屈克唯独把仅有的一句好话放在心上。当初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指的究竟是什么，兴许导师想要表达的根本不是关于写作营，只是暗喻“阅读是精神的旅行”也说不定。由此可以想见，派屈克当初是多么坚定地投身写作。如果站在他的鞋子里，走过懵懂的少年时代，和同龄人一起参加毕业舞会，谈论校花，床头贴着女影星的海报，却发觉自己天生具有与旁人不同的性取向，他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想明白自己是谁？也许这是他为什么选择了最难的路来走。

　　大部分念完创意写作的年轻人并不全职从事写作。这张文凭是为了在大学里转个教职，去大公司做个文员，或者去什么机构团体当个文案。正常生活的间隙，偶尔想起，写几笔，真的就是好比买个彩票。若是彩票久买不中，至少可以在邻里聚会时吹嘘自己还是个作家，供大家在吃布朗尼的时候惊叹一番，顺便勾搭个把社区里的美貌主妇。若是日常的那份职业也做得不如意，还可以干脆硬着头皮写一部男版的《五十度灰》，中彩率必然大幅提高。可是派屈克毕业以后真的正经开始做一个作家了。在写过一些短篇练了手之后，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不会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预计会在五百页以上。这是他决心念创意写作之前就已经开始构思的小说。可以说，他此前大部分的生命其实都是在为动笔写这部作品做准备。

　　表演专业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客串一些剧团的小角色，甚至偶尔在电视剧里露个小脸，勤工俭学。回到戈尔韦，他偶尔给附近几家剧院跑龙套，按他的说法，别人赚钱是为了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作家赚钱是为了买时间。集中干一阵，攒点钱，就有时间写作了。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只要银行账户上还有余钱，他就坐下来继续写他的巨著，直到耗尽最后一个美分，再出去打短工。

　　这是派屈克第一次参加写作营。他见到每个作家都露出诚恳崇拜的表情。他说自己能住在这儿完全是运气，沾了身为爱尔兰人的光。他的资格其实完全不够参加有国际作家的写作营。你们都写了这么多了，我这还是刚开始呢。他小心翼翼地说，仿佛吐气多半分，将来与我们一样著作高摞的愿望就会被吹走。

　　他成天黏着汉娜，梦想得到她纵横写作营的真传。他悄悄告诉我，自从住进这座房子，他的人生目标又多了一个，除了做一名全职的小说家，他还想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住在写作营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写作营这样让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敲键盘。为此他宁愿不踏进俗世半步。反正他也不喜欢那个世界的喧闹，不喜欢办公楼、百货商场和麻烦的人际关系。他对写作营的唯一要求是，附近有超市卖泡泡浴香氛和护肤油，最好还有香草茶。至于住在哪个国家倒是无所谓，任何写作营肯好心接纳他，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上几年他都愿意。

　　汉娜离开一周后，他兴奋地叩开我的门，告诉我汉娜发给他一个新链接，是印度的写作营，位于风景幽静的山坡上。至于写作营里面是否幽静倒是不好说，印度作家占多数。不过最要紧的是评委对作家的要求不高，像他这样的新手也能入选。允许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两个月。他说他一直想去印度探求内心的宁静，也许他会一去不返，成为一个沙门，在烈日底下冥想修道。我说你不会，沙门不洗澡，你受不了的。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答道，这确实是个问题。

　　过了两天，他又特地来敲门，对我说，我仔细考虑过了。为了精神生活的圆满，我也不是没有可能放弃洗澡的。如果我真的留在印度不回来了，至少你得答应来看我。说罢，他塞给我一张写着链接的纸条。特意补充道，记得申请的时候，推荐人一栏里填上汉娜的名字。嘱咐周全后，他又抱着一堆瓶瓶罐罐去泡澡了。

　　我读了五六则派屈克的短篇。他是个热爱机械的人，故事多以齿轮螺丝、割草机或手工刀具为象征手段，描绘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他赞颂机器之美，相形之下，人类成了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低等动物。

　　往英国去

　　几年后，我飞抵哥本哈根机场，在瑞典朋友家里借住一宿，清早从中央车站买票去尼奈斯港，再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才终于到了约定的写作营，汉娜却并不在那里。

　　我写邮件给她，也始终没有回复。前一封邮件还是半年前，她在意大利雪山湖区的某个写作基地，盛赞那里一日三餐丰富美味，红酒管够，之后去美国匹兹堡和纽约郊外的两个写作营小住数月，便来瑞典会我。我猜想可能她计划临时有变，又正好住进了某个没有互联网的写作营里。派屈克也没有赴约，他由印度去了土耳其，之后又到了西班牙海滨的一个写作营，邮件里说，他顶讨厌西班牙男人看球时的吵闹。

　　写作营的那座房子面朝大海，我抵达的季节正是仲夏前后，这个月份几乎没有夜晚。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波罗的海在我工作台正对的窗外变幻出万千种不同的色彩，与古城墙的映衬下，有一种不真实的深邃之美。我们步行所及范围中还有五六处大教堂的废墟，13世纪到14世纪的遗迹。走进那些依然雄伟的地基，在残墙勾勒的轮廓中，昂首望见的不是骷髅岗题材的巨型壁画和彩色玻璃，而是高渺璀璨的碧蓝天空，这无疑是我记忆中最壮丽的教堂拱顶。

　　写作营人满为患，每个房间都是前一个作家剐收拾离开，当天下午后一个就搬了进来。据说这是北欧写作营夏季的常态，若是到了冬季，怕是只有寥寥数人愿意忍受这儿下午3点就天黑的气候了。我在厨房里听着人们用瑞典语和挪威语相互交谈，丹麦语也加入了，他们彼此也勉强能听懂。俄国人在煮红菜汤和喝烈酒。斯德哥尔摩来的作家每天吃着烟熏三文鱼加煮土豆，或者腌鲱鱼罐头加上小葱和酸奶油调成的酱汁。芬兰的那个比较懒，每顿都是从超市买回来可以在微波炉里速成的比萨或印度咖喱鸡。

　　他们鄙视犯罪小说，鄙视恐怖小说，鄙视《达芬奇密码》这类他们声称特别像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小说，总之鄙视一切可以赚钱的小说。但凡不能卖出几本的书，再差他们也认为有可取之处。这些作品至少很真诚，这是马修二世的原话。

　　每个写作营在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一个意见领袖，引领人们谈话的主题，甚至观点。这个领袖通常是写作营同期作家中比较有威望的一位，无论国籍肤色。又必须爱参加集体活动，例如同期的伊娃无疑文学成就更大，堪称瑞典国宝级的诗人，可是她爱一个人待着。还必须英语标准流利，得让不同国家的作家都能轻松地听懂你说话。马修二世符合所有条件，

　　马修二世来自英国，诗人。他的名字其实是马修。因为在这个马修到来前，写作营曾有另一个马修，拉脱维亚作家，矮个子，红脸膛，特别和气。如果他正好也在厨房下厨，总会捎带把洗碗槽里别的餐具也一并洗了。他离开的第二天，这个英国的马修就来了，我们依然还会偶尔提起那个马修，于是就把这个马修称作马修二世。后来我们才发现，加上“二世”这个有皇家意味的修饰是多么衬他的风度，就像是提起了路易十四。

　　马修二世是个四方脸的中年男人，棕色头发还能勉强算得上浓密，爱穿衬衣，敞着第一第二颗扣子。外形尚好，至少看得出他很注意仪表，走路直着腰板，与女士说话微微欠身。标准的英伦的口音，嗓音低沉带着喉音或者故意压得低沉，说话时总是努起嘴唇，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一派英国绅士的标准形象。他的脸有不错的五官，可惜有些浮肿和苍白，在宽松的衬衣底下也能看见救生圈的腹部，毕竟上了年纪。

　　无论写作营的作家谈论过多么艰深的命题，有一个颇为天真的话题是在哪里都少不得会谈及的，那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写作？数年里，我听过无数的回答。像是汉娜说，她做过医院护工、超市收银员、保险公司销售员，先后有了两个男孩之后，为了兼顾相夫教子和家庭收入，还做过一阵电话推销员。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如意，某天早上醒过来回想这一切情绪暴躁，发狠地想，这辈子都快过完了，不如就选个最没可能做好的工作来做吧，反正也不可能更倒霉了。然后她就成了作家。

　　马修的答案是，人有生前和死后两种状态，就像计算机语言的1和0。一个人的存在只是暂时的，不存在的状态才是永恒的。我给学生讲课，做课题，都是与自己的生存在对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要写作。因为写诗的时候，我是在与自己的死亡对话，与永恒对话。这是他的原话。

　　听到这里，我脑细胞有片刻的短路，涌上来第一个念头是镇定，镇定，不是你理论水平不够商，只是你体会不到别人母语的意境。半分钟的怔忡之后，我看着他正吃力地维持着抬高的眉毛，为了保持那种炯炯的眼神，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妥。这场交谈并没有在厨房里进行，而是在老房子的楼梯扶手边，也没有诸多作家在场，只有他和我。

　　他端着杯红酒，背靠在楼梯扶手上，就这么偶遇了从二楼房间出来，正埋头下楼的我。他住在一楼。同样的偶遇三天里发生了五回，每次我在写作间隙下楼，只是为了去厨房的冰箱里找点吃的。每次都对面遇到他，在他的引导下进入深刻的文学讨论，至少半小时无法脱身，饿得头昏眼花，语法混乱。他就用充满磁性的英国腔耐心地一一纠正，让我想起中学里那个永远不愿意准时下课的英语老师。

　　到了第五回，他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出去吃正餐。我白痴似的脱口而出，冰箱里还有吃的。这才意识到他口中的正餐不是填肚子的意思。这才发现自己十指空空，又忘了把结婚戒指戴出来。原来饿肚子是我自己活该，还连累了人家唱念做打。我连忙说，今天宽带还不错，总算可以跟我先生视频通话了。他沉默了好长一阵，然后微笑着问，你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答道，律师。他缩了缩脖子。

　　此后每次下楼，我依然在楼梯扶手边频繁撞见他。我大步直奔厨房，他也没有再拦住我谈文学。不过这种巧合总让我觉得脊背发凉。某个夜晚，我和另外三个女作家在厨房秉烛夜谈，她们分别是挪威诗人艾格尼丝，挪威儿童文学作家克劳迪娅，还有瑞典小说家英格丽，她们三人说到和我一样，在楼梯口不止一次遇到过马修二世。谜题就这么解开了。这个写作营的房间安排是二楼住女作家，一楼住男作家。从厨房墙上挂着的房间分配表就能发现这个规律。马修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每次听到楼梯响就装作正好要出门。他想要偶遇的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所有女性，然后视对方单身与否上前搭话。

　　马修二世离婚多年，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跟着他前妻和“那一位”喜欢阿曼尼的庸俗商人生活。他在诺丁汉大学任教，研究方向是《浮士德》。可谓钻石王老五。抵达写作营的第一天，他就表白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当着所有人的面。所谓天道酬勤，才一周工夫，马修二世就有所斩获。仲夏夜的聚餐会上，他与艾格尼丝并排坐在长桌的尽头。主菜撤了上甜点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公然环在艾格尼丝的香肩上。艾格尼丝谈笑自若，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只手的存在。艾格尼丝三十五岁，比马修二世年轻十八岁，获政府基金资助出过两本诗集。亚麻色的直发和浅蓝色眼睛，娇小得像个袖珍人。她的诗歌主题大都关于自然界、精灵与孩子。

　　两天后的中午，我看见艾格尼丝在厨房里做西式蛋卷，穿着双金色高跟鞋，喜气洋洋地忙着。番茄洋葱牛奶鸡蛋和芝士铺开在金属餐台上。锅里的黄油正在溶化。马修二世悠闲地靠在餐台边上，手中拿着一小瓶淡啤酒喝着，双眼流连在艾格尼丝身上。就像是一个丈夫理所当然地看着妻子忙碌。一番搏斗之后，蛋卷终于煎成。艾格尼丝一脸骄傲地端起盘子。马修又开了两瓶啤酒提着，就双双到房子后花园里享用浪漫去了。那里有一套室外的木头桌椅，玫瑰环绕，原本是作家们聚饮下午茶的固定地点。

　　两周后，艾格尼丝的居住到期。马修还有十天。他帮艾格尼丝把行李箱提下楼，装进出租车后厢。众人俱都避开，供他们吻别。车绝尘而去后，马修二世显得有些颓丧，正巧克劳迪娅的男朋友来探访她，带着他们的一双女儿，在位于写作营不远处短租了一栋小木屋。克劳迪娅便邀请马修和大家一起去小木屋参加烧烤聚会。

　　肋排味美多汁，是奥地利的传统做法。人们在院子里讨论起格雷厄姆格林。马修一副食不下咽的样子，也不再充当意见领袖，兀自举着叉子出神。我听到有谁的手机在响，两遍三遍，不打算停下来的样子。马修如梦初醒，接起手机，双眼顿时炯炯发亮。嘿，怎么可能是你？你不是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吗？他嚷嚷着，声音也忘了磁性低沉了。不多会儿，艾格尼丝腼腆地走进院子。马修殷勤地帮她拉开椅子，摆上刀叉杯盘，把肋排切成小方块。艾格尼丝红着脸说，自己不知怎的昏了头。明明是昨天的机票，误以为是今天。

　　居住在瑞典的最后几天，我总算收到汉娜的回信。她正在巴黎的一个写作营，由于“机会难得”，误了与我的约定，她连连道歉。她问我愿不愿意去巴黎会她，正好可以陪她住几天，一起看博物馆，叙叙旧。随信发来斯德哥尔摩飞巴黎的廉价机票链接，还有一份从戴高乐机场出来后到写作营的换乘指南。

　　汉娜认识马修，她被“马修二世”这个封号逗得发了一长串笑脸给我，并且在另一封邮件里八卦了足足二十几行。大意为，我们原来都管他叫“罗密欧”。他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到同一个写作营，指望能找个太太回家。要说他的艳遇真是一箩筐，每年都跟电视连续剧似的，可惜都是白忙活。对普通女人来讲，嫁人就是有了归宿。对作家来讲，嫁人则是必须割舍自己独立王国的一部分。马修想要在写作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做太太，这个计划貌似很合理，其实难度要多高有多高。

　　艾格尼丝曾被我们秘密逼问，这是不是“真爱”？她调皮地招供道，不离开这里，哪里知道是不是真爱呢。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欢呼说，这个海滨的写作营给她带来了毕生难觅的好运气。她以前恋爱总是吸引比自己年龄小的男人，其中还有三个处男，恰巧都是写非虚构的。不知道是不是非虚构作家中处男居多。偏偏她就是喜欢成熟的男人，尤其是与她志同道合，也是写诗的。每天谈诗论赋，还有比这更好的婚姻吗？又说到马修已经向她求婚，让她搬到诺丁汉去住。她咬着指甲说，这个我倒是还没想好，真的很难下决心。

　　当时我们只是迟钝地想，诺丁汉真是个好地方。翌日逼问马修二世，你既然想娶我们的艾格尼丝，就得帮我们打听，在诺丁汉古城附近有没有什么暖气充足的写作营。马修露出故作责备的微笑，努着嘴唇吐着他的英国腔，我没听说诺丁汉有写作营，你们来也大可不必申请写作营。我在湖边有一栋房子，多少年了都是我一个人住。我正式邀请你们……说到这儿，马修伸手环到艾格尼丝腰间，语境一转，就好像他已经把艾格尼丝娶进了门。诸位若是愿意光临寒舍，我们会准备最好的房间，住几个月没问题，一日三餐，红酒畅饮。艾格尼丝有你们陪着一定高兴。届时诸位有兴趣，我们还将偕尊驾去罗宾汉的森林、海菲尔德公园的潮畔艺术中心观光，如何？

　　这些贿赂不薄，听得我们恨不得当场就把艾格尼丝嫁去英国。可是转过身，谁都没打算真的去。不是写作营，总觉得哪里不妥，就好像天底下的写作营都是一个国度的，营地之外则是另一个国家。

　　往美国去

　　我在爱荷华再次遇见了派屈克，这让我颇为惊讶。此前他申请过包括加利福尼亚森林、纽约远郊、华盛顿海滨和怀俄明州在内的几个美国项目，均告失败。美国项目要求提交的材料比欧洲诸国都复杂得多，大部分还得交一笔申请费。派屈克可怜的打工收入换来一大堆标准格式的拒绝信，文辞礼貌而冷漠。派屈克说，要不是汉娜去过这些写作营，每年把更新的链接发给他，他几乎都要以为这是一些骗取申请费的敛财诈骗网站了。你猜猜，每次报名他们能收到多少申请费？他愤愤地在邮件里写道。

　　到后来，他开始怀疑汉娜究竟有没有真的去过那些写作营。那些写作营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连忙回信说，你一定是最近神经太紧张了，西班牙那个写作营的浴室宽敞吗？不如泡个澡放松一下？

　　他继而在邮件里大大抱怨美国写作营门槛高，狗眼看入低，后来发展为彻底否定美国社会。他说美国过度铜臭，出版商势利也就算了，如今连写作营都不看作品的艺术含量，只关心这个作家到底有多少名气。这样的话，人人都要被逼得去写《圣安东尼奥节》了。为了他的巨著着想，他决定从此放弃申请美国的一切项目。以免在美国的写作营里受到不良影响，损害他手中这部巨著的艺术品质。我本来想反问他，你不就是在美国念的创作写作吗？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至少他每年能省下不少钱买护肤品。

　　爱荷华写作营的那栋房子看起来像一座学生宿舍楼。大楼侧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水泥桥，桥栏上不知被谁刷上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大字：Youare not what you have。夕阳西下，我被带进他们的客厅。作家们正在沙发上围坐聊天，喝着红酒。新西兰的大叔诗人抓起屋角的吉他弹着玩，梳着两条辫子的日本女诗人唱起了家乡民歌。乌克兰写纪实文学的女作家刚洗完澡，头发上裹着热气腾腾的毛巾过来凑热闹。毛里求斯的小说家递给我一杯斟满的红酒和一袋薯片。我听到走廊传来嘈杂和金属敲打的声响，像是在修理什么。身体后仰一尺，正好能看见走廊方向、就是这个时候，我望见派屈克站在一间打开的房门口，穿着拖鞋，抱着浴巾。

　　浴缸出水不畅，我找了修理工来。这是他与我久别重逢的第一句话。他恐怕已经忘记了自己在邮件里如何信誓旦旦，说是不再踏进美国半步。我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他的脸有点拉长了，也许误以为我在问他怎么可能有资格来这里。他说他是靠一个以前创意写作班的同学牵线搭桥来到这里的。写作营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底接不接受你的申请，不都是靠托关系，走门路吗？他撇了撇嘴说道。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不见，他何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在科克的时候，他对周围的一切惊奇赞叹，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充满了过度的崇拜之情。现在他却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和蔑视。他告诉我，爱荷华的申请如今都得经由大使馆提交。是作家，就都得知道大使馆的门朝哪儿开吗？我们又不是政客。他哼哼着低声抱怨。他又告诉我，并不是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材实料。有的作家受邀是美国方面出钱，有的不是，靠的是经费自理。你看，像是你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那两个作家，都是你们政府出钱送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弄到钱，任他是谁都能来。哪个国家或地区高兴多出钱，一年送几个来都行。良莠不齐啊！他感叹道。

　　我心道，幸好我是路过，否则没准我就成了他口中的“莠”。几个月后，我无意中听到消息，派屈克并不是写作项目的正式成员。他从某机构弄到一笔钱，赞助他住在这里，代价是写数篇非虚构的报道。难怪我在成员名单上并没有看见他。

　　爱荷华图书馆对面有个食品超市，热汤、现烤的面包和蔬菜沙拉三餐供应，人们可以端着托盘自助选购，加一杯咖啡，结完账以后到玻璃门外凉棚底下的餐桌上享用。派屈克约我出来小聚。我们坐在秋日冷冽的阳光底下，他用叉子细细啄起蔬菜沙拉中全生的切片蘑菇和西兰花，文雅地放进嘴里。

　　我看到他晒黑了些，胖了些，估计是印度咖喱饭和土耳其骄阳的功劳。他聊到汉娜，竟然语气中也带着不屑和责备。你知道她申请写作营为什么能成功率这么高吗？这可不是因为她自己够格。她有手段，弄来了诺贝尔提名作家帮她写推荐信。

　　话说大部分写作营的申请都需要有推荐人，两名到五名不等。还得麻烦人家特别写一封推荐信，按照不同的要求直接发邮件或者寄过去。总之不能由申请人转交。这些推荐人自然不能是随便谁，必须在行业内有权威，有声望。

　　派屈克告诉我，足足有三位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是经常为汉娜写推荐信的。天知道汉娜是怎样像集邮一样，把这些人弄到了手。试想，写作项目的评委同时收到这样的三封信，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份申请，而是恨不得立刻找个镜框，把推荐信给裱起来。如此这般，别的申请人怎么可能与汉娜竞争？

　　我不知道派屈克的小道消息是否可靠。他的声音就像泡在醋里似的。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要是我也有三个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写推荐信，哪怕是两个，一个，我至于总是被拒吗？我求过汉娜好几次，婉转地问，她是否可以帮栽介绍几个有分量的推荐人。可是她呢，总是跟我装糊涂，说什么，如果我需要她写推荐信，任何时候都行，写多少封都行。你说谁稀罕她的推荐信呢？我总不能对评委说，我这个推荐人是诺贝尔奖提名作家联名推荐的，所以，可不可以算我也是被诺贝尔奖提名作家间接推荐的呢？

　　我坐得有点不舒服，金属椅子太硬，风太冷，咖啡让我胃痛。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在写作营见过上百个作家。他们因为写作营变得更加虔敬，自我更加清晰，作品更加宏伟，像是被点燃了，或是直接走下坡路，被写作营惯坏了。写作需要衣食无忧的环境，却容不得半点不劳而获的念头。

　　我问派屈克，你的巨著写得怎么样了？这个话题好像让他很意外。他挠了挠头皮说，急什么，好作品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磨的。这话倒是不错。

　　往丹麦去

　　参加写作营，并非不用承担义务。事实上自始至终工作很多。被邀去大学做讲座，参与筹备各种图书与文学节，做朗读，做访谈，回答读者提问，加上其他诸多会议与文学讨论。若是惫懒，能力不足，或者不懂礼节，干出荒唐可笑的事情，那就是丢脸丢到国际上去了，以后圈内念叨的是“你们中国的作家”如此这般。在科克的时候，我连城外步行可及的景点都没时间去。几年后还是自己掏钱买机票，订旅馆，重返爱尔兰，终于到都柏林看遍了国家艺术博物馆的每个角落，去卡莱尔郡瞻仰了墨赫悬崖。其余诸国也是如此。

　　像是此刻我正有两份评估报告要交，区区几页纸怕是还不足以应付。他们给我的要求中关于“试评价该写作项目的相关性”，我还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周后是男一个朗读，文本必须立刻按要求整理出来，即便同为英语，用法还得按照不同地区细心替换。到了美国，“soft day”这个说法令人不明所以。“grand”得改成“great”，“JesusMary and Joseph”改成“oh my gosh”，否则你就等于是在说外语。到了爱尔兰，“trunk”改成“boot”，“make out”这个词组不存在，与其说“use yourcoconut”，不如说“use your loaf”。口音也得改，这倒是容易，在哪个地区的写作营待过一阵后，口音总会向当地倾斜。然后把文稿发给主持人，供他们设计访谈内容。

　　朗读是参加写作营必备的一项技术。首先，用当地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朗读，这是大多数主办方的最基本要求。母语朗读固然能展示某种语言独特的音韵，朗读几句恰到好处，若是长了，听众脸上的表情也会让你觉得无趣。其次，语音标准，能让观众顺利地跟着文本中的故事走，或者跟随诗歌的意境，而不是总是被奇怪的口音和语调干扰。最关键的一点当然就是朗读技巧，就算做不到BBC播音员的水准，至少也得一张嘴就像个明星。

　　迄今为止，我遇见朗读最出色的是两位男士，一位就是派屈克。英语母语国家的人，加上他还是学表演出身的，得天独厚。据汉娜说，很多写作营接纳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朗读出色，文学活动上拿得出手。

　　另一位是欧文，小说家，四十五岁，匈牙利人。他是个内向和气的胖子，有一张肉乎乎的圆脸，戴着厚镜片，笑起来很怯懦。总是穿着同一件宽大的圆领厚毛衣，热的时候脱下来提在手里，冷的时候再套上，一天好几回。穿和脱的时候也不避人，就在厨房里，或者和大家并排走在大街上。将毛衣从头顶弄下来的时候，领口总是挂住眼镜，一个人急得满脸通红又找眼镜又扯毛衣，在路中央团团打转。这番局面，别人也不好意思上前帮忙。

　　他总是被人把姓与名叫反。匈牙利和中国一样，姓在名之前。以前被叫反姓与名的总是我，如今中国强大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姓名的次序。但是知道匈牙利这个特点的依然是少数。欧文从不纠正这个错误。别人这么叫他，若是他偶尔没能反应过来，愣神之后还不迭声地道歉，就好像错的那个人是他。

　　事实上除了道歉，我们很难听懂他说的任何一句英语。他不是声音含混完全听不清楚音节，就是结结巴巴，半天找不到语序。当时我们同在丹麦西部远郊一个湖区的写作营。有一回，美国小说家辛迪跟他打听怎么坐巴士去城里，他很热心地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堆。最后辛迪怯生生地问他，请问我们可以用英语交谈吗？

　　事实上他就连这样的英语都不常说。成天穿着同一身衣服，黑色鬈发乱莲蓬的，眼镜滑在鼻尖上，弓着背埋头走进厨房弄东西吃，看见谁都不打招呼，眼观鼻，鼻观煤气炉，为的是避免目光接触发生寒暄。吃完洗毕碗碟擦干，再默默走回房间去敲键盘。这种状态被称为“入了写作定”，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干过。可是写作营的主任担心坏了，他私下问我们，欧文到底会不会讲英语啊？他在申请材料里的书面英语都很漂亮啊。在表格的“英语能力”一栏里，他还填写了“非常流利和发音标准”呢。

　　图书节的大日子到了。欧文趿拉鞋走上朗读的讲台，手扶住麦克风。我看见主任在一旁摇了摇头，此前他差点就想说服欧文干脆用匈牙利语朗读，现在恐怕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欧文千万别跌倒在讲台上。然而，就在欧文吐出第一个单词的瞬间，他棉花堆一般的身躯忽然挺拔了，眼镜回到了鼻梁上，那张胖脸也仿佛变得轮廓分明。他的嗓音原来可以是这样浑厚的，根本用不到扩音器。他的英语岂止是字字圆润，这番开场白展露的演讲天赋，简直是奥巴马附体了。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欧文吗？大家惊得连面面相觑都忘记了，使劲瞪着他。

　　接下来的小说朗读，娓娓道来的部分让我们怀疑他接受过好莱坞的台词训练，高潮部分又让我们猜测他当过饶舌歌手。读完之后，他居然魅力十足地浅浅一笑，说他不常写诗，但是他不介意再朗读两首直接用英语写的诗。念诗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克拉克·盖博，引发台下的姑娘们一阵阵尖叫。最后他还郑重其事地说，这两首诗其实就是一周前在此地的写作营完稿的，为的是献给这个了不起的写作项目，以及这些日子以来悉心照看大家的项目主任、项目主任太太、文学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他没有直接说“文学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他说的是“文学中心的全体天使们”。

　　主任乐得直摸络腮胡子，像是要扶住快要笑得掉下来的下巴。欧文刚走下讲台，他就急急忙忙迎上去说，明年图书节，我再邀请你，你可一定要来支持我们噢。

　　这下排在他后面朗读的作家压力陡增。我们倒还好，反正不是英语母语国家的，朗读得稍微比欧文逊色些也不至于太丢脸。辛迪的脸色已经变得发青，嘴唇紧抿。轮到她上场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朗读稿在手里捏得皱巴巴的，扭头咬牙切齿地向我们低声扔下一句，我承认我英语没他好，行了吧？

　　按照欧文的说法，写作营花了捐助人这么多钱请我们来，供我们吃住，百般纵容地伺候我们。人家唯一的虚荣心就是在文学活动上把我们拿出来展览一下，我们好意思不满足他们吗？不过就是朗读、访谈、讲座和工作坊这几项内容，我们好意思不做得漂漂亮亮吗？朗读对于写作营里的作家，好比一个士兵就算是已经躺在棺材里，听到有人喊立正，他也得立刻从棺材里站起来，左脚跟碰右脚跟，啪的一声响。好比是一个歌剧演员，就算是不会说话，也得会唱歌。

　　我们都深知这个道理。像是我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的时候，主办方要求我完整地朗读一则短篇小说。中国文学期刊要求的短篇小说长度是西方期刊的二到四倍。我选了最短的一篇，小说英译之前的中文长度是八千字，英译本朗读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我向主任汇报说，这样的长度听众一定会不耐烦的，如果不删节，我估计就不得不目睹听众一批批走散，最后落得一个“票房毒药”的名号，今后没人再请我朗读。主任请示委员会，回复我道，委员会还是坚持让我读完整个故事。理由是他们难得请到一个从中国来的作家，务必用足了。

　　一个英语非母语国家的作家，对着一群母语听众，我能听到整个会场直到最后五分钟，听众还在屏息静气，不时跟着我故事中的情节发出笑声。紧接着的观众提问显示，他们没有跟丢小说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主办方喜笑颜开，说是四十五分钟的朗读能做到这么抓人，连本国作家都没做到过。又说，事实上古往今来，任谁安排的朗读都在20分钟之内，这是基本常识，二十分钟之后再想让听众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这就是挑战生理本能。

　　说这话的时候，主办方的几位骨干正领着我在一家酒馆庆功，司陶特黑啤酒，加了柠檬片和丁香的热威士忌，加了红橙和丁香的热波特酒，可能是喝多了。还是主任意识到他们说漏了嘴，赶紧向我解释道，我们没有给你下套的意思，真的，我们是想要为你提供一个挑战，而且事实证明，你做到了，不是吗？我只能回答，好吧，好吧。

　　很快，我们就在丹麦遭遇了更大的挑战。两场朗读在室外，是一个月前就安排好的，讲台和凉棚也在一周前早早请工人建起来了。谁承想当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气温骤降十五摄氏度。有四个足球场大的湖边花园原本景致宜人，草地温暖，此刻雨水横飞，俨然一个巨型的按摩淋浴间。我们冷得瑟瑟发抖，听众所在的帆布凉棚飞在风雨中，支架咯吱作响。

　　主任扔给我们一人一件雨衣，吆喝着，到你们了，赶紧跑过去！于是我们冒雨狂奔，越过两个足球场，一个接一个姿态优雅地站上讲台，宛如站在冲淋房里，沐浴着冷雨的敲打，享受着同步的暴风护发吹干，一边放开凄厉的嗓子高声朗读，牙齿在嘴唇里上下打架。

　　还是得声情并茂，丝毫马虎不得。朗读通常都有专业级别的现场录音或录像，除了播出之外，更会存在写作营供后人调用，反复播放，按时转录，直至记录媒介不可再转，也就是说至少还得存上几百年。此刻，与麦克风相连的巨大录音设备正在我们脚下的塑料防雨布里转动着，记录着我们颤抖的声音，也录入了遍野的风雨轰鸣。辛迪下午就感冒了，头疼发冷。其余人等暂时没事，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欧文抱着一卷纸在不停地擤鼻涕，眼睛肿着，鼻头红着，说起话来嗓子像一面破锣。

　　往加拿大去

　　欧文说，他不需要去看医生。感冒而巳。感冒是不会让他丢掉小命的。所以几天后，当他主动提出去医院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他这次罹患的是致命的疾病。病名简称腹泻。

　　辛迪是在厨房里遇见欧文次数最多的，其次是克罗地亚的小说家瑟芙瑞雅。他们三个人进餐的生物钟比较相近，都是早睡早起的百灵鸟型。听到这个消息，两位女作家大惊小怪的。因为欧文吃得实在太小心了。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仔细清洗蔬菜的人，又泡又冲又漂。至于柜子里已经洗净烘干摆了多时的碗碟，他从不直接取用，而是必定要自己重新洗一遍才放心。肯定有洗碗机里洗涤剂的残留，蜘蛛爬过的细菌，没准还有苍蝇产的卵，他这么解释。他每餐只吃蔬菜和少量酸奶。蔬菜是炒熟的，匈牙利的名菜时蔬大杂烩。她们声称，就算整个写作营有九成的人腹泻，那也不应该轮到欧文头上。

　　她们这么一分析，欧文就更紧张了。某天下午，我路过办公室，听见他在虚掩的那道门里对主任太太说，腹泻可小可大，一旦脱水，就会引起电解质混乱，造成心律失常猝死。如果是病毒性腹泻，就会迅速发展成病毒性心肌炎。要是排泄物中有黑红色不明物质，更可能是急性胃出血，甚至是肠癌晚期。

　　写作营有一项隐性福利。那就是如果作家在参加写作计划期间抱恙，写作营有义务负责其诊治，并且承担其医疗支出。每届写作计划开始前，主办方都不会忘记购买医疗和意外保险。出境参加写作营的作家，一般都会自己买一份境外保险，事实上这份保险是买重复了。不过我从没省过这笔支出，生病这样的事情，麻烦自己总比麻烦别人好。

　　欧文优柔敏感的性格，平时连找不到剪刀都不愿麻烦其他人，宁愿自己用牙齿咬开包装袋什么的。可是缠绵不去的肚子疼显然是把他吓坏了，他低声下气地向主任太太求告。写作计划还有三个星期才结束，万一是大病，拖上这么久没准他根本撑不到活着回国。

　　第二天清早，主任太太就预约了医生，亲自开车陪他去诊所。这就要说到写作营的地理位置，一边是与北大西海和挪威海相连的湖泊，另一边是森林。庄园几乎是孤立的住处，有五十余间房间，硕大无朋的花园与池塘，一条小木船，四支木桨，还有四辆自行车。想要去最近的食品超市，骑车单程一小时二十分钟。去最近的小镇，公交大巴单程五十分钟，四个小时一班。如果要去哥本哈根这样的大城市看病，路上须得换乘一辆公交大巴，两列火车，单程七八个小时，太不现实。所以欧文决定去那个小镇的诊所先看看。

　　诊所不是医院，用丹麦语直译，其实应该叫作“医生的房子”。房子里只有供儿童玩耍的彩色积木，没有任何医疗检测设备。医生不穿白大褂，据说是牛仔裤和格子衬衣，三十岁不到的一个孩子，号称全科医生。也就是说从肚子疼到耳朵发炎都管治，也都不会治。欧文回来以后一直在嘟哝，说那个医生只口头问了几句，连听诊器都没用，他的肚子都没按一下，就给他开了药。还自信地告诉他，有这种问题的本地人多了去了，用了这种药，不出三天，肚子疼就会明显好转。欧文哼哼着说，看病是靠相面的吗？人跟人肚子疼的原因能保证都一样吗？

　　话虽这么说，欧文还是乖乖开始吃药。三天之后，他的肚子果然不疼了。可是没高兴两天，他又羞答答地去找主任太太。他汇报说，他的病情可能正在恶化，不疼并不一定是好事，但凡癌症这样的大病，不到晚期是不会疼的。他认为自己恶化的依据是，排泄之后，他看到抽水马桶满满一池的泡沫，而且在网上完全查不到对应的症状，这让他寝食难安。

　　全科医生表示，他对这种症状也完全没有概念，不过他可以把病人转到专科医生那里，这样就会有专业的设备替他化验。预约专科医生的排队时间是一到两个月。主任太太是个身材高大的丹麦母亲，和善慈祥的一双蓝眼睛。她说，欧文你别担心，只要你愿意等，你可以住在写作营里，我们会保证让你跟来的时候一样健康地回家。

　　排队等候期间，欧文严重失眠，每个晚上只能睡着两个小时。白天禁食一切可疑荤素，最后落得只敢吃煮麦片。我们看着他渐渐消瘦，周滚滚的身躯缩小了一圈，那件著名的圆领毛衣在他身上松松垮垮的。两个半星期之后，还是他自己发现了这种肠道疾病的症结。抽水马桶里奇怪的泡沫只出现在周一和周四，正是清洁工定期打扫庄园的日子，洁厕剂是泡沫型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自始至终，写作营里没有一个同伴笑话过他。即便此刻我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也没有任何揶揄他的意思。鉴于世界急速缩小，语言已不再是传播的障碍，我特意将本文中容易识别的名字和有关信息做了调整，以保证没有好事之人能够将这些逸事与我的朋友们对应起来。

　　我想说的是，来到写作营之前，我们都曾以为自已是不容于世界的怪人，孤僻，敏感，善良而软弱，自卑并自傲。当我们聚在写作营里，这个专为我们这一类生物所设的避难所，这个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怪癖全然视作天赋的乌托邦，我们近距离地相互观察，彼此的相似之处让我们觉得不再惶恐，觉得身心放松，觉得我们的存在并不是一种错误，也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独一无二。

　　汉娜提到过，某年她一时兴起，曾经在各个写作营之间发起过一个趣味问答调查。结果显示，一年去医院验血六次以上的占六成，在验血后发现重大问题是零。有过失眠问题的占十成，经常使用精神处方类安眠药的占九成。曾经尝试使用过的其他非处方类安眠剂包括各种奇异的提取物，来自缬草、伯利恒之星、沙漠座莲、铁线莲、樱桃李、马鞭草、自栗子、蛇麻草，等等，堪称失眠制品的百科全书。

　　住在丹麦临湖的那个写作营时，我的房间地板下方恰好是厨房的脱排油烟机。每天凌晨三四点，风扇的震动必定将我闹醒，那是丹麦女诗人玛利亚、艾米丽和丹麦小说家曼弗雷德在做晚饭。他们是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凌晨三四点是他们的清晨。我那一回随身带了一百颗安眠药，可喜的是，森林散步治好了我的失眠。他们吃完了自己的安眠药，就来问我讨。玛利亚总是将双份的安眠药用酒送服，她说她已经对我的安眠药上瘾了。艾米丽试了三次，说是药效太轻微。

　　晚睡并不是失眠症的唯一表现。那些早睡早起的作家可能失眠更严重。准确地说，这不是早起，是早醒。像是辛迪，每夜最长不过四五个小时睡眠，持续十几年。瑟芙瑞雅的失眠最严重。欧文来问我讨安眠药的那些天，我的安眠药瓶子已经被瑟芙瑞雅拿到了她的房间里，因为她需要超量服药，要是服了三份还是在天亮前醒了，可以再加服两份。欧文支支吾吾地问瑟芙瑞雅，这种安眠药到底要一次吃多少片才管用？我这一回失眠得太厉害了。

　　瑟芙瑞雅是个头发灰白，温文尔雅的老年妇人。她发愁地打量着欧文说，如果这种安眠药不管用，我倒是还有一些抗抑郁药，对睡眠的效果不错的，你要不要试试？

　　欧文腼腆地答道，抗抑郁药我倒是带足了。这些年就是靠这些药走过来的。

　　每次离开这群可爱的朋友之后，我总是不由得时时回想我们在写作营的那种亲密，任何话都不忌惮直接问、直接说，即便我们方才认识，仿佛我们即是彼此。记得汉娜趣味调查的最后一行数据是，在写作营里，有抑郁问题并且曾经服药的占七成以上。

　　欧文事实上体格健壮过人。他少年时代是棒球运动员，曾被选往美国参加培训，数年后返回匈牙利。他曾向往美国的政体，期待甸牙利早日实现资本主义。然而如今，他又对资本主义恨得咬牙切齿。他指责那些所谓的民主政客瓜分了国家资产，让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公然占有这些资产，并且转卖给外国人，金钱落袋，移民国外。国家被日益掏空，不再有稳健运营的企业，不再有足够和安定的工作机会。职员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富人则拥有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一掷千金。他说正因如此，他对他的祖国已经失望透顶，正在考虑移民。

　　我们问他打算移去哪里。他答道，加拿大。他说他是考察了很多地方，权衡各种利弊，才做出这个决定。他去了很多写作营，为的就是观察究竟哪个地区更适合他和他的家庭。他离异再婚，有一个性格强势的妻子和一个刚满三岁的女儿。他隔天群发了七八个网页给我们，分别是位于加拿大、瑞士和德国的写作营。抓紧申请啊，去看看哪个国家更好。他撺摄大家。我私下回了一封邮件给他：文字方寸之外，处处皆异乡。此心安处，处处皆是在家。

　　欧文出版过四部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我读了他仅有的两百页英译本。他的风格让我想起J.G巴拉德的《太阳帝国》。他写少年人眼里的酷烈世界，奇思妙想中有一种让人想要流泪的幽默感，这是一枚纯真与伤感的灵魂。他不是我在写作营遇见的最著名的小说家，却是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往希腊去

　　汉娜失约于瑞典的那一年，我并没有去法国会她。往返上海与欧洲的机票早就订好，签证的日期也没有余量。直至第二年秋季，我们才终于相会在巴黎。再次听到她那熟悉的慢吞吞的沙哑嗓音，我有一种错觉，仿佛这些年我们始终同在一个写作营里，虽然地点不同。

　　她还在那个“机会难得”的写作营。据说是受法国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希望她对跨文化的童话原型做一点研究，为此她得到少许经费，还能每年在巴黎小住几个月。这座带花园的大房子竟然位于巴黎上好的地段，拉丁区，附近是先贤祠，还有无数雅致的书店和咖啡馆环绕。对于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了站在写作营门外看野鸭、海燕或者牛羊的作家而言，简直像是个奇迹。

　　汉娜说，这种好地段可不是自给的。研究要求我能使用法语。学一种新语言，每天跟野鸭练口语总不现实吧？我听见汉娜熟练地用法语和书店老板聊了半晌，询问那本名叫《自由》的书何时到货。汉娜毫不谦虚地说，我的读写能力可比口语强多了，没准罗曼语族比日耳曼语系更适合我也说不定呢。五十二岁开始学法语，五十三岁到这种水准，若不是一个终年生活在写作营里的女人，怕是连尝试的借口都没有。想到这里，又觉得有几分凄凉。

　　相会的那天恰好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日，奥赛博物馆免门票，错过天理难容。于是我们一同搭乘M12地铁，在塞纳河边这座废弃的火车站里消磨了整个下午，直到六点闭馆才出来。然后选了一家游船餐厅吃晚饭，点了海鲈鱼和莎当妮。塞纳河上漫天的海鸥如雪片般飘落。夕阳穿过船舱玻璃，奢侈地铺满我们的整张餐桌。

　　还记得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写作营里，晚餐桌上，我曾小心地问汉娜，是否想过要有自己的生活？她的手指捉着烈酒杯，慢条斯理地啜了一口，对着我挤眉弄眼地说，这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呀。你不会是指那种愚蠢的生活吧？这方面，我可比你们这些年轻人经历多噢。

　　我等着听汉娜心碎的故事。结果我的猜测就像是廉价的通俗小说，她的经历有如真正的文学作品。她用半开玩笑的表情说道，四十四岁之前，我相夫教子，家庭美满，说到害得我变成孤家寡人的元凶，那就是写作。写到第八年，我发现自己出了点小问题。这个发现始于表姐的意外到访。她从慕尼黑到柏林来应聘一份工作，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暂时借宿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自小关系亲密，这一问其实只是礼貌。我欢喜地迎接她。她还与以前一样，帮着我一起张罗三餐，这能够让我少干些活，但是反而会使家务的过程更长，因为我们总会不停地聊天。

　　以前我曾经很喜欢这个过程，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喋喋不休，顺便喝上一小杯，配着新鲜的羊奶酪或意大利肉肠萨拉米，把烹饪的过程变成一个小型派对。我还抱怨丈夫不常与我一起下厨，损失了这种乐趣。可是那时候，我发觉我的好恶已经完全不同了。她在腌肉配料的时候，我闲着两只手，心里一味想着，既然没有事情需要我帮手，为什么我还非得站在这儿陪你说话呢。为什么我不能走开去敲几行键盘，至少可以趁着手上有闲拿起一本书，靠在沙发上安静地读几页。当然人情常理不允许我这么做。

　　好不容易全家用餐完毕，碗碟都放进洗碗机。表姐会建议说，不如我们一起出去逛逛，去商场见识一下这个季节的新款时装，再去莱茵河边喝杯咖啡，这才是你这个家庭主妇应该过的幸福生活。我这才又意识到，我已经对服装新款不再有兴趣，如果衣柜里不缺什么，光为了参观去商场闲逛，那种行为在我看来就更加毫无意义。虽然这曾经也是我写作之前的一项重大乐趣。至于去河边喝咖啡，我宁愿在家煮一杯，端到书房里去安心敲一阵键盘。

　　我勉为其难白天陪表姐出门，晚上还得陪着她看电视新闻，看球赛，看她从音像店里新租回来的动作大片，少不得端出一大堆香肠火腿芝士和蛋糕，倒上酒。我的两个男孩和丈夫兴致勃勃，加入这场夜晚的狂欢。丈夫还半是感激半是抱怨地对表姐提到，如果不是你来拜访，我们家都不知多久没有过这么热闹的晚上了。所有人都在没完没了地说话，连当时刚满十岁的小儿子也在努力发言，想要跻身这场谈话。然而就我看来，他们只是不知所云地发出声音与不明所以地应和。每当此时，我更加急切地想要回到我文字的世界中去。可是即便我终于摆脱这一切回到书房，依然不能立刻开始顺利地进入工作状态。那些莫名其妙的交谈扰乱了我思考的气场。

　　本以为这种日子熬几天也就过去了，等表姐正式上班之后，她自然就会找房子搬出去。两周后，她说要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是她那份工作的复试已经正式通过了。二是公司把她安排在波茨坦广场分部，离我们的房子不远。她喜笑颜开地说，所以我就可以不用搬走，一直陪你们住下去，还能为你添一笔房租的收入，你开不开心啊？

　　表姐搬走以后，我和她之间的友谊算是彻底完了。丈夫责怪我脾气越来越怪癖，客房空关着，他都不介意我的亲戚搬进来，我却宁愿翻脸把人赶走。八年的写作看似只是家务之余的一项副业，然而直到那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某种奇异的改变正在逐渐占领我的全身心。我每天最愉快的时候不再是家人满堂，而是早上把男孩们打发去学校，再听着丈夫出门上班发动机车引擎的一声响，这就像最动听的天籁宣告了我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留下多少脏碗碟和泥渍斑斑的衣服我都不在乎。

　　当我独处，无论身体在做什么，精神都能回到自己的王国，想着正在进行的作品，想着下一部作品。我觉得灵魂充盈着光亮。可是当丈夫建议全家人去他母亲家过感恩节，或者去参加他同事家的派对放松一下，对不起，我实在感觉不到一丁点儿的放松。恰恰相反，周围需要我不停应和的人群飞速消耗着我的能量，只消半个小时，我就像被榨干的一堆橙子渣。

　　由于我提出离婚的理由莫名其妙，我自愿净身出户。无论前人把写作比作蠕虫还是绦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奴隶。我倒是宁愿把写作比喻成“皈依”，是一种自觉自动的“出家”。不同的是，宗教是先有寺庙，后有出家人。写作则是先有了一大群神经兮兮的出家人，这才有了遍布地球，专为我们这群人静心修行而设立的寺庙。

　　我知道汉娜这是在说写作营。她就这么成了一个云游四海，到处挂单的尼姑。至于她的两个男孩，每年她回柏林探望他们。大儿子是工程师，业余尝试写作已有数年，得过几个短篇小说的提名奖，尽管她并不赞成他继续下去。去年小儿子也在大学里选了创意写作课程。汉娜以前在邮件里曾经提过这么一句，如果妻子和两个儿子都陆续出家，那个丈夫一定感觉很失败吧？

　　汉娜的趣味问答调查中没有婚姻问题这一项，不知她是否故意回避，还是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就我个人的见闻，我所遇见的上百位作家中，保守估计，不低于七八成是离异或未婚。其余即便有美满或不美满的家庭，从他们的思想和行事中完全看不出家室的痕迹，他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单身的。

　　面朝落日，游轮在塞纳河面上滑行，桥拱的投影一次次掠过我们的餐桌，仰头可以望见正在靠近和远离的桥栏上数不清的心愿锁，在余晖中闪闪发光。汉娜的声音依然不紧不慢，像是说着与她无关的故事，可是这一回她告诉我的竟然是，她恋爱了。已经一年零四个月。那一位是苏格兰后裔，物理学背景的科幻小说家，出生在西雅图，是个佛教徒，还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他们认识在去年暮春，希腊海岛上的一个写作营。他比她年轻十一岁，离异，个性严谨害羞。可能是持续三周无雨的朗空和碧蓝的爱琴海赋予了他表达的勇气。这是汉娜写作营生涯中最美的一段时光，可是她当时并没有太认真，毕竟写作营是世外桃源，回到现实，一切都会不同。这也是她为什么当时欣然接受了法国的长期项目，直奔巴黎。她在拉丁区安顿下来的第二周，有人敲门，她的苏格兰小说家跟来了。没有申请到相同的写作营，他就在右岸十一区租了间斗室。

　　听到这里，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仿佛这个与汉娜隔岸相望的跟踪狂就在附近。他现在还住在巴黎吗？我问。汉娜笑眯眯地点了一下头。他就打算这么一直住在法国了吗？我惊呼起来。汉娜庄重地纠正我道，不是他，是我们。我们打算定居在法国了。他想要建立一个家庭。我们抽空在法国转了一圈，看上了南部一处僻静的山谷，靠近卡尔卡索纳古城的所在。他打算在那里建造起我们的房子，再领养两个孩子，这将会成为汉娜和汤姆创立的一个法国籍麦凯恩家族的开始。汤姆·麦凯恩是那位苏格兰年轻爱人的姓名。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办婚礼了。我希望婚礼上只有一个人穿裙子，可是他准保不会同意。汉娜兀自咯咯笑了起来。

　　噢，耶稣啊！我咕哝着，你真的打算把将近十年前扔掉的生活再捡起来吗？

　　汉娜用法语回答道，这就是生活。在有限的生活里，我们的选择总是非此即彼，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不是吗？

　　不知怎的，我觉得有点伤感。她终年漂在写作营的时候，我为她伤感。如今她即将拥有美满家庭，我的伤怀又所为何来呢。也许是她将从此退出卡斯塔里，彻底离开这个她引领我进入的世界。汉娜坦白地向我宣布，开始认真建立一个家庭需要她时刻在场，从双手到精神都得在场，巴黎这个项日恐怕会是她写作营生涯的终点。

　　克乃西特最后也走出了卡斯塔里，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汉娜对我眨眨眼睛，像是小学老师耐心地看着她那个解不出难题的学生。上甜点的时候，她极力撺掇我也去希腊的那个写作营走一走。她把网址写在柠檬黄的餐巾纸上推给我。没有见过爱琴海，你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蓝色。她像是代言人似的介绍着。房间很宽敞，不需要暖气，周围遍地都是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遗迹。离游客聚集的地方足足有半小时车程，安静到只能听见海鸟和海浪的合奏。

　　往上海去

　　汉娜还给我留下了一份“遗产”。她集全球七位常年往来于各国写作营的作家之力，共同制作了一份写作营网址和联系方式大全。这是一个谷歌共享文件。由于写作营处于不断新建和停运的动态变化中，每个人的实时添加和修改显得尤为重要，谷歌技术实现了这一可能性。

　　收到了汉娜发来的共享文件链接是在离开巴黎一个月后，当时我已返回上海，无法登录这个网页。念及在巴黎时，汉娜曾对我提起，她已经很久没有得到派屈克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否还需要这些写作营的申请资讯。于是我就把这份“遗产”转发给了派屈克。

　　派屈克飞快地回信了。此前将近一年，我写给他的邮件都如石沉大海。他说他正在洛杉矶，好莱坞。激动人心的电影事业正在向他打开大门。这一年是他生命中戏剧性的转折。通过朋友介绍，他有幸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送给了大卫·林奇过日。大卫·林奇非常欣赏，很可能近期就要改编成电影。他早就知道自己的风格与大卫林奇气味相投，这种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成为一个与大卫-林奇合作的编剧，是的，既然改编他的小说，当然应该由他担任编剧。他正在博览史上最著名的剧本，积极做热身。

　　我回信问他，导演的名字是否拼写错误了？大卫·林奇早在多年前息影，专心于禅定冥想。他更迅速地回信申辩道，他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名字拼写错呢？要知道这可是他人生中关键的人物。大卫·林奇确实很久没有拍电影了。他确实是通过参加“超脱禅定法”的培训才见到这位名导演的。但是他相信这种结识的方式会让两个人的心靠得更近。再说了，如果息影多年的大卫因受到他小说的触动而复出，届时他的声誉岂不是不亚于得到诺贝尔奖？

　　派屈克还在邮件中补充道，他并没有打算在大卫，林奇这一棵树上吊死。不久前他还通过朋友引荐结交了克里斯托弗·诺兰，正在期待与他进一步的合作。这会儿他的手机正二十四小时开机，也许下一分钟就会有导演亲自打来的电话，邀他去共商大计呢。洛杉矶的各色派对真是建立关系网的乌托邦，弄得他每天中午都宿醉难醒。

　　我想他近期是不会再需要任何写作营的申请信息了。

　　冬夏流转，我留在上海修葺我老旧的公寓。在阳台上建起两座阳光房，装了金属的防盗门，清洗窗帘，客厅和卧室铺上新地毯，两间书房都安装起静音暖气片，从而摆脱空调恼人的噪声。顺便修理了厨房的洗碗机和烤箱，做饭喂饱我先生。

　　再次来到写作营是第二年的九月。这是一处爱尔兰规模最大的艺术家中心，创始于三十多年前。整座奢侈的豪宅横亘在雾气环绕的湖畔，还有丘陵缓坡间几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是田地、花园和森林。这一大片物业和土地来自一位舞台剧导演的遗赠。他并不富裕，这是他的祖产。他以这种方式令他的名字活了下来。

　　写作营位于爱尔兰北部，距离最近的小镇蒙纳汉有四十分钟的车程，没有火车，没有巴士，只有一条乡间小道蜿蜒在写作营与外部世界之间。如果想要出去，得至少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出租车，车费相当于一张廉价航空机票。九位工作人员维持着这个孤立世界的日常运营，保证房屋的供水供电，修建草坪，种植蔬菜，提供旅居作家的食物。

　　早餐和午餐，我们可以自助地从厨房的桌上和冰箱里找到。晚餐是每天七点整，与厨房相连的起居室火炉已经生起。足够将近三十人同时就座的餐桌被我们戏称为“有一节火车车厢那么长”。浆洗过的桌布铺好了。餐巾餐具摆放得极为正式。所有人必须穿戴整齐，准时集合在这里，打开酒瓶，一同就餐。这也是保持了三十几年的传统，捐赠者的遗愿。他希望在这座房子里，他曾经大宴宾客的时刻，作家们依然如往日般在餐桌上高谈文学，享受一整天劳作后的交流之乐。

　　某夜，大家又聊起各人曾去过的写作营。美国佐治亚州的诗人贝蒂说起她最喜欢的写作营，选址于波士顿以北一座森林里，冬季大雪覆盖，作家们都在一座座小木屋里写作。工作人员会把火热的晚餐装在篮子里，放在每座小屋的门口。印度的一个写作营每晚供应全素的正餐，可是作家们吃饭的时候，舞娘不停地围着餐桌跳舞，让他们吃得心神不宁。

　　奥地利小说家玛古斯去过土耳共和哥伦比亚的写作营。他怀念哥伦比亚那间厨房里取之不尽的咖啡，主任还请他们吃过一次炸蚂蚁。他说这两个写作营还不算最冷门的，他的朋友得到过中东某君主制国家的邀请，写作项目的津贴高得惊人。那朋友就乐颠颠地去了，全程得到极大礼遇，还有人特地送来一双皮靴，说是亲王派人送给他的。皮靴小了好几个码，根本不可能穿进去。他差点就扔掉了，幸好没有。隔天他被通知，亲王召见，来人特地嘱咐，出于必要的尊重，他必须穿上亲王赠送的皮靴去。否则小心脑袋。天知道他是怎么把脚塞进皮鞋，然后一瘸一拐走到皇宫里去的。天知道这又是不是那朋友自己杜撰出来的。

　　保加利亚小说家格奥尔基说，他几年前收到过伊拉克一家写作营的邀请。他犹豫许久，最后还是没敢去。贝蒂说，她收到过约旦寄来的一份小说节邀请，她也没敢去。于是更多人开始打听，有没有地处新西兰的写作营呢？有没有澳大利亚的？有没有中国的？

　　相比之下，我还是偏爱蒙纳汉的这个写作营。它的地理位置遗世独立，恰如写作营的精神位置遗世独立于苍莽现实。此地离派屈克的家乡戈尔韦不远，这让我又想起久未通信的他。我思忖着，也许这个孩子的小说改编已经有了着落，他会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写剧本。这个写作营真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对爱尔兰本地作家还有补贴。

　　派屈克回信道，我倒是真心希望有个地方可以清静几天，可是不成啊，我实在太忙了。口吻俨然大人物。他说，你知道吗，我去过上海了，浦东。你的城市太奇妙了，简直像是科幻大片里的未来世界。当然不是去写作营，我是跟着剧组去上海取景的。《007大破天幕杀机》你看过了吗？萨姆·门德斯喜欢诺兰的风格，他知道诺兰正打算启用我，他就抢了先。但是如果诺兰再找我，我也不排除考虑与他合作的可能。

　　我们在脸书上聊了一会儿。我问他是不是编剧之一。他含糊地答道，负责现场协调的工作人员，这个工种更有前途，更接近导演工作。我劝他说，跟那些人周旋下去未必能有什么结果，徒然浪费你的写作才华，不如还是回到写作营来吧。他答道，写作营的那些人连碧欧泉的全套护肤品都用不起，跟他们周旋到老，又能有什么结果？

　　我问，你那部五百页以上的巨著呢，还在打磨吗？他答，五百页的一本书还比不上五分钟的电影造成的影响。我想说，如果每个人都想走近路，不仅是小说，电影也早就不存在了。不过我保持了沉默，只回复，祝你好运。我知道他也已经离开了卡斯塔里，与汉娜一样，可能今生今世不会再回头。

　　在那张一节火车车厢那么长的餐桌上，有位来自都柏林的剧作家艾瑞克，圣三一学院的助理教授。他写过一部学术书，研究各种文化中“玩笑”的共性。诸如在古老的故事中，富人总是成为笑话的主角，穷人基本幸免。在笨人和聪明人之间，聪明人通常被选作揶揄的对象，笨人反而有福。如果故事依然在对立的阵营中选择更逗人发笑的一方，走入写作营和走出写作营的作家，谁会被选中？

　　往非洲去

　　卡洛琳在蒙纳汉的写作营中是个异类。她来自丹麦的哥本哈根，小说家，四十五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我起床晚，走进厨房已经十点钟。厨房有一扇玻璃门面向方圆半公里的草坪，绿色尽头是一片巨湖。雨后初霁，透过绵延的雾气，远方湖水中耀眼的晨光宛如蜂群飞舞。就在这片奇幻的背景中，我看见卡洛琳就像个外星女战士一般从远处跋涉走近。从细小的剪影，缓慢变成一个冒着热气的人走近。

　　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室外。她穿着紧身的跑步中裤，跑步背心，勾勒出腿部粗大的肌肉和相形之下有些窄小的肩膀。跑步穿这么少也很正常，然而关键是这身衣服是湿透的，她晒成赭红色的肌肤上水珠闪闪发光，一头亚麻色的短发滴着水贴在头皮上。高度近视眼镜片满是雾气。她步伐矫健，神色则有些茫然，多半是因为视力受阻的缘故。直到跨进厨房，快撞上桌子了，她才看见我，急急忙忙将手掌在裤腿上蹭掉一点水珠，然后咧嘴笑着，过来握我的手。冰凉有力的一握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她说她刚刚游泳回来，从湖里。先跑步半小时，再下水游泳，真是个绝妙组合。

　　此前，对绝大多数旅居在这里的作家而言，这片湖是用于观赏的。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往来于写作营的作家们而言，他们的日程不过是写作、开会和讨论，唯一与外部景观环境有关的活动是“闲庭漫步”，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

　　卡洛琳的到来有如在冷水锅里投进一块火烫的石头，转眼间，整锅水开始沸腾。在她的撺掇下，贝蒂也尝试了晨跑加游泳的组合。她青紫着嘴唇，冲进厨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其实她只是下水了三秒钟，水太凉，湖底的尖石头扎疼了她的脚掌。随即她打着喷嚏，风一般跑上楼冲热水澡去了。

　　卡洛琳打算组织更多人一起下湖游泳，在最美丽的日落时分。玛古斯说，开玩笑，水温太低了。而且那里根本没有一个合适的走进湖水的地方，没有台阶，没有沙滩。难道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进湖里去吗？结果到了傍晚，几乎所有人都去了。我们在湖水里绝望地扑腾着，想到待会儿穿过草坪走回室内至少得十五分钟，湿淋淋只披一条浴巾，那该比水里更冷上十倍。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却光着身子坐在湖边，每个人手里拿一瓶啤酒，望着夕阳，争论着有关哈罗德·品特的戏剧，把这片杂草碎石还爬满蜗牛的野地生生变成了马尔代夫的沙滩。整箱啤酒是卡洛琳从储藏室里偷出来的。

　　卡洛琳说等到明天，她要设法在这里生一堆火，弄个炭火盆，搞点炭块和木头。第二天彼时，主任找我谈话困住了我。后来我听说湖边篝火未能燃起，找不到干燥的木材。但是更多人下了水。连七十二岁的法国历史小说女作家奥利维亚也去了。她穿着一套比基尼，颤巍巍地站在湖边的石堆上，嘟哝着，我心脏不好，我的药就在浴巾边的小布袋里。然后她扑通一声就跳进湖水里了。卡洛琳告诉我，当时我真想拦住她，可是谁有权力拦住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人去找乐子呢？说罢她就朗声大笑起来。这是她的招牌笑声，震得天花板上的青铜吊灯、墙上的油画和门廊里的雕像都颤动起来。

　　背着她，人们都私下议论说，她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作家们都是热爱脑力运动胜过体力运动的，她好像恰恰相反。她四肢过于发达了，难保不会占用她脑细胞需要的能量。她的性格也过于单细胞了些，听她那大嗓门和飞快的语速，说什么都完全不过脑子。

　　某次晚餐，主任问大家为什么申请到这个写作营来。人之常情，说些溢美之词也不会被雷劈。轮到卡洛琳，她说，她意外得了个国家奖，奖金的一部分规定用于支付写作营的开支。她不想去丹麦本国的写作营，就选择到爱尔兰来。

　　主任高兴地问，是因为你喜欢爱尔兰文学，还是以前在朋友那儿听说过我们这个写作营，喜欢这里的环境？卡洛琳答道，其实只要不待在丹麦的写作营，哪里都行。住进本国的写作营是个大麻烦，丹麦作家在一起不是互相暗自较劲，谈论你前一本书卖了多少，我这部小说有谁给写了评论，就是想要从彼此牙缝里挖一点资源出来，你的出版社，你的文学期刊编辑，跟你相熟的评论家和大人物什么的。卡洛琳哈哈笑着环顾四周说，你们爱尔兰作家挤在一堆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这一句大实话，餐桌上三分之一人的脸拉下来了。

　　她又说，我不喜欢住在写作营里，需要休息的时候还成，短期的，两三个星期，再长就不行了。写作营并不需要我，这个世界有更大片的地方需要我。比如说，非洲。

　　她给自己斟满苏维翁红酒，开始用撺掇大家跳下冰湖的气势鼓动我们。如果你们想要见识一片真正的乌托邦，就买张机票去非洲住几个月吧。2002年，她第一次到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当地人见了我就乞讨，伸出黑色的手，孩子和成年人都是如此。我给了他们一些小钱，他们并不离开。我有些生气，告诉他们我不能给他们更多的钱，我不是财主。有个老人指着我手里的书问，你有没有多余的书可以给我们？我们不要你的钱，我们可以把钱还给你，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本书？原来他们看见我在车站里读书，看见我从挎包里掏出过不止一本书。他们死死盯着我的皮箱，猜测里面也许装满了书，眼神像是瞪着一个宝库。

　　我走在那些穷乡僻壤，人们在树上挂起一条腌肉，可以吃整整一年。要是我在饭店里点一条鱼，等四五个小时他们还没从河里提起来。可是到处有人伸出黑色的手问我，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本书？欧洲的书在书店里促销无人问津，在仓库里慢慢发霉，在与电视与电影的战役中落败，紧接着又彻底在互联网面前变成炮灰。我公寓的衣帽间里堆着自己以前出版的两百多本小说，都不知道应该送给谁读。在非洲，人人都觉得如果能乞讨到一本书，这比纸币稀罕得多。

　　我说我不能把书送给你们，我只能借给你们读。我住在马拉维河边的一个村庄里，我皮箱里所有的书都被他们借阅过一轮。每本书转手几十个人，再回到我手里，封面上的油彩都被黑手指给摩挲得褪色。最后我离开的时候，还是把随身携带的每一本书都留在非洲了。那些书留在非洲的命运，显然会比跟着我回丹麦要好得多。它们不会寂寞。

　　此后我又回到非洲，2005年，2008年，2009年，2012年。每回停留三四个月。没有哪片土地上的人们比这些非洲人更渴望阅读。于我而言，非洲因此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好比我是一个制作梳子的手工艺匠人，劳作半生，生活在秃子云集的国度，却在某天无意间发现了一片人人长发茂盛的新大陆。

　　我遇见很多从北美洲、欧洲移居到非洲生活的青年作家，他们宁愿放弃以前的人生，放弃祖国的读者，从此为非洲写作。他们写非洲的人，非洲的生活，自费在非洲出版，销售量高过以往的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靠卖书的收入，他们拥有保暖的生活，当然不可能是奢侈的生活。在非洲本来就没什么消费和娱乐，比你们想象中更艰苦。然则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此生在本国写作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读者数量。这是他们曾经最渴求的愿望，也是投奔非洲的唯一理由。

　　非洲是他们真正的乌托邦，不是写作营这种所谓的理想国。他们没有选择在写作营里苟廷残喘，靠富人捐赠和政府拨款拥有一张暂时宁静的书桌。据说在这里创作出来的大部分文字过于高雅小众，还得靠另一些院校经费来资助出版，而这些书九成的读者是你们彼此，顶多再添几个评论家，几家媒体，那已经是不能再好的结局了。

　　卡洛琳说到这里，餐桌上剩下三分之二的脸也变青了。贝蒂尖着嗓子插话道，这么说来，你的书全都是在非洲出版的啰？这句话是明显的讥讽。作品英译本的出版有众多选项，或美国市场，或英国出版商，或更多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域，视文化高地与低地分优劣。非洲也有众多英语国家，只是如果英译本的出版地是那些国家，总会引来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贝蒂的言下之意还不仅如此。若是如她所嘲讽的，卡洛琳的书全部出版在非洲，那就等于是在说。她没有任何母语作品出版在本国。

　　我看过卡洛琳的简历，她在丹麦出版过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还得过三次国家级大奖。她出版物的数量是贝蒂的两倍。不过卡洛琳恐怕真的有单细胞之嫌，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贝蒂这个问题背后的恶意，还很认真地回答道，我自己的书倒是一本都还没在非洲出版过。我都还没时间想过这个呢。我在非洲忙得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只手来，不是敲键盘，而是各种打杂。

　　她开始列举道，我先是筹钱在莫桑比克建起了一个图书馆，组织了读书俱乐部，每周都有活动，请作家来和读者互动，做朗读，或者读者自己聚谈最近读到的好书。过了两年，我终于筹到足够的捐款，与马拉维的一位作家合伙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为了这家出版社，我每年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填表、写邮件，向欧洲和美国的各种基金会申请资助，他们总有一部分经费是与支持贫困地区文化发展有关的。我不负责选书、编辑和印制，我不参与任何环节，这些全部交由非洲的工作人员自己来运作。我只负责筹钱。

　　三个月前，机缘偶合，摩纳哥的王储同意捐赠一大笔钱给我们的出版项目。说到这里，她弯月般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笑得灿烂，一拳头捶在身边玛古斯的肩膀上。嘿，那可是真正的王子和公主啊。十月份我就要带着他们去非洲，给我那些爱书爱得发狂的老伙计们送钱去。让他们加班加点，这两年至少弄出一百种书来发到书店里。

　　这时候，她意识到大家看她的目光变得异样，那是作家看到出版商的目光。她眨巴了几下眼睛，随后坚决地摇头说，我们写自己的世界，以为全世界和整条历史长河的读者都愿意读，事实并非如此。非洲并不需要我们写的书，他们想要读的是非洲的故事，非洲作家的作品。我无意把我们文化的垃圾倾倒在他们的土地上。我想做的是帮助他们本土的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不是把他们发展成西方文学的读者。这家出版社只出版非洲作家的书。

　　当年凯伦布里克森写肯尼亚。据说非洲文化界后来很不愉快，认为她的悲天悯人是一种更刻意的优越感。如今卡洛琳只让非洲读非洲，这种努力究竟会被解读为对非洲文化的尊重，还是西方文化的自以为是在作祟，恐怕将来最有权评判的依然是非洲当地人。

　　卡洛琳说，作家最大的痛苦就是把自己的写作看得太重，把自我精神世界中的电闪雷鸣看得太重。它们可能什么都不是，那点小波澜连一寸之外的半根头发丝都吹不起来。她像堂吉诃德般高声召唤我们，你们走进这座写作营的时候，就已经走出了现实世界的小天地。那么为什么不再走出这座房子，到非洲去，到世界的尽头去？你会发现，有远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就像我，我是文学殿堂里的一个信徒，一个布道者。我希望更多人能享受阅读和写作，享受灵魂得以脱离肉体局限抵达的时间与空间。这种愿望远胜于期待他们阅读我个人文字的一己私欲。

　　她就这样把这里的所有人都得罪完了。翌日写作营居留期满，预约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离开了这座满是古董，极尽奢华却并不属于我们的房子。

　　她仅有一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的前三章译成了英语。我悉数读过。她写感情缓慢而不可逆的死亡，写入在竭力挣扎中滑向衰老，写终将到来的放弃。她的叙事节制与冷静，她比大多数作家更敏感忧愁，她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如果仅从小说判断的话。她懂得不可为。她只是比我们所有人更勇敢，或者更绝望。

　　往时间的尽头去

　　我无意评判写作营对作家的影响，也无意建议人们走进卡斯塔里，或者离开。如果时间有尽头，我们所有形态的奋力挣扎都终会有结论，是可笑，抑或有意义。像是一种惯性，我依然在写作营里走来走去。没有刻意申请，也没有决意退出，我还在路上。

　　这一回，离开利默里克，坐车抵达科克的那天晚上，我又收到丹麦写作营主任的来信。他通知我们这届写作计划的全体成员，写作营恐怕很快就要关门大吉了。基金会停止向写作项目提供拨款。所以我们这一届，是最后一届，也许是最优秀的一届。他这么写道。

　　我们连忙纷纷表示，我们得干些什么来力挽狂澜，我们可以给基金会写信。写，这可是我们的专长呢。转念再想，几封邮件能有什么用处。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们的专长怕是地球上最无力的呻吟了。回忆在那个写作营度过的时光，想起我们在狂风暴雨中朗读，雨衣在旷野中猎猎作响。想起大家在厨房里一起打苍蝇，去超市路上被牛群追赶。细碎种种有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有尽头。

　　重返科克，是参加今年的国际短篇小说节。某个微雨的下午，我回到科克写作营的老房子故地重游，这也是我初遇汉娜的地方。曾经欢声笑语的厨房里寂静无人。餐桌旋转了九十度摆放。暖气总闸与告示板之间，汉娜的那幅写作营地图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四条黑胶带的印记，如今是墙上最白的四个长方形。想起汉娜也杳无音信已久。

　　小说节结束后的第二周，也就是昨天，我已辗转来到阿尔卑斯山。刚接上无线网络，邮箱就叮咚一声响。汉娜回复了我在科克发出的邮件。她告诉我，卡尔卡索纳古城附近的房子已经造好，期间她和汤姆吵架无数次，又和好无数次。两个人亲密相处的日子不易，不知何时才能静心下来写作。不过她估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她和汤姆已经决定不领养孩子。他们依然打算建立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将来自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计划用这座房子开设一个国际写作营，这将是家庭和写作最有创意，也是最完美的结合，不是吗？眼下她正在亲自做申请网站，汤姆负责联系经费。汉娜用熟悉的口吻在邮件中嘱咐我，别的写作营你可以没兴趣，这个写作营你可一定要申请噢。我在法国等你，明年夏天。

　　我捧着电脑，笑得像个傻子，是谁说人生的选择非此即彼，谁说如果改变主意，我们就将不得不回到原地。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写作可以构建的世界而言，则更是如此。窗外雪山延绵，宛如神灵胡乱丢弃的空白稿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