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

　　1966年文革开始，我13岁，读初中。由此至文革结束，十年时间，我的青葱岁月就在文革中度过。

　　一

　　文革前的农村基层，总体上还算稳定。夏天乘凉时，邻居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经常讲的有三条：一是土地改革分田地，贫富差距小了，穷人翻身做主人；二是消灭了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社会治安好，不像旧社会那样提心吊胆过日子；三是国家独立了，敢向美国叫板，抗美援朝打胜仗，扬眉吐气。对于接踵而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農民开始有抵触情绪，渐渐地也就适应了。有首歌谣：“单干户是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是石桥，风吹雨打不牢靠；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农民对一些重大事件不太理解，有时也私下里悄悄议论。比如，彭德怀反党被贬，乡亲们说，彭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志愿军司令、国防部长，开国元勋，怎么会反党呢？想不大通。

　　我家贫寒，土改时分到一亩多地，直系亲属中没有一家中农以上成分，都是忠厚老实的穷人。建国后，除一个阿姨夫当生产队会计、我父亲当小学老师外，没有一个亲戚当干部，都是农村底层群众。

　　我家对面就是小学，老师讲课、学生唱歌听得清清楚楚，从小在琅琅读书声中长大。由于父亲当老师的缘故，也由于学校氛围的影响，我们兄弟3人上学早，成绩好，每当学期结束，拿回奖状、奖品回家夸耀，全家喜气洋洋。邻居们夸我们读书聪明，父亲得意地说，我家3个儿子，将来6个大学生。此话怎讲？儿子大学生，媳妇当然也是大学生，二三得六。1965年，哥哥考上高中，我考上初中，当时农村教育不发达，一家两个中学生，令人羡慕。家里困难，报名费凑不齐，借来的。有好心人说，经济这么紧张，大儿子不要读了，趁早学个手艺，也好补贴家用。父亲摇摇头说，只要儿子能考上，砸锅卖铁也要读下去。平民百姓要想步入上升通道，除读书翻身别无他途。可以说，读书上大学，就是我们从小的目标，也是全家的出路和希望。

　　我就读的中学，是当时全县基础设施最完善、优秀老师最集中、学校规模最大、教育质量最好的完中。从设备设施看，标准教室、标准桌椅、标准体育场，有大礼堂、阅览室、实验室、音乐室，有足球场、排球场、四个乒乓室、六个篮球场，生物课有显微镜、动物标本，英语课放唱片、标准语音，全校开会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晚上夜自修日光灯通明，星期六学校自己放电影。六十年代，我的家乡普遍是土基墙头茅草房，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夏天台风来临前，不少人家爬到房顶上压石头，防止麦草被风刮走屋顶掀开，1968年通有线广播，1976年才通电用电，两相比较，可见当时中学的超前建设与现代化水准。校长姓刘，春秋时节常穿一件黑色呢制服，据说是一个有相当资历的老革命，级别比县委书记、县长还高，因为执意要娶资本家女儿为妻，被贬下来当校长，他动用大量人脉资源，为学校建设争取到不少项目与资金。刘校长每月工资129.5元，收入比农村一个壮劳力半年的工分报酬还高。他每天早上吃二两白米粥，再加两根油条，人们津津乐道，是许多人努力的生活目标。学校的口号是“为革命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一百分不是满分”，学习氛围浓厚。教我们图画课的潘老师有个儿子，在著名的苏高中读书，课余时间研究航模，模型飞机在全国获奖，《中学生》杂志报道了他的事迹，学校请潘同学来作报告，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传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说法，允许学生跳级报考，提前升学。我从乡村跨入中学，耳目一新，初一下半年开始自学初二的教材，当时的理想是初二考高中、高二考大学，争取成为少年大学生。

　　这时虽是文革前夕，农村基层还算安定。建国初土改、“镇反”势不可挡，地主富农根本无招架之力。成立人民公社后，大家一样做工分吃饭，地主富农种田经验相对丰富，生产队耕田、架车、播种等技术活由他们干，夹着尾巴做人，同工同酬。地富子女政治上受到影响，但还可以参加团支部、宣传队活动，“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对前途有望头。干群关系大致融洽，尽管有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吹牛皮”、强迫命令等，农民们知道这些事情来自上头，基层干部不得不从，有苦说不出。反映干部作风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其实当时大家都穷，请吃的农户不多，生产队、大队集体资产少，干部占不到多少便宜，什么事情都要带头，同样吃苦受累，年终有些工分补贴，收入不比社员高多少，所以大家对小队干部、大队干部还是比较认可的。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变化悄然而来逐步升级。先是墙上刷的标语变了，原来是“学启东，超扬中，誓夺稻麦亩产一千斤”，换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突出宣传“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小学生痛哭流涕地唱，“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生产队组织社员忆苦，讲东洋人烧杀掠抢，国民党抓壮丁，土匪出没社会不太平等等，对地主富农欺压农民讲得不多。有个驼背老人，行走时脑袋弯到膝盖，据说是扛长工腰累伤的。有人动员他出来控诉，老人执意不肯，认为东家对他好，做人不能没良心。有些农民文化低，常常说漏嘴，一不留神就讲到大跃进时挑望虞河吃的苦，办食堂时饿肚子。“四清”运动已经在邻县展开，村里3个青年抽调过去参加工作组。“四清”到底干些什么，小孩不清楚，听说搞得凶，干部人人过关。以上林林总总，都是文革的预兆和预演，只不过当时处于底层的农民不明底细而已。

　　二

　　1966年四五月份，批判《海瑞罢官》声响越来越大，我专门到阅览室看剧本，看完后觉得情节不生动不精彩，看不出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不久批“三家村”，说是揪出了比吴晗更大的黑帮人物，叫邓拓。开展革命大批判，到总务处领纸、笔、墨、浆糊，写大字报，声讨反党黑帮，“邓拓赫秃，两个贼秃，内外勾结，反共反华”，小孩子懂什么，凑凑热闹。6月份，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贴老师大字报，批师道尊严；青年教师贴老教师大字报，批专家权威；互相贴大字报，揭个人隐私；不久矛头直接指向校领导，上级派工作组；很快工作组撤销，学生自己闹革命。开始写大字报时，大多是个人署名，后来组成各种战斗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学校也成立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子女为主，都是原来的学生骨干，选派代表上北京，参加第四次接见。再后来，到了冬天，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免费旅游，战斗队进一步强化。

　　1967年元旦，天气很冷，刮西北风，在我们中学大操场开大会，以中学生为主，批判县里四个当权派。县委书记中等个，山东南下干部，穿旧军大衣，一副憨厚相。县长小个子，比较消瘦，看起来人很精明。县委副书记戴一顶头绳帽子，笑嘻嘻，有些滑稽。还有一个可能是组织部长，缩着脖子，脸色蜡黄。学校里战斗队整合成两个大的组织，一个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一个叫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四个干部站在台上，接受群众揭发，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没有人格侮辱。批判会结束后，我跟着围观，“总司”继续找四個干部辩论，“一司”坚持让他们先吃中饭，双方争吵起来，保皇派、造反派由此逐步明朗，互相攻击，此后矛盾激化，从文攻发展到武斗。两派学生都是红卫兵，后来大联合，开“红代会”，选代表参加革委会，替代瘫痪了的学生会、青年团。1970年团组织恢复，中学里红卫兵还在，但已经不是造反派，而是学生自治组织，相当于学生会。

　　我家离中学十几里路，没有自行车，来去都是步行，我因为年纪小，跑不动，学校不上课，暑假后就逐渐去得少了。农村里的文革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有这么几件事印象深刻。

　　一是破“四旧”。所谓“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多与传统文化艺术、传统生活方式有关。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剧团的戏服统统烧掉，“封资修”；家里的祖宗牌位劈掉，封建迷信；穿高跟鞋的，“小资”，鞋跟锯掉；妇女裤腿小而窄的，一刀剪开，裙子不能穿；留长辫子不行，旧风俗；看风水、算卦、念经等，全在禁止之列；家中死了人不能穿孝，戴个黑袖套；结婚不办酒，禁止要彩礼，嫁妆新娘新郎自己挑过去。

　　二是抄家。1966年8月，造反派把全大队的地主富农及家属集中到小学过夜，家中门上贴好封条，等候挨家挨户抄。有两人晚上偷偷溜回家，一个是我们队里的汪老头，一个是20多岁的姓丁的瓦匠，发现后擒获。第二天一早，这两人在集市上示众，站在桌子上，戴着高帽子，三尺多长，众人围观。汪老头老泪纵横，“你们不知道啊，家里还有一个50多岁的瘫子要我养活，我不回去，他不饿死也要急死的啊！”他儿子是个残疾人，父子两人相依为命。丁瓦匠20来岁，个子高高的，青春年少，犟着脖子不认错，“抄四类分子的家，为啥封我家的门？我家中农”。造反派说，你家漏划富农，就该抄家。我跟着造反派抄过一个余姓人家，翻箱倒柜，查金银首饰，米缸、水缸搬出来，木板床拖出来，挖地三尺，找“变天账”，把家具上的铜片全都撬下来，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家里搞得不成样子。

　　三是讲用。当时太仓县沙溪公社有个农民顾阿桃，据说是叶群培养的学毛选积极分子，毛泽东接见过。我们隔壁大队也培养了一个典型，姓宋，女盲人，30来岁，一字不识，到处讲用，大会上忆苦思甜，背“老三篇”，两个多小时，没有差错，确实不简单，有文化的明眼人都不一定做得到。这个妇女恰巧就是我们队里嫁出去的，原来是邻居。她家有四个小孩，因她经常讲用不归家，丈夫有意见，用耳屎泡水给她喝，据说这样嗓子会哑掉。女儿发现后告发，丈夫被大队里批了一通，但也不能怎么着他。过了几年，宋不讲用了，在大队里弹石棉，改革开放后重操旧业替人算命，生意不好，也就停了，此是后话。

　　四是开批斗会。在小学操场上，课桌搭台，造反派组织，主席团主持，社员参加，大队干部接受批判，一般叫揭发批判某某某大会，如果群众意见大些，加斗争两字。造反派从邻村揪来一人，大跃进时在我们那里当过干部，有人仿照演戏的样子，用纸糊一顶“官帽”，竹子做一根“蟒带”，让他戴着、拎着，台下社员大笑。对方大队造反派马上提出抗议，指出这样做不符合文件精神，当场取消，实际上在保护他，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说穿而已。隔壁生产队比较穷，没什么批判对象，找来一个小学老师，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开大会批斗。不想这个老师有文化，口才好，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的话作挡箭牌，一句一句辩论，造反派说不过他。后来有人出高招，把红宝书没收，理由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读毛选，才总算煞住了这个老师的气焰。生产队长也要接受揭发批判，但是规格低些，范围小些，也不搭台，就站在凳子上，生产队社员参加，白天劳动，晚上揭发，第二天早上队长照常吹哨子喊上工。队长、会计大小算个干部，多少有点风光，这一来人人灰头土脸，不少人乘机撂挑子。隔壁公社搞得过火，有个医生挨斗吃不消，投河自杀。造反派说他自绝于人民，罪加一等，遗体绑在梯子上，照样开大会批斗。

　　五是婚姻变故。1966年冬天，农村里退婚退亲特别多，不少人已经拍过结婚照，结婚日子都定好了，突然反悔变卦。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贫下中农与地富子女结婚，担心影响后代的进步与前程，一时间拆散了多少婚姻。我们队里一对男女青年正谈恋爱，情深意笃，女方家庭成分不好，男方亲属不同意，拖了一段时间，不得不忍痛分手。50多年后谈起这段情，年过七旬的老人依旧忘不了、放不下。隔壁老郭家招来一个女婿，26岁，中专生，长子，家庭成分富农，多少次订婚悔婚，眼看年龄一天天大起来，不得不出门招赘，父母亲为此不知哭掉多少泪。

　　三

　　文革时期的农村基层，有两个新生事物影响较大，一个是文艺宣传队，一个是赤脚医生。文革之前农民文化水平低，寻常人家没有书报杂志，也没有广播、收音机，文化活动主要三种：一种是看戏。传统戏、地方戏为主，把农民家里的饭桌拼起来，搭成露天戏台，生产队包场，汽油灯照明，每晚一折，连演十几场，我看过的有锡剧《白马驮尸》、《珍珠塔》。文革前夕现代戏下乡，比如《江姐》、《芦荡火种》，还有《血泪荡》。夏天晚上乘凉，听艺人说书，叫《天宝图》。二是看电影。露天电影，一般在学校操场或打谷场放，便于把门收票。如果放一部片子，票价大人5分小孩3分，放两部片子，大人1角小孩5分。给我们放电影的是第8放映队，3个放映员，一辆独轮车，自带发电机、幕布，当然还有放映机。一般两三个月轮到一次，小孩子就像过节一样，极早就摆凳子占座位，邀请亲戚一起来看。放电影前，先放幻灯，介绍故事情节、主要人物，放映中还要插话，“这是某某，特务”，“这是游击队长”，否则不少人看不懂。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看懂的电影是神话片《画中人》，彩色片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记得《怒潮》放完后胶片当场销毁，当时弄不明白。三是宣传队。文革前夕每个大队每个公社都有文艺宣传队，白天劳动，晚上排练，开社员大会前唱几个歌，表演小节目，春节时演几场。文革开始后，一切文化内容都成封资修、大毒草，被禁被封，宣传队的作用强化起来，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先是生产队自编自演，我们队里演一个忆苦思甜的戏，戏中有个地主，一出场就唱：“我姓赵叫赵发财，家中房屋上百间，还有田亩四百多，大小老婆五六个”；“你看我：面上笑呵呵，心里毒蛇窝，谁要碰着我，日子就难过”。八个样板戏出来，大家都排演，一个生产队男女老少也就100多人，一队演《红灯记》，五队演《沙家浜》，连小学生都演《红灯记》，而且不是折子戏，演全剧。开始用锡剧调子唱，有线广播接通后，天天听广播，大家都来学京剧，70多岁的老头也会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1970年夏，我们大队应届毕业20来个高中生，自导自演京剧《沙家浜》，穿新四军服装，一把二胡拉过门，割几把青芦苇，放在戏台上作布景。剧本规定，开场时四龙一个“单蛮子”出场，我们不懂什么叫“单蛮子”，就用一个“前滚翻”代替；“奔袭”一场中新四军飞越围墙，高难度弹跳动作，我们不会，让一个高个男生低头弯腰，战士们扒着他的背一跃而过，像跳木马一样，一个接一个，也算好看，每次博得阵阵掌声。学校不好好上课，中学生回乡劳动，文艺活动有人搞，也有人看，填补了当时的文艺空白。

　　再说医疗。我们那里农民看病主要是中医，五十年代几个医生办联合诊所，后来并到公社医院去了，老百姓看病确实难确实貴，得了病常常挺着不看，往往小病拖成大病。1968年，《红旗》杂志报道上海川沙县赤脚医生的事迹，很快在农村推广。一个大队选送两人，一男一女，中学文化，到医院短期培训，回来就当医生。赤脚医生也是农民，拿工分，掌握一些卫生常识，没有多少医疗技术，但很受农民欢迎。因为他们服务态度好，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就近方便，常见病及时处理，发烧了打针，头疼脑热给药，给产妇接生，擦红药水紫药水，加上每人一年3元钱，大队、生产队、个人分担的合作医疗制度，社员看病每次只花几分钱，如果病重看不好，再协商转到公社医院。在防治传染病方面，赤脚医生作用更大，红眼病、流感、肝炎暴发，给大家讲预防常识，熬中草药吃，很管用。我们大队16个生产队，将近2000人，两个赤脚医生，忙得不可开交，长年得不到休息，农民对他们很有感情，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几十年过去了，农民对过去有很多抱怨，但对赤脚医生依旧十分怀恋。

　　我1967年参加生产队劳动，14岁。刚好生产队买了台磅秤，一称体重54斤，个子小，体质弱，跟妇女一块干活，前前后后劳动6年。超常的劳动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远远超出一个未成年孩子的承受极限，劳动使我突然长大懂事，从此知道父母的不易、种田人的苦。有段时间，社员出工前学毛泽东语录，背“三忠于四无限”，但总的说来，生产秩序没有打乱，农民照样做工分吃饭，那几年风调雨顺，农业还是增产的。但收入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穷，生产队越来越不好搞。什么原因呢？人太多地太少。土改时全乡人均耕地1亩6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1970年人均耕地不到1亩。我们生产队120多口人，耕地108亩，冬季种小麦，秋季种60亩棉花、40亩水稻、少量饲料、棉花交售国家，所得用于分红，粮食自给不足，要吃周转粮。再加上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50多个劳动力全部困在地里搞饭吃，僧多粥少，没有出路。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但是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甚至何时种、何时收，都由上面统一指定，生产队没有任何自主权。我们那里传统上稻麦轮作、一年两熟，为了增加产量，文革中改种“三熟制”，一季麦，双季稻。单季稻亩产可以达到900斤左右，双季稻加起来1300斤左右，虽然产量增加了，但单季稻出米率高，米的质量好，双季稻生长期短，稻谷不饱满，出米率低，碎米多，口感差，多花一倍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成本，总起来看得不偿失。

　　生产队集体劳动，说起来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实践中实在难以操作。因为各种农活在体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要求大不一样，根本无法准确换算并兑换成大家信服的工分，社员之间、社员与队长之间，为了记工分吵得不可开交，到头来，按劳取酬不是像理论上那样按劳动数量、劳动质量来计算，只能按劳动时间来框算。文革中还推行过一阵“大寨式记工”，政治工分与劳动工分分别评比，社员称之为“大概式记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大家混日头、混工分。为了多挣工分，过度精耕细作，盲目追加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创造了许多无效劳动、低效劳动。苏南历来人多地少，农家除了种地外，都搞手工业或家庭副业，增加非农业收入，才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文革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文革中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庭副业搞不起来，除了年终分红外，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工分值越来越低，透支户越来越多。1970年冬，我们正在翻地种麦子，会计说年终分配预算已经出来，每工4角2分，全队30多户人家，只有4户分红，其余都是透支户。有姑娘春节结婚，原指望分红后做件新衣服，结果落了空，当场放声大哭，那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四

　　文革开始时，我们家态度是积极的，写大字报，学“红宝书”，跟着上街游行。一方面，政治上要求进步，紧跟形势不能落后，另一方面，家庭历史清白，不担心牵累到自己。随着运动的发展，烈火逐步烧到家门口。

　　我外公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识字，家教严，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旧社会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农忙就去无锡帮人插秧打短工。外公是独子，可以不当兵，但要交壮丁捐，5块钱，拿不出。刚好外婆生了小孩，到人家当奶妈，预支工钱交壮丁捐。刚出生的阿姨送到鱼摊上，被一个渔民抱走，一直流落到苏北泰兴，1965年才归宗团聚。舅舅从小当学徒，做木匠，建国后在公社木业社工作，当车间主任。文革中有人贴舅舅大字报，说外公家一扇门是抢来的。小时候我常到外公家玩，对那扇门印象很深，一条条薄板钉出来的，门上好几个洞。这事不知怎么给外公知道了。在此之前，农村戴高帽子，批斗“四类分子”，早已弄得人心惶惶。外公是个极要脸面的人，60多岁，哪经得起人格侮辱，害怕得很，日夜不安，脑子慢慢糊涂起来。1967年初夏，外公主动来到我家，住了几宿，服点中药。晚上看见对面小学教师宿舍灯光人影，吓得直躲，说那些人是来抓他的。当时夏收刚刚开始，我们一早起来，到生产队开早工，在田埂上摘蚕豆。收工回家，外公不见了，到处找寻不得，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舅舅无奈地说，不用找了，十有八九寻短见了，等着收尸吧。下午两三点钟，队里人发现，外公死在附近河里，河水不过半人深，外公水性那么好，不知他是如何下决心呛死自己的。母亲哭着说，外公寻死都不走那么远，为的是让子女们容易找到，他到死都在为别人着想。

　　不多久，接到新疆表兄来信，说姑父上吊自杀。姑父是翻身农民，性子耿，脾气暴，建国初期入党。1957年，大表姐、姐夫刚刚结婚，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到新疆支边。1958年大跃进，搞深翻，挑望虞河，姑父做怕了，吃不消。1959年，夫妇俩带小儿子去新疆，大儿子正读苏州医学院，留在江苏。他们去新疆后写回的第一封信，说住在地窝子里，一天四季，早晚寒冬，穿棉袄，中午夏天，穿单衣，要我家寄点针线去，那里附近没商店，衣服破了缺针少线没法补。三年困难时期，苏州医学院解散，大表兄回乡，难以度日，1961年夫妻俩也去新疆。文革前，姑父在库尔勒当警察，文革中造反派搞派性，姑父被批斗，挨了打，受不了，在野外一棵树上吊死了。表兄来信说，因为是党员，姑父还有一口薄皮棺材下葬，否则只能火化。

　　接下来，父亲险些出事。父亲一直积极，1957年大鸣大放，发动教师提意见，安排他作记录。有教师发言，父亲深有同感，站起来插话，说统购统销管得太死，农民不想卖的必须卖，不想买的也得买。运动后期开会算账，说他攻击统购统销政策，火力很猛，百般刁难。你若要辩解，越辩越臭，若是一声不吭，算顽固对抗。坐着挨批，说你像个老爷；站起来听训，说你耍什么威风。父亲忍不住当场就要发作，主持人宣布休会。大概打了招呼透了底，父亲不定右派，帮助为主，复会时降低了调子，运动结束评为“中右分子”。据说，右派分子分三种：极右分子送劳教，一般右派开除公职，中右分子下放劳动。父亲在家一年多，后来回到教师队伍。文革开始，父亲虽然也被贴大字报，说他假党员、中右分子，但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照常出去串联，教书，也没参加什么组织。1967年文革正盛，小学造反派对一对老教师搞逼供信，交待出该公社小教队伍中潜伏一个地下特务组织，有发报机、有暗号、有经费，一个咬一个，不交待就上刑，用老虎钳夹手指。雪球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30多人，我父亲也被咬出，说是特务组织的会计，已经被关起来，即将审问。造反派将战果向县里汇报，军宣队产生怀疑：一个公社这么多特务，岂不要暴动？难道以前一点线索都没有？于是派工作组复查，稍一了解，真相大白，关押的教师放出来，父亲躲过一劫。他事后告诉我们，关在里面，已经死了心，因为即使儿子主事，老子叫冤，也没办法，只能讲相信群众相信党，老实交待正确对待，儿子救不了老子的命。父亲已经想好，如果逼供，他就像电影里放的那样，自己把舌头咬断，不能乱咬人，决不把其他教师牵进来。

　　作为一个农村少年，我在文革初期的感受是，社会不太平，人人不安生，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还有，学校里闹得最凶的往往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农村里斗人最狠的大多不是规规矩矩的正派人，小学民办老师揪公办老师图的是补缺转正，文攻武卫自己人打自己人总归不对。

　　1968年7月，我正在生产队劳动，学校来通知，说是初中毕业了，让领毕业证。这一年毕业生最多，初中三届和高中三届同时毕业，统称“老三届”。那天我赶到学校，还在原来上课的教室里，两个高中生主持，给我们发毕业证书。证书不是原来那种胶印的，而是学校刻钢板自己油印的，粉红色的纸。证书拿好，刚要离开，两个高中生突然问：“你们就要离开学校了，要不要把拐子拉来斗一斗？”有人说好，于是几个同学便去带人。拐子姓丁，原来是我们的班主任，教地理课，戴眼镜，一条腿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不一会，丁老师被带来。他穿着背心短裤，脚着一双凉鞋，手拿一顶旧草帽，看样子刚从地里回来，一年多没见，样子没有大变。他站在教室当中，低着头，不吭气。有同学大声喝道：“丁拐子，老实交待你的反动罪行！”丁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反动罪行，脾气急、说话态度不好是有的。”马上有人追问：“你不反动怎么会关起来？难道红卫兵冤枉你不成？”于是便喊口号，“丁拐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丁没有办法，吞吞吐吐地说：“我家是小土地出租，他们说是漏划富农，其实不是的。”这下捅了娄子，有同学拼两张课桌，让丁老师跪在上面，交待怎么剥削农民，怎样混入教师队伍，怎样谋划反攻倒算。有同学顺手拿起一个废纸篓，倒扣在丁老师头上。丁脸色蜡黄，大汗淋漓，跪了一会浑身发起抖来，课桌摇得吱吱响。一个姓陈的同学读书不用功，成绩差，经常被班主任批评，他斗得最来劲。我害怕老师跪得时间长，受不了滚下桌子，残上加残，快60岁的人了，这样折腾心里不忍。前后大约半个多小时，批斗结束。丁老师两手撑着桌子，挣扎好久才站起来。两个学生扶他，好不容易下地，一拐一拐，蹒跚而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有同学说，文革后丁老师退休，前几年去世，活到80多岁。

　　1968年下半年，中学恢复上课，推荐读高中。大队革委会说我不能上高中，因为爷爷、父亲、哥哥都是识字的，要让祖孙三代都不识字的人去读。白天在地里劳动，眼巴巴看着同学上学放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在小学办公室玩，翻出一本连环画，《我要读书》，根据高玉宝自传体小说改编的。高玉宝家里穷，想读书，母亲不让去，儿子在前面跑，母亲在后面追，一不留神母亲摔了一跤，母子俩抱头痛哭。看到这里，感同身受，一时泪流满面。

　　思前想后，还是学个手艺吧，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学的是篾匠，用竹子劈篾，編竹篮、竹篓、竹席等用品。为什么学篾匠？成本低。做裁缝要缝纫机，买不起也买不着；学木匠斧子、锯子、铇子、凿子一大堆，挑都挑不动；篾匠三把刀：斫刀、刮刀、改刀，30元钱就能置齐。那时手艺人出门干活，每天工钱一元两毛，一元交队记工，两毛钱归己，因为欠账多，两毛钱往往到不了手，还要倒贴。篾匠自家竹园里砍几根竹子，白天上工，早晚在家，做篮子、编竹笼、席子等，拿到街上卖，不用给队里交钱。我师傅姓毛，隔壁队里人，互相熟悉，说好学徒3年，出师后30个帮工，押金30元，中途逃师押金不还，学满出师置一套工具。这些事项在投师纸上写得清楚，师傅、家长、中介、本人签字。那个日子我毕生不会忘记，1971年5月20日晚，师傅带几个同行，一起到我家吃饭，办投师酒。父亲把我叫到里屋，要我在投师纸上签字。我一时悲从中来，哽咽着说：“爸爸，我这样就算拉倒了？”父亲也掉眼泪：“儿子啊，你晓得的，我做大人的也是没有办法啊！”

　　做篾匠大概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一方面做得苦，更重要的是心里苦。无望比贫穷更加可怕，人的性情变了，原来外向活泼，逐渐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发呆。在人家做篅条，一天到晚蹲着，时间久了，下肢麻木，收工时站不起来，两个膝盖软的，扭来扭去不好走路，双手扶着，好一阵才恢复。有一次在同学家干活，他在学校代课，借回一套《红楼梦》，正好被我看到。那时《红楼梦》是禁书，买不到，借不着，我好久没有接触书报，央求他借我，第二天就还。当晚回家，暑天大热，蚊子多，光着膀子，张着蚊帐，煤油灯放床上，一直看到早上5点。窗外蒙蒙亮。看到宝玉成婚以假乱真、黛玉那边要死要活时，深受感染，黯然掉泪，忽然想起，这不就是语文老师讲的对比手法吗？不禁叫绝。

　　从做篾匠到后来当兵，8年时间，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学离我越来越远，几乎遥不可及。但潜意识里上大学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过，少则半个月，多则几个月，经常重复同一个梦境：坐在中学教室里，上课；老师点名，我站起来答“到”；同学们惊奇，一片哄笑；老师帮我解释，某人因故学业中断，现在复学；四下一瞧，周围都是比我小好多岁的弟弟妹妹……醒来一场空，夜依旧，梦难圆，长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