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校车司机之一,叫秦万俊。窄脸,黑,瘦,矮,嗜烟,害羞,寡言。从他嘟囔过的只言片语中,我仅知道他当过兵,开过长途货运,有个读中学的女儿,为“那家伙收钱不办事”而愠恼,也对“那些大教授究竟挣多少”存好奇。多年来,校车司机换了数批,唯独他,由“小秦”熬成了“秦师傅”。
我事情多,时间紧,性子急,因此总坐在校车第一排,以便车一停,就拔腿迈下去。这个习惯,无意中使我能近距离观察秦万俊。“小秦”时期的他,背影单薄,腮帮紧绷,无论何种路况,均不发一语,但应对自如。而作为“老秦”的秦万俊,身形依旧瘦削,嗓音却丧失了硬亮,沦为砂轮打磨般的“烟嗓”;头发没脱,白了一半;嘴里常发出模糊的慨叹。细细辨听,大抵是“唉……没办法呀……”之类。音色涣散,似乎不指向某件具体的事。常有教工在车上,喜滋滋地高声畅谈,“我儿子才大二,几小时就赚了九千”、“美国的博导可欣赏我女儿啦”。每当这类声音晕染至前排,覆盖到秦万俊,我总会产生一种紧张感,希望他没听到,希望话题赶紧停止或更换,因为他曾提起过,自己的女儿成绩平平。终于有一回,我鼓足勇气,屏息观察他的反应———他笑笑,附和几句,语调极自然。只是话音收尾时,颈部别扭地转了一下。
以上诸般琐碎之事,与《草木深》似乎扯不上关系,但确实是这篇小说的缘起。我虚构了迂腐的秦老师、暴戾的黄铁民、顽劣的黄福、羽毛般轻软的七果……他们皆拖着我童年记忆的窄长影子。秦家与黄家都是残缺不全的,却以笨拙的方式相互取暖。而当年撕裂般的离别,也化作日后交杂了悲喜的重逢。可旧时的疤痕尚未湮灭,新的困境又压顶而至。民间的草木总是生于泥尘,有淫雨中的衰败腐烂,也有擎在枝头的细小微甜的果实。
写完《草木深》的某日,我在校门口遇见秦万俊。他眼神飞掠,迅速低头,连腰都弯下来,抬手理了理额发,咳嗽半声,将前行的路线偏移了一个角度。
我于是知道,在校车之外,在小说之外,我们依旧互为陌生人。
2
我有过一段在某“特大型企业”工作的经历。我至今找不到机会,来描述那令人“三观尽毁”的一地鸡毛。在这座地标性建筑里,有的人准时来上班,是为了寻找聚赌同伴。有的人基本不来,却总能在发薪或查岗那天出现。不少办公室整日空荡荡,只有几台电脑的屏保驱动音箱,轰轰作响。你尽可以把吃饭,洗浴,购物,美容,健身,按摩,遛狗,相亲,兼职,择菜,装修……挪到上班时间来做。为了争夺奖金,女职工可以将茶杯像手榴弹般掷向敌手。为了避免新人学到技术,我曾被生硬地驱出机房,只得深夜潜回,盗出设备光盘,仓惶复制。有人以新发的移动硬盘存储AV和GV,用机房配置最高的显示器观看。有人当着我的面,大喇喇地让财务把全家游玩的发票入账报销。在这里,复印室打扮入时的大姐,收电话费的性情暴躁的妇人,以及住宅小区门房里的雍容老妪,其收入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有“编制”,是正式在册员工。在这里,人际关系诡谲而紧张,大家无事可做,伸展无形的触须,彼此试探挑衅,一触即发。在这里,人们并未感恩这“共产主义”般的一切,灵魂如同钻进阴沟里蠕动的老鼠。
这些素材,实在是太低级了,该如何纳入小说呢?我曾计划写成类似“网易·人间”的非虚构作品,由于迷恋“纸上的铅字”,最终还是作罢。但这段经历,确乎深深印刻在我身上,像盖在一扇猪肉上的检疫蓝章,呈现出醒目且肥厚的耻辱。我对人世的理解,对事物的判断,无不被其所左右。那一坛腥膻的时光,狠狠腌渍了我。
这就是《月晕》的背景,但也仅是背景而已。那些光鲜之下的狞厉,富足之下的蛮芜,和美之下的可怖,我自忖,没能写出十分之一。会不会有人感觉《月晕》略有夸张或失真?其实,我尽量做到了“写实”。
3
小说写“他”,散文写“我”。我缺乏“袒露欲”(非贬义,散文作者莫误会),故选择了小说。真正令我沉迷的,是“文学”本身,“语言”本身。诗歌与散文诗更易触及语言的“尖峰”,但其体量小,比不上小说那么过瘾。
讽刺的是,我的小说屡屡碰壁,大刊小刊,一概几无音讯。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老师审稿后,曾说:“还不错!签约作家可填报?”我狂喜失眠,两股战战,填表发去,心脏蹦得如同爬坡的拖拉机。而最终,我问起是否跻身签约名单时,编辑老师答道:“好像没有哟~”
在信心即将熄灭时,我如同一条落水狗,开始写诗,参加一些有作协背景、匿名评选、不必比拼“点击量”、出版发行作品集的诗赛。我的目的很直接:只要有一首诗能变成铅字,我就会满血复活,再撑一阵子。
多年前,我就已断定自己根本不会写诗,缺乏那种独特的语感。可吊詭的事出现了:入围奖,优秀奖,三等奖。紧接着,是数次二等奖,我以为已经到头。可再后来,一个省作协主办、全国数千人参加的赛事,我竟获一等奖。一些诗歌、散文诗的知名刊物也向我敞开了门。
然而,我还是深深爱着“小说君”。
我是多么感恩《陕西文学》!如果没有张铖主编对我的小说的鼓励,我可能早已黯然拐弯,去写“分行体”了。
如今,我打算咬紧牙关,再坚持下去。
2020.5.10.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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