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

　　一、一株小树的身世

　　那时候的贵州已经叫贵州省了。就在贵州省临近湘西的地方，有一个玉屏县。玉屏隶属铜仁地区，毗邻的万山特区自明清以来即以产汞而闻名。汞就是水银。开矿以来，汞的运输便依靠挑担的脚夫。

　　到了民国年间汞的开采依然发达。运输依然是脚夫。人类在发明交通运输工具的同时，继续以肉身充当着交通运输工具。于是人类不停地负重行走。

　　60多年前的一天，从玉屏到贵阳的路上，正行走着一群脚夫。他们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大汗淋漓。从玉屏到贵阳，往返需要20天路程。全凭脚夫们的一双铁脚板。在这群脚夫的行列里，走着一个名叫张应炳的侗族汉子。他为了逃避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的“两丁抽一”政策，从邻县家乡跑到岳父家里在玉屏落了户，以挑脚为生。

　　张姓家族来自中国江西，早先属于汉族。张应炳的祖母是苗族，在一场战乱中被火枪击中身亡。因此张应炳身上有着汉苗的混合血统。与其他挑汞脚夫们相比，张应炳显现出良好的脑力。从玉屏到贵阳将近500公里，一路行走沿途村镇数不清，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谈起兵荒马乱的往事，他都能讲得明明白白。

　　这是一个记忆力出众的脚夫，因此显出几分与众不同。此时，年轻力壮的张应炳娶妻成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拥有一个男孩儿，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男孩日后将成为贵州著名的植物学家。

　　果然，妻子继三个女儿之后生了一个男孩儿，当然这是1955年的事情了。喜得贵子的张应炳将超强的行走能力和出众的记忆力遗传给这个男孩儿，并且取名张华海。

　　主人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008年8月31日，我在坐落于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的贵州省林业学校采访张华海。他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扎佐镇距离贵阳市35公里，明显缺少大都市的繁华。张华海则浑身散发着有别于都市浮躁生活的清爽气质，目光炯炯有神，透露出质朴与刚毅。这种质朴、这种刚毅，显然来自大自然的滋补。

　　这位张副校长引领我参观他的植物标本储存室。我望着那一份份经过干燥处理似乎依然保持着绿色生命的植物标本，心头进出“大山之子”这个念头。是的，我的这位主人公常年在野外采集标本，熟知亚热带地区的无数种植物。这源于他超强的记忆力，更源于他几十年投身大山深处的经历。他应当被称为大山之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挑脚的张应炳参加农会工作，通过脱盲识字班学习，他长了见识，懂了道理，渐渐拥有了自己的生活观念。

　　玉屏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民间风俗认为女孩子将来出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因此上学念书的很少。其实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在汉族地区同样普遍存在。这正是我们的中国国情。

　　然而，这个在扫盲班里学会识字的侗族汉子张应炳恰恰成为这种传统观念笼罩下的一个巨大的“异数”。

　　他培养大女儿读了农业学校；他培养二女儿读了师范学校；他培养三女儿读了卫生学校。之后，他让儿子张华海五岁多就进小学读书了。

　　新中国初期的贵州农村生活，清苦得很。在难以保证温饱的生存状况下，吃苦耐劳的张应炳完成了他一个人的教育事业——将子女放在人生起跑线上。

　　多年之后，张华海谈到当初父亲培养三个姐姐都读了中专学校，不无动容地说父亲重视子女教育的行为至今在玉屏农村仍保持着绝无仅有的标高。农民张应炳似乎创造了一项家乡纪录。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甲子时光，农村女孩儿读书难照旧属于全国范围的问题，而早在50年前身处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竟然成为“教育先锋”——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张华海应当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荣幸。

　　农村生活的艰苦，首先体现在衣食住行上。子女多，经常年终断粮。虽然如此，男孩儿还是重点保护对象，特别金贵。尤其三个姐姐对张华海的爱护，感人至深。

　　张华海五岁半上学，竟然还没有断奶。从家里到学校是一公里多的坡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是姐姐背着他去上学。张华海自幼接受教育首先应当感谢父亲，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则是在三个姐姐的脊背上开始的。

　　这便构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人生画卷：一段缓缓的坡路上，姐姐背负着弟弟朝着学校走去，这仿佛一座小山驮着另一座更小的山，奔向远方更大的山。

　　进入小学第二年，张华海的母亲去世了。这位中年早逝的妇女死于大出血。幼年丧母可谓人生一劫，好在张华海有三个姐姐接替了母爱。

　　身为林业学校副校长的张华海回首往事，难忘三个姐姐的恩德，尤其是谈到三姐对他的恩德，一时哽咽。我与他相处几日，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动容。可见姐弟情深。

　　父亲续了弦。从邻近湘西的松桃农村娶来的继母是苗族。这位苗族妇女还带来一个女孩儿。在中国人的口碑里，继母往往是虐待子女的负面形象，尤其当这位继母给父亲生下一个男孩儿之后，张华海分明感到生存环境的空气稀薄。一个男孩子在母爱缺失的状态下成长，已经有了几分悲苦：何况在母爱缺失的状态下又迎来了性格促狭的继母。

　　大姐农业中专学校毕业，外出工作了。二姐考上师范学校，外出读书，毕业后亦在外工作了。几年之后三姐在卫生学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的喜悦。中国人都知道，出身农村的孩子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上学读书。上学读书意味着你可以“农转非”而成为公职人员，彻底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知识改变命运——中专毕业的三姐即将分配工作开始新的人生。

　　就在这种人生转折的时刻，血浓于水的亲情蓦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三姐这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毅然放弃了卫生学校的毕业分配，放弃了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机会，坚决留在家里务农。这种令人惊讶的放弃意味着她将沿着从村姑到农妇的生命轨迹，了此一生。

　　采访之中，我受到张华海讲述的强烈震撼。他显然处于激动状态之中，一时语塞。这位有着大山性格的侗家男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起身喝了一口茶水，依然无法平复心情。我愚钝地问张华海，你三姐为什么放弃分配工作的机会呢?这太可惜了。

　　沉静片刻，张华海操着略带湘西口音的贵州普通话说，是我继母嘛，何况继母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

　　我终于明白了，大姐外出工作了，二姐也外出工作了，三姐是担心弟弟独自在家遭受委屈，果断放弃了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机会。

　　正是这样，卫生学校毕业的三姐挺身担当起母爱职责，在继母主持家政的日子里，她含辛茹苦地照料着尚未成年的弟弟。

　　张华海自幼丧母是不幸的，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上天赐给他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姐姐。

　　三姐为了弟弟免受来自继母的委屈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前程甚至幸福，甘心成为终生劳作的农妇。这样的姊弟亲情在偏远的贵州农村乡下，默默闪烁着人陸之美。

　　三姐以她的奉献精神在张华海心田里撒下一颗温暖的种子。这颗种子日后必然开花结果，盛开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二、

　　成长的同义语：年轮

　　贫穷。生活的艰苦绝非当今青年人可以想象。张华海的大姐在玉屏县读农业学校，离家

　　
　　家境贫困。即使一角钱也属于巨款。张华海小学三年级为了买一支铅笔，找同学借了一角钱。放假了，他还不清一角钱债务，那位同学竟然扣下他的书包做了抵押物。一个学生怎么可以没有书包呢?何况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好学生。

　　张华海又气又急，束手无策。这时候三姐悄悄找她的同学借了一角钱，为张华海还清债务赎回书包，维护了弟弟的尊严。

　　这一角钱如今几乎等值白纸，但是这一角钱的故事，多年以来令张华海念念不忘。2003年返乡探亲，他在玉屏县城宴请几位同学，向当年那位借钱给三姐的同学表示感谢，感谢他当年一角钱救急。这位同学已然是玉屏县卫生局副局长了。此公显然忘记了这件往事，神情恍然。

　　县卫生局副局长可以忘记这件事情，张华海却不会忘记。童年的贫困记忆，一定给勤奋好强的张华海注入了强大动力，督促他大步朝前走去。

　　小小的张华海是热爱读书的好学生，包括热爱毛主席著作。“文革”前期，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他接受了临场背诵“老三篇”的任务。只有两天时间了，人们普遍担心小小的张华海是否能够完成任务。然而，他有着出众的记忆力。《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主席著作张华海极其流畅地背诵下来，令人们惊讶不已。

　　张华海从父亲张应炳那里继承来的记忆力，为他日后的读书生涯提供了先天优势。但是，无论他表现多么优秀，前途还是蒙了一层阴霾，难有出头之日。

　　原来，张华海的大姐夫是公社信用社干部，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上司，“文革”期间便被打成“坏分子”失去公职，成为批斗对象，大姐也随着丈夫落入生活的深渊。

　　张华海升入初中，虽然后来被称为“戴帽初中”，在校期间他的门门功课考试都在80分以上。这在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应当属于优异成绩了。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张。继母的娘家在临近湘西的松桃县，属于著名的贫困地区。每逢年关便从松桃县来一群继母的亲戚，住下吃饭。所以一过春节家里就断米。父亲张应炳四处借粮。那时候有钱也是买不到粮食的，况且没钱。

　　1969年初中毕业，张华海回乡务农。他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民兵排长。

　　家庭关系越发紧张。张华海很想离开家庭离开继母，外出干活儿找一碗饭吃，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内心怀着这种企盼，他几次找到有关人员表达自己这个愿望，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嘛，因为你的社会关系不好。

　　社会关系不好，就是指大姐夫头戴的“坏分子”帽子。这是一顶沉重的帽子，间接地压得张华海喘不过气来。大姐夫为了躲避批斗，跑了。大姐生小孩期间，张华海上山为大姐打柴。他放眼青山大川，小小男子汉的意识在心头萌发。

　　有一次，张华海替大姐夫去公社交粮食，一路行走扛着一袋大米。公社接收大米的人训斥说，你交的是什么大米啊!我们吃了要患阑尾炎的。

　　逆境之中的遭受挖苦遭受奚落遭受屈辱，使得张华海越发盼望改变生活环境，离开继母主政的家庭。他向往更为广阔的天地。那么广阔天地在哪里呢?首先就是走出家门。只要走出家门自食其力，他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一株植物为什么生长?因为花要开放。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因为他要成长。农村青年张华海有着吃苦肯干的秉性，必然渴望离开盆土进入更大的成长空间。

　　1972年，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就是“文革”期间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工农兵上大学”。如今，人们对“工农兵学员”这个历史称谓比较陌生。那时候经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读书的学员即“工农兵大学生”，它的生源以工农兵为主，所以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农村也开始招生。张华海似乎看到了曙光。然而，仍是“社会关系”继续影响着他的前程。尽管不乏雨水和阳光，小树的成长依然艰难。

　　人的命运往往期待出现转机。当时公社妇联主任关竹珍同情张华海，也欣赏他的才干。可巧，关竹珍同志被派(氵舞)阳河水电站工地任职，于是她为张华海提供了一个走出家庭外出做工的机会。

　　离开家庭，张华海来到热火朝天的(氵舞)阳河水电站工地，走进一个广阔新天地。

　　这里的劳动很艰苦。张华海偏偏不怕吃苦。

　　吃苦而且默不做声，沉默便炼就人生的黄金。不声不响的张华海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串扎实的脚印。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张华海而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吃苦耐劳准备的人。张华海就是以吃苦耐劳贏得了人生进取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受到推荐去上学。由于受到关竹珍等人的关照，在(氵舞)阳河水电站工地劳动的张华海获得了推荐的机会。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依照中国人传统观念，所谓人生转折必有贵人相助。应当说关竹珍正是张华海人生道路亡的“贵人”，她在张华海身处人生困境之时，拉了他一把。

　　“工农兵学员”还是要参加考试的。渴望读书的张华海投入紧张的复习阶段。他是“文革”期间的“戴帽初中生”，没有学过物理，也没有学过化学，因此文化基础不牢。张华海暗暗发力给自己补充着文化知识。

　　参加入学考试，张华海在17个被推荐的考生里，成绩名列第一。上级下达两个指标，都是中等专业学校。一个是贵州省冶金学校，一个是贵州省林业学校。工业是大热门，冶金学校自然轮不到张华海头上。张华海的要求不高，获得就读贵州省林业学校的机会，已经很知足了。

　　知足心理。有时候容易化作一种精神力量，对已经获得的人生机遇倍加珍惜。不知足心理，有时候则容易产生怨艾情绪，对生活的恩赐无动于衷。

　　获得人生新机遇，张华海从水电站工地回到玉屏家里，准备去读书了。一个农家子弟获得进城读书的机会，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离家前往贵阳报到那天，继母竟然持淡然态度，是父亲起早给即将远游的学子做了早饭。

　　吃罢这顿人生起跑线上的早饭，张华海起程了。他背着行李走出家门，好像一条游往大海的小鱼，也好像一只飞向高远的小鸟，更好像一株行走的小树。望着村后那条长长的坡路，张华海依稀可见当年姐姐们背负他上学的一串串脚印。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也必将叠印张华海刻苦求学的足迹。

　　贵州省林业学校是一座创建于1956年的学校，几经周折落户贵阳市附近的修文县扎佐镇。农家子弟张华海走进这座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学校，开始求学生涯。这一批学生里，不乏拥有十年工龄的被称为“老工人”的学员，也不乏具有十年下乡经历的被称为“老贫农”的学员，还有来自上海的知青。相比之下，回乡青年张华海并不显眼，成为这里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

　　学生在校读书是需要花费的。此时二姐远在遵义钢绳厂工作，二姐夫是汽车驾驶员。二

　　姐每月资助弟弟十元钱。当时十元钱的分量，不亚于如今的二三百元。于是这十元钱成为张华海不可缺少的生活费。

　　有一次野外调查几个月，张华海自然收不到二姐寄到学校的汇款。头发长了，只得找同学借了一角五分钱理发。艰苦贫穷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张华海的意志，穷且弥坚——反而成为这位侗家子弟求学上进的强劲动力。

　　每逢假期，张华海就来到万山矿区在三姐夫的蔬菜队做工。当初三姐为了照顾弟弟主动放弃卫校分配工作，甘愿成为村姑。后来三姐从玉屏县嫁到万山特区，成为农妇。

　　三姐夫为人不错，也很能干。蔬菜队种菜以供应矿区，经济收入高于农民种田。还能抽出一些时间给矿区做些小型工程，每逢暑假他都带着张华海做工，背负着一百多斤的水泥预制板，沿着五十度陡坡一公里路程，上上下下。头一天做工便磨破了脊梁皮肤，疼。张华海默不做声——尽管曾经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受到娇宠，苦难的生活毕竟赋予他坚忍的性格。你出声叫苦，就是苦难的奴仆；你不出声叫苦，就驾驭了苦难。别人来做工，每天五元钱。张华海来做工，每天十元钱。在贵州省林业学校读书期间，三姐夫以这种方式资助妻弟，使他以这种勤工俭学的方式继续着学业。计划经济时代，学校同样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除了大米，还有一部分杂粮。女生饭量小，往往有所节余。有的女生将饭票塞给张华海，这种朴素的表达也包括着几分好感吧。

　　然而，每次张华海都将饭票递还，谢绝这种男女同学之间的情谊。这个出身农村的侗家小伙子有着倔犟的自尊心，绝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

　　这种倔强，也使得张华海在林业学校读书期间没有涉足爱河，也没有结交女朋友。他深知自己属于“戴帽初中”，文化知识基础不牢。因而，他一门心思放在学业上，心无旁骛。

　　我在林业学校采访张华海的时候，他已知天命。望着这位五官端正、身材适中、一身正气的中年男子，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他，当属一表人才。然而内心积聚的巨大能量只能促使这位农家子弟刻苦学习、积极向上。他的爱情之门，尚未敞开。

　　从1973年到1975年，是张华海在贵州省林业学校的读书时光。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什么学校的学生总是要毕业的。毕业，就意味着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为自己谋一份职业。张华海也不例外，即将面临毕业分配。

　　关于学生毕业分配，那时候有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基本原则。张华海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回到铜仁地区。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

　　然而，毕业之前的一次野外实习，使得默默无闻的张华海显现出他的出众之处。那是1975年的夏季。

　　这次毕业实习是野外调查，主要内容是森林资源清查，包括森林面积、分布、木材积蓄量以及荒山面积、分布等等。如果纸上谈兵，这种野外调查似乎难度不大，然而实际接触则大不相同了。

　　我的林业知识几乎为零。采访张华海的时候我向他请教，尤其是那次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野外实习的具体内容。张华海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门外汉讲解着一个个概念：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地物标，样地设置和抽查，测量精度，闭合差小于1％……

　　张华海的讲述将我带到莽莽山区，我想象着一群攀岭越壑的青年人，扛着测量仪器不知疲倦不畏艰难地工作着。尽管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他们还是顽强地测量广袤无边的山峦和森林……

　　张华海担任组长的实习小组的野外调查地点在思南县，工作区域临近乌江。由于以前参加过短期培训，凭借出众的记忆力与知识积累，他带领的小组顺利开展工作，设置调查样地，确保测量精度，很辛苦也很快乐。经过省级专业部门的核查，张华海带领的小组圆满完成了任务。

　　不是金子，总是难以发光的。金子则不同。这次野外调查显露了张华海的组织能力和业务水平。第二个野外调查地点，是地处梵净山的印江县。学校要求他带领着几个身体弱能力差的同学组成另一个小组，任务没有减少，组员的能力与他组比较相差甚远，再次开始野外调查工作。

　　有一次，由于路况不明，计算出现偏差，直线只有三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两个小时，仅仅攀爬到了1700米的山顶，还有一半路程。天色完全黑了，下山的道路处于野猪出没的地区，情况顿时紧张起来。张华海望着山下村寨灯火，镇定自若地抱起测量仪器带头走下去，终于率领同学们晚上十二点安全到达目的地。

　　正是这样，张华海率领两个野外实习小组完成了调查任务，风尘仆仆地返回学校。临近毕业分配，张华海终于展现了他的才干。

　　学校举行毕业生会餐，一位副校长问张华海家乡哪里，他回答铜仁。这位副校长说这次我送铜仁的同学回去，不过你回不去了。听了副校长的这句话，张华海并未在意。

　　张华海留校工作了。这个消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张华海在校学习期间并不属于众人瞩目的“明星学生”。

　　明星，往往意味着人生时光的辉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最终跑向终点的选手必须拥有恒久的耐力。

　　张华海的留校，是因为学校里有“伯乐”。原来，张华海这一届学生有五个留校指标。在学校领导班子讨论留校人选会议上，省林业厅的副厅长也参加了。张华海的班主任是林业学校的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向大家介绍说，这次野外实习张华海表现最好，不但完成了第一个点的调查任务，还把这个班里最弱的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完成了第二个点的调查任务，这样的学生是很难得的。

　　由于王育明老师要选一个学生做助手，便主动询问张华海的情况。当得知张华海来自农村很能吃苦，王育明老师当即选中了这个侗族青年。

　　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正是当年贵州省林业学校的良好风气。这样的良好风气使得不依靠门路、不依靠关系的贫家子弟张华海，得到公平的评价。

　　1975年12月26日，宣布张华海留校工作。王育明老师将他分派在树木标本室，每月工资29.5元。王老师很欣赏这个学生，随即派他参加全省种苗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张华海拿着平生首次领到的29.5元工资，回家过春节了。

　　在玉屏家里过了春节，第一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张华海找人借了十元钱买车票，返回学校。他一头扎进树木标本室，开始工作了。

　　张华海的新生活从树木标本室开始。新的天地。在树木标本室敞开了。多年之后回首往事，这里无疑成为张华海的人生起跑线上的助跑器。

　　采访期间，张华海热情地接待了我。这种热情是朴实的，而不是浮华的。贵州是产酒大省，但是我不擅饮酒，于是颇为羡慕张华海的酒量。

　　张华海不会吸烟。他还告诉我，他不会喝酒，他的父亲也不会喝酒，这是家族血统所致。那么他怎么成为颇有酒量的男子呢?还要从树木标本室说起。

　　留校工作第一天走进树木标本室，不到十分钟张华海便被熏得跑了出去，站在外面用力呼吸着新鲜空气。原来，树木标本室常年使用95度的酒精为标本消毒，还有氯化高汞。从不饮酒的张华海显然难以适应这种有着高浓度酒精气味的“生存环境”，只得不停地进进出出。

　　看来，张华海确实从父亲张应炳那里继承了不胜酒力的家族遗传基因。

　　大约用了两年时间，张华海终于适应了树木标本室的工作环境。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环境塑造成为一个颇有酒量的人。

　　平生第一次饮酒，是一次野外调查。一天栉风沐雨的疲劳，回到驻地吃晚饭。老师买了酒让张华海消除潮湿与疲劳。他喝了一两多白酒，发现自己竟然能够接受酒精了。

　　张华海为人正派，人缘很好。有一次他出席林业学校老师的婚宴。一位同事竭力劝酒，处事低调的张华海只得连饮三杯，之后又敬了对方三杯。对方惊呼“原来你能喝酒啊”。

　　我见过不少擅长饮酒的人，有官有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然而，由于工作环境的气味熏陶，使之变得酒量颇大者，张华海是第一人。关于张华海的饮酒，我听到不少细节。比如他在家里从来不喝酒，接待上级领导，他也只是少喝酒。但是从下面的基层林业局和林业站来了人，他必然痛饮至醉。张华海真诚地对我说，我们的工作得到基层同志多少支持啊，所以我跟他们喝酒那是真心真意的。

　　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比如在等级森严的官场，环境可以将一个人变得卑微。比如在利欲驱动的商界，环境可以将一个人变得贪婪。比如在人心吞象的赌局，环境可以将一个人变得疯狂。然而，因工作环境而成为擅酒的人，因工作关系与基层同志开怀畅饮，这则是张华海独有的人生趣事。工作，无疑成了张华海的关键词。

　　张华海认为，工作使得个人生活充满人生乐趣，工作也使得个人生活具有光明前途。因乐于工作而乐于改变自己，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酒，在张华海身上显出健康的魅力。

　　我出于好奇追问张华海的酒量，譬如一次能喝多少酒。他笑着回答说，我只记得自己一顿饭能喝两杯酒，那就是第一杯和最后一杯。

　　第一杯酒与最后一杯酒?这是代表着起始与终结的两杯酒。那么在第一杯酒与最后一杯酒之间的第N杯酒哪里去了?看来，这位朴实无华的植物学家并不计较过程中的得失。因此只用象征起始与终结的两杯酒来表述自己的酒量。

　　关于酒与酒量，与众不同的张华海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三、姻缘：一棵树遇到另一棵树

　　从1975年12月至1978年3月，张华海在贵州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从事植物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面对一个个来自大山深处的标本，他认识的植物越来越多，可谓阅尽人间树叶。

　　

　　张华海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有的人在日常工作中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张华海则在日常工作中认识越来越多的植物。久而久之，植物渐渐人格化了，张华海则朝着大山之子一步步迈进。

　　留校工作不久，一位名叫李典群的女同志走进张华海的生活。使得这位侗族小伙子的爱情之门。缓缓打开。女生李典群是张华海在林业学校的同学，只是在校期间两人没有更多的接触而已。李典群来自黔东南的剑河县，在校读书期间是学生会的干部。

　　毕业分配，根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女生李典群被分配到黔东南州林业局。黔东南州管辖十六个县，其实她是可以回到家乡剑河县工作的。当州林业局领导问李典群想去哪里工作时，有着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觉悟的李典群说：“去哪里工作都可以。”

　　是的，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尽力克制一己之私。于是李典群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榕江县。她到榕江县林业局报到，又被分配到更为偏远的八开林业站。那里青山莽莽河水清清，用现在城里人的话说是真正的“原生态”，却属于典型的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紧挨着一条名叫都柳江的河流。

　　1975年12月30日，李典群迎着新年的脚步来到这个距离榕江县城30公里的林业站报到，一条土路不通车。从县城乘船逆水而上，需要两天时间。从林业站乘船顺流而下前往县城，则半天就到达。

　　李典群在报到的路上看到苗族男子们留着辫子，手牵黄狗肩背鸟枪，想起“只见猴子不见人”这句话，感到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来到八开林业站，好强的李典群立即投入工作。第一个春节不让回家，她独自值班守着林业站过了一个年。地处偏远的八开林业站，这里既是李典群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她的家。

　　人生总是存在机缘的，包括爱情与婚姻。一天，一位分配在黔东南州林业局工作的林业学校同学见到留校工作的张华海，将女生李典群的处境告诉了他。张华海不假思索地认为，把这样一个能干的女同志分配到那样的地方工作是不合适的。

　　这个念头使得张华海开始挂念李典群。后来，一个在扎佐林场工作的同学替两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于是，张华海与李典群建立了个人之间的联系。

　　1976年夏天，张华海利用出差机会去看望李典群。清晨由凯里乘车，下午三点多到达榕江县城，当即给李典群打了电话，从县城沿着都柳江步行三十公里，前往八开林业站。张华海在江右，八开林业站在江左。他到八开林业站对岸，天早黑了。

　　江水东流去。船工下班了。李典群亲自撑着船儿从对岸来接张华海。这很像一部电影里的情节：张华海上了船，两人没有多少语言。李典群撑船离岸没有驶出多远便撞到一块石头。船儿翻了，两人双双落水。

　　张华海给我讲这段往事尤其讲到船翻落水的时候，他的表情还是挺兴奋的。成长于革命年代的年轻人的恋爱史里没有多少罗曼蒂克，这次两人双双落水毕竟成为记忆里的一件趣事。

　　重新开船，两人同船共渡。李典群成功地将船摆到对岸——也成功地摆渡了自己的一生姻缘。摸黑登岸，李典群立即动手做晚饭。天色黑得很深沉。晚饭之后，两人谈了婚事。就这样度过一个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李典群摆船送张华海过江。他与她的故事是这样简单。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恋爱，仍然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那么单纯。单纯得近乎简单。简单，有时候比复杂更为结实。过于复杂的东西反而脆弱。人的爱情可能也是这样，往往因简单而结实起来。

　　第二年春节，张华海背着一只黄色军式挎包，里面塞着一件衣裳，怀里揣着十几元钱，去剑河县拜见李典群的家长。未来的岳父看到未来的女婿为人老实，同意了这门婚事。为人老实，这是当年择偶的重要指标。人品端正的张华海无疑符合这个要求。

　　那时候张华海经常出差跑野外，每天补贴五角钱。住县招待所吃份饭，一份四角九分钱。他整天跑野外饭量大，一顿吃两份饭。这种花销超了支。野外出差半年欠了一百元债务。出差不增收反而欠款一这正是张华海当年的生活写照。

　　1978年元月，张华海跟李典群结婚。没有积蓄却有债务，张华海只得找一位副校长借了一百元钱。花六十元买喜糖，其余四十元买了床单和枕套什么的。简简单单结了婚。林业学校的同事们前来贺喜，送了脸盆、暖瓶、水壶等等生活用品。场面挺热闹的。

　　据说往事愈久愈醇，但是多年之后张华海关于自己恋爱与婚姻的讲述，依然这样简单。这令采访者难以从中觅得更多的写作素材。殊不知，一棵树遇到另一棵树，已经预示着前方的

　　森林了。

　　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看，男人娶妻就是要娶贤内助。尤其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更需要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妻子支撑着大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华海一步步走向成功，妻子李典群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为丈夫撑起半边天，甚至三分之二的天。

　　1978年10月，张华海喜得贵子，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儿。孩子三个月了，李典群只得带着小孩儿返回林业站上班。一次李典群染上疟疾，小孩高烧不退，张华海又远在野外，几次想托好心人到邮局发电报通知张华海，又考虑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张华海，母子俩坚持!再坚持!忍受!再忍受!战胜病魔。

　　一个在贵阳附近的扎佐林业学校，一个在与广西交界的榕江八开林业站，夫妻两地生活。计划经济年代里，两地生活意味着夫妻天各一方。调动需要“指标”。有的夫妻由于没有“指标”两地分居大半辈子，只有退休求得团聚。

　　张华海并没有那么漫长的等待。小孩儿一岁半时，几经周折，李典群得到调入贵州省林业学校的指标。1980年妻子终于办妥了调动手续。

　　李典群回到母校。她从林区买了几十元钱的木材。总算有了一个家，还是要打几件家具的。

　　我采访李典群。这位中年女性同样谈到当年亲自撑船接张华海渡江翻船的往事，脸上现出稳重的笑容。这是一个为了丈夫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专业前程的女性。自从1980年调回母校，先后在食堂、人事部门、学校办公室、学校工会工作，她多次调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全力支持丈夫的科研工作。多年以来，张华海从来不管家务，无论修理房子、教育孩子，还是照顾老人、操持家政，一切都由妻子担负起来。

　　张华海坦言，家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妻子李典群不声不响地承担起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有妻子李典群百分之八十的功劳。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进入了张华海的事业“积累期”，一年三百六十天，他总有两百天出差在外，大量的野外调查，广泛地采集标本，几乎不问家事。正是由于这种扎扎实实的积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终于迎来张华海的事业“爆发期”。

　　采访之中谈到孩子，张华海和李典群都有几分歉疚表情。李典群也是一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丈夫常年跑野外，妻子天天上班，只得让孩子自己玩耍，小时候一次不慎摔成轻微脑震荡，一次断了锁骨。上学了，扎佐镇地处偏僻，每天往返八公里，孩子全凭自己管理自己，最终只读了一个专科文凭。

　　多年以来，张华海在妻子李典群的支持下，执教讲台，笔耕不辍。经过多年学术积累，他先后发表研究论文33篇72万字，主编《研究文集》4册，《科学考察集》6册，《科谱》1册。他参与的科研课题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他主持的科研课题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这些成就证明，张华海是“实践出真知”的典范，是一个亲历亲为的模范教师，是一个德“技”双馨的优秀学者。

　　从教多年，张华海还获得林业部“全国林业系统优秀教师”，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传道、授业、解惑”，张华海无愧于光荣的人民园丁称号。

　　同时，中国科协授予张华海“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国家林业局授予张华海“全国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湿地和大熊猫调查先进个人”、“全国林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奖”。2005年入选贵州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黔中英才》一书，2007年获得“省管专家”称号。

　　如今，张华海为贵州师范大学资源植物学硕士生导师，已经招收三届硕士研究生。他还受聘贵州大学植物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新的学术队伍。

　　人间宛若莽莽林海。一棵树遇到另一棵树，这是人生的姻缘。张华海不顾“小家”把大山当作自己的“大家”，这是森林的胸怀。

　　这个大山之子，以树木的年轮壮大着自己。他踏遍青山，必然以大山为背景做出更大的文章——那将是一株大树的故事。

　　四、野生的：没有受到物欲异化的心灵

　　如今，许多城市兴建“世界微缩景观”公园。一时间，英格兰的巨石阵、荷兰的风车、雅典的卫城、古罗马的斗技场、印度泰姬陵、尼罗河畔狮身人面像……全世界的风貌建筑被集中于一座公园里，以“小人国”的姿态让你环游世界。

　　走进坐落在修文县扎佐镇的贵州省林业学校，一派郁郁葱葱。如果依照所谓“微缩森林景观”的概念，这里无疑是一座植物云集的“树木活标本”校园。

　　这正是张华海多年以来的杰作。自从留校工作，不论在树木标本室还是担任教学实验场场长，无论担任教育研究室主任还是林业学校副校长，他利用外出参加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的机会，攀岭越壑，肩挑背扛，广泛收集各种树木标本，带回校园栽种。日积月累，经年不断，逐步建立起一个有105科232属710种树种的教学树木标本园。张华海以他的辛勤劳动将“大自然”搬进学校，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认识树木的鲜活的教学环境。

　　妻子李典群至今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丈夫张华海从野外采集树种归来，大年三十带领学生们栽树的情景。跟随张华海种树的这些学生都是没钱买车票回家过年的贫苦孩子。李典群在家里忙着做饭，让学生们来吃年夜饭，共度除夕。每逢过年都是这样，家境贫困的学生们与张老师带领他们栽种的小树们，一起成长着。

　　2008年深秋黄昏，我徜徉在贵州省林业学校校园里，一株株高大的乔木，一簇簇浓绿的灌木，仿佛置身城市森林公园。当我站在两株外形极其相似的“紫荆”前面，张华海告诉我这是两株紫荆，树种相近、树龄相同，都是二十年前栽种的。那株身材高大的是野生的，那株身材矮小的是人工培育的。我蓦然想到，举凡扎根大自然的树木原本就是野生的，它们因野生而身材高大。

　　我想到张华海。三十多年了，这位质朴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常年奔走野外，从事调查研究工作，踏遍青山与大自然为伴。他的心灵没有受到社会“物欲”的异化，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结实心灵健康的张华海也是野生的。大山之子由于亲近大自然而显得生机勃勃。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张华海正在野外工作，他们从大山里赶去县城参加了伟大领袖的追悼会。完成工作返回贵阳，他跳下长途汽车惊愕地看到大街上贴满“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大标语，人们游行庆贺打倒“四人帮”。他内心颇有置身世外重返人间的感觉。

　　张华海热爱野外生活。他认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比较单纯，跟人打交道就复杂多了。野外生活没有杂念。清晨起来。整理昨天采集的标本，然后上山继续采集标本。即使住岩洞吃冷饭也不觉得艰苦。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森林(贵州部分)》和《贵州森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启动了，张华海在恩师王育明先生的带领下，一双脚板辗转全省各地县的林区，进行森林植被与森林群落的实地调查，走遍全省八十余县，采集了近3000号标本，做了百余个样地，对贵州省的自然

　　地理、植物资源、林业现状有了一个大略的了解。实践出真知。张华海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紧紧拥抱大自然一一这个学术母亲。如此这般，他的专业知识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也坚定了他今生为之奋斗的专业方向。

　　多年的野外生活，喝山泉吃野味亲近植物，不但滋养了他的赤子之心，也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更避免了物欲浸染造成的异化，从而丰富了他的学术成果。

　　跑野外，已经成为张华海多年难以割舍的大自然情结。他多年以来取得的学术成果与显著业绩，无不与“野外”二字有关。

　　张华海参加省行业课题5个，主持国家课题(贵州部分)1个，主持省行业课题2个。

　　张华海以植物多样性专家的身份，参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

　　张华海参加“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沙河省级自然保护区”、“佛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朱家山自然保护区”、“赤水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区”等9个自然保护区和中国科学院武陵山生物资源科学考察，皆承担“植物资源、植物区系、珍稀植物”的专题调查研究。

　　张华海主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7个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和“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

　　张华海主持参加的科研考察与科研课题，不胜枚举，尤其是由他主持的国家级项目“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贵州部分)”，采用的调查方法为典型抽样法、样点法、线路法，在国内首次实现“个体数量”水平上的省级区域性珍稀植物本底调查，具有较大的原创性。他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的工作样板。

　　主持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总体规划，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及正安九道水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行性研究等4个，省级项目22个；参加中科院武陵山生物资源考察及省级项目26个。

　　33年来，张华海坚持“实践出真知”的科学信念，心系野外，情在大山，足迹遍及贵州所有县市区，无数次深入贵州各地的自然保护区，以梵净山为例，他竟然深入15次之多。他野外调查，总共采集植物标本两万三千余号六万五千余份；发现贵州植物的一些新的科、属、种分布情况。

　　张华海以自己的野外经历印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当代经典意义。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只有“野外经历”显然是不够的。张华海在树木标本室工作期间，认识到自己的植物学乃至林学的系统理论知识比较薄弱。他在恩师王育明先生指导下，系统地自学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植物学、树木学方面的书籍，掌握了基础理论知识，为后来的植物学和树木学的教学及科研打下基础。

　　1982年春天，张华海进入贵州农学院林学系树木教研室进修树木学，一步迈进“理论大森林”。在一年半的宝贵时光里，他跟随指导老师野外采集标本，代老师指导学生实验和实习，还系统地研究了贵州农学院树木室馆藏的五万余份标本，对每个标本的产地、主要特征、不同产地的差别、每种的识别特征、与相近种的区别特征，都做了认真研究，并且做了详尽记录。

　　张华海在贵州农学院进修期间，还接触到国内外的权威著作和资料，同时还得到贵州几位学术前辈的言传身教，为日后学养积累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如此不知疲倦的学习，使得张华海胸中拥有了一座座内涵丰富的大森林。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顽强的脚力和不懈的脑力，朝着科学高峰登攀着，

　　1983年10月，张华海结束了贵州农学院的进修，返回母校任教。他主讲《树木学》、《园林树木学》和《花卉学》，到2001年为止，共授课18个年级40个班，平均每学年任教250个学时以上。

　　张华海身为一名中专学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怎么能够承担完成那么多国家级或省级的科研课题呢?按说这样的任务应当由专业科研院所的专业科研人员来承担完成的。

　　张华海不囿于三尺讲台，他将课堂教学与野外实践相结合，积累了深厚的“野外生活履历”。同时，徜徉于“理论大森林”积累了深厚的学养，使他不断攀登新的学术高度。据说，只要是贵州的木本植物没有张华海不认识的，脱口便能说出它的科属种以及分布地域，如数家珍。

　　然而，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另外一番面目：他至今不会开洗衣机，不会开微波炉，甚至不熟悉电视机。他几乎不会做任何家务劳动，好像笨拙的大男孩儿。

　　张华海的家坐落在校园里。只要在家里他便手不释卷地看书，家庭好像是图书馆。多年以来，他书房的椅子在水泥地上磨出两道沟痕，记载着主人公的岁月时光。

　　他习惯躺着看书。据说躺着看书是一种不良习惯，日久伤眼。张华海躺着看了三十多年的书，既不近视也不远视，视力奇佳。因此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令眼镜店老板沮丧的人，即使从事野外考察，人到中年的张华海依然目光似箭，远远就能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情况，这足以替代小型望远镜。这是张华海在视力方面创造的一个奇迹。

　　性格内向的张华海在家还是比较安静的。当然也有这种时候：从他家里传出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声响，音量很高而且持续很久。这种时候只有妻子李典群心里明白，此时张华海正在写作呢。

　　一般人写东西都要给自己构建一个安静环境，甚至容不得丝毫声响。张华海恰恰相反，他需要构建一个喧闹的世界。他必须在充满声音的背景下写作。这正是张华海不同常人的“怪癖”。

　　我曾经问过张华海为什么在闹声里写作，他告诉我无论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多么喧闹，写作的时候他充耳不闻，心中一派清凉。我揣测，张华海是以这种方式将自己淹没在声音的海洋里，却赢得了心灵最大的宁静。

　　张华海没有什么娱乐爱好。既不唱歌也不跳舞，生活简单至极。但是，有时却主动邀来两位邻居跟他打“双升”，就是那种用两副扑克牌四人对垒的打法，一连打上两三个晚上。此时，只有妻子李典群心里明白，这是丈夫即将做课题了。投入课题之前，张华海放松大脑的唯一方式就是打“双升”。他的牌技不错，经常成为贏家。

　　张华海一连几天不说话了。每逢这种时候，妻子李典群是不会打扰他的。因为她知道丈夫处于构思状态。一个大课题或项目设计，必须经过缜密的思考。张华海一连几天不说话，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王国里成为一个沉默而纯粹的人。

　　沉默与纯粹，似乎是孪生子。一言不发的孤独语境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能量，使得张华海直抵纯粹的心灵境界一从而攻破一道道科研难关。

　　这就是张华海的家庭生活——打“双升”是为了扩展想象空间，置身喧嚣的声响世界里写作是为了赢得更大的内心宁静，一语不发则是为了积蓄精神能量的进一步爆发……这显现了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独特性格。

　　张华海在家从来不谈工作，性格内向有着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他满脑子工作，回家仍然思考科研课题及项目设计，他根本没有家务观念。

　　儿子交了女友，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甚至有

　　些惧怕他。有一次她动情地对李典群说，张伯伯工作太忙了，如果我成了您家媳妇，我会陪伴您的。

　　采访李典群她对我讲道，有时候就是想跟张华海吵架也吵不起来。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家里。这位温顺贤惠的女士将话题扯到野外，谈起丈夫的腰病。

　　那是1988年随中科院武陵山植物资源考察队采集标本，他已在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请民工烘烤标本即将收尾，却因民工脱岗导致失火，他在楼下吃饭突然看到楼上冒烟，扔下饭碗冲上楼去抢救标本，一下摔伤腰。由于地处深山，无医无药，加上任务重时间紧，第二天，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压住腰部痛处，坚持上山指导采集标本，直到三个月以后野外考察结束。从此落下腰间盘突出的病根。后来1997年出差广州，竟然在大街上疼得难以行走。

　　多年以来，张华海就这样坚持着，从来不因腰疾而放弃工作。这位侗家硬汉忍耐着疼痛，几乎不为人所知。到了冬天他回家就躺在电热毯上——不舍分秒地继续看他的书。

　　李典群心疼丈夫说，人家出差都是去大城市好地方，你出差却是去深山老林艰苦的地方。

　　不做任何家务劳动的张华海属于野外生活。心系野外生活的张华海属于山峦和森林。踏遍青山的张华海属于大自然。没有受到物欲异化的张华海属于“大山之子”。

　　五、树木与树人

　　1984年新年伊始，张华海被任命为林业学校教学实验场副场长，之后担任场长。他在教学实验场工作，既育了树，也育了人。这期间，他常年穿着一双长筒胶靴四处奔走，身先士卒的作风，勤俭朴实的人品，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筒靴场长”。这个亲切的称呼，极其传神地概括了张华海的特征：参加野外考察，大自然是他的课堂。学校这座四季常绿的教学实验场，则是他教书育人的大好天地。

　　采访张华海的时候，我发现这位走出早年家庭生活阴影的侗家男子，已经从当年一株小树成长为一株硕果累累的大树。从幼小的树苗儿成为颇具年轮的大树，这是张华海个人奋斗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与时代的赐予。谈到自己取得的科研成就，心怀感恩的张华海认为有三个方面不可忘记，一是林业学校的老师王育明、贵州大学蓝开敏以及贵州林学界的周政贤和李永康教授，他们既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又是自己的学术引路人。二是贵州省林业厅领导和学校领导的信任，给自己提供了展示才干的平台。三是夫人李典群的鼎力支持，多年做好后勤工作。

　　以前辈恩师为榜样，即使成了大名鼎鼎的树木学专家，张华海在教书育人方面有着良好口碑。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华海是这两方面的典范。

　　这位“筒靴场长”在学校有限经费的支持下，将林业学校教学实验场搞得井井有条生机勃勃。他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大力培育树苗提供给社会，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经济效益。

　　林业学校的很多学生源自农村贫困家庭。同样出身农村的张华海没有忘本。教学实验场用工，他尽量选择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贫困学生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一边在实验场打工一边读书，保证完成四年的学业。

　　有一个来自西双版纳的贫困学生，带着一支牙刷一管牙膏就来报到了，有一个来自印江山区的学生，他四年期间没买过一件衣服……就是这样的学生来教学实验场做工。不但解决了学生自己的生活费，还能贴补家中父母。

　　张华海认为，资助一个学生就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因此，他在家乡玉屏县资助几个学生读书，回报乡梓。

　　一个学生去北京读北京林业大学，张华海拿出六千元助学。一个学生去南京林业大学读书，张华海出了两年学费。从1984年开始到2003年，贵州林业学校每年都有保送指标送学生们进大学深造，只要遇到贫困学生，张华海就解囊相助。

　　张华海说，我资助这些贫困学生也是为了我们贵州林业学校的声誉，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成才，我身为老师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我暗暗断定，张华海是从这些贫困学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曾经对我说，“我不能做个好领导，只做个好人就是了。”采访时我被他的这句话感动了，因为我深知如今做一个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还记住了张华海说过的一句话，“我出身农村很苦，但是我苦得出来。”是的，张华海通过个人奋斗苦尽甘来，然而苦尽甘来而忘本者，不乏其人。张华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贫苦出身和成长经历。如今，他能够发光照耀别人了，便将一束束光亮投映到学生们身上。

　　担任教学实验场场长期间，张华海不但育树，更育人，实践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人生格言。他在教学实验场工作十年，施展了自己的才干。此间，他还增添了一个业余爱好，这就是养花养草。兰花，盆景……几乎都是他从山里采回来的。张华海把大自然搬到家里。于是他的家里就成丁一座“微缩大自然”。他一有闲暇便埋头伺弄花木，自得其乐。

　　张华海的名言是：“我把专业当作爱好来做了。”一草一木见性情——他乐而忘返地进入大自然的境界。

　　无论育树还是育人，张华海都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投入其中，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令人敬重的品格。

　　张华海为人良善。小时候继母对他不好，使他很早离开家庭外出谋生。后来继母老了，张华海不计前嫌，极尽孝心。每次回家探亲，乡亲们都赞扬说“开钱的回来了”。

　　张华海不但孝敬继母，还帮助同父异母的弟弟。弟弟的两个孩子都在张华海执教的林业学校读书毕业，走人社会。他胸怀宽广，富有爱心。

　　1996年10月，张华海被提拔为林业学校副校长。他执意不干，然而不干也得干。张华海表示，是你们强推我上来的，不是我非要干不可。

　　面对领导的好心提拔，以育人育树为己任的张华海为什么推辞不就呢?我揣测，张华海的推辞是担心当官影响科研成果。我们的生活之中不乏其例，有的专业人员当了官，便荒疏了业务。

　　张华海只得接受上级任命，当上了林业学校副校长。但是，“当了官便荒疏了业务”的悲剧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摘课题研究，没有年节假日，一如既往。

　　张华海一次次圆满完成科研课题，还得益于全省各处都有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良好师德与友善待人的作风，已然形成口碑和人脉。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他曾经颇有感触地说，无论你是哪里来的科研人员，如果没有基层支持你就举目无亲，就连进森林公园也要买门票哩。他的这番话说出一个道理，无论多么高级的科研人员都不要脱离群众脱离基层。科研之花的盛开，永远寓不开基层土壤。

　　树人同时树己。张华海仿佛一株牢牢扎根基层土壤的“植物”，它养分充足，枝繁叶茂，迎风怒放，显现出强健的生命力。

　　于是，别人是找项目找不到，张华海是推不掉做不完。项目太多做不及，他就将公益性的项目留给自己做，将带资金的项目让给别人做。

　　教学相长。张华海在育人育树的事业中，同时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在经济社会物质

　　时代，他没有迷恋金钱也没有崇尚权贵，爱心依旧亲情依然，保持着那颗大自然给予他的纯净之心。

　　33年过去了，张华海一路走来，留下一串扎扎实实的足迹。这足迹来自大山深处，来自他的心灵家园——大自然。正是贵州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智慧，给予他一身正气，给予他抗拒各种污染的能力。

　　六、踏遍青山人未老

　　如今讲究高学历甚至洋学历，科研工作也从粗放走向精细。比如，你从一只标本上采下一个花蕊，坐在实验室里足不出户便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

　　张华海不是这类学者，他走的是一条栉风沐雨的道路。可以说他的“实验室”在山水之间，没有野外生活的张华海便失去了他的意义。

　　张华海说：我们国家很多植物资源在我们没有搞清楚之前，它们就灭绝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发现它们之前，它们就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植物也是人类的朋友。我们不能在结识朋友之前，就让它们永远消失了。张华海要做的工作就是投身大自然，去发现去寻找那些我们本应当了解的植物一尽力抢在它们灭绝之前。

　　有一种我们中国独有的珍稀树种叫“珙桐”，它的花犹如鸽子头，苞片宛若鸽翅，百花盛开很像鸽子展翅，因此俗称“鸽子树”。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早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珙桐由外国传教士采集树籽带到西方栽种。在我国反而难得一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在那里见过这种被人们称为“中国鸽子树”的珙桐。

　　白色鸽子是和平鸽，它在毕加索的画笔下象征着和平友好的人类精神。张华海暗暗下定决心，一定更多地找到这种珍稀树种。他根据植物分布原理，大胆断定在四州峨眉山与贵州梵净山之间的大片山区，应当有珙桐的存在。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酝酿着，终于迎来那次黔北地区的野外考察。

　　张华海感冒了，打了两天点滴，他仍然坚持上山考察。一到野外张华海就成了风雨难侵的铁人。感冒未愈，2200米的海拔他竟然出现高山反应，可他继续坚持着。几经跋涉，他终于在大山深处发现一簇簇白色花朵一那正是中国独有的珍稀树种“鸽子树”。顽强的张华海终于印证了自己的学术判断。

　　天道酬勤，发现鸽子树是大自然对这位科研工作者的慷慨馈赠。这种馈赠也给张华海带来了难以形容的喜悦。

　　张华海熟悉贵州的山山水水，已经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面对大自然，他的一双眼睛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

　　有一次贵阳市领导们来到黔灵山森林公园视察，陪同人员怎么也找不到那几株珍稀树种“半枫荷”。此时，张华海远在哈尔滨出差。

　　只得拨通他的手机。身在北国的张华海通过电话给他们指引方向，向前走，然后向左转，前面的三岔路……人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几株“半枫荷”。

　　多年以来的实地考察，贵州的珍稀树种深深镌刻在张华海心里。只要进入野外地带，无论多么遥远，张华海犹如卫星定位系统，一瞬间便找到它们的细枝末节。张华海似乎与贵州的植物们共同呼吸着。

　　只要置身野外，张华海便有着超乎常人的判断力。他像感受自己脉搏一样感受到大自然的律动，几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贵州山区多有毒蛇，张华海隔着百米距离就能够嗅到五步蛇的气息，总是提前做出判断，从容镇定地指挥队员们躲避。

　　张华海说，五步蛇通常埋伏于山岩或河滩的低海拔地带，人们以“五步”形容它足以致人死命的毒性。五步蛇惰性大，往往几个月不动弹。这种毒蛇行动迟缓，第一个人走过去它来不及攻击，往往伤害第二个人。蛇毒分为神经毒和血液毒两种，五步蛇为蝮蛇类属于后者。竹叶青蛇则属于混合型毒液。

　　长期的野外考察，张华海从来没有受到毒蛇伤害，反而有几次成功捕获五步蛇的经历。有一年随同中科院考察队走进梵净山，张华海用拐杖捕到一条两公斤重的五步蛇。他风趣地告诉中科院的专家们，这条五步蛇可以卖到几百元钱，别人还是吓得退避三舍。

　　有一次在息烽野外采集标本时突降大雨。张华海立即做出判断，率领队员们沿着大峡谷奔跑几公里攀上安全地带。呼啸的山洪随后而来。

　　30岁生日那天，张华海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考察。他带领的16人小组深入核心地区，因所带食物已吃完，只好一起踏上返程的山路，早晨每人只吃了一小坨米饭，饿着肚子走到天黑遇到一个小店，没有任何食物只好煮了一大锅辣椒水让大家喝了，晚间10点钟步行到达驻地。

　　张华海不愧为大山之子。他多年的野外考察生涯不乏惊险经历，却屡屡逢凶化吉。他说野外考察行走山间，危机四伏，空气紧张，随时提防遭遇毒蛇袭击。山间寂静，人是不可以随便咳嗽的。一声咳嗽往往引起的应激反应，很可能造成混乱。每逢这种时候张华海就一再嘱咐队友，谨慎前行。

　　倾听张华海讲述野外考察的经历，不亚于听一部章回体野外历险记。

　　有一年，张华海随团出访日本。植物学家当然要参观日本植物园。张华海惊异地看到那里展出的各种植物其名称统统以日文书写，当即提出建议说，贵方介绍植物应当以拉丁文标注，因为拉丁文是植物学界的“世界语”，贵方只以日文标注这是不便于国际交流和沟通的。

　　面对来自中国贵州的植物学家张华海的“国际化建议”，日本接待人员只得点头称是，

　　写张华海，我要将他的学术成果和科研成就介绍给读者。然而，我还愿意以琐细的笔触写出张华海的点点滴滴。通过这点点滴滴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面对这位大山之子，我感到文字的笨拙，若要真正能够展示张华海内心背景，必须置身大自然不可。只有在大自然之中，我的关于张华海的文字才会化作一群五彩缤纷的蝴蝶，漫天飞舞。

　　张华海是教师是学者是专家，更是不知疲倦的实践者。他的生活属于树木花草属于标本属于三尺讲台属于野外自然，更属于他并不平凡的科研人生。

　　采访结束之际，我询问张华海会不会续写多年与大自然结缘的事业。张华海告诉我，他即将调任贵州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担任副站长。我略有担心地问道，这样你就离开多年从事的野外考察工作啦?

　　他坦然地告诉我，今后将站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观照贵州全省的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工作。

　　青山依在。绿水长流。即将履新的张华海从此将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做出更多的事情。这正是大山之子的社会责任，这正是大山之子的历史担当。

　　大山之子，踏遍青山。踏遍青山，苍山如海。

　　责任编辑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