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云

　　

　　1937年底，沦陷后的南京，在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后，又成了侵华日军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身处铁蹄下的南京中央大学师生，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伪统治者做斗争。师生们的反日爱国活动，起初都带有自发性质，活动较为分散，也缺乏号召力。后来，中共地下组织进入学校，与各爱国社团联系，利用公开合法组织，隐蔽开展抗日进步活动，才进行得有声有色。

　　学生组织的创建

　　1938年南京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以后，中小学教育逐步恢复。1940年3月汪伪政府建立后，7月宣布“中央大学复校”，第一年即收学生600多人，以后每年都招收学生1000多人。中央大学成为华中日占区中规模最大、系科最全、人数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1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行径效力，汪精卫亲自担任会长。1942年秋，伪南京市长、“东亚联盟总会南京分会”会长周学昌授意他的亲信——伪市政府地政局局长张仿良在中央大学组织“学生互助会”，借以培植个人势力，名义上归“东亚联盟总会南京分会”领导。这是当时南京第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学生组织。然后，利用这个青年组织，从思想上与组织上控制广大青少年学生，实施奴化教育。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首先派方焜、张杰、何广鑫、庄佩琳、芮琴和等共产党员，通过各种途径，先后打入“学生互助会”，取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然后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学生，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与组织活动。

　　1943年冬，何广鑫利用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想筹组一个学生团体、培植私人势力的想法，成立了伪青年学生组织——“干字运动实践会”。林柏生亲任该会会长，林的亲信吴瑞任总干事，何广鑫任学术组组长，他与服务组组长唐益民等五人结拜为“五兄弟”，推组织组副组长尚渊如做大哥，掌握了该会实际权力。他们开展的活动与“学生互助会”相近，如举办“寒假生活营”，创办《干》月刊等，参加的人数更多，影响也较大。“干字运动实践会”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同时吸收各中学学生参加，正式会员有500余人，经常参加活动的近2000人。中共各系统的党组织陆续指派学生党员参加“干运会”的工作，为共产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创造了条件。

　　这样，南京的一些伪青年学生组织在实际上都为中共地下党员与青年积极分子所掌握。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中发现、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如在1941年8月在中央大学秘密组成“团结救国社”（简称“救国社”），10月又成立“青年救国社”（简称“青救社”），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央大学学生方焜、张杰、厉恩虞、王嘉谟、尚有为（又名尚知行）、丁璇（又名丁又川）等人成为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骨干与学生领袖。因此，在中共地下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的合法身份，广泛联络、团结全市青年学生，为“驱樊学潮”能一呼百应号召数千学生集体行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驱樊运动的经过

　　

　　“驱樊”，即驱逐校长樊仲云，这是以樊仲云为首的校方卖力推行奴化教育致弊端丛生，引起师生不满而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樊仲云生于1899年，浙江省嵊县人。早年毕业于嵊州一中。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9年参加上海著作人公会。民主革命和大革命时期，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生命书局总编辑，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大革命时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他在战前是一位宣扬“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学者，在1935年1月参与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产生很大的影响。主编过《社会与教育》周刊、《文化建设》月刊（国民党C.C.派控制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1937年初与潘公展、顾凤城、朱应鹏等赞助《寒友》季刊创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后去香港，任《国民日报》主笔。不久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他是最早追随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学者之一；在1939年8月的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他任伪中央执行委员；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伪教育部政务次长。1940年7月伪中央大学“复校”时，他由伪教育部政务次长转任伪中央大学校长。

　　1942年秋季，中央大学从建邺路临时校址迁到鼓楼原金陵大学校址（现南京大学），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校长樊仲云为进一步加强反动统治，每周利用周会散布所谓曲线救国的理论，大肆鼓吹汪精卫的“和平理论”，妄图腐蚀青年学生思想；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派人监视学生行动；学生伙食费被贪污，伙食质量愈来愈糟。据当年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王士弘《追念嘉谟学长》一文说：“那是1943年艰苦的岁月，在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生活也非常艰难，除了极少数同学有经济来源外，绝大部分同学生活是困难的。学生靠学校供给的三餐伙食，而这种伙食经过学校校长和包伙私商的种种弊端和层层盘剥，饭是愈来愈粗糙，学生几乎到了无菜可咽的程度。”这一切益发激起伪中央大学广大学生对樊校长的不满，特别是从东北、华北流亡来南京的学生生活最为困难，不满的呼声最高。

　　在1943年初夏“青年救国社”的一次会议上，由东北流亡学生尚有为首先提出“驱逐校长樊仲云，改组中大校领导”的倡议，立即得到所有与会社员的赞成。中共地下党员方焜将这一情况向中共南京地下工委汇报，得到南京工委的同意与支持。于是，“青年救国社”几次开会密商，决定发动中央大学的广大学生向汪精卫请愿，要求罢免樊仲云。事先，由王嘉谟、丁璇等人起草了请愿书。按照预定计划，1943年5月31日凌晨2时，“青年救国社”在中央大学大饭厅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尚有为主持，封松筠发表讲话，宣读请愿书，然后集体整队前往颐和路汪精卫公馆。中央大学离汪精卫公馆所在的颐和路距离很近。1000多中大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汪公馆门前，齐声高呼“我们不要贪污分子当校长！”等口号，要求汪精卫接见。汪在睡梦中被吵醒，异常震惊，只得在公馆内接见了学生代表，听取意见，答应派员处理。学生代表出来向同学们传达请愿结果，认为第一步要求已经达到，就带领学生回校。

　　当天下午宣布罢课三天，由11个学生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尚有为任主席，王嘉谟等为委员。第二天，汪精卫派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到校与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伪政府宣布撤销樊仲云的校长职务，由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兼任，伙食也得到改善。同学们异常兴奋，共庆倒樊斗争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