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1842年4月30日深夜,一个令清朝震惊的消息从圆明园传出:刚刚治理黄河归来不久的军机大臣王鼎,竟死在自己的书房!

　　第二天,朝廷以积劳成疾、暴病身亡告知天下,消息一公布,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作为鸦片战争中主战派的首脑,人们对王鼎的突然死亡有多种猜测,但清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因此,他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悬案之一。

　　1768年,王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书香之家,29岁考中进士,直到50岁才被嘉庆皇帝发现,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道光年间,担任军机大臣和东阁大学士长达17年。王鼎的性格就像一张黑白照片,儒家正统的耿直忠烈、讲究气节的思想对他影响极深,加上关中人的那股子倔劲儿,这位封建士大夫的命运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王鼎死后的第五年,蒲城王家的祖宅悄悄地来了一个人,来人正是林则徐。此时的林则徐刚结束在新疆的流放生活,上任陕甘总督之前,专程来为王鼎守心丧(不穿孝服为老师守丧)。在30年的交往中,林则徐对王鼎以师礼相待,认为王鼎的死与他有莫大的关系,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意思是说,王鼎效法史鱼尸谏。

　　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多次向卫灵公进谏,让他疏远奸臣,起用贤才,但卫灵公对此置之不理。临终前,史鱼对儿子说:“做臣子的不能举荐贤良,死后不该放在正堂治丧,把我放在窗户下面暴晒几日再做处理。”卫灵公得知史鱼的遗言后,幡然改过,从此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于是,后人把以死进谏称为“尸谏”。林则徐认为恩师的死正是为了举荐他,所以诗中透露出满腔的痛悔之情。

　　那么,王鼎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像林则徐所说的死于尸谏呢?

　　王鼎在1842年正月的家书中曾提及“我背上长了一个疖子”,这无疑说明他在治理黄河时确实得病了。但是,在1842年4月的家书中,他又说:“我背上病连日已见轻。”如此看来,病死一说似乎不能站稳脚跟。更让人疑惑的是,74岁高龄的王鼎作为军机大臣,为什么被派去治理黄河呢?

　　19世纪上半叶,鸦片大量进入中国,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当时清政府内部分为弛禁派和严禁派。弛禁派是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主将有琦善、耆英等;严禁派是以第三军机大臣王鼎为首,主将有林则徐、黄爵滋等。最开始,道光皇帝倾向于严禁派,1839年,在王鼎的推荐下,林则徐赴广东进行了著名的虎门销烟。但是由此而引发英国殖民者起兵北犯,打到塘沽,直接威胁皇帝大门。于是,道光皇帝态度迥变,林则徐被革职查办,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同时任命琦善代替其职位。

　　正在这时,黄河在开封决口,穆彰阿趁机进一步排挤政敌,唆使道光皇帝派年老体弱的王鼎前往开封治理河道。王鼎也将计就计,趁机向道光皇帝提出让林则徐与他一道治理水患,以借此拖延流放的时间,等待转机。

　　在王鼎和林则徐在治理黄河期间,政局急剧恶化。琦善以道光皇帝的名义私自与英国签订了以割让香港为主要内容的《穿鼻草约》,消息传来,朝野一片激愤。琦善在舆论声中被锁拿缉京,立即问斩。此时王鼎和林则徐治理黄河的任务也接近尾声,按照惯例,大功告成时,朝廷都会论功行赏。

　　但结果对王鼎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知道这是穆彰阿设的圈套,有意削弱主战派的力量。面对这样的结果,林则徐只能奉旨继续前往新疆,但是临行前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恩师王鼎身上。

　　1842年3月初,王鼎回到京城,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的气焰更加嚣张,琦善在穆彰阿的庇护下,原本“立即问斩”拖延到“秋后问斩”,道光皇帝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在这种情况下,王鼎直言规劝皇帝斩除奸臣,重新起用林则徐,赶走侵略者。但是道光帝根本听不进去,王鼎自然知道是什么人在捣鬼。每次上朝,一见面,就骂穆彰阿是卖国贼,是宋之秦桧,明之严嵩,但是穆彰阿似乎颇有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和雅量,每次都笑而不答。

　　当时出现的那种场面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所以有人据此说,王鼎系由穆彰阿暗杀,因为从死亡地点来推测,当时的圆明园是道光皇帝听政的地方,王鼎死于圆明园,说明他一直在上朝,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王鼎当时的身体并无大碍,可以排除死于疾病的说法。

　　但是,当时的两派斗争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国家机要之地暗杀一个朝廷重臣,似乎也并不容易。一部曾被清朝政府封杀的神秘戏本《新编桃李记传奇》里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王鼎的遗书,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王鼎的死因乃为尸谏。但是,《新编桃李记传奇》毕竟是个戏本,按常理难免会有杜撰的成分,里面记述的内容可信吗?

　　如果王鼎确实死于尸谏,这个消息在皇宫深院的封锁下,戏本作者米岩又是怎么得到遗书内容的呢?当时米岩兼任张雄志的秘书处主任,两人交情极深,米岩自然对宫里的事情有所耳闻,当时米岩也只能用一种隐讳的方式,把王鼎死因的真实信息传递给后人。其实在王鼎死后的十天左右,关于王鼎死谏的消息,就在当时的上层官僚之间秘密传播。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日记里是这样描绘:“军机大臣王鼎在河工上营救林则徐未成,怒斥穆彰阿,廷诤至苦,愤而自杀。”

　　按照薛福成的记载,可以还原王鼎之死的全过程。1842年4月27日,清政府和英国侵略者谈判,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28日,王鼎当朝揭露穆彰阿诬陷林则徐,误国误民的罪行,同时力主杀琦善以谢天下。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在批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恼羞成怒,宣布退朝。当时王鼎跪在地上死死地拽住道光皇帝的龙袍,突然大声喊道:“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第二天上朝,道光皇帝没有召见王鼎,命重大决策“不必令王鼎知之”。4月30日深夜,王鼎把满腔的怒火化作四句遗书:“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信,林不可弃也!”王鼎决定以死进谏,希望道光皇帝也幡然改过。

　　第二天,穆彰阿命亲信搜出王鼎身上的遗书,换成因疾病在身,自寻解脱这类的话呈给了道光帝。但穆彰阿万万没想到,王鼎连夜起草遗书之后,交给了身边的一个太监抄写。王鼎死后,这位太监又把王鼎遗书的原稿呈给了道光皇帝。但是,大臣为以死进谏,这对当朝皇帝来说是一件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事情,所以道光皇帝与穆彰阿心照不宣地上演了一部隆重治丧又加抚恤的活剧:穆彰阿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今天,虽然这块墓志铭已经模糊不清,但其实它更像一面镜子,折射出160多年前“君子消沉,小人猖獗”的中国现状。

　　王鼎死后的81天,《南京条约》签订,香港从此与祖国分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际,蒲城人在王鼎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

　　编 辑/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