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他坐在台阶上，望下去，天下热闹。国家博物馆的内庭如此高旷，设计者的本意是让人慑于自己的小，收起来，低下去，正心诚意。可现在，这里是盛大的集市，人群汹涌，谁顾得天高地厚，到处跑着亢奋的孩子，跟着疲惫的家长。

　　放假了，国博比国贸热闹。缓缓站起来，右膝硬着，但不再剌痛。他下楼走向南馆。《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在南馆三楼，他想，他们本该把这个展览放在北馆，而《海上丝绸之路画展》倒应该在南馆，画的都是往昔的广东和南洋。

　　他刚在画展的开幕式上讲完了话。那些画让他想起以前看过的18、19世纪西方人在远东留下的速描或版画，波涛、船舶、广州十三行或澳门的街景。不同的是，那时，我们被观看，而现在，一个中国画家变成了观看者。

　　——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转交。他加重了语气：这意味着中国正在重新界定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话说完了，不溜出来还等什么。他不是一个尽职的听众，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话其实也没人要听。南馆的三楼明显清静了，走到展厅门口，却被一身黑衣的博物馆小姐拦住：收费的啊。

　　哦。三十块。摸出钱递过去，小姐小脸一扬：那边！

　　那边是收款台。交了钱，拿了票，他觉得膝盖又疼起来。

　　展厅里寥寥几个人，他有一眼没一眼地转着，想了想为什么好好一个姑娘，一张嘴收费就活像一个衙役，显然，在上意识或者下意识里，她是把收费准入当成了一项权力。而且国博的制服能不能别这么黑和酷，看看人家俄罗斯各民族的衣裳，撑在架子上，关在橱窗里，随时会破窗而出，跳舞。

　　他端详了一会儿顿河哥萨克的服饰，想象了一下格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穿上衣裳的样子，忽然想到，这展览和丝绸之路真没什么关系。是的，展厅进门有一张图，一条线蜿蜒横穿俄罗斯南部，从西伯利亚到伏尔加河到里海，这是丝绸之路的北路，而这个展览不过是排列着沿线各民族的服装和用度。他想，穿着这些衣裳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生息的地方是丝绸之路。他们的空间被重新命名，然后他们的生活被赋予新的意义。

　　——当然，这个展览一定是中方策划的。世界正被重新整理。

　　其实，中国人本来也不知道丝绸之路。一代一代的人走在路上，贸易、求法、征战，但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丝绸之路”，对他们来说，那只是自家的命，是世间的缘与苦。直到拉铁摩尔造出了“丝绸之路”这个词.直到斯文赫定写了《丝绸之路》那本书，大漠风烟、酷热苦寒、白骨和血汗，都有了一个名字，隐隐闪光的、柔软华美的名字：丝绸之路。

　　像沙丘一样柔软，他忽然想起80年代曾经看过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目瞪口呆、心驰神往；喜多郎的配乐魅惑绵长，当年他买了盒带，日日播放，抽丝一般，在脑子里缭绕，快绕出一个盘丝洞了……

　　必须感谢拉铁摩尔.给他发一吨丝绸。他赠予我们一个好词，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边塞和穷荒本是天下尽头，是边缘和界限，现在，由于这个词，界限被越过，你必须重新想象中国，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种历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来。

　　老马告诉他，这是范仲淹的庆州。

　　他知道。来之前他百度了甘肃庆阳，知道今之庆阳便是古之庆州。他正在庆阳的街上狂走，他必须让手机上微信运动的显示步数达到一万，然后沮丧地看着居然还有疯子达到了一万五、两万甚至三万。

　　老马说：他在这儿写了《渔家傲》。

　　是的，这个领兵的文人，他祖籍苏州，在山东度过了惨淡童年，然后读书、做官，他可能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带兵的人，来到这偏荒的庆州，杀伐决断，看着人因他的命令而死，血流于黄土，孤儿寡母哀哭。

　　老马走得从容，几乎是迈着方步了。他是本地人，他安稳地走在从小走到老的地上，晚上刚喝了几杯酒，老马忽然对着空旷的街朗声诵起《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诵罢，老马向我一指，笑道：这是你们京城来人的牢骚！

　　——北宋康定二年，1040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次年改知庆州。延州乃延安，庆州为庆阳，由陕北到陇东，文雅风流的大宋面对着血气方刚的西夏的挑战，在儒者范仲淹的对面，是马如龙、刀如风的李元昊。

　　范仲淹顶住了。宋以后，书生领兵，最成功者曾国藩。范文正比不了曾文正，但也绝非纸上谈兵的书生，他定得住心.吃得了苦，最终把战线稳定在庆、延一线。不曾退却，已是侥幸。

　　他必须在庆州站住，他身后是万里江山、天下安危。但他的心却是一座封闭的孤城.此来身是客，欲归无留意，抬望眼，看衡阳雁去——站在甘肃庆阳，他的日光追随雁阵，一直飞到湖南衡阳.那里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第一峰，名为回雁，南飞之雁至此回还。在中古华夏，大雁也飞不出入的世界观。雁止处便是天尽头。范仲淹之心从极北飞到极南，划出他的天下的界限，这就是他不得不守的孤城，端坐城中，便是中原、开封。

　　范仲淹去过衡阳吗？他不知道。他只知，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却应好友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天，在老马家里，他看着墙上那幅地图——这里便是庆州庆阳，纵马南下即是长安西安.当年周人便是由此路下了岐山，庆阳东去为延州延安，陕甘宁边区，所谓甘，就在庆阳；而由庆阳向西，是固原，是六盘山，正是当年西夏南端，成吉思汗北伐西夏，死于此山，而1936年.毛泽东于此山吟出《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雁仍是范仲淹所望的雁，但望断了、蓦然回首，前边原来是浩浩荡荡的新天新地。

　　宋人的天下小。宏远如范文正，他的天下也是小。范仲淹心里的天下，向西向北都不曾越过固原，向南甚至不越衡山。对大宋朝的文人来说，最残酷的迫害就是把他发往广东，再狠一点，置之死地，那就是海南岛。

　　老马取出一本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翻给他看：“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首，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欧阳修的取笑正点出了《渔家傲》的词气穷酸。范文正毕竟文人，他的全部教养都使他做不出“元帅之词”，他注定没有一个统帅所应具有的冷酷专注的求胜意志，他在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忍不住沉吟并且玩味这种沉吟，当他终于在1043年回到开封，荣升宰相时，他一定是如释重负。

　　——不，老马，我知道你最看不起文人酸软，但你不能这么看范仲淹。这世上多少见花落泪的文人却不惮于毁灭世界，而铁血的武士也可能在天地不仁中自有一份慈悲。问题不在这里，我宁可相信，欧阳修的这个“穷”指的不是格调，说的是词中天下的狭小、胸襟的逼仄——当然，也许我错了，欧阳修和范仲淹大概共享着同一种天下观，我要说的是，不管欧或范怎么想，他们的“天下”不过是困守中原，如此之小、如此之“穷”，越来越小，越来越“穷”，直剩下“残山剩水”，直剩下寥寥酸儒困于天地一角、汲汲于“华夷之辨”！

　　从庆阳到兰州，飞于天，下瞰黄土高原。深沟中、巨塬上，所有平坦的地方都被开垦、种植。按老马的说法，此地是上古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考古发掘中，几乎所有旱地作物的种子都有发现。

　　拉铁摩尔是对的。他想，你飞在天上，看着这自古相传的田地，你就会明白，所谓边地、边塞、边疆，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政治和军事的界限，不仅是分隔、冲突和征战，这里是生活区域，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相遇和共处的地带。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的历史，有繁盛自足的日子，这种历史和日子并非仅仅由远方的某个中心颁布和书写，在这里，不仅有白发的将军和思乡的征夫，这里还有农夫、牧人、商贾、僧侣，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和生活的主体。

　　为什么范文正公就看不到呢？

　　莽莽苍苍——他想，范仲淹至少不曾从天上看见这山河大地。他需要的不是一只大雁而是一架飞机，在飞机上他就会知道，这大地上的每个点，落下去便是中心，南与北、中心与边缘本来是相对而言。

　　当然，即使驾驶着飞机可能还是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他忽然想起圣埃克絮佩里，这伟大的飞行员，他属于人类最早一批职业飞翔者，而且还是个文人。

　　他不记得是在《夜航》还是在《人的大地》里，圣埃克絮佩里眉飞色舞地讲了一段八卦，关于法国殖民者如何收服那些桀骜剽悍的北非穆斯林酋长。据圣埃克絮佩里说，办法很简单，殖民当局把酋长们带到法国地中海边的尼斯观光旅游，下了船放眼一望，酋长们就懵圈了、呆住了，信念就动摇了：如果这些法国人是邪恶的异教徒，那么，真主为什么把这么美好的地、这么多的永和绿树赐予他们？

　　听上去像是一个毁灭性的问题。

　　圣埃克絮佩里说，法国真的就此收服了很多酋长。

　　他对着圣埃克絮佩里笑了。这“小王子”的作者，真是天真可爱。他后来在战争中下落不明，假如他还活着，假如他活到现在，他就会明白他是多么轻率，他会看见，尼斯的血在流淌。

　　至少，你必须确信，每一个地方都自有一颗秘密的心脏。

　　自宋以后.中国书生就不再具有汉唐胸襟、帝国视野。他们的天下越来越小，而且他们看天下的视角只有一个，就是京城。不管他们身在哪里，他们都是心在京城，都是从京城、从文明的中心地带遥望着此地。

　　——一边说着，一边心虚着。他现在是在人民大学，一个史学重镇，在人大高谈历史，这是多么狂妄。好在，他的听众是中文系的学生。

　　他在讲《作为方法的边地》，他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他知道，他正在无耻地越出他的知识范围。

　　是的，如马前泼水，有些错无法挽回。有时他会想起1980年，他本可以选择成为历史系或考古系学生，当然，还有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后来的传媒大学的招生人员跑到他家里，说你应该去我们的播音系。

　　播音？那不就是念稿子吗？

　　父母大人一脸的轻蔑。好吧，你们以后终于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决定，你们就这么扼杀了一个白岩松啊。

　　至于历史或考古，两个北大考古系毕业生连想都懒得想，我们家还缺挖墓的了？

　　于是，他成了中文系的学生。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也许，对一个摩羯座来说，真正可做的永远是寻求确切的知识，而不是研究人们如何发脾气或者闹情绪。他常常会为别人的种种脾气和情绪而暗自羞愧。他想，我们对世界所知如此至少，因为少，我们才相信自己真理在握，才敢于任性，我们只不过是一辈子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已是多么好多么可怜或可爱。

　　然后，在兰州，他不得不对着很多人谈论诗歌。他坐在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旁边。他想，他对诗真的没什么可说，坐在这两位旁边就更不能说了。

　　健谈的欧阳救了他，欧阳忽然提到一个词：“未来考古”。

　　等等，让我来！——他想他至少可以谈谈这个“未来考古”.虽然他根本不知道“未来考古”是个什么鬼，但是，至少这里还有一个“考古”。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几个人来到未来，他们是考古队员，他们已经身在千年万年以后，那时我们电脑里流动和储存的东西已经消失无踪——别跟我说它们将永世长存，我1994年电脑里的东西都已经找不回来。

　　所以，对这些未来的考古学家来说，我们和二里头文化或者良渚文化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要想获得关于现在的知识，唯一能够凭依的依然是残留的、确切的物质。

　　于是，问题就全在于他们能挖到哪儿了，一个工厂？一座办公楼？或者挖出此时我们所在的这个金城剧院？

　　——我们希望如此，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文明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认识。但是，千年万年后的事谁能担保呢？万一他们挖到一个废品收购站或者一个垃圾掩埋场呢？我们会为此感到羞涩和沮丧，而他们，那些考古队员们一定是欣喜若狂。因为，恰恰在这里，在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最不重要的地方，他们发现了被我们遗忘的秘密，发现了我们从来想不到要留给后人、告诉后人的那些事。

　　或者说，我们的面目，可能最终是由那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物所塑造的。

　　他忽然想起斯坦因在《沙埋和阗废墟记》里记下的一段奇遇，他在尼雅附近一处流沙半掩的古代住宅区的废墟里掘开了一个垃圾堆——是真正的垃圾堆。实际上.我们常常忘记，除了墓葬，人们的城池或聚落通常都是因战争或天灾或迁徙而主动放弃的，不管什么原因，人们总是会尽力收拾带走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而把垃圾堆留给后人。

　　斯坦因的垃圾堆大概属于公元3世纪西晋武帝时期，他在其中收获颇丰，“三个漫长的工作日，我闻够了许多世纪后依然刺鼻的臭气，也吞进了大量的幸亏如今已经死掉的古代细菌。”但是，他翻出了一批写在山羊皮和木牍上的卢文文书，其中一块木牍有两枚封印，一枚是汉文篆字，一枚是希腊神像……

　　他注意到主持人正在意味深长地看他，哦，跑题了。

　　好吧，今天的主题是“西部诗歌”。但是这和“未来考古”密切相关。问题在于，我们借以界定自己的那些东西往往出于我们对自己的误解，或者说，我们的自我想象常常不过是根深蒂固的幻觉。而那些被我们弃置在垃圾堆里的杂物，那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经过消化之后的剩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所在。谁知道我们在未来会被如何言说？比如范仲淹曾身在甘肃，他带兵打仗，在这里待了一年，但是。一年之久，他看到的是刀兵和生死，他完全没有看到这里人们的家常日用。如果你回到大宋，你见到范仲淹，你问他何处是丝绸之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脚下这条路原来也是另外一条路。

　　所以，何处是“西部”？西部是不是从洛阳或者开封或者北京指认出来的西部？从外面对这个广大的区域作出文化、历史和地理的复杂界定——但再复杂也注定是简单的。比如，史学界有人划了一条漠河腾冲线，这条线以东是农耕文明占压倒性优势的地区，包括朝鲜、日本和越南，这条线以西是农耕文明和游牧、草原文明相互冲突和影响的地区。对不对姑且不论，但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西部定义为传统中原文化的保留地和后花园时，这里是否存在知识上的盲区？更不用说把西部和原始、蛮荒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究竟是外部指认的结果还是我们身在此地的自我发现，还是我们身在此地，但不自觉地反复进行着自我的外部化？

　　好吧。不说了。

　　他站在国博展厅，看那些画。他喜欢那艘船，红头船，那是清代乾嘉年间的潮汕海船，专为远航暹罗而造。船艏和桅杆漆成红色，绘着大鱼之眼。那就是一头巨大的红鱼。

　　南海有鱼。大鱼去处，天下随之伸展。

　　那一年，范仲淹在庆州，行至一条河边，这个苏州人看到了碧水清流，心甚乐之，但是，陪同的当地官员对领导说：“此水不好，里面有虫！”

　　范仲淹答日：“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所谓“虫”，原来是鱼。范仲淹当然吃鱼，但庆州人不知有鱼，亦不吃鱼。直到五六十年代，陕甘人也不大吃鱼。他记起一位老先生曾经笑谈，当年第一次自陕来京，面对松鹤楼的松鼠鱼，心中惊诧惶恐，竟不知如何下手。他想，这不食鱼的习俗恐怕来源深远，当年庆州、延州“羌管悠悠”，藏羌之风浩荡，而藏族人本不吃鱼。

　　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这条船。船上都是些什么人呢？船主，他们通常属于一个世代以航海贸易为业的家族，船员，他们很可能都是潮汕同乡。风涛险恶，同族和同乡将相依为命。他们的船上是否有一个文人？范进不曾中举而上船做了账房？他是否会记下船上那些事？他是否知道，那些事比朝廷里帝王将相经略天下的伟业重要得多？

　　当然，没有。范进宁死也不会上船。夏虫不可语冰，他不知道南方海中有大鱼。

　　1936年，国破家亡之际，雷海宗先生发表《断代问题与中国文化的两周》，在他看来，“元明两代是一个失败与结束的时代。”然后他写道：

　　在这种普遍的黑暗中，只有一线的光明，就是汉族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郑和的七次出使，只是一种助力，并不是决定闽粤人南洋发展的主要原动力。郑和以前已有人向南洋活动，郑和以后，冒险殖民的人更加增多，千百男女老幼的大批出发并非例外的事。有的到南洋经商开矿，立下后日华侨的经济基础，又有的是冒险家，攻占领土，自立为王。后来西班牙人与荷兰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华侨与中国首长。汉人本为大陆民族，至此才开始转换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说是尤其宝贵难得的水陆两栖民族。（《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14，第142-143页）

　　——膝盖剧痛。他想，这就是每天一万步的结果。他的腿本不是用来走路的。他的腿本是依着马背和马腹的弧度生长。他的前世.那个匈奴人或鲜单人，立马阴山，他看着大地向南展开，如风如电.直到地之尽头，海之北缘，然后.他下马，扑向浩无际涯的蓝水。

　　这个夏天，游于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