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子爷是爷爷的弟弟,亲的,行五;爷爷还有个小弟,行七。
三兄弟分家的时候,还算和气。分完地分完钱粮,分庄基地了,太爷说要跟小儿子在老屋里过活,老大老二搬出去住。老二抢着说:那我要东头朝阳面那个园子,种花。太爷听了,就瞪了老二一眼。瞪归瞪,老二还是住进了那个园子,种花。后来,我爸和我姑就把在园子种花的叔父叫“园子爸”,叔母叫“园子娘”;到我们姐弟了,就叫“园子爷”和“园子婆”。太爷的小儿子老三,爷爷的小弟,一直住在北街,我们姐弟就叫他“北街(读gai)爷”。按说可以按排行叫成“五爷”“七爷”,但那样叫就显得远,显得生分。但“园子爷”和“北街爷”又不能当着两个爷的面叫,当面就叫“爷”,不能带排行。爷爷的堂兄弟分别是大爷二爷三爷六爷,这些“爷”是可以带上排行当面叫的。
这些都是我出生前的事情。等我记事,知道园子爷、北街爷和其他几个爷有远近亲疏的时候,“杨村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好几年了,园子爷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了家,原本空旷的园子盖满了房子,显得狭小、逼仄,没多少空地养花了。这让爱花的园子爷很遗憾。
王乐镇方圆十里在外面跑生意的人,都知道在镇上当过伙计、开过粮食铺子的杨村袁五爱花。大伙说起来这事的时候,会相视一笑,说:念过书的人么。
念过书的园子爷爱花,爱到痴狂的程度。后院席片大的地方,园子爷栽着玫瑰月季牡丹菊花等花卉,还有一种叫“状元花”的。这些花有些是多年生的,像玫瑰、月季、牡丹,有些是年年要种的,像大丽花。月季、玫瑰、牡丹开花的时候,园子爷会拉着从门前经过的每个人进来赏花,一边赏他一边讲,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懂,也不管人家有没有空。印象中年年要种的大丽花种子是块根状的,像小红芋,园子爷不知从什么地方买回来,埋进土里的那一天,半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动静很大。第二天清早,园子爷就会小心翼翼地刨开土,看块根上有没有芽子发出来。第三天、第四天,天天都如此。所以,我印象中园子爷埋进土里那些块根很少有长成花苗的。因为只要发芽了,院子爷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拉路过的每个人进来,刨开土,让人家看那些嫩芽。如此反复,不厌其烦。所以,那些嫩芽很少能挣扎到地面上来。如果哪一年有意志坚强的嫩芽侥幸挣扎出地面,并居然开了花,那就是杨村盛大的节日。
说起“状元花”,还有一件事,园子爷的大儿子我叫十爸的,是杨村那个年龄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读的是修铁路,毕业后在甘肃玉门、青海西宁工作过,很远,但工资高。大儿子是园子爷的骄傲,成天挂在嘴上。到了我这一辈,我算是第一个蒙到大学里去的,但园子爷确实高兴,逢人便说,去东村说,去西村说,去王乐镇上说。上学前,园子爷叫我去他屋里,让园子婆做了好吃的,还让我喝酒。几杯酒下肚,园子爷话就多了,很神秘地问我:你知道你和你十爸为啥能考上大学,别人家的儿孙为啥考不上?我本来想说凭十爸和我的努力,但看着他神秘的样子,终于没有说,只是看着脸红红的园子爷。“是因为我一直养着状元花,咱屋里就出状元。”过了几年,园子爷的亲孙子、我的堂弟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读了研究生,我就老想着园子爷当年种状元花的事。
到了晚年,园子爷屋里子孙满堂,院子里连席片大的花圃都没了,但他仍喜欢养花,养盆花。我读大学时,有一年放暑假,还没进家门,被他看到了,大声野气地叫我快过去,说他买了一盆花,含羞草,神奇得很。站在窗台那盆含羞草前,园子爷一遍一遍地给我演示含羞草“含羞”的过程。过了十来天,我再去看他和园子婆,一进门他就骂,说那盆含羞草叶子合不上了,再怎么摸它都不合了,直愣愣地挺着,卖花的八成是个骗子,等王乐镇有集了,他要寻那家伙去说理。园子婆在旁边说:满堡子人进来都摸;娃娃们一天到晚守在跟前摸;你倒好,天天晌晌摸;再羞的花都不羞了,它羞不过来。
也就是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含羞草”也有被折磨得不“羞”的时候。
除了爱花,园子爷还爱吃肉,吃猪肉。年轻的时候,园子爷在王乐镇做生意,镇上熟肉店的掌柜最喜欢他这个顾客上门,买得勤、多,还从不欠帐赊帐。园子爷那时候有钱。后来解放了,粮食铺子不能开了,他还是爱吃肉。村里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园子爷一個星期还能吃一次肉。起初我不信,毛主席都三个月不吃红烧肉了。我就问母亲,母亲说是。我问钱哪儿来。母亲说,你十爸挣钱么。还倒是,隔一段时间,穿着绿衣服的邮递员就会骑着绿自行车来村上,来了就去园子爷家,然后就见园子爷拿着章子在邮递员拿的本子上盖,盖之前还要张开口对着盖子使劲哈一口气,无论春夏秋冬都要哈气。到第二天,园子爷就骑上自行车出东门去了。人问,他就说去强家村邮局里取钱,大儿前几天打信来,说汇了些钱回来。听的人就很羡慕,园子爷就诚心诚意地邀人家来吃肉、喝酒。有人还真就去了,真的有肉吃有酒喝。很小的时候,我就见园子爷门前闲人不断,围着园子爷说今道古,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还蹲着一个“咿咿呀呀”唱着的戏匣子。
除了爱花、吃肉,园子爷还爱骂人,谁都骂,有时候还在街上跳着骂。大儿子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大儿子骂得提前回了几千里外的单位;小儿子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小儿子骂得搬到西头去住了,宁愿天天把饭做好端过来伺候两位老人;村里的干部让他不要提着货笼卖东西了,说上面不让卖,他就骂村干部,骂不让他卖东西的“上面”。诚心诚意地请邻居来家里喝几盅,原本都高高兴兴的,一言不合就骂上了。年轻时在王乐镇开铺子,后来不让开了,他骂;骂了也不能开。后来,政策又让卖东西了,开铺子是不可能了,就在家里守着个货摊,卖些零零碎碎的小东小西,开学了就提着货笼去学校门口卖,有些学生娃趁他不注意就偷就摸,发现货少了他还是骂。总之,能骂的,不能骂的,园子爷骂遍了。我爷爷还有北街爷,脾气都挺好,只有园子爷脾气大。我曾经问过母亲园子爷为啥这么爱骂人。母亲想了半天说,她也说不上来,兴许你园子爷就是这心性,骂过去就没事了。母亲说得也对,我就见被园子爷骂过没几天的人,很快又出现在园子爷门前,吃烟,喝茶,说笑。
说起园子爷骂人,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已经上班工作了,有一年假期回去,顺便看看园子爷园子婆,一见面他冲着我就破口大骂,骂我没本事,骂我捉着公家的事都不管他!那么好的东西让人家骗走了,还把他送进了监狱,他快八十岁的人了,还蹲大狱,羞了老袁家的先人了。我见事态严重,就问园子婆。她说你爷还不是吃了嘴的亏。说完,使劲剜了园子爷一眼。园子爷依旧气咻咻地在骂。园子爷在学校门口摆摊卖货,跟学校一个什么主任熟络了,熟络了他就说自己有件好东西,一幅古画,不知啥朝代的,问主任看不看。主任说看。园子爷下次就拿给了主任看。可主任看了半年了还没有看完,园子爷差点忘了这事,等到想起来时,主任已调到了县城当了副局长,园子爷就撵到乾州城去问他要。局长问:要什么?字据呢?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古画。园子爷听了,还是老一套,骂。骂得狠了,局长就告到了法院打官司,局长赢了,园子爷被拘留了七天。后来我听弟弟说,园子爷被拘留的日子,门子里的老的少的都去看守所看了,园子爷见了每个人,还是劈头盖脸地骂。把看守他的警察听得一边摇头一边苦笑,说活了大辈子了,没见过这么爱骂人的老汉。
园子爷爱养花,爱吃肉,爱骂人,就一样不爱,不爱种地。年轻时不爱,老了还是不爱,直到死都不爱种地。
园子爷死的那一天早上,他的小儿媳也就是我十三娘,伺候他吃过早饭,然后把躺椅放在门口太阳底下,茶壶也端来了。这时候,村里来了个卖豆腐脑的,“豆腐脑~豆腐脑来了~”地叫着。十三娘就问“爸,你吃不吃豆腐脑”。园子爷很生气地说,我不吃。十三娘觉得委屈,自己和颜悦色的,好心的问问,不想公公是这态度,就想分辩几句,低头一看,躺椅上的园子爷已经去世了。
从十三娘问话到园子爷去世,前后不到两分钟。
园子爷去世时八十三岁,高寿,又是“无疾而终”,杨村人就很羡慕,说:你看看人家五老汉,都是前世修来的福!
杨村人还说,五老汉肯定给后人留了不少东西,有白货,还有黄货,估计还有字画。大儿子听了,苦笑几声,说:我爸一辈子挣一个能花两个,还能留下白的黄的?至于字画,唉,自己又不懂!
这个我信。我曾见过园子爷收藏的一幅“古画”,红绿相配,低劣不说,保存得也不好。
五婆
那天,她去山里撸了些树叶。山里头温度低,树发芽晚,叶子嫩,能咽下去。回来的路上,她坐在地上趴着笼子歇了七八回,终于到家了,两腿饿得发颤。家里来了个陌生的男人,操外地口音,她进门时那男人上下瞅,像打量骡马,并不回避爸妈。这两年村上常有陌生的男人出现,现在终于来了她家。妈流着泪在锅里煮了些树叶,看着她直着脖子往下咽,说:走吧,跟这个男人走吧。兴许还能逃个活命!
她就跟着男人走了。坐火车、汽车、拖拉机,更多的是步行,二十多天后,来到了关中道上的杨村。没有明媒正娶,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婚礼,连花炮都没放,她就嫁给了我家斜对门的五爷,成了五婆。
那一年,她不到十八岁。
年轻时的五婆说不上漂亮,但也不丑,个子高,头发枯黄,脸大、平、白,但和关中道上长得白的女人看上去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年幼的我说不出来,长大后知道了那是一种营养缺乏的白,带点黄,不滋润。五婆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外地口音,杨村人说,这就是“甘省”的口音。
五爷比五婆大十来岁,还不老,就是穷,用杨村人的话说就是“穷得精,打炕边”。穷,娶不到媳妇,只好到外地给自己办个“客货”人。五爷虽说穷,结婚的时候,还是挣挣巴巴给新娘子买了身新衣裳,红的。五婆就是穿着这身红衣裳,生下了老大,接着又生下了老二,两个男娃。
生了老二不久,刚过完年,正月十五夜,东村大队里唱“样板戏”,五爷带着五婆背着老大去看戏。老二太小,天太冷,就把老二留在屋里。怕老二哭闹,从屋梁上吊一根绳子,把点着蜡烛的灯笼悬在上面,老二看着红红的灯笼“咯咯”地笑。五爷五婆就放心地去看戏。不大功夫,灯笼里蜡烛烧完了,接着烧蜡烛中间那根细棍,细棍烧完了,火星掉下来落在了被子上。等人发现时砸开门,抱出了呛得快没气的老二,呼天抢地地跑到东村叫回了五爷五婆。五爷喘着粗气连夜晚拉着架子车把老二送到乾州城的医院,老二已经落下了残疾。好在不很严重,一边的耳朵烧伤了,脸上也留了疤。
那个大雪初霁的夜里,年轻的五婆嚎啕大哭的声音,和着嘴里呜哩呜喇的自责,杨村半个街道的男女责怪外地女人不会照看娃的叹息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五婆又生了老三,还是个男娃。
有吃的,有穿的,日子就这么过著,老大老二老三就这么长着。给老大结完婚不久,五爷死了。村上人说是肝上的病。老大结完婚就分开过了,搬到村西头住,留下了五婆和老二老三。那时候已经分田到户,五婆是家里主劳力。有一年秋天,我看见五婆从地里背回了一大捆玉米杆,青的,勒得她眼珠子血红血红。别人说她傻,不会等玉米杆干了再往回背。她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了什么,说话的人用不解的眼神看了她半天,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老二念完初中没考上高中,回来成了五婆的帮手。五婆是个急性子,我常常听见她气急败坏地骂老二老三这没做好那没做对。老二老三脾气也不好,常常听见他们和五婆吵,然后就见老二老三气咻咻地走了,丢下五婆一个人在门口忙。那时候还让农民养猪,五婆在家门口的猪圈里就吊着两头猪,年底卖了,算是一年里头最大的一笔收入。再就是硬从牙缝里省,一年到头不吃肉,不买衣裳,能花力气绝不花钱,有柴禾烧就绝不烧买炭烧。从牙缝里省了十来年,终于给老二把媳妇拉扯进了家门。
这时候,五婆已经快六十岁了。腰弯了,脸依然大、平,长满皱纹的脸上有了红晕,头发大半都白了。
轮到操心老三的婚事了,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钱越来越重要,钱也越来越不值钱。五婆还想按着老黄历,靠门口猪圈里吊的几头猪,靠省吃俭用,但几年下来,发现攒下的钱还不够老三媳妇的一只腿。老三说:靠这样挣钱,我五十岁都娶不上媳妇。一气之下就出去打工了。开始还时不时捎个信或打个电话给邻居,说一下自己的情况。起初说是在江苏一家工厂里打工,后来说,厂里给的钱太少,去了安徽,做药的生意。其实是在城里收些城里人家里过期或快要过期的药,然后转卖给乡下人,并说,这事赚钱多,也快。后来,老三就没了消息,一点消息都没了。有人说,老三做生意,发了财,怕老家人拖累,故意不联系五婆;有人说,老三做药的生意,跟当地人发生利益冲突,被地头蛇害了。这都是村里人私底下传说,至于是不是真的,没人知道,老大老二也不知道,因为老三出去打工时和两个哥哥已经不来往了。
老三不回来,五婆就一个人在老屋里过活着。老大老二日子过得也难,加上忙,十天半个月过来看看,问上几句话就又匆匆走了。五婆依旧在门前的猪圈里喂两头猪,她知道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老三还没有定下媳妇。这时候杨村人栽果树,很多人家修剪下来的树枝懒得拉回来,五婆就拿根绳子,一点一点往家里背;背回来就在门口用斧子剁成一截一截,码得整整齐齐,门口堆得小山一样,一年四季烧的问题就解决了。剁树枝的时候,两头猪会在猪圈里嚎叫,五婆听了就骂几声,依旧是甘省口音。
从十八岁嫁到杨村,快六十年了,五婆没有回过娘家,一次都没有。我曾经问过她娘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爹妈早过世了,还有几个弟弟,曾经来过信,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没信儿了。说这话得时候,五婆昏花的眼睛瞅着西边的方向。五婆的娘家,就在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光没回过娘家,嫁到杨村后,五婆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乾州城,距離杨村十五里地,五婆拢共去过两次。自从老二被烧伤,五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何况,出门就得花钱。
就是这一次,五婆很认真地问我安徽在哪里。我知道她惦记小儿子,就尽我所能详细地说了安徽的情况,合肥、徽州、黄山什么的。但五婆听了依旧一脸的茫然,又问安徽在哪个方向,我用手指了指,说在东南方向。
从那之后,每次我回老家,就看见五婆要么在门口剁着树枝,要么在猪圈里喂猪,但直起腰歇下来,就皱着眉头朝东南方向望着,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五婆眼睛看到的是村里的房子和大树,她心里看到的,才是她那个还没有定下媳妇的小儿子,在一个叫“安徽”的地方忙着。
但直到五婆死,三儿子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五婆是在一个夏夜里死的。那天晚上,天上打雷闪电,一阵暴雨,第二天早上天就晴了,太阳很毒。到中午时,五婆门口猪圈里的两头半大的克朗猪饿得失声害命地嚎叫,邻居察觉到有些异样,着人叫来了老大老二,把门砸开,发现五婆躺在地上,嘴里鼻子耳朵里都是血。
五婆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没人知道。
五婆姓什么、叫什么,也许几个儿子知道,但杨村人不知道。我曾经打电话问一个快七十岁的堂兄。堂兄一直生活在杨村,在生产队里当过会计,后来还当过一段村主任。他听了电话,说:哎呀,兄弟呀,我还真不知道五婆姓啥。
六爷
十四岁上,六爷还是个半大小伙,就做了货郎。从此,他的生活除了杨村,又多了一个中心———王乐镇。那几年里,周围四乡八里都能看到他挑着货郎担瘦小单薄的身影,听到他手里拨浪鼓“不咚不咚不咚咚”的声音,还有那显得稚嫩的叫卖声。没几年,方圆十多里的村村落落,都知道杨村有个识文断字的“小货郎”,谁家缺个针头线脑小东小西的,便静等着杨村的小货郎上门。
这么做了几年,屋里又买了几十亩地,六爷也娶了六婆。娶六婆的那一年,六爷十七岁,六婆比六爷大三岁,二十。
娶了六婆的六爷不做货郎了,在王乐镇开了一家铺子,卖布。眼瞅着生意就做大了,眼瞅着又要置更多的地、盖更高的房了,六爷却又有了惊人之举:卖掉了家里绝大部分上好的地亩;卖掉了槽上骡子马这些高脚牲口,只剩了两头牛;就连王乐镇上经营多年的铺子也盘了出去。然后,六爷回到杨村,除了种粮食,还务劳了几亩菜园子。
这是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的事情。
杨村人还没有从六爷的举动中回过神儿来,民国三十八年春五月,乾州“解放”了。解放了的乾州派了工作队住到了杨村,队长姓宋,彬州人,给杨村人划成分,六爷家被划为“富裕中农”。杨村有人私底下里找到宋队长,说,老六起码要划成“资本家”。懂政策的宋队长说:资本家?工厂在哪里?胡开啥玩笑!人就又说,那他家也应该划成“地主”。宋队长说:地主?就老六那几亩地划成地主?那你满村子都成地主了!六爷家就划成了“富裕中农”,杨村人叫“上中农”。日子久了,人们觉得“上中农”叫起来麻烦,就说六爷家是“中农”,跟我家一样的成分。
我爷爷那一辈亲兄弟三人,叔伯兄弟中行四、行五、行七,中间夹着个六爷。六爷和爷爷不是亲兄弟,是堂兄弟。但六爷家在我家西隔壁,杨村人叫“隔墙子”。人说,“远亲不如近邻”,隔了一堵墙住着,自然熟悉,也亲近。
但我对六婆亲,对六爷不亲,还有些怕六爷。六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六婆不是。六婆很胖,小脚,耳朵早早就聋了,说话要很大声,听不清六婆就只是笑,她一笑我就不怕了。六爷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轻易开口说话,只是看着,看着看着我心里就发毛,有些怕。但究竟怕六爷的什么,我也说不清。
六爷高个子,瘦,光头,走路一阵风似的,做事麻利,种菜种粮都是一把好手,即便是屋里养只羊喂头猪,长得也比别人家的快、肥。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六爷有眼道,看事看得远。那时候杨村人还有自留地,种地的时候,爷爷隔着墙问六爷说:老六,你看秋上种些啥?停一会儿,六爷在墙那边说:四哥,种谷。秋罢谷子就成了。六爷说种旱烟,旱烟价就高。种菜也是,六爷家的菜到了王乐镇上,总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有眼道,跟乾州挨着的兴平县建了家工厂,代号“408”。后来干了大事也犯了大事的礼泉人郭伯雄就是这家工厂出去的。“408”厂当年招工的时候,杨村很多人都说:不敢去,不敢去!去当工人连饭吃都吃不饱。但六爷给大儿子说:你去!事实证明吃不饱饭的是留在杨村种地当农民的人。二儿子要小几岁,六爷就让他去羊毛湾水库当了工人,临时的,工资不高,但总比当农民戳牛屁股强。我清楚地记得,六爷那个在羊毛湾水库当工人的小儿子十天半个月回家时,总会带些鱼、鳖等水产回家,顺便分给我家几条。几条红色的鱼在铁盆里游来跳去,而那只鳖则慢悠悠地伸出头,很优雅地左看看右看看,像是有什么心事。
说起六爷有眼道,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冬天,我和六爷的二孙子去地里挖猪草,在地里捡到了一件“文物”,不大,像是给婴儿脖子上挂的吉祥物件,金色的,做工非常讲究,看上去很漂亮。我很稀罕,以为自己捡到了宝贝,拿回家兴冲冲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拿在手中看了看,说:拿去让你六爷看看。六爷当时正拿着铁铁锨给猪圈里垫土,看到我的宝贝,放在掌心掂了掂,居然看着我笑了一下,说:东西是好东西,收好;但不值钱,铝的,镀了层金。说完就还给了我。我心里还有些不服气。等下次村里来了货郎,我拿去卖,货郎只出两毛钱。我很丧气地没有卖,但确实佩服六爷有眼道。
因为有眼道,虽然成分不好,六爷还是被社员选出来当了二队的队长。六爷当队长后,二队在保管室的院子里盖了两间房,開了油坊,轧棉籽油,方圆十多里的生产队都把棉花籽用大车拉来,喜气洋洋地换回棉籽油,保管室门前常常车水马龙,生意很红火。杨村祖祖辈辈种菜,杨村人去王乐镇乾州城卖菜不算违反政策,六爷就在队里成倍地扩大了菜地规模,一年四季都有拉着架子车出去卖菜的社员,队里每天都有进账。除了这两件事,六爷还做了件更了不得的事:玉米育种。六爷去县里开了趟会回来,说要去海南岛学玉米育种,县里掏钱。几个月后,晒黑了的六爷回来了。记得是个傍晚,我去隔壁见六爷,六爷带回来的石头会开花,白色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会开花的石头原来叫“珊瑚”。到了秋天玉米抽天花的时候,六爷带着一帮老弱劳力,把种子地里的玉米天花隔一行抽掉,然后把旁边一行的天花压弯,在玉米棒子刚吐出来的穗子上使劲儿地抖落。但是,当年结出的玉米棒子小得可怜不说,上面的玉米粒儿也稀稀落落没几颗。一时,队里各种势力暗流涌动,私底下说啥话的都有,站到六爷这边的人也都为六爷捏着一把把汗。到第二年秋天,那些看上去蔫蔫的种子长出来的玉米吓人,结出来的玉米棒子更吓人:亩产量提高了二三百斤。队里几百亩玉米,算下来就多出了十多万斤。
就是六爷当队长那几年,队里的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元二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年可以挣四五百个劳动日。那几年,队里的小伙子定媳妇都很容易。队里用麦草搭成的饲养室,也就是在那几年换成了一砖到顶的青砖大瓦房。这在当时都是轰动方圆的大事件。
那时候,应该是六爷最开心的日子,话也比先前多了些。我印象深的是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六爷下地回来,吃饭前先洗手洗脸,吃饭后洗脚。对洗手洗脸不稀奇,稀奇的是六爷洗脚。杨村的男人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前才认真地洗一次脚,其他时候都不洗,夏天随便在水渠冲冲了事,但六爷洗脚。六爷洗完脚,把洗脚水倒在前院的一个小菜园里。小菜园里种着席子大的一片旱烟,长势很好,烟叶黑、厚、大,六爷躺在小菜园旁边梨树下的躺椅上,欣慰地看着眼前的小菜园。梨树已经开始挂果,躲在叶子后面的梨,有核桃那么大了。
后来,隐隐约约地听父母说,有人告了六爷。上面说六爷犯了什么“路线”错误,六爷就不当队长了;还有人说六爷是被撤职的。我不相信,因为六爷还是以前的六爷,依旧勤劳能干,自家的日子依旧过得红火;依旧杀伐果断,只是以前是处理队里的事情杀伐果断,现在变成了处理家事杀伐果断。
成为家族这一辈的头一个大学生的那一年,接到省城一所大学的通知书,我心下就有些飘飘然。临走前我去看六爷六婆,六爷吩咐炒了两个菜,让我喝酒,六爷也喝。几杯酒下肚,小炕桌前的六爷难得的话多了,看着我,说:这人啊,朝上看看,本事不如你的人多得是;往下看看,本事比你大的人多得是。
六爷去世四十多年了,我一直想着他说的这句话,得意的时候想,失意的时候也想。
六爷是六十岁出头去世的,肝腹水,杨村人称为“鼓胀”。生病住院的时候,六爷吩咐说:把乾州城最好的大夫请来,我就不信这病治不好!但乾州城最好的大夫确实没有治好六爷的病,六爷就这样去世了。
杨村有人说六爷这病是气的,他本来气性就大,人又要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瞎猜的,六爷的两个儿子,我叫九爸十四爸,都是在六十出头染肝病去世的。估计是家族病,遗传。
六爷一生做过最大的“官”,就是杨村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
责任编辑频阳子
作者简介:袁方,男,陕西省作协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传院教授,《生死杨村》曾获“孙犁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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