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心愿》的时候,正值新冠状病毒肆虐横行。那些天,守着没几步便可踱完的家,我与常虹一样,心里思忖着痛苦的过往、感叹着时下的身不由己。
常虹是一个人的名字,是现实中二十年前那個已经不记得长得什么样子的中学同学的名字。学生时代的那些朋友,大多已记得不太清楚,每每与身边的朋友聊起往事,梗概的事件或可有些印象,可要说到姓甚名谁,除了几个一直交往的朋友外,鲜有能记得真切的,指着那些留念的相册,要么张冠李戴,要么干脆就没一点印象。记住常虹,没有由来。扯不出一大堆或神秘、或激荡、或坎坷的故事,也不曾深度地参与进别人的生活,只是单纯的记得。为这记得,我常在想,如常虹一般,那些不记得名字的朋友们,他们是不是也如这周遭的人们一样生活?于是,我把身边那些所闻所见杂糅进常虹的世界,有了小说《心愿》。
《心愿》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也是一个叫做“常虹”的老男孩面对生活重新选择的故事。这种生活与《人间便利店》里的惠子截然相反。惠子守着那个便利店,一守就是十多年,虽然后来为了改变,开始重新求职面试,但抬脚的一瞬,又选择了另外一家便利店。常虹不是,他的生活一直在变,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亲人离去,婚姻周折,唯有二十年都没能买到的那张演唱会门票,才似乎能让他心里踏实———可他却一直拘谨的站在高台上。
生活到了最极致的时候或许就是随心所欲。从这一点来说,常虹心底里的声音是修子发出的。修子(渡边淳一《情人》)是弱小的,离开远野的时候,哪怕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哪怕今后“可是任重道远呀”,依然义无反顾。她的世界与常虹的世界截然不同,已婚与离异,第三者与寡居者,精致的生活与世俗里的炊烟,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选择与情感却又共通着,谁说“拉链拉开了就不能合上?”面对艰难无比的生活和世俗的围剿,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发出的或即要发出的明亮的声音。
一直觉得生活是有延续性的,哪怕故事人海跌宕起伏,最终都能从曾经的过往里找到清晰的脉络。从这个角度来说,常虹或许就是身边朋友们二三十年来生活的一个注脚,只不过他更像是个老男孩罢了。常虹也曾年轻过,在二十年前的青春记忆里。那时候的常虹或许就是阿布,《出山记》里那个倔强、羞赧、又几多美好的小巴郎。
创作《出山记》的时候,对于小说,心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更多的只是想在深邃的星空里找寻来一天梯,连接起书写与现实的生活。小说创作完成后,读到阿来的《云中记》,才算有了几分对自我的认同感。
《出山记》里的阿布,《云中记》里的阿巴,都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这种集合并非只是生理亲缘上的:阿妈的儿子,外甥的舅舅,更有一重是地理上的,是文化上的:阿布是雪山养大的,他是山民迎接外来事物的见证者;阿巴担负着祭师的职责,他是此岸与彼岸沟通的联系者。借由他们,那些苦痛的记忆才有了生存的土壤,也为自己找寻到更为合适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范本。
这种找寻,也来自于老师的不吝赐教。大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多元也多舛,前面的山峰层峦叠嶂,后面的城市故事堆积如塔,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创作者而言,不断地阅读与积累是不可或缺的。还好有老师的不断勉励,闲暇间想偷懒时,有一根丝线绷紧了扎在手腕上,虽仍有一些推荐的作家和著作未来得及拿起阅读,但总的来说还不算是荒废了学业。
这几年,生活时常处于一种习惯性的忙碌之中,顺时针走着人生的步伐,机械的奔跑在上下班的途中,整个日子不再是手里可把控的方向,更像是推着转的陀螺,不停按着别人指定的轨道旋转。好在不曾忘却,那些散落在书柜里车票和已有些积灰的古旧图书,总是在时间的缝隙不时提醒自己:那个怀抱着《365夜故事》入睡、二十多年后依然记得“千倾堂书局”的男孩去了哪里?
或许他从未走远,就在《出山记》里,在《心愿》里,只不过,他早已变成了一个老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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