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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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上的两句诗，摘自鲁迅悼念年轻时结识的乡友范爱农的诗三章。这首诗写于1912年，其年鲁迅不过才31岁。他在北京听到范爱农穷困潦倒之际溺水身亡，悲伤之情可以想见。但以范爱农与鲁迅不算远但也并不算近的交情，尤其是以鲁迅事业刚刚开始和他刚过“而立”的年龄来判断，产生“故人云散尽”的悲凉，说出“余亦等轻尘”这样凄冷的话，仍然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一个没落者的死亡在鲁迅心里激起如此大的波澜，这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鲁迅敏感的性情和内心深处早已植根的悲凉的底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鲁迅唯一称之为“伟大”的作家，他对陀氏最信服的一点，就是那种冰冷到极点、将一个人的悲哀彻底剖开来的笔法。“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31岁的鲁迅借悼念亡友而表达出的情绪，又何尝不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上的某种暗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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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2月7日深夜。整整两年前的这个暗夜，柔石等五烈士被杀害。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一些特别，他一反平常只是客观记载书信收寄、友朋往来、银钱收支的做法，特别写道：“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是一个阴雨灰暗、深不见底的寒冷的夜晚，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自己的妻儿也已安然入睡，鲁迅却被两年前这个夜晚的一个可怖的意象折磨着，无法平息内心的伤痛。时光的流淌，世事的纷乱，一定让大多数人已经将两年前遇害的几位死者忘却，而鲁迅，却仍然被这种残酷的记忆所折磨。他无法忘却，在阴冷的雨夜，回忆两年来不能忘却的痛苦记忆。往事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而“今年的今日”呢，“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在这寂静的时刻，“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那些字”，就是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样的文字，鲁迅宁愿不做，这样的记忆，他也宁愿没有。“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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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称要“忘却”的鲁迅，其实是抹不去心中记忆的人。他总是用“忘却”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死者深切的怀念。纪念或者说记念，为什么是为了忘却?他不是要忘却死者，他是不愿想到那死者是热血的青年，而且是被无辜地杀害。“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同样提到“忘却”一词的，还有《记念刘和珍君》。“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为了忘却”，其实是因为不能忘却，这不能忘却的悲哀，时常会来袭击一颗本已沉重的心。所以鲁迅才用这样一种极端的、背反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沉痛的感情，复杂的思维，体现为一种奇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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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死亡，鲁迅总是想得更多。父亲死的那一年，鲁迅才不过是15岁的少年，直到中年以后，他才想到用笔怀念父亲。但《父亲的病》这篇回忆性的文章，其实另有深意。这深意绝不仅仅是对庸医的批判，这固然是文章中涉及笔墨最多的话题，而我更读到了鲁迅在其中表达出的生死对话的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精通礼节”的衍太太，要少年鲁迅向弥留之际的父亲呼喊，以挽留他的灵魂和气息。鲁迅特别写到父亲最后的回应：“什么呢?……不要嚷。……不……。”多少年后，鲁迅这样表达他对父亲的忏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这“错处”是什么?鲁迅虽未明说，但我们可以感知，是那无用的呼喊“父亲”的声音，非但不能够挽留生命的逝去，反而干扰了死者平静离开人世时的安宁。那一声声呼喊在鲁迅笔下其实已不是一种亲情的急切表达，而是与庸医的诊法一脉相通的愚昧的威逼、迷信的诱惑。他更希望死亡的灵魂能按自己的方式安然远去。他写《阿长与(山海经)》，怀念已经死了30年的阿长，死亡的悲哀已经淡去，然而鲁迅仍然有一个深切的愿望：“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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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2年到1936年，鲁迅写过十多篇怀念亡人的诗文。如果要我找出其中最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鲁迅通常并不在“朋辈成新鬼”之际即刻去写悼文，他往往会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甚至是在别人已经将死者淡忘的时候，才发出一种幽远的回响。

　　范爱农，溺水死于1912年，相隔14年之久的1926年11月，鲁迅写下追忆文章《范爱农》。

　　韦素园，病逝于1932年8月，《忆韦素园君》写于1934年7月。相隔两年。

　　柔石、白莽、冯铿、胡也频、李伟森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于1931年2月7日，《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整整两年后的1933年2月7日。

　　刘半农，病逝于1934年7月14日，《忆刘半农君》写于同年的8月1日。相隔18天。

　　章太炎，病逝于1936年6月14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写于同年10月9日，相隔三个多月。

　　刘和珍、杨德群，遇害于1926年3月18日，《记念刘和珍君》写于同年4月1日。相隔两周。

　　《阿长与(山海经)》，那是怀念已经去世30年的阿长妈；他以《父亲的病》为题，追忆了30多年前父亲临死时的情景。

　　要知道鲁迅为什么并不在听到噩耗的第一时间就提笔悼念亡者，还得先说明，这并不是一种做文章的“修辞”方法。刘和珍、杨德群被害的当天，鲁迅本来在写随感录《无花的蔷薇之二》，这些短小的篇什里，前四节是他对论敌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的讽刺和批判，但到第五节开始，那是鲁迅听到执政府门前发生惨案之后，他已无心再写论战文章了，他认为其时“己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在文章的末尾，鲁迅特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这是鲁迅文章中极少见的“有意味”的标注。1931年，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很快就为《前哨》杂志的纪念专号写了《纪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过，这些文字都是针对令人悲愤的事件发出的猛烈的批判之声，真正以怀念死者为话题的文章，却都在稍后甚至数年后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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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不在第一时间写悼念文章，源于他的一种根深蒂圈的看法，“死者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只记得谁的挽联妙，谁的悼文好”。死亡变成了一次应景“作文”的比拼，这是鲁迅更深层次的悲哀，他

　　是不愿意参与到其中的。所以他写的悼念文章，更像是一种追思，而且写作的原因，也时常要说明是被人要求和催逼之后的行为。《记念刘和珍君》里这样说明自己写作的原委：“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然而，事实的惨烈早已超出了写文章的冲动，“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这就是鲁迅当时最真切的感受。他写《忆韦素园君》，文章开头就说明：“现在有几个朋友要记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他写《忆刘半农君》，开头第一句就声明“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不难看出，或被人“正告”，或为尽“义务”，或完成“命题”文章，鲁迅写悼文，并没有一上来就渲染自己和死者之间的友情，如何悲痛，如何哀伤。淡淡的感情铺垫后面，其实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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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总是用“记念”这个词表达自己用笔怀念死者的心情，而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的“纪念”，其实是他复杂、隐忍、痛苦、悲愤、哀伤、深重的心境的简洁表露。“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一字之差，却大有可以回味的余地。很多人把《记念刘和珍君》想当然地、惯例式地误写成《纪念刘和珍君》，如果真切地体味到鲁迅的用心，这样的区别就不应以“文字”之由简单忽略。

　　鲁迅害怕悼文成为“应景”之作。他也不相信悼文对死者真有什么意义，然而记忆总是来折磨他，感情的碎片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消散，反而聚拢为一股强大的潜流，冲击着自己的心灵。他回忆韦素园，上来就说：“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翻动这些难免悲伤的记忆，是鲁迅所不愿意的，却又是他难以排释的。

　　记忆的不能抹去，说到底是感情的无法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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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并不因人已死就必得其言尽善。读鲁迅“记念”亡人的文章，我们常能感到他评人论事的客观，就好像真的还在和那死者对话，坦直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然而你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与死者面对面的坦诚交流，甚至是对死者人格的一种尊重，而不是生者的刻薄，特别是在对方已经无权回应的情形下，这种刻薄是令人生厌的。他怀念柔石，想起同他一起外出行走的情景，“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他对同为进步青年作家、最终一起被杀害的柔石的女友冯铿的第一印象是，“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而且认为“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他并不为死者讳。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开头，鲁迅讲述有人因参加章太炎先生追悼会的人数不足百人而慨叹，并因此认为青年对本国学者“热诚”不够。鲁迅却直言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太炎先生曾经也是一个革命家，然而“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而且坚持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并不为尊者讳。

　　1933年，鲁迅为已经被害七年时间的李大钊写过《<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了印象中的李大钊，他这样形容记忆中的李大钊：“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即使是对李大钊的文章著述，他也并不一味说好，认为“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但又坚信，“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未必精当”四字，是鲁迅对李大钊为文的突出印象，他必须要说出来。他甚至在文章中承认，对李大钊的死，自己“痛楚是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只有鲁迅才会这样说，既不失真切的感情，又见出独特的风骨。

　　对于刘半农去世，鲁迅说自已“是应该哀悼的”，并不隐藏淡漠之意，而且对自己和刘半农是“老朋友”这个定义，也坦言“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的很”。他回忆了与刘半农的交往过程，叙述了为刘标点的《何典》作“题记”而“很伤了半农的心”，坦白后来在上海与刘相遇，“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在文章的结尾，鲁迅更直率地说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是一个诤友的直白，因为“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我愿以愤火照出他十年前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一种深邃的爱意洋溢在冷峻的、直率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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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怀念死者，并不只是一种哀伤感情的表达，一种友情的回忆。他常常会突出这些死者身上的“战士”品格，强化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刘和珍、柔石等赴死的青年自不必说，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他一样更看重他作为“革命家”的经历，对刘半农，他愿意和期望他始终是一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

　　但鲁迅并不去刻意拔高死者的价值，并不为他们追认“烈士”之名。他同时十分认可他们身上难得的、质朴的人格品性。他谈柔石，特别强调他性格中那股“台州式的硬气”，对柔石“迂”到令人可怜的气质，更是流露出一种欣赏。因为柔石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品性，“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他回忆殷夫，为他那种心性的单纯和天真既怜爱又悲伤。他把刘半农的突出性格浓缩为一个字：浅。但鲁迅非但不因此看轻他，反而认为这是刘半农最可宝贵的性格特点。鲁迅曾经用一个精辟的比喻来形容刘半农的“浅”：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武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是只有鲁迅才会有的评人论事的笔法，透着目光的锐利和心性的坦诚。鲁迅最看重韦素园做事的认真劲儿，认为“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所以，虽然韦素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

　　的英雄豪杰，鲁迅却在他身上寄予了最真挚的友情。他对韦素园的评价带着浓浓的感情，认为他“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是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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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紧紧抓住亡友们身上突出的、足可珍惜的性格的同时，鲁迅同样把这些“战士”式的亡者视为寻常人，对他们的死给家庭造成的灾难和给亲人带来的痛苦给予了特别的关切。他对刘和珍的印象是“微笑”与“和蔼”，对杨德群则是“沉勇而友爱”。范爱农死了，鲁迅仍然记得，“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并且在14年之后仍然挂念着，“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面对病痛中的韦素园，悲哀的缘由就包括“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这是何等的凄凉。他想到柔石等青年在严冬里身陷监牢，便惦念“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尤其是想到柔石还有一位深爱他的双目失明的母亲，鲁迅更是难掩悲伤之情，“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正是这种心灵上的相知，才使他为了纪念柔石，也为了能抚慰一位一直不知道爱子已经被杀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选择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这幅木刻名为《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了她的儿子”，鲁迅说，这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一种对亡友的纪念。

　　这就是鲁迅的“记念”，他传递着的哀伤、悲愤、友爱和温暖，他表达出的坦直、率真以及对死者的怀念，对生者的牵挂，怎能是一个“忘却”可以了得?直到1936年，鲁迅为已经就义五年的白莽(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就说“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更确切地说，感受过鲁迅对亡者的那样一种深重、亲切、无私、博大的爱意，那“忘却”二字，又含着怎样的复杂、深厚的内涵!一种无奈之后的奢望?一种无力感的表达?可以说，在不同的读者那里，都会激起不同的心灵感应，这是用不着我们来刻意注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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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鲁迅在广州目睹了纪念“黄花岗烈士”的场景，剧场里热闹非凡，连椅子都被踩破很多。第一次过“黄花节”的鲁迅，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庄重的气氛，活人的行为其实早与死者无关。想到前一年在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的会场外独自徘徊的情景，再看看今天“纪念烈士”的场面，鲁迅的内心平添了许多莫名的悲哀，这悲哀里包含着不解、失望，流露出无言的悲愤和急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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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节的杂感》就记述了鲁迅的这种心境。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鲁迅那双锐利而冷峻的目光。他看到“群众”为了纪念烈士而聚集到一起，一次本应严肃的纪念变成了一场没有主题意义的“节日”。他说：“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那实在是无奈中的反话，是含着隐痛的热讽。鲁迅接着说：“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辛辣的笔锋中带着悲哀的情绪。“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如果人们借“忠臣”、“烈士”的名字而麻木了自己的意志，忘记了现实的战斗，那是足可悲哀的事情。他已经看够了这样一种情景：“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论睁了眼看》)所以鲁迅才会犹豫，他不想让死者的回响只是变成文人笔下的“谈资”。鲁迅也因此对悼文一类的写作并不热衷。

　　革命者的血是否自流，这实在是生者应当记取的责任。《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鲁迅在为赴死的青年献上敬意之后，仍然对这些生命的倒下究竟换来什么感到困惑。“三一八”惨案的当天，鲁迅坚持认为，“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但《记念刘和珍君》却又对另一种可能表示出莫名的担忧和悲哀：“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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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究竟应当歌颂革命青年的勇敢赴死。还是强调生命的宝贵，鲁迅本人也是矛盾的。这是他迟迟不肯写悼文的深层原因。柔石等青年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当即就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坚信“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但两年后写下的“记念”文章中，却又表达了另外一种悲愤的感情：“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从青年的鲜血和生命代价中乐观起来。

　　一方面，鲁迅始终认为，一两篇悼文于死者“毫不相干”，另一方面，他又特别看重那生命的付出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生”的希望。所以才有他总是以接受“正告”、为尽“义务”、完成“命题”的口吻进入对死者的“记念”。因为鲁迅既是深邃的思想者，又是肩担责任的战士，同时又是感情丰沛的诗人，他对亡人的怀念于是被涂抹上复杂多重的内涵。但无论如何，鲁迅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者，他绝望，甚至于认为连绝望本身也是一种虚妄，然而他从未放弃过对希望的呐喊，哪怕这种呐喊只是为了别的更加有为的青年能够因此奋进。这是他“记念”并试图“忘却”亡者的真正的思想根源。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之节烈观》)

　　面对死亡，鲁迅并不急于去追认“烈士”之名，在评价“黄花节”时，鲁迅一再强调，“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他甚至也不反对人们在“黄花节”时热闹一番，但他更希望看到人们在热闹之后，能迅速行动起来，去做“自己该做的工作”。

　　鲁迅害怕死者被生者忘记，害怕青年的鲜血白流。他在热闹的场景中想到烈士的价值，在别人忘却的时候为亡友送上追思。但他并不把自己的这种思想道德化，并不把这种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作为

　　道德武器去挥舞，他是一个在绝望中怀着希望的人，是一个愿意把希望之光播散、弘扬的文学家。就像《药》的结尾为革命者夏瑜的坟头安放花环一样，孤独的鲁迅常常在阴冷的暗夜传达温暖的信念。“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是的，这是鲁迅的信念，但它更是一种期望，期望人们和他一样，没有忘却青年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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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鲁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思考。他的很多思想，奇特、锐利、深邃、沉重，常让人联想到几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尼采、叔本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很多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观念，都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某种潜在的暗接和呼应。不过，鲁迅的独特在于，他同时更是一位现实的革命者，是一个时时把目光盯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上面的战士，这同样体现和贯穿在他对死亡的思考中。

　　人有没有灵魂，世间有没有鬼魂，鲁迅的回答总是一种模糊的质疑，一种诗性的猜测。或者说，为了能够和死者达成对话，他甚至愿意有所谓的“鬼魂”存在，疑惑如祥林嫂、忏悔如涓生。都有类似的表达。“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伤逝》)但鲁迅知道，诗性的想象代替不了无可更改的事实。相信鬼魂的存在，是对生者的约束，让他知道死后还有忏悔、追问，生命即使消亡了却还有“生”的责任。但如果这样的疑问变成一种幻想和迷信，则又会引出“瞒”和“骗”的恶劣本性，这是鲁迅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鲁迅同样不相信一篇悼文能为死者招魂，如果悼文所起的是麻木生者心智的作用，那还不如干脆没有这样的文章。于是，我们从《无花的蔷薇之二》里读到这样的话：“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相信：“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活人写下的悼文，最多是活人自己借助笔墨发泄一点心中的积郁。“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文字的无力处，也是活人的无奈。悼文其实“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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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亡友写下“记念”，仿佛是要移开积压在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让我们暂时转移一下视线，看一下鲁迅在小说这一虚构世界里对待死亡的态度。

　　毫无疑问，死亡是鲁迅小说突出的主题。《呐喊》的前四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都涉及死亡主题；其他如《阿Q正传》、《白光》里的主人公也都以死亡作为故事的收束。《彷徨》里的《祝福》、《孤独者》、《伤逝》也同样是以死亡为结局。《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未死，但他始终处于“吃人”的惊恐之中；《孔乙己》传达的是一种灰色人物生死无人过问的悲哀；《药》则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死，华小栓用夏瑜的血救自己衰弱的生命是“愚弱的国民”和“革命者”的双重悲哀，但结尾的“花环”又照出了两种死亡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明天》表达的是生者与死者在深沉的黑夜仍然相依相守的孤寂；阿Q临死前对“革命”的幻想和“画圆”的努力，祥林嫂对“鬼魂”和地狱的疑惑与想象，则是鲁迅对“庸众”命运的揭示。《白光》里的陈士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些已被时代抛弃的多余人，凄凉的结局透着彻骨的寒冷。诗意勃发的《伤逝》则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泽，涓生对子君的忏悔，实际上更多探讨的是生存的痛苦和希望。死亡，以它最沉重的一击，对人在世界上的生存、温饱、发展作出最后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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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里同样充斥着死亡意象，充分体现了鲁迅对死亡的想象何等独特与尖锐。仅以《死后》为例，由“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开始，鲁迅以一个“死者”的口吻狠狠地讽刺、嘲弄了生者的丑态，让人读来发笑、发冷、发窘。鲁迅从来不回避死亡这一话题，他的杂文《死所》里对死亡的淡定态度，《女吊》里的复仇主题，《死》里的牵挂与了无牵挂，都是鲁迅死亡意识的真实写照。对于自己死后的结局，鲁迅的态度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他不愿意给活人带来影响。这影响要分两面说，友人的和仇人的，关于自己的死给亲人带来的影响，鲁迅的希望是：“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而对“仇敌”呢?则是要自己的死“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也因此，他无条件地要求自己死后“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是鲁迅的决绝，即使他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的时候，也决不放低姿态，包括对那些怨敌，他的态度仍然保持着固有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那就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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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鲁迅，他的生命意志，他的赴死精神，同样让人感动。他坦陈内心的孤独和绝望，对社会和青年则又刻意写出希望之光。他活着时是诗人、战士、思想者，死后被认作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正常与不正常的死亡。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唯一的妹妹端姑的夭折，四弟的早亡，父亲的病逝；青年时代赴日留学前又经历了最爱他的祖父的故亡。而此后的30年，鲁迅又被“层层淤积起来”的“青年的血”压迫得“不能呼吸”，常常要以“年老的”身份去为“年青的”生命“写记念”。他悲叹年轻的韦素园“宏才远志，厄于短年”(《韦素园墓记》)。面对杨荃(杏佛)的突然被害，他发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无奈与哀伤(《悼杨荃》)。看到单纯、天真、认真、刻苦的优秀青年柔石被残暴的力量杀害，他发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愤懑之声。如果说，1912年写下的“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更多的是表达一个诗人的内心敏感，那么，此后发生的一系列生死离别，则为这个本来依凭不足的诗句，加上了一个个沉重的注释，成为贯穿鲁迅一生的生死观。

　　面对死亡就像面对爱，是文学家笔下最常见的“母题”。鲁迅一生中写下的悼念、怀念、回忆亡人的诗文，鲁迅小说及《野草》、《朝花夕拾》和杂文当中随处可见的死亡意象，对我们认识鲁迅的心境、生命观和面对死亡时的悲情、遐思、观念、意志，具有特殊的价值。坦率地说，这是一扇我本人无力推开的大门，是一道很难进入的幽暗的门槛。但即使从那可以窥见的缝隙中，仍然能感到一种复杂、深沉，热烈、凝重的气息的强烈冲击。

　　责任编辑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