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阊

　　不能忘记老朋友

　　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別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官。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尽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钢浇铁铸的硬汉著称，尽管他有无穷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最后也不得不在疾病与死神面前败下阵来。

　　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蚀着他的内脏与肌骨，消耗着体内的营养物质，使他的身体虚弱至极。原本1.73米的伟岸身躯。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30.5公斤的体重。住院20个月，经过大小手术13次，输血89次，浑身上下插满了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致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着，颧骨高商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着，再也见不到往日那发光闪电、炯炯有神的异彩。长时间没有理发了，花白的头发稀疏、蓬乱，胡须几乎遽蔽了嘴唇。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托人带信要过来“做活儿”，可是。总理一再推辞，说：“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朱师傅会伤心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多谢了。”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到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的“全面整顿”，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作出最后的交代。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铓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遭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膏长。可是，待罗膏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倣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保证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膏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二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是商讨红军与冻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二十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过了七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入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八天零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难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遭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

　　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张学良每次谈到周恩来，几乎都要说：“他讲话一针见血”，“能准确地抓住要害”，“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您要走抗日救国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不啻醍瑚灌顶，当头棒喝，

　　而当得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周恩来立即赶往机场，想要劝阻这一莽撞行动；无奈，待他气喘吁吁地赶到，飞机已经腾空而去。云天遥望，周恩来怅憾良久，慨然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要吃亏的。”后来，周恳来每当谈及此事，总是连声自责，痛悔自己“没有保护好汉卿先生”。

　　在尔后的四十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每当谈到张学良将军时，他都是一改平素端庄整肃的常态，情绪非常激动，多次泪沈满面。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

　　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学良重要幕僚之一王卓然接上话头说：“周先生十年谈判，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患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深情的话语，令在座的人欷欺不已，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周愚来，严肃的面孔上立刻闪现出悲凄的泪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人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谅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呢?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铃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由于从前他曾多次与周恩来书信往来，所以，一看便知出自周公之手。他为在北京的老朋友并没有忘记他，为这饱含意蕴、一往情深的话语，为老朋友的周到细心、时刻以他的安全为重的关怀所深深感动，顿时热血奔腾，潜然泪下。

　　三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

　　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身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往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拄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哀，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咸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此信应为前往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极为忌恨，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周恩来担心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会刺激蒋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致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险恶。因此，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可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凜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决不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人说：

　　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

　　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户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那我还是张学良么?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对周恩来终身感念，首先是他把周恩来作为“政治引路人”看待，认为周恩来是他长达半个世纪幽禁生涯中一盏闪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灯。1976年1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太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与赵四小姐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的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的作者张之宇女士，在整理《张学良日记》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

　　1937年12月4日

　　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四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做“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就是超越一已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往来，通情谊之好，

　　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格和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那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受益。

　　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哪怕是别人的点滴好处，他都永生牢记，念念不忘。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突发高烧，身体十分虛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他行走困难，便带着战士用担架将他抬出了草地。1954年，当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闻讯后，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对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记于心。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士彭文应应邀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证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富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了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已忘怀了。谁料时隔二十年，周恩来竟还记着这件事。他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絮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五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恰合卯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政治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普世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而周恩来正是那种把政治

　　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度统一起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总理生前，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把个人的一切得失、荣辱、忧乐，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完全融为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冷静而坦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生前，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干净，两袖清风，堪称“平民宰相”；死后，化作一缕轻烟。完全没有自己。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愿为周总理送灵，北京城和整个祖国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贏得人民如此由衷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与他的伟大功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崇高的人格修养，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

　　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经常出现并且较难处置的一对矛盾。而周恩来却是妙手天成，处理得圆满无缺，非常出色。他能做到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抗战时期，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去世时，周恩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里面说：“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且常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失党格。”

　　无论在穿梭走访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圈子里，无论是与外国政要、世界名流交往，还是与党外朋友、普通百姓共处，周恩来都始终保持谦虚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的风度。即使彼此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不会影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始终表现出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东方型的人格美。这恐怕就是周恩来特殊人格魅力的根本底蕴与关键所在吧?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自西安飞赴重庆，经过秦岭上空时，飞机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致使飞机沉沉欲坠，机长急令往下抛掷东西以减轻分量，并组织机上人员准备跳伞。周恩来也背上了降落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哭声，原来是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十一岁的小扬眉，见自己座位上没有降落伞，着急得哭泣起来。周恩来一看，立即穿过摇摆不定的机舱，迅速地来到小扬眉面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包解下，给小扬眉背上。这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他人，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高尚的品格感动了机上全体人员。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在敏锐才智、哲理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能超过周恩来的。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曾经二十三次会见过周恩来的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缅怀文字中，把周恩来与释迦、耶稣、孔子等伟大人物并列，称之为“人生导师”，认为周恩来代表了他所一直寻找的“人”的概念。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周恩来会面后，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发出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叹。著名医学专家林巧稚深情地说：“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多少年来，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影响着我。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

　　尴尬四重奏

　　我这写散文的，不懂得怎么设置矛盾、铺排画面、制作角色冲突、创造表面张力，现学、现练也来不及了，不然，一定好好写个剧本。内容就是“郭军反奉”。

　　不是说“人生如戏”吗?郭松龄与张氏父子这场血火交进的军事斗争，就非常富于戏剧性，而且充满了人性纠葛和悲剧色彩。此刻的张学良，面临着极为尴尬、极度艰难的处境，他“一手托两家”，斗争双方，一面是郭松龄，他的恩师、挚友，又是他的副手；另一面是他的父帅、“东北王”张作霖，这就注定了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与困境选择的残酷、艰巨。

　　这里面还隐现着两个重要的配角：郭军方面，有“女杰”之誉的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奉军方面，绰号“小诸葛”的杨宇霆——“郭军反奉”以“清君侧”为号召，剑指的就是这位奸雄。

　　序幕

　　且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人生易老。转眼就到了他的九十六岁寿辰。夏威夷的初夏，晴光耀眼，微风习习，天气非常之好；老寿星的兴致也特别高。他和夫人赵一荻及其子女们，还有从中国大陆、台北、香港专程赶来祝寿的亲戚朋友，早早地就来到了中华第一基督教堂。大家献花篮、送条幅、致贺词，气氛欢腾热烈；随后，又有华人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杂技节目；最后，几名少女捧过来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老寿星运足了气力，吹灭了上面的蜡烛，全场一片掌声，寿庆活动达到了高潮。可是。老将军终觉意犹未尽，亲友们猜想这是由于没有京剧选段的演唱，须知这位耄耋老人是一位顶级的“京剧迷”呀!

　　于是，过了几天，待老人稍事休息，便又请来当地几位京剧爱好者，在他的寓所里“弦歌助兴”。老将军听得津津有味，拊掌击节，不住地叫好，并且站起来唱了两段《失街亭》与《空城计》。票友们见他对“三国戏”有特殊的兴趣，便由两人分别扮演曹操和关羽，唱起了《华容道》：

　　曹操：在许昌你许我异日图报，

　　今日里狭路逢不肯轻饶。

　　关羽：非是某忘却了异日答报，

　　奉军令捉拿你岂肯轻饶。

　　来，来，来，请上了华容道，

　　试一试关某偃月刀。

　　曹操：一见关公脸变了，

　　吓得曹操魂魄销。

　　庾公之斯岂忘了?

　　你本是大英雄，怎忘故交!

　　听到此处，老将军顺便讲解了戏文中“庾公之

　　斯”的典故：战国时期，子濯孺子率领郑国兵去攻打卫国，班师途中，遭到卫国兵的跟踪追击。子濯孺子见追兵赶到，便说：“糟了!今天我的旧病发作了，胳膊抬不起来，弓也拉不开了，我将死于敌軍之手。”说着，又随口问他的侍从：“敌军领兵的是谁?”侍从告诉他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一听，欣慰地说：“这可有救了。”部下正惶惑不解，庾公之斯已经站在了对面，问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神箭手啊，怎么不开弓呢?”子濯孺子回答说：“今天我旧病发作，拉不开弓，射不了箭啦。”庾公之斯听了，现出十分为难的神色，说：“我的老师是尹公之他，尹公之他是您的徒弟。我怎能忍心用您传授的高超射技，来伤害我的‘太老师呢!虽然这样说，但我今日是奉命而来，在国事面前。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抽出四支箭来，——除去箭头，对着子濯孺子射了四下，便转身走开了。说到此处，老将军戛然而止，似乎触动了什么心事，一时意兴索然，连声说：“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

　　尴尬

　　“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想不到，那早已魂销魄散的郭松龄，此刻又突然闪现在眼前：依旧是微黑的长方形脸膛，蓄着短短的胡须。依旧是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依旧是身材魁梧，胸挺颈直，仪表堂堂……迷离惝怳中，老将军那早已干枯的老眼，竟滚下来两行清泪。怪不得古人说，戏文能够移情动性。起因都是《华容道》与“庾公之斯”的故事，触及老将军的隐痛，引发了他的感伤情怀。不由得忆起了七十年前一桩慘痛的往事。

　　那是1925年北国的初冬。在短短的三十二天里，用他的话说，真是撞见了“恶煞”神，交上了“华盖”运，钻进了环环相扣、纷至沓来的“魔魂圈”。

　　尴尬局面之一：

　　奉天大帅府，凌晨。少帅刚刚洗漱完毕，秘书处就急匆匆地送过来从滦州发出的张学良与郭松龄联署的“反奉”通电。这已经是第三封了。前两封通电中提到，为“消弭战乱，改造东省”，必须要求穷兵黩武的张作霖下台，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持大政，郭某人自愿“竭诚匡助”。老帅张作霖看过，登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把电报往杨宇霆手里一甩，便拂衣而起，绕室彷徨。最后，狠狠地吐出两句：“这是他妈的什么事!给他(指张学良)去看!”而这一封居然署上了两人的名字。少帅扫视一过，立刻面色苍白，双手颤动，感到自己已经被置于极度难堪的境地。

　　多年之后，他做过这样的追述：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明白这个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连我的部下也不知道，不懂得。开始时，大家都不晓得我在这件事儿上处于什么位置，多数人都怀疑是我们两个闹的鬼。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好了。那么，现在郭松龄叛变了，又拥戴我，因此，都认为我是叛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

　　应该说，对于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少帅并不感到意外。他清楚地了解，这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当时，奉军也同其他军阀一样，派系丛生，山头林立。占主导地位的是跟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都是绿林出身、略识之无的“大老粗”。他们之间有的成为儿女亲家，有的结拜为把兄弟；为了扩充实力，后来，他们又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称做“士官派”，首领是杨宇霆。表面上依附于“元老派”，实际上，他们已经逐渐地掌握了实权；再就是“讲武堂派”，包括陆军大学和讲武堂出身的将领。他们以富国强兵、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为旨归，是颇具爱国思想与进步倾向的少壮派。虽为后起之秀，但奉军的精锐部队掌握在他们手中。“讲武堂派”的精神领袖是少帅张学良；而郭松龄，由于与少帅谊兼师友，受到高度信任、特殊倚重，因而成了这一派的实际掌门人。鉴于迂腐守旧的“元老派”与“士官派”沆瀣一气，攘权称霸，排斥异己，深受国内外革命潮流之剧烈冲击的郭松龄及其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夫人韩淑秀，遂暗暗地积蓄实力，伺机崛起，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渐成无可挽回、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张作霖多次发兵入关，争夺地盘，屡起战衅，郭松龄始终持反对态度。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吃了败仗，郭松龄上书老帅，苦劝“罢兵息争，保境安民”，老帅却置之不理。第二次直奉战争取得了胜利，其中以张学良、郭松龄麾下的第三军团出力最大。他们担负山海关一线主攻任务，击败五万直军主力，吴佩孚从海上逃命。从此，张、郭声威大震。事过六十多年，张学良仍然念念不忘：“这次胜利之后，我升上来了。但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在支持着我。”可是，老帅在论功行赏时，却独不及郭松龄。到了1925年，杨宇霆又竭力怂恿张作霖发动第三次战役，进关攻打冯玉祥。郭松龄闻讯后，愤慨地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他在江苏弄砸了，断送了东北军三个师，败退回来还包围老帅，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

　　为此，郭松龄以养病和观察军事为由，偕同夫人暂避日本。在那里，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当即表态：“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回国后，就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随后，将所辖的七万官兵改编为四个军，克日挥师北上。对于停止内战，反对进攻国民军，少帅是认同的，觉得合情合理，至公至正；但是，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要“儿子出面打爹”，推出他来扛反奉的大旗，那就无法接受了。

　　尴尬局面之二：

　　面对郭松龄的突然起兵，张作霖乱了阵脚，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完了!完了!”六神无主的张作霖，这两天就像吞下了炸药似的，怒气一触即发，出出进进，不住声地破口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

　　这个鳖羔子和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六子——鬼子，鬼子——六子，一个鼻孔出气，他除了老婆没让郭鬼子睡以外，吃一个水果都得分人家一半。

　　小六子上了郭鬼子的贼船，坏了大事，郭鬼子叫他当李世民，还要什么“清君侧”!骂了一通之后，张作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补上这样一句：“咳!我与张学良，真是‘今生父子，前世冤家。”

　　这一切，都使身为副统帅的张学良饱受心灵之苦，感到万分难堪。

　　郭松龄字茂宸，1882年出生于沈阳，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之后，投到“东北王”张作霖的标下，担任陆军讲武学堂教官，后来升任步兵第八旅旅长、第三军副军长。由于他人高马大，长得有点像白俄军官，又爱穿粗布野战军服，因而获得一个“郭鬼子”的绰号。至于说到张学良与他“穿一条裤子”，固属挖苦之词。但也不能说全属于虚乌有。少帅自己也不讳言：“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甚至认为，郭松龄是少帅的灵魂。早在讲武堂就读期间，张学良就对郭松龄的强烈的爱国思想、高超的军事素养、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仰慕他的深湛的学养和脱俗的人品。而在郭松龄心目中，张学良则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

　　有为青年，很有培养前途，日后可望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因而经常有意识地向他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

　　就这样，两人惺惺相惜，以知己相托，在师生情谊之上，又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提携的深厚友情。在之后处理军务、训练新军的工作中，他们一直配合默契，情同手足。两人同睡一张炕，同在一间房里办公，相知相谅，如鱼得水。张学良虽为军团之长，而“该军一切用人、行政和作战计划与战术战略、训练官兵及调动一切事宜，均揽在郭松龄一人之手，张学良概不过问”。换来的是，郭松龄“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劳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一方面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一方面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竭忠尽智，大展才华，

　　想起这些前尘往事，少帅更是倍感伤情，心中如焚。

　　尴尬局面之三：

　　为了同郭松龄议和，张学良正在向前线进发途中。突然，一封发自奉天的奇怪电报传到手里。上款是“张汉卿先生阁下”，而发电人竟是他的父亲张作霖。电文说：你现在那个军队，叫我即日下野。公举你为东三省总司令，那就请你快来接事吧!几句话像当头闷棍一般，打得张学良的脑袋轰然作响，几乎失去了知觉。事后，他说：“当时要多难过有多难过，简直是无地自容，只差没有地缝儿可钻了。若不是部下护守着，我就真的投海了。他老先生(郭松龄)啊，可把我整稀了!”

　　尴尬局面之四：

　　老帅下令，让张学良挂帅去讨伐郭松龄。看来，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处理事情还惯用“绿林方式”，最后亮出了这个杀手锏，也可以说使出一个毒招儿：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连裆裤”、情同手足吗，那好，干脆就叫你去带兵讨伐郭鬼子，看你怎么下手。当然，这一决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它的“神奇效应”在尔后的作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谁说张作霖是个“粗人”啊?

　　如果说，前面几件事只是使他愧怍，使他难堪。那么，这最后的尴尬可就动了真格的，他被牢牢地置于彷徨无计、左右为难的困境，逼使他作出痛苦的抉择。对张学良来说，如果践行了恩师“大义灭亲”的主张，以武力取代父位，就必然遭到“千秋忤逆”的骂名；反过来，如果执行父帅的命令，前去讨伐“倒戈”的郭军，又有悖于公理与良知，完全抹杀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是非界限，同样陷自己于不义。换句话说：这一仗无论为胜为负，谁胜谁负，都只能是一个尴尬而难堪的结局。

　　在这两难处境中，张学良陷入了极端痛苦之中。他失眠了，脑袋痛得像要炸开。

　　“无情未必真豪杰。”可是，感情过于浓重，又会使豪杰难于自处。在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血火交进中，深于愤者，几乎都没有好的归宿，为此，引发了诗人“英雄无奈是多情”的感叹。庄子有“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生存体验，看来，豪杰行事，也要“处乎情与不情之间”了。

　　劝和

　　绞尽脑汁，最后，张学良终于谋划出一个在父帅与恩师之间都能交代过去的“两全之策”——劝和息兵。他自信，以他们二人之深厚情谊与知己至诚，不愁郭松龄不听从劝阻、罢兵言和。这样，他又稍稍感到了十点轻松、一丝宽慰。

　　于是，来到老帅面前，先是叩头请罪，接着就谈出了自己的“劝和”想法，这在张作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他也做出一种姿态，为了除掉郭军反奉的部分口实，示意杨宇霆主动辞职。杨氏心领神会，当晚即悄悄溜走，去了大连。离开帅府前，张学良再次向父帅泣拜，表示“如不能制止郭军倒戈，宁死不归”。然后，就带上秘书、参谋和日本顾问等一干人，由奉天乘火车向前线进发。

　　当少帅的专车临近山海关时，得知前面的路段已遭到破坏，便退转到葫芦岛，连夜乘“镇海”号兵舰前往秦皇岛，以便与郭松龄及早会面。此时，张学良还充满着信心，说：“只要我们俩一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需要动武，东北军内部从来没有打过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要开这个战端。”

　　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像设想的那么简单。郭松龄当时仍在滦州，以军务缠身为托辞，回避同少帅的代表见面。这样，少帅就打算亲自赶赴滦州，谋求一见，但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对。认为，那样肯定会被扣下，然后“抉天子以令诸侯”，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最后商量的对策，是由少帅致信郭氏，邀他上船一叙。少帅在信中写道：“这种内战一旦发生，后患无穷，又可能引起日本军队干涉中国内部争端，负有丧权辱国的历史罪孽，应三思而后行。因此，请茂宸军长亲自到兵舰上来一趟，我们两人慎重研究解决问题。”郭松龄看完信后，对来人说：“军事时期，我不想见他，待打完仗回天津后，我们再见面交谈。”

　　“开弓没有回头箭。”郭松龄拒绝见面，就等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他唯恐知己相见，动摇了他的反奉决心。这使张学良十分失望。满腹衷肠无由倾诉，感到痛苦不堪，他久久地凝视着窗外，默默不发一语。见此情景，他的日本顾问便又给郭松龄的随身医生、日本人守田打通了电话。要求他再次劝说郭氏，无论如何也要与张学良见上一面。郭松龄听过守田医生的劝告，决绝地说：“我要说的话，在宣言中都作了充分阐述，再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就是说，已经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余地了。”

　　终竟由于两人关系实在太深了，而且事关重大，少帅绝不甘心接受师生反目、同室操戈的结局。于是，下决心再作最后努力。他用铅笔给郭松龄写了一个便函，先向老师问候病情；然后写下令人肠断神伤的词句：战局一开，断无完卵，“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末尾郑重写上：“向夫人致敬”。郭松龄披览一过，默默地把信递给夫人，说：“信上也提到你。”尔后，闭目良久，悄然滴下了泪水，颇有伤情之恸。守田医生见此情景，趁便劝说郭氏应慎重考虑起兵一事。郭彻夜未眠，次日凌晨对守田说：“起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已不能终止。我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体，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尽管拒绝见面，但郭松龄夫妇对少帅仍是一往情深；对于他拘守愚忠愚孝。“义不背父”，深感遗憾与失望。在阵前，韩淑秀声汨俱下，当众宣读了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往来信函：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內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日可鉴。现在已知不能回奉，故拼将此身，仍以效忠于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則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如蒙鉴谅，即请暂移租界，稍待数日。如以为不可，即请指示善后办法。

　　信中表达了他对少帅的忠悃之诚；暗示少帅无须亲自出马，只是借助一下名义；稍待数日，即可结束战事，大功告成。张学良在回电中加以婉

　　拒，备述其艰难处境，希望得到郭氏理解：

　　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伞，致咸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

　　对此，郭松龄颇不以为然，于是，以万分恳切的心情再次致函，晓以大义，劝他切不可盲从“老子”。“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自危”。信的结尾写道：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徼天之福，人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裁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诫奉告。

　　在疏通无计、劝和无效的情势下，摆在张学良面前的，唯有率兵抵抗之一途，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这样，一场让两个主角都身受其害——郭氏招致灭顶之灾、少帅终生感到无比痛心的内部拼争，到底还是交火了。

　　对阵

　　这是一场奇绝今古、中外罕见的战事。对阵双方的统帅由同一人担任，张学良既是攻方郭军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守方奉军的统一指挥员。一身而兼二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不像神话中的孙悟空那样，一眨眼工夫就克隆出另一个美猴王，也不同于李逵和李鬼，一真一假，混淆难辨；而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山海关外的确凿无误的现实。其奇崛诡异之处，莫要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找不到恰切的诠释；即使起克劳塞维茨于地下，这位曾以《战争论》驰名世界的现代军事理论家，也照样莫名所以。

　　且说，倒戈反奉的郭军在主帅张学良、副帅郭松龄的名下，浩浩荡荡地向关外进发。不，开始时应该说是“鸦默雀静”地穿行，只是由于“策反”未成导致军情泄露，才不得不索性公开化了，这种临时变轨，最是兵家的大忌；只是由于彼此强弱悬殊，对攻方暂未造成更大的影响。当时奉军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掌握在郭军手中。包括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辎重工兵等，总数在五万人以上，并且拥有野战炮240门、迫击炮150门、重机枪150挺；而兵力空虚的守方，由于仓促迎战，未能形成防守合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致使连山一役遭到惨败。

　　本来在防守的同时，奉军还是有机会、有能力阻击的。当总指挥官张学良在葫芦岛“镇海”舰上，从望远镜中发现郭军部队联翩北上时，舰上的炮长请示：“兵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击中目标，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摇了摇手，断然地说：“不，不能开炮，那都是我的部下。”是呀，辛苦经营多年的子弟兵，怎能忍心自相残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为炮灰呢!

　　第二仗的主战场在锦州。张学良集结残部，正面迎战郭军，战果也并不理想。只是靠着炸断大凌河铁桥，暂时阻遏了郭军的强大攻势。照这样打下去，奉天易手，已成必然。可是，世事茫茫难料，人生前路多歧，到了第三仗，打到巨流河时，形势竟陡然逆转，郭松龄功败垂成。彻底走了“麦城”，新民的白旗堡成了他的“滑铁卢”。

　　恩格斯于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断：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申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巨流河之战，以至整个郭军倒戈反奉的成败，同样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它们的作用并非等同，而是有大有小，有主有从，在众多的合力中，张学良占据主导地位。郭松龄之所以成了“气候”，由一个普通的赳赳武夫、一介教官，青云直上，而旅长，而师长，而副军团长，统东北半壁之精锐，成万众影随之雄豪，除了个人的才智外，主要是依靠少帅的信任、提携。包括这次挥师出关，之所以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端赖于运用少帅的影响，打着少帅的旗号，否则是很难奏效的。

　　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问题在于，张学良是个有血有肉有头脑有智慧的活人，他能够为你所用。当然再理想不过了；如果只是一厢情愿，也就是说，他不听从调遣，而是来个“倒戈的倒戈”，又将如何?从郭松龄角度看，上上策是能够像他信中所要求的：少帅“暂移租界，稍待数日”；起码是，虚应故事，装聋作哑，作壁上观。说明白了就是，只打你的旗号，无须你本人出面。因为他很了解张学良的为人，知道他不大可能甘冒“忤逆”的罪名，公开扯起大旗，背父自立。而下下策，也是郭氏所最怕的，是由少帅出任统帅，挥师抵抗。这样，郭军这面的仗可就没法打了。

　　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与郭军进行正面抵抗的，恰恰是少帅本人及其统率的军队。这样一来，真相便随之洞穿，郭松龄就变得师出无名了。特别是，少帅平白驭下有恩，深受三军将士的爱戴。郭松龄手下的兵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不符合伦理道德中的“忠义”二字。因此，当张学良在两军对阵的前线喊话时，才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强烈效果：郭军中团职以上军官，几乎个个都通过军用电话与张学良互通款曲；而士兵厌战情绪更是与日俱增，军心涣散得不可收拾，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张家，穿张家，跟着冤家打张家。图希个啥?”看来，楚霸王四面楚歌、兵败垓下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郭松龄的头上。多年以后，当张学良追叙这段往事时，还慨乎言之：

　　郭松龄夫妇当时犯了两个错误：他们一看我带着奉军讨伐他，已经站到了他们的对面，再保留我这个“名义总司令”没意义了，只好自己出任总司令。——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第二十失算是，不该把我们两人的通信说给部下听。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完全是出于至情，说明我们之间关系如何好，感情如何深，他这一仗如何迫不得已；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这么一公开，一切真相都大白了，那些旅长、团长洞察了我的真实态度，知道我并不支持他们这么干，那也就不会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也就不会再打了。关于巨流河之战，张学良将军也有一段回忆：

　　在巨流河布阵与郭军决战，好似命中注定。巨流河一带地形我熟悉，以前在讲武堂时，我与郭松龄就在这里演习过。那时，我是他的学生。演习时打过一回仗，演练过攻防战。这回我们又聚在了一起。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次不是演习了，是真打。你曾是我的教官，现在我们看一看，是老师行，还是学生行。

　　由于张学良深知郭松龄的脾性，也熟谙他的战术。这次两军对阵，彻底挑了郭松龄的“软肋”。

　　张学良晓得，“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儿硬往哪儿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胜利”。果然不出所料，当发动全线进攻时，郭军主力全部用到正面进攻上了。他没有想到，张学良在军事作战中能够洞悉他的一切。在正常情况下，学生能够如此颖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应该感到欣慰。但是，此刻面对的迎战之敌。竟是自己的“高才生”，却只能自认晦气，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而在张学良看来，这次胜利，带给他的绝无点滴快意，只有彻底的绝望、透骨的悲哀。从此，他将失去一位最崇敬的老师、最忠诚的伙伴、最知心的朋友。

　　郭军的功败垂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人的介入。据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研究专家唐德刚教授分析：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党色彩的郭氏国民军进入满洲，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束，奉天使成为铜墙铁壁。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人曾以调停人的身份，出面斡旋。不满于日本人语带威胁的霸道，郭松龄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人的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东下时，日本关东军不仅不允许其靠近南满铁路沿线，并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弹药库，还出动飞机配合轰炸，给予郭军沉重打击。奉军方面，则得以有足够时间，调集黑、吉两省的大量骑兵，前来救援。

　　从内因来说，除了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面，郭松龄在战略抉择、战斗指挥上也颇多可议之处。唐德刚教授说：

　　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他的小东人(指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12月24日兵败巨流河，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尾声

　　说到郭氏夫妇的牺牲，确是很壮烈的。

　　他们见大势已去，决定取道营口，返回关内。本来，罕中有能够追赶火车的快马，郭松龄可以控鞍脱险，但他念及夫人韩淑秀不会骑马，于是，改乘一辆农家的马车。这样，最终不免陷入了奉军的罗网。

　　对于郭松龄，韩淑秀不仅是风尘知已、穷途伴侣，当日还曾有活命之恩。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郭松龄参与了组织工作。韩淑秀当时以小学教员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成为一个据点，她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人格与才干，由相识、相知而心生爱慕。不久，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死刑，韩淑秀四处活动，拼力营救。1912年12月25日，郭松龄等被押解到大西门外即将行刑，韩淑秀风风火火地闯进法场，手擎一份当天的《盛京时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原来，报纸上登出了宣统帝《退位诏书》。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由于政局骤变，郭松龄等人的生命得以挽救；而郭、韩二人则在生死关头收获了爱情，结成了伴侣。

　　现在，这对患难夫妻再一次经历着“生死劫”，逃奔在颠簸的乡道上。黑龙江骑兵队在后面尾追不舍，当天就把他们抓获了。消息立刻报告给张氏父子。张学良在前线司令部收到电报后，立刻命令秘书处长草拟电稿，叫把郭氏夫妇押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处长问：“你把他们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岂料，电报没有送达，那边已经传过来信息，郭氏夫妇双双遇害了。张学良连连跺脚，叹了口气，连声说：“完了!完了!”紧接着，又传过来两人尸体的照片，张学良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字，不忍目睹其惨状。

　　郭松龄被俘后，曾想到要给张学良写一封告別信。可是，刚刚开了个头，说明“私产无多，除酌留一部分赡养年老父母外。其余部分全数捐充教育、慈善事业费用”，下面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暝目良久，掷笔而罢。他究竟想说些什么呢7遗憾?怅惘?悲愤?怀念?一切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张作霖听说郭松龄夫妇已经被俘，自是十分快慰，当即下令将他们押回奉天，他要亲自进行审讯：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生怕夜长梦多发生变化，竟矫命把他们就地枪决。12月25日那天，囚车开进了辽河滩，押解人员喊道：“郭军长，请下车吧!到地方了。”郭松龄和韩淑秀知道下一步的结局，他们手拉着手，从容下车，相互爱怜地深情对望，露出不屈的神色。十三年前的这一天，韩淑秀从法场上夺回她所敬爱的丈夫的生命，陪伴他轰轰烈烈地走了一程；现在，她以自己的生命陪他走上又一个法场，从此将永不分手，相伴到永恒。临刑前，郭松龄慷慨陈词：“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来同志，请視此血道而来。”韩淑秀从容地接上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死而无憾。”她告诉行刑者：“先向我开枪，让军长看着我走，好放心。”这样，韩淑秀、郭松龄相继饮弹而死。妻子时年三十四岁，丈夫四十二岁。

　　由于杨宇霆的插手，使郭氏夫妇的生命彻底失去了挽救的可能。对此，少帅一直耿耿于怀。其实，除非在他们被俘当时，就地放走；否则，即使被押解到大帅府，老帅也决不会饶恕他们，在百般折磨之后，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在客观上，这倒使少帅免除了再一次的、更大的难堪与尴尬。下列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余愤未平的情势下，老帅会再次采取“绿林方式”，狠“将”少帅一“军”：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吗?那好，我成全你“郭鬼子”，干脆就叫“小六子”给你送终好了。如果这种场面出现，少帅又将如何措置呢?当众放了，根本没有可能，他们逃不出老帅这混世魔王的手心；开枪吧，又怎能下得了手呢?最后的结局，也许是玉石俱焚……幸好这都是不着边际的设想。

　　戏到这里也就收场了。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在讨郭战事中，张作霖对日本人做出了许多承诺，可是，事后他又变了卦、赖了账，结果，两年半过去，就被关东军炸死了；而杨宇霆，作为最大的赢家，自以为得计，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万没有想到，少帅执政之后，首先就拿他开了刀。少帅后来有个说法：“有人向我为什么要杀杨宇霆，杀杨宇霆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死在郭松龄事件上。”历史老仙翁的宝葫芦可不是吃素的，“嗖嗖嗖”地，不停地往里吸人。最后，全戏三个主角、两个配角中，就只剩下张学良了。他曾很感伤地忆起当年旧事，并引用了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苍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桓伊是东晋时的著名音乐家，也是唱挽歌的高手。

　　尤其是对于郭松龄，在许多场合，他都说起过他，其感情之真挚、心情之沉重，令人为之动容。事过一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以哀婉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至曷极!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也许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倒戈一举，不仅丧失了这位出色的爱国将领，而且使奉军遭致严重挫伤。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有悖于郭松龄反奉的初衷，这也是当时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们谁也不能预卜未来，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假设郭松龄能够暂忍须臾，静候其变，等到少帅主政东北，那时他们并肩携手，实施“改造东三省”的规划，那么，白山黑水间的膏腴之地，定会辟出一片新天，建设新东北的史册上也将涂写浓重的一笔。然而，历史老人却在关键时刻搬了一个道岔儿，结果，时代列车辗出了沉痛而悲凉的辙迹。

　　记忆与时间等长。一幕曲终人散的悲剧，使人心潮涌浪，久久不能释怀。在郭氏夫妇的家乡沈阳，在他们起事的沈山沿线，在整个辽沈大地，八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诉说着这场充满传奇色彩的战事，忆念着郭松龄夫妇与张学良将军。

　　责任编辑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