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

　　我觉得写一篇创作谈远比写一篇小说难度大。写小说可以尽情地撒野和虚构，而创作谈写虚了，会让人读得不知所言。我拒绝一切空洞的故作高深的言论，我相信一切艺术的起源均来自人类内心要求宣泄与表达的欲望。在这里我只想谈谈写这两个小说的动机。

　　和很多人一样，我出生于农村。在读高中之前，我从未听过“新概念”这一名词。在“80后”这个称呼被炒作得有些肉麻的那些年，我应该还在读初中。那三年我父母在省城打工，留我一个人在家。孤独是必然的，有时内心甚至会莫名地颤抖。那些日子，我似乎用省吃俭用的生活费积攒起来买了一部《水浒传》，因为读了这部书，我不仅学会了喝酒，而且差点把家里存留的那坛子米酒渐渐喝得差不多了。我至今难忘那段记忆：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小毛孩自己炒了盘尖椒爆腊肉，端着一碗米酒，桌面上摊开一部砖头般厚的《水浒传》，特意翻到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章节……啧啧，那劲儿，至今想来都怀念不已。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特别爱自言自语的人，整个童年，我几乎都在一个极其闭塞的环境中逐渐长大。在我写《枪声》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往昔的回忆无时不在我眼前晃动。在我十三岁的时候，那天我亲眼看到一架凉椅抬着个因走火而死的猎人从我家门前路过。其实这里面还有个很恐怖的故事：在猎人走火的茶山，大概前十天左右的黄昏，我放学从那里走过的时候，遇到了鬼(是真的鬼，我现在都坚信)，猎人死后，大人都说我看到的是猎人的魂。作为一种残忍的记忆，它无时不在提醒着我，它具有虚构成一个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他是因一起单纯的走火事件死亡的，但是我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此。我很想挖掘一下那些自杀的或者遭意外死亡的人表象以内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写小说的趣味所在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郑时通身上的特征可以作为某类变态的扭曲的人的心灵写照。他的消极、他的颓废与逃避，是值得我去思考的。当然，我认为现实中存在这样的人的可能性不大。而作为一种人内心的阴暗写照，它的确有可能存在于某些人心中。

　　《1921年的童谣》可以看做是《1945年的长河》的姊妹篇。在小说中，我尽量用语言去虚构一个家族的成长和衰败史。我不认为如今这类小说就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某种固定的认知模式之中，开始对历史嗤之以鼻起来。我是不赞成这样的。在我家房子未烧掉之前，神龛上摆放着两张遗照，很自然你们肯定会想到我的祖父祖母。是的，就是这么一对儿。清风吹拂的上午，我总习惯呆呆地立在阒寂的堂屋中央望着他们发呆。我发现我偷偷地移动一下眼晴和身子，他们竟然也会跟着我在动。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骨碌碌地转!真的吓坏我了。我从未想过一个人死了后还会有如此大的威慑力。于是后来我决定把我的祖父祖母写入我的小说中来，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复活，重新进行一场命运的交接与安排。我发现一切都交了。

　　写完这篇小说后，我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我的爷爷，他很好喝那么一两口。冬天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青铜色的酒壶，在沸水中烫热，然后拿着一个小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嘴巴啧啧有声。那个形象，让我无法在记忆中抹掉。但是一壶酒，总有喝冷的时候，寒风肆意的时候，他站起来耸了耸肩说，呵，暖和多了。我想小说创作就像喝一壶酒。酒总有喝冷的时候，小说也总有无话可写的时候，但是我们内心却是越喝越暖了。我喜欢那些为自己内心而写的作品。所以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博得什么，最重要的是，能否打开我们的内心世界，温暖自个儿的身体。

　　责任编辑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