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辉

　　或许中国人凡事喜欢凑个整数，所以有了类似“江南四大才子”、“扬州八怪”之类的称谓。这些“组合”的成员水平、名气往往并不相当，于是其中难免有人被怀疑是因为充数而被“补白”进去的。在唐宋八大家里，今人比较陌生的是苏辙和曾巩。苏辙托苏轼的福，虽然文章不为今人所知，名气还算是有的，许多版本的拼音输入法可以打出“苏辙”这个词组，而曾巩却没有一种输入法给予他名人待遇。

　　虽然在民间，曾巩的名气有些“低调”，不过在名人圈里他却是另外一番风光。王安石曾赞叹：“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的评语是：“醉翁门下士，杂逐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南宋朱熹说“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看看曾巩的粉丝们，个个可都是大名鼎鼎的狠角色，由此可见“存在就是合理”的，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绝非浪得虚名。

　　为什么曾巩在小众群体和大众群体中的名声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成也文风，败也文风。曾巩的文风概况起来就是四个字“古雅平正”，喜欢引经据典，但缺少欧阳修“六一风神”的个性文采。曾巩的文章平易理醇，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的，所以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学古文都从模仿曾巩开始。在理学家、唐宋文派、桐城派眼里，曾巩文章高出韩愈、柳宗元、王安石以及三苏，与欧阳修并列“八大家”老大。

　　性格往往决定文风，人生经历又影响性格。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与同榜进士苏轼相比，仕途平稳，没有经历大起大落。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他并不像八大家其他几位那样忧国忧民。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相当满意，认为是盛世。“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愤怒出诗人，忧患出文人。曾巩的文章显然不符合今天人们的欣赏眼光，所以他渐渐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怪。

　　编辑孙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