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

　　许是天性中怀有诗人的)中动和想象，我总喜欢天南地北地跑。有一年冬天，我突然跑到了南方，跑到了澳门海关。一栋白墙黄瓦的海关大楼，远远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看着它，我那双大地上四处自由走动的脚渐渐慢了下来，最后不得不止步。我盯住了一个地方——拱北，因为那里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有一堵普通但显现着威严的门。它的后面就是我不可踏足的澳门。

　　金黄一片的大瓦顶刺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早习惯了江南的青色瓦屋。金黄色的屋顶让人不能安详。它让沉静的屋宇变得动荡不安。广场上，腥成湿润的风在阳光里像水一样荡漾，清新又陌生的气息，感觉海出现在呼吸里，出现在触觉上。有一种伤害与痛，随着血液在全身弥漫，雾障一样。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是澳门显现了它冷铁一样的威严?我在止步间体悟自由与平等的滋味，体味一个人的卑微，不再只是文字上的含义。

　　在珠海湾仔码头，我登上了一艘白色游轮，开始了水上绕行澳门的游览。南中国海上的太阳温暖而灿烂。我伸长了脖子，像一个窥探者，想看清澳门不一样的生活，看清澳门资本主义世界的模样。宽阔的海面，朦胧的景象：一部四维电影——真实又清晰的一个幻境。

　　殖民地的历史早已终结，中国的土地上却还竖立着澳门与香港这样的大门。这是一个国家洞开在另一个国家的门。在深圳中英街，哪怕只有一个水泥桩的界碑，在位于香港一侧的商店里，你也只能偷偷望一望店铺后面洞开的门，看见门后的路面与山水无遮无拦且并无异样，看见那些穿着打扮与自己不同的人走来走去，看见穿着制服带着警棍的人在巡逻……在店里，我目光躲闪，害怕别人看见，怀疑有逃港嫌疑。

　　那时的南方，我看到的是门的阻隔、门的限制，体验了门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疼痛，给我带来的屈辱。

　　港澳通行证与护照十分相似，一为深蓝，一为深红，只有颜色的区别明显。几年后，终于可以凭着它踏进这道门了。殖民地的历史也从那一天的交接仪式后从现实世界走向了终结。

　　第一次走进拱北这栋体量庞大的海关大楼，我才知道里面的门如此之多!从进大楼的门，到验证的门，再到出大楼的门，经过一片空地，进入澳门海关大楼，又是同样的一道道门。走过这片直线距离不过百米的地方，突然间就有了十分遥远的感觉。在所有的门为我打开之后，一个广场的后面，澳门出现了。

　　步出海关，紧贴海关大楼，两根旗杆下，一道门楼竖立，与现代的玻璃和水泥筑起的大楼相比，它就像是一个建筑小品，一个历史文物。进入澳门的第一眼我看见的竟然仍是门。这座门楼面对着大楼，迎着所有出关人的视线。它是那样奇怪，强烈地撞击了我的目光，它的异域风格和遥远年代的气息让我止步。

　　门楼就像从一栋西式建筑中切割出来的、，非常局部，圆形的拱门，边框由石头垒砌，它能够独立出来，成为门的象征物——门的牌楼，在于它没有实际的功用，墙的目的是为了门，门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通行，而是对一个区域占有的宣示。我闻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气味。

　　绕着门走，门墙上嵌入了几块长方形石碑，琢磨着上面刻的“22，AGOSTO，1849”，“25，AGOS－TO，1849”，“22，AGOSTO，1870”，不明白什么意思。墙头上的图案还有锚、交叉的炮筒，卷曲的回旋纹。门洞下，许多细小的喷泉正在向上喷涌。这座历史之门已经陷入了低地，像建筑在一座水池之中。这也许是一个纪念建筑物，是一个特殊事件的纪念?为什么选择门呢?是与门有某种关联吗?

　　这样的门，对于中国式的柱子、斗拱、飞檐组成的牌坊来说，是完全的异类。在早晨的阳光里，站在这栋孤零零的门楼前，看一股股泉水喷吐、跌落，再流入地下，像人暗涌的思绪，从前的时光仿佛就在这下面涌动，如水泻地。

　　我向着四周张望，寻找与我相约的人。就在这时，感到澳门的过去像风一样袭来，透明得不见踪影，感觉我眼前的澳门是一座全然不同的城市了。一座门楼有如此大的力量?

　　我并不知道它的历史，周围也寻找不到说明文字，只有一种微妙的情绪左右着我，在等待中久久注目、沉默、怀想，直到接我的人出现，回望它最后一眼，匆匆离去。

　　没想到，回到广州后我仍然会想起它来。有一天，我给澳门诗人姚风发短信，要他帮助打听。

　　在澳门我特别注意书店，对澳门的陌生，一旦走近了就强烈渴望了解她的过去。一本《历史上的澳门》的书，是我跑过几家书店才找到的。我又挤出一个上午去了澳门博物馆，曾经与现在的一切于是被一条线串起来了。那时，我眼里看的心里想的还只是澳门。

　　回到广州，工作忙忙碌碌，《历史上的澳门》在书架上一放就是大半年。之后展读，于是，我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水汽中西沉的太阳，刚刚落入海的波浪之中，这时，一个手持竹竿的中国男孩，焦灼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离海关大门300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骑马的人，男孩看清了其中一个没有右臂的人，果断勇敢地把手中削尖的竹竿向他掷去——那个人就是澳门总督亚马勒。

　　竹竿带着仇恨的力量，像一支箭刺到了亚马勒的脸上。亚马勒在惊魂一刻，看到了那个小孩剧烈摆动的身体正在转身跑去。他愤怒地打马扑向小孩。

　　突然，六个手持大斧的中国人冲了过来，速度之快超乎寻常。亚马勒和副官都带着枪。亚马勒慌忙用嘴咬住缰绳，左手还没把枪拔出枪套，几把利斧就把他砍下马来。他的头被割下来了，唯一的一只手也被砍了下来，被他们带走……

　　这一天是1849年8月22日。

　　这个日子让我想起了那座门楼，那三块石碑刻下的文字，它们是一组时间吗?我急忙联系姚风，很快得到回信，葡文"AGOSTO"翻译过来就是8月。

　　宁静、美丽的门楼是一个血腥之地?!书上的事情恰与这座门楼关联?或者是一种时间的巧合?那天下午，我急着催促姚风快点帮我打听门楼的历史，仿佛有了什么预感，要探寻到时间深处的什么秘密。我告诉了他我急切的心情。

　　到了深夜，一切得到了印证。

　　一个关于门的仇恨故事就在这里上演!围绕着门的拆与建、砍头、炮击、热血溅洒……

　　葡萄牙王室1845年11月20日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口，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为澳门总督。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葡萄牙人跟着提出无理要求。亚马勒来澳门，欲推翻300年来澳门中葡共治的一切做法，不顾葡萄牙国力已衰退的现实，也不管澳门驻军已大大减少，他痛恨中国海关的门，勒令关闭，并砍倒旗杆，驱逐海关人员，驱逐中国税官，并强制中国业主不得内迁。他要建起自己的门，把澳门变成一个完全的葡萄牙的殖民地。

　　门，有关主权与尊严，谁也不肯放手。

　　亚马勒遇刺三天后，中国军队在北山岭炮台向关闸开火，欲夺回关闸。澳门一个炮兵中尉维森特·尼古拉·梅斯基塔带领一队士兵，孤勇冲锋，赶跑了中国军队。

　　21年后，门楼建起来了。这是一座葡萄牙风格的门，上面刻下了三个时间，它成为1849年的一个记忆。这一年，葡萄牙人追讨着亚马勒的头和手，一个葡萄牙士兵割下了北山岭战场上一位

　　中国官员的头和手，刺杀案调查扑朔迷离，中国交出一位叫沈志亮的人，答应把他的首级悬于关闸，交涉、声讨、对抗，从此，善意与谦让在澳门渐行渐远，和平共处的历史开始终结。

　　彼此被对方视为仇敌的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成为民族英雄。正义与非正义难以彰显。甚至我看的书《历史上的澳门》也偏向葡方，以一种匪徒的口吻描述中方的义士。

　　事件在时间的推移中并没有终结。姚风在来信中提到，原来还有亚马勒和梅斯基塔的塑像，亚马勒的骑马铜像在艺术上雕塑得十分成功，在中方的施压下，它被运回了葡萄牙，这个时间是1992年10月28日，距事发已经143年了，据说铜像至今还存放在仓库里。梅斯基塔的铜像则在1966年反葡风暴中被中国人拆毁了。他们作为“民族英雄”，显然不适合现在的澳门了。而门楼留下了，说明文字被抹去，只有三个时间留在上面。

　　当澳门回归，历史该如何叙说?于是，门楼尴尬地站立着，像历史的一个哑谜。

　　澳门历史的转折，真正殖民地的开始，从这座门楼找到了现场和物证。

　　流逝的时间在向着空间转换，那些经历着时间的建筑把不知去向的灰暗岁月留住。门楼仿佛就停留在那些灰暗的时间深处，代表着那些流逝的岁月。而永远鲜活的生活现场，人们更替着衣饰，变换着面容，那些流动的精神面貌，像时间本身一样生出、消失。

　　通关者，走过重重大门，再无人关注门了。门楼远离着人群，在一边伫立着。他们从东侧走过，有在门楼前停下脚步的人，稀稀拉拉等着人。有被门的古老与美观吸引过来而举起相机的。奶黄色的墙仍然那样明亮，这是后来粉刷的，门穹下有大块的油漆剥落了。拍摄者大都对这样一座门楼感到困惑。流水一般的人走进广场，又走进那些狭窄而又别致的澳门街道。

　　一座门纪念着另一座门，而被纪念的门却已经时空转换，它在现代化的大楼里成了畅通的人的河流。

　　澳门有众多门的故事，这座138年的门，只是门的故事之一。

　　追溯澳门最早出现的门，时间要回到1573年。这座门是明朝的官员建起的关闸，是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特别的一道门。那时，托言水湿贡物要借地晾晒的葡萄牙人，在这个小小半岛住了20年。官员们为使葡萄牙人不越界，为控制那里的粮食供应，公开的理由是为防止葡萄牙人的黑奴逃入中国内地，于是，南方出现了一道门，一道直面大海的门。门的视线可以从万顷波涛之上，从太平洋、印度洋直到大西洋，触摸欧洲。可惜，当这道门建起来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只看到了门后面那片弹丸之地。那个时候刚刚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他们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想到的只是选择拒绝或者接纳，以至于到最后不能选择。

　　葡萄牙人的航海地理大发现，这些怀着对东方世界狂热野心的人，从大西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万里踏浪，终于寻找到了东方的帝国。东西两个世界在海洋上走到了一起。西方的梦想家漂过大洋，在中国人的睡梦中悄然抵达这一扇并不巍峨的门前。随着这道门的开启，中国与西方开始了全新的海洋上的交流，这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两大文明不期而遇，碰撞、交汇、较量从此拉开了序幕。

　　两个文明的靠近与相互影响，谁也想不到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一个傲慢的帝国对于万里之遥找上门来的西土之国，从没怎么放在心上。一个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世界，最早对东方表现出了神往，这一切在一幅孔子的线描画中表露无遗：孔子被描绘成一个贤明学者形象，并在欧洲广为流传，吸引了众多敬慕而好奇的目光。到了后来，一幅《神奇的茶壶》的画，一个留长辫的中国男人丑陋得如同妖魔，两三个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轮到西方以傲慢的姿态对待东方了。

　　激动人心的海洋时代降临了，一艘艘平底帆船从欧洲大陆出发，人们忍受着遥遥路途的艰辛，经历海上风暴，一批批来到东方，到达澳门的门下。在历经数月的寂寞旅途中，他们内心想起了什么?

　　从欧洲来中国，有两条海上路线，一条是葡萄牙人开通的，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在印度孟买上岸，然后乘坐葡萄牙的船到达澳门；西班牙不再愿意遵守它与葡萄牙达成的瓜分世界的协议，他们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穿过大西洋到墨西哥，再穿过整个中美洲，横渡太平洋到菲律宾，再到澳门，这是他们开通的另一条路线。

　　在非洲的好望角，是一次对澳门的发现——我真正意识到大历史与澳门的关系。我看到澳门的那座门，已经连接到了这个遥远的非洲大陆，看到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这是一次对于人类意义多么重大的连接!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长诗《葡国魂》写出了这一壮举，他因此而成为闻名于世的诗人。这部长诗就是他走完这条遥远的航线后，在澳门一个山洞中完成的。因为这样的连接，我在陌生大陆浓浓的乡愁也淡了。

　　抬眼远望，南方没有大陆了，那一层层推向非洲大陆的波浪，再无遮拦。第一个掀起的波浪也许来自南极。海平线呈现出抛物线一样的弯曲。我感觉到遥远的冰天雪地的世界，风把遥远的气息吹到了脸上，冷冽而腥成的空气进入身体，让血液感受到了一种空阔、寂寥。

　　爬上山顶灯塔，风急雨狂，面海的悬崖下碧水飞雪，我想象那一支船队，它第一次经过时被风暴打上了海岸。我的眼中出现了一条帆船的影子，那是我第一次到澳门曾看到过的一个船模，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澳门博物馆。它就是从这片海域驶过的，澳门的弹丸之地与这里的山水相连了，两个半岛面向同一个壮举。一个古老的中华帝国，一个从中世纪黑暗中摆脱出来的欧洲，就从这些不同的半岛走到了一起。我从好望角看到了澳门之门渐渐开启，海洋世界的波涛都在向着一座东方之门汇聚。澳门的每一块砖石都开始浓缩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

　　大历史与澳门如此紧密相连，澳门就像那个世界的影子——

　　我穿行在南非发达的城市开普敦，城市相似的经历让我想到澳门。意大利米兰史佛萨古堡中的青瓷、香炉、牙雕、丝质长衫高光闪烁，它们当年也许就是从澳门启程的。罗马耶稣教堂里的利玛窦画像，是澳门画家游文辉的作品，他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洋画的人。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有一幅中国画笔墨西方透视法绘出的画，我在画前久久徘徊，细细观察着画中的洋人、八角重檐宝塔、城墙角楼、乌纱帽、椰子树、海湾……这是西洋人画的中国画，风景与澳门神似。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交响乐，激昂的锣声，让我想起音乐家谭盾说过的话：欧洲的第一面锣就是从澳门带去的……似乎我的脚步走到哪里，澳门的踪影就在哪里出现。

　　许多年里，我没有意识到澳门与大历史的关联，航海地理大发现在我眼里只是遥远西方的一个事件，更没有把澳门当成事件的主角。这一切也许与一本书不无关系，那就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它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冲动与想象，导致了葡萄牙人的海上冒险。从《马可-波罗游记》到澳门，无关的事物像电流一样接通。人类伟大的想象创造出了伟大的历史。

　　四百多年里，中国人都没有看到这个大历史，

　　也许是因为大陆的深广无垠，澳门无法从边缘走向中心，无法把地中海古老海上贸易的另类生存方式与法则告诉大陆深处固守土地的农民和他们的皇帝。

　　傲慢，让一个巨人变成了一个瞎子。

　　儒家文化，商人永远被当成最低下的人。

　　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都属于海盗和倭寇。

　　中国从一个主角，到被遗弃，澳门从一块租地，到殖民地，大历史在南中国海痛苦地拐过一道弯，离中国远去。中国人对于澳门这个偏远之地，这个南蛮之南，永远都在忽略着，无边无际的海洋像黑暗一样沉寂。直到葡萄牙把争夺海关之门的总督当成民族英雄，塑像竖到了中国的国土上的时候，中国大地才真正开始战栗。

　　第一座门就是一道隔绝之门。最早的时候，门定期打开，葡萄牙人可以出关门来采购食品和日用品，集市完了，门也关了，并用六张盖了大印的封条封死。门上写着“畏威怀德”。中国军队就在附近守着这道门。那时只有葡萄牙人、满刺加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关闸建立不久，中国劳工特别是手艺人可以进入澳门，他们白天进去，晚上必须回来，关闸因此变成从早到晚开放了。

　　新奇的货物在门的两边出现。这一边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那一边是西方的羊毛制品、大红布料、水晶、玻璃制品、英国时钟、古玩、艺术品、香料、药材、葡萄酒、棉花、火器和描写战争的图画。通过这道门，丝绸、瓷器和茶上船，进入万顷波涛之中，而那些洋货开始深入内陆，进入木楼青石巷的一座座城池。由于中国对商业的抵制，这样的贸易进行得十分艰难。

　　满怀着对上帝虔诚感情的传教士也随商船来到了澳门，他们遇到了铜墙铁壁一样的阻拦，这道门没能完全挡住那些洋货却挡住了传教士的脚步。中国禁止他们进入。耶稣会的主教范礼安在门前对着北方的大陆绝望地喊着：“磐石啊，你何时才能打开?”传教士们于是在澳门长期住了下来，在这里办起学校，专门学习中文。

　　大门终于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慢慢开启。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他带着时钟、棱镜、星盘、浑仪、世界地图、竖琴、天体及地球仪，利用这些东西他通过了这道门，这些代表西方文明的器物，让中国人感到了震惊。

　　他先到了肇庆，历经多年的辗转，寻找到了进京的机会。在他的游说下，西方的传教士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广大的内陆了。于是，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教派的传教士，纷纷跨过了关闸。到1800年，从这扇门下走进来的耶稣会士有920人，其中314个是葡萄牙人。

　　耶稣会士的进入，撼动不了儒家的文化，但引起了朝野巨大的纷争，他们给中国历史写下的是杂乱有趣的一页。

　　1621年，明朝与鞑靼人打仗，鞑靼势力进入了辽河流域，在相继攻克沈阳、辽阳和辽河以东七十余座城后，这年迁都到了辽阳。一位名叫公沙的西劳的耶稣会士，以澳门的名义送给皇帝朱由校三门大炮。炮兵也随大炮前往，这些大炮在抗击鞑靼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威力。鞑靼人进攻时密集成团，炮火使他们损失惨重，四散奔逃。

　　公沙的西劳于是又向中国皇帝建议征召400人的长枪手分遣队，前去帮助打仗。才继位的熹宗帝非常高兴，很快一支由一半是欧洲人和澳门人、一半是训练有素的中国人组成的长枪队成立。这支远征队由佩得罗·考德罗和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得尔·坎波率领，他们威风凛凛地从门下走过，向广州出发。

　　远征队员骑着马，还配备了渡河用的船，他们姿态英武，制服和火枪使中国人惊叹。这些红毛蓝眼白皮肤的“番鬼”第一次进入内陆，他们是否让中国百姓感到了恐惧?也许人们已经知道他们是来帮助中国人打鞑靼人的，他们感到的只是惊奇。只有那些胆怯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那些聚集在自己宗祠前的百姓们非常和善，沿途的乡村、城镇的地方官吏纷纷设宴款待。

　　队伍经过广东、江西，到达南昌府，这时，他们接到消息，称已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停止前进。远征队员行进在中国南方的土地上时，广州商人使出了诡计，他们害怕葡萄牙人因此获得内地的商贸特权，他们贿赂官员让皇帝发出了停止前进的命令。长枪队的威力竟没有机会在中华大地显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等到人们认识到这些长枪的威力时，已经太迟了。

　　因为看不见澳门之外的世界，与西方人纷纷来华相比，国人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去欧洲的几乎没有。有记录最早出现在欧洲的中国人大约在1540年，这个中国人可能是在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次袭击中被俘而沦为奴隶的。

　　葡萄牙人对东方文明的好奇，让人想到现代人对外星人的猜想。1517年一支由五艘军舰四艘平底帆船组成的舰队远征东方，他们有一项使命，就是搜集一批中国名著，将它们译成葡萄牙文，并带回一些中国男女到葡萄牙去。他们这样的行动在广东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有谣传说许多清白人家的童男童女被拐卖给了舰队，因为他们要烤人肉吃。这个中国人是否就是那次行动中被拐卖的呢?他并非家仆，受过良好教育。后来，他熟练地掌握了中葡两国语言，被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赎买下来从事中文作品翻译成葡萄牙文的工作。他在葡萄牙于是引起了关注。

　　第二个有记录到访葡萄牙的中国人要到1755年才抵达里斯本，比葡萄牙人来中国晚了近两百年。

　　等到中国人大规模去西方，那已经是一个国家悲剧高潮来临的时期了，西方已进入工业化时期。中国人被奴隶一样贩卖到了海外，人数达几十万。那时全世界开始反对非洲残酷的黑奴买卖。1851年，维也纳会议废除了“黑奴买卖”，于是，中国人成了最廉价的替补。澳门开始从事移民就是1851年。移民变成了奴隶贸易——大陆有数十个人贩子，用美味可口的食物来引诱青年农民，骗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黄金国去，或者借钱给他们赌博，强迫赌输的人卖身偿还赌债。许多中国人从澳门这个大门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悲惨的命运是被世界遮蔽的一部血泪史!

　　澳门的名字用一个“门”字，的确有她的玄机。

　　澳门是一个爱建门的城市，古老的澳门原本就由一座座门组成，那些古老街巷的门楼，众多寺庙的牌门，著名的三巴门、石闸门、红窗门，新建的东方拱门等等，就连圣保禄大教堂一把火烧过后，也变得像一道门了，神似中国的牌坊。澳门人叫它大三巴。

　　大三巴是一座宗教之门，历史之门。门上的雕塑，汇聚了东西方的文化，它就像是一道坡上敞开了胸膛的大门，吸纳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精髓。圣保禄大教堂是当时澳门也是东方世界最神圣、华丽、壮观的建筑。建造它的工匠是来自日本的基督徒。从教堂底部一直装饰到山墙顶的浮雕。《明史》称它是中国从未曾见过的装饰。一层层花岗岩的台阶，把人引向一种庄严。

　　澳门作为一个向世界打开的门，其海纳百川的气派也表现在这座大教堂上。大三巴建筑风格是希腊式的。底层的柱子是爱奥尼亚式，上面是科林斯式。底下三层，点缀着拱门和棕榈树，这是南方亚热带的植物。整座建筑散发出浓郁的东南亚和南亚风味，又有着厚重的西方文化气质。锥

　　形建筑中间，中心的一个壁龛里是圣母玛丽亚像，高浮雕刻画的是祈祷中的天使、喷泉、生命树和一个丑陋的女人，它们象征着希望和敬畏。还有一个启示录中的妖怪和一副骷髅，对反对基督教的人来说，这些或许意味着死亡。上面一层为耶稣受难的徽纹所环绕，壁龛里供奉着圣保禄像，头顶上是圣灵，山墙的背景是太阳、月亮和星星，顶上是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这些高浮雕是杰出的工艺品。路易十四赠送的华丽时钟也装饰着教堂。与门相配，教堂的内部与外部风格一致，十分和谐。可惜，1835年的一场大火将它的一切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座地宫。

　　教堂珍贵遗物有圣方济各-沙勿略被带到罗马去的手臂的一部分，有来自日本和交趾支那殉道者的遗体。

　　一个五六千人的城市，建起了如此辉煌的建筑，不能不令人叹服!不仅如此，澳门还建造了东方最多的教堂，玫瑰堂、仁慈堂、望德堂坊、嘉模圣母堂、西望洋山圣堂……几乎每条街道都有高耸的十字架。还有本土的妈阁庙、天后官、哪吒庙、观音庙、普济禅院等许许多多的寺庙，它不愧为一座宗教之城，东方的寺庙与西方的教堂相互辉映，钟鼓木鱼之声与唱诗班的颂歌同在半岛上空飘扬。

　　信徒们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与印度殖民地最好的家庭有了亲戚关系。为了获得丰厚的彩礼，印度许多贵族家庭争相与澳门葡萄牙人结婚。国际化的城市在那个遥远的世纪就在澳门出现了。

　　门在大地上出现，与墙不同，墙是为了隔绝，门却只为隔离。它建立就是为了在某个时刻打开，这是门的宿命。关闭不是门的本意。

　　澳门的门终于开启。这是一道国门的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珠海，一座30年时间里，因澳门之门敞开而建起的城市，梦幻般紧挨着海关大楼散布开来，就像澳门的那些巨石阵迈进了大陆，像一股涌来的海浪，从半岛北面向着内陆的山地扑来，带着高楼、宽阔的街道、人流、霓虹灯……巨大的城市在顷刻之间呈现!

　　这是一种接引，一种延伸。

　　在珠海湾仔，望着澳门满城灯火倒映海面，珠海以五彩之色，于一线海湾之上与之交映。海涛轻轻拍打，颤动着水中缤纷。晚秋的风忽左忽右飘荡着，清新而成腥，让夜空的黑更富岁月的深意。一个世纪的梦境呈现在一代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中。

　　一处小小陆地，几乎与澳门平行，同样深入到大海之中，无树、无房，只有野草疯长。我在这无人的荒旷之地迈步，内心获得了片刻的安宁。自从那年走到拱北关闸，随后南下，我在这片热土生活了十几年，从青年到中年，时间在它隐秘的维度悄然走远，带走了我生命中的激情、想象……今夜，看着陆地上的月光和黑暗中的海水，从前的痛楚那么遥远，只有海洋新鲜的空气依然沁人肺腑。

　　一道门的自由出入，让我对一座城市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因为澳门曾经温馨的记忆，我在遥远的异域甚至会怀念起她那温婉、和善与闲适的夜晚。

　　历史是过去式的——这是目光短浅者的历史。看得见历史的人，才明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明白大事件并非离我们而去。从烦琐的日常事物中抬起头来，发现大历史的踪迹就在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之中——世界地理大发现改变世界与历史的壮举，澳门像一面镜子照射出了事物的细节。这种深长目光的接通让人惊喜、兴奋。在这样宁静的晚上，浮在海面上的澳门，就像时间深处的飞船，一个葡萄牙人曾经的梦土，一个给冒险者机会的地方，前世今生多少灵魂牵系，凝望者目光有多么遥远，她的幽深的内蕴就有多么深广。

　　月光下，她的面前是一片无垠的海洋。

　　责任编辑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