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与红》是我历经三年多时间完成的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事描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人公从黄土高原一个偏僻的山村，到鳌北煤矿追求人生梦想的曲折经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随着大裁军从部队回到了农村，军旅生涯锤炼了意志，丰富了人生的阅历，让我再也无法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出路在何方，我陷入苦苦的思索中。后来我被安排在了煤矿，成为一名井下挖煤的矿工，有过部队的磨练，我并不觉得苦。和我一期的五十名协议工，三年后只剩20%，有的工友将梦想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井下的某一刻。我在一线挖了十年煤，确定了我和煤、煤矿、煤矿工人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感，弹指一挥间，我已经在煤矿工作了三十六个年头。匆促的岁月，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认真，就已成了过眼浮云，不知不觉地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曾经的无限风光，美好的瞬间，豪情万丈的幻想，被岁月冲得无影无踪。一直想为煤矿做点事情的想法，也随着年龄的老化，激情与责任在分分秒秒的减退。

　　儿女们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长大成人，我为此自豪，大学毕业在外人眼里是多么的荣耀。然而光环之下，面临的是找工作的难题，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大事。自古以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想要找个好工作，需要打通各种关系，全身心投入协同作战。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万万没想到，已即将到了离岗年龄的我，因为单位的改制，而另谋生路。没有背景，没有社会资源，谈何容易？经历多了，原本强大的内心，慢慢由于现实接二连三的打击，损耗到快要无法支撑，所谓的远大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我徘徊在都市街头，对酒当歌。喝吧，明知以酒解愁愁更愁，再无别法，眼前只有酒可以让孤独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安抚。喝，管不了那么多，喝了多少全然不知，喝到一动不动躺在马路边的花坛上。不知过了多久，身边围了不少的民工，农民工里边也啥人都有，他们看见眼前这个烂醉如泥之人，瞬间闪现出动手的惡念。听天由命吧。朦胧中只感觉有刀子在割我的裤兜，我心里虽然明白，身体却没有丝毫反击力。我想，他们也许是弱者，只是看到露宿街头的醉汉，胆子才突然大了。

　　待完全清醒时，不知是几点，发现裤兜被拉破了半尺长，幸亏他们给足了面子，刀子有眼没有伤到肉体，只是拿走了我的手机和公交卡。冷静的宽阔的大街，出租车看到我这个东倒西歪的酒鬼，踩一脚油门消失在宽阔的大路上。夜深人静，没有嘈杂，突然想，人若能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夜色里该多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心思索，突然坦然了许多，我不能继续颓废下去，我要沉静下来，重拾多年的梦想！

　　以前从事企业宣传采访，积累了煤矿一线矿工素材，一直没敢动笔触及，多年来，只写了一些新闻报道，加上底子薄，惰性的弱点，错过了文学创作的黄金年龄段，现在不能再错过了。

　　二

　　有人说，写作原本是一种精神的宣泄，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对这个行业的感情。从事行业报记者二十余年，经历了煤炭工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采访了无数的人和事，为这个行业留下了近千篇的新闻报道，算得上是一个地区，也可以缩小到某一个区域煤炭发展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印象最深的是煤老板和矿难。煤老板属于特殊群体，他们本着胆大不考虑后果，汗一把，泪一把的苦心经营，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咋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千万、亿万富翁。资本膨胀后造成精神的空虚，靠挥霍之后的求神拜佛，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和财富的安全。所以，在社会变革时期，偶然聚集巨额财富的煤老板群体，从巅峰到没落是必然的。亲历采访过的矿难不少于十起，特大灾难让所有的人哭干了眼泪，矿难对家庭、对国家损失的沉重程度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的。我写这部小说是想通过我的文字，唤醒人们对地层深处煤矿工人的理解。

　　一个人的教养，取决于他怎样对待底层人民。我也曾身处底层，从农村到部队，又到煤矿井下挖煤，这样的经历是珍贵的，所以我要拿出百分百的勇气，记录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记录煤矿井下这个非同一般的行业里的喜怒哀乐。

　　创作过程是痛苦的煎熬，无数次问自己，我能行吗？

　　能行，认准的路必须走下去。我当过农民，卖过炭，用架子车拉柿子换粮食，贩卖过猪仔，又是煤炭记者，有能力写，有义务写。我自己安慰自己如是说。

　　提笔方知，文学创作不是新闻报道，尤其是小说，她彰显人灵魂的尊严，使其呈现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用光明使体制透亮，以免它网罗和贬低我们的灵魂。它需要过硬的文字功底、丰富的生活素材，更需要深度的思想内涵。所以，我在提笔之前先对创作中涉及的人物脉络做细致梳理，一年后，我用键盘敲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字。书名当时定为“煤炭世界”，因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那个煤矿，恰恰跟我在小说中要写到的煤矿相邻，而我们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又是同一个时代。

　　小说除了讲故事，更重要的反映一个时代的缩影，用人物的命运衬托一个时代，展现这个时代中人的生活足迹和生存状态。他们说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会把积累的生活素材用得淋漓尽致，我也尝试如此，从过往经历找到切入点，从周围人的命运展开故事，铺垫必要的背景，使作品在追求艺术效果和可读性的基础上，呈现最真实的一面，打动和吸引读者，产生感染力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是国民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一个时间节点，国家需要大量的煤炭储备作为基础能源支撑。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一批踊跃的农民工，投入到缓解国家缺煤之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体制转型、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为改革开放期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力流汗，甚至献出生命。随着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农民协议工，很快被淘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它的执行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与死一样平淡，而我曾经就被裹挟其中，我不希望这段经历被淡忘，不希望那些人和事就此不再被提起，不去用笔和纸将之记录下来，或许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办公室里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一边有客户谈生意想买煤，一边是报社反映问题，要求解决煤矿纠纷。就在这乱糟糟的环境中，我整理着陈旧的记忆，开始了自己长篇小说的创作。

　　三

　　当作品第一章即将完成时，我所在的煤炭网络公司董事长因癌症不在了，从发病到走一共两年时间。他发家于煤，鼓励我写煤矿题材的作品，并承诺拍成电视剧。失去朋友的悲伤，使我一年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忍痛帮家属处理公司的后续事务，一时间失去了写作的心情。

　　随后我所任职十多年的老牌企业在资源整合的洪流中，被整合掉了，按照政策规定，我已经到了离岗的年龄段，大多数人会放弃爱好先考虑生存。我在惶惑中对自己说，必须写，只有写，你的灵魂才能平和安宁。

　　为了克服倦怠，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每天最少写3000字，只许多不许少。这招果然凑效，最多的一次我一天完成了1.4万字。

　　腊月的一天，我赶路一百多公里去参加战友孩子的婚礼，往返三天。为了不影响写作进度，我用柴火把土炕烧热，趴在炕上敲键盘，谁知土炕烟囱堵了，烟全聚在房子里。我只好把窗户打开，东北风吹散了死烟，却也带来了寒冷。条件再艰苦，我也要赶时间。我不管不顾地写，沉浸在小说人物的命运之中，不知不觉地趴了五六个小时。等我从小说里走出来已是凌晨，倒在缸子里的开水已经结成冰块，此时，才感觉到肚子的饥饿。

　　农村的婚礼主宴比城里晚两小时，算起来从下午两点到现在已十一个小时，一桌本是十个人的位置，带着孩子的硬挤成了十三个，菜盘子还没等服务员在桌子上放稳，十多双筷子早就上去了。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虽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会儿的肚子感觉怎么也填不满。我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半夜饿得眼前金星直冒，硬撑到天亮，赶到镇上的水盆羊肉馆，要了双份肉，吃了四个馍。

　　四

　　煤矿作家杨智华老师提议，把书名改为“我的兄弟我的矿”。杨智华老师除自己出版多部煤矿、军旅题材的高质量的作品，产生很大影响外，还掌管着当时西部最大煤炭企业———铜川矿务局文学作品的发稿大权。而杨老师把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提携文学新人当作使命，使我们这些写作新手有了展示才华机会。杨智华老师说小说写的全是井下一线矿工的生活，用“煤炭世界”有些题文不符，影响后面的创作思路。不如直接面对矿工，写矿工，那样会更得心应手，不至于偏离主题。

　　第三章完稿后在河南作家袁海英公众号“行苇春腿秋”编排刊发，得到了煤炭战线上文学爱好者广泛的好评，同时被大型期刊《五月》转载，这更增加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

　　天太热了，我又偏胖，受不了热。将空调的温度调到18℃，直接对着肩膀吹。就这样度过了整个三伏天，也度过了创作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我的肩肘和颈椎却被空调吹出了问题，严重到早上起不来床，夜里睡觉不能翻身的地步。剧烈的颈椎疼痛，迫使我停止了写作，为此我跑遍了西安不少专科治疗的医院，尝试了各种专家医生的治疗方案，以及各种按摩推拿的方法，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在持续加重，重到抬头看电脑都很困难，手放在键盘上手筋抽得发麻，坐不到半个小时就痛得一身冷汗。我本来就重度偏高的血压也来添乱，那段时间数值直线飙升。身体的不适造成的痛苦，导致我的情绪再次跌到了低谷，医院最终诊断说只有动手术一条路了。

　　纠结中，一天早上散步，城墙边的一堆垃圾旁边，七八个人光着膀子，身上扣了不同数量的竹盒子，里面冒着烟。我问了情况，满口河南音的年轻小伙子说是用艾灸治颈椎，包治包好。讓我脱了衣服，“诊断”症状说，只用十天两个疗程，保证手到病除。我还在犹豫之中，“郎中”已经朝着我的肩膀下手了，用一个铁刷子，直接向肉体扎去，用火罐拔出浓浓的黑血，再用艾叶熏灸。我本来没抱多少希望，谁知单方气死名医的事情在我身上竟然应验了。五天之后我已经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一周之后，本想继续把最后五天的疗程完成，可是从此以后再没有见到那个小伙。身体恢复之后，我沿着这条文学的山路，继续吃力地向上攀登。我深知，作为一名作家，无论身处何方，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才是硬道理。

　　五

　　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实用主义者，辍学当兵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吃上国家饭，当协议工下井也是抱着挣固定工资的目的。只是从事了文学创作以后，随着视野的开阔，内心世界逐渐丰富，提高了选择的能力。是文学把我从实用主义者变成一个梦想与实用相结合的人。如果选择安稳，就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陶冶情操，那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可我的文学梦总在敲打着我，不容我有丝毫的懈怠。我已到了奔六十岁的门槛，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讲的故事写下来。人生本就无常，艺术生命更加短暂。趁还来得及，完成一本有价值的书，也不辜负自己喜欢的文学，也算在世上没白走一趟！

　　我的小说讲的是在煤矿井下巷道里所发生的事，里面有许多煤矿工人的专用名词，比如，电缆接头不规范，绝缘层外漏，叫“鸡爪子羊尾巴”，活儿没有干利索升井，叫“胀人”。每个矿的叫法还不尽一样，但都能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矿新调来一位矿长，在调度会上听到汇报说某生产班活儿没有干完，就胀人了，他以为胀人是人名，非要严格追查，严肃处理。在创作中，我一边编辑科技期刊杂志，跑市场发行，拉广告，给编辑部人员挣工资，一边要完成作协安排的工作任务，参加会议，从这样的紧张忙碌中挤时间写长篇，我只能努力调整状态与时间，保证写作工作两不误。业余作者都是这样，必须把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运用到极致，一般节假日和周末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写起来思路不断线，如果没有杂七杂八的事情，周末两天就可以完成三万字。我喜欢去老家，周五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赶回城，两天里几乎都是只吃一顿饭，就这样白天黑夜地赶，我的三十二万字煤矿题材的小说处女作终于写出来了。

　　六

　　这部小说是以我1983年招工到蒲白矿务局马村（白堤）煤矿采煤二队的工作经历为背景，记录的一部煤矿发展史。这个煤矿之前是属资本家私有，解放后公私合营，到底开采了多少年，没有史料记载。那个年代开采设备和技术的限制，使得开采操作不规范，从而导致地下条件异常的复杂，我们这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的艰难可想而知。作品围绕井下的工作状态和矿区工人的生存状况展开描写，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紧张离奇，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的不完善，人性膨胀后劣根性的放大，在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同时，在故事情节、人物构架形成的基础上，我又把作品的骨架叠加在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采煤五区上，因为王石凹煤矿是“一五”期间由前苏联人援建我国西部的第一座大型煤矿，采煤五区又是连续获得煤炭部高档普采五连冠的功臣采煤队，把故事放置在这样一个载体上，意义更加深刻。

　　第一次去王石凹煤矿，应该是2001年，这个矿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我以记者的身份应邀参加。从此以后，和这个矿结下了不解的情结。我对矿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解得非常透彻，写起来得心应手。初稿完成后，我曾采访过的一位矿工迫不期待让我把电子版发给他，几天之后我问他能看下去吗，他惊讶地对我说：“你没有在我们矿下过井，咋知道那么多井下的事情？太亲切了。你写了我们这一辈人，里面有我，有我的妻子，还有我的母亲。”陕煤集团宣传部任郭英副部长看了初稿后非常感慨，他说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是它还原了那个年代矿工最真实的生活，是矿工们的一部创业史，寄托了他们的生活理想。朴实，自然，浓烈，回味无穷，令人难以忘怀。

　　七

　　一部长篇小说的完成，对于作家来说，是一次长途的跋涉，也是一场艰苦卓越的战斗。作品对人的命运，背景的交代，时代的更迭必须凸现出来，成功的文学作品是语言和艺术的综合表现，但是对结构和语言在把握上要求更高。而我恰恰在这方面欠缺，从技巧方面说，我写了二十多年的通讯报道，新闻要求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长期养成的写作风格与文学格格不入，文学作品需要大量的环境描写和肖像的刻画，去烘托主题思想，所以，有的人看了后说你的作品和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差不多，就是长了些。我知道自己语言匮乏，写的只有生活，没有艺术，只有干巴巴的叙述，没有生动的描述，达不到想要达到的效果。虽然不满意，却也不知道怎么修改，只能请知己文友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付建卿老师说，他一句一读地读完了作品，感觉不对劲的地方不管是否合适读顺手改了。他说作品干巴巴的原因是功夫没有下到，要出像样的作品，只有下苦功夫，静下心来十遍八遍地改，功到自然成。付建卿老师的忠告令我彻悟，想要作品成为精品，就必须拿出煤矿工人死都不怕的精神，千锤百炼，认真打磨。打破急功近利的幻想，在初稿的基础上改他个十八遍，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决不罢休。

　　修改期间我读了大量的名著和类似的文学作品，在风格上抹除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的痕迹，增加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我就不相信造不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出来。半年时间四易其稿，到了第五稿一半的时候，我已经不知该怎么改。文友看后说，反不如初稿了，他说你的作品就好比是一台农用的四轮拖拉机，要达到奥迪的功能，你硬要把四轮改装成奥迪，结果什么都不像。再过了一遍，我将书稿交给新来的大学生小张，让他在语法和标点符号上把关，我再也不想看书稿一个字了。小张年轻手快，又是校对专业，不到一个星期，他认真地过了一遍，对不妥的地方用修改符号密密麻麻标记出来，传过来让我看，我说不看了，你直接处理。广西期刊出版传媒出版集团总经理沈伟东和中国矿业大学文学院的史教授看了最后的定稿后，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沈伟东总经理是在矿山的子弟学校念的小学、初中、高中，对王石凹煤矿有着深厚的情感，作品大都写他的父辈，写他们小时候在矿上的经历，所以他感到分外亲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并推荐给出版社。他建议把书名改为“王石凹”，我听取了沈总的建议。中国矿业大学的史修永教授推荐《王石凹》参加中国工业文学大赛，获得入围。

　　《王石凹》成稿后投向省内外不同的出版社，在出版审查严格的情况下，除了退稿就是大刀阔斧的修改意见，我最担心的语言问题倒没有异议，疑问集中在内容上面，说，矿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必须将涉及煤矿事故内容的章节删除，再谈出版。

　　是啊！煤矿井下事故惊心动魄，事故代表煤矿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人们谈论煤矿，首先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煤矿事故多发年代，国家对事故报道有严格的规定，尽量将影响消除在一定的范围。但是在高危环境下，煤矿工人出生入死，用生命做代价的高尚情操，正是我要赞扬的。我想要通过事故发生前后矿工的心态演变，描摹在灾难面前，在死亡面前矿工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如果没有对矿难等描写去引出矛盾冲突和人性的裂变，作品就失去了立体感，没有任何价值。

　　还有的出版社编辑说，作品选题很好，内容新颖，就是让人通读后，不像小说，建议下些功夫改成报告文学，他们报选题出版。这下说到了要害，但是，改，谈何容易，内容全部由虚构变成真人真事，要有大量的事例支撑，反面描写涉及的当事人必然对号入座，这引发的麻烦将如何收场。我的初衷并不是批判或者揭露什么，我只是想用小说的表现形式，抒发我对煤矿、对煤矿工人的一种情感。不过编辑中肯的意见，使我下决心继续改，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按照小说的表现方法，对作品进行了深度加工，然后交给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等待最后的“判决”。

　　出版社编辑薛媛媛认真通读作品后，提出了小范围的修改意见外，同时建议换个书名。她说，书印出来是给大众读者看，不能把读者局限在煤炭行业，更不能局限一个城市一个矿。知道王石凹煤矿的人毕竟还在少数，不知道的人看了这个书名会以为只是描写一个人物的故事。一本书要想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首先要让更广泛的读者读到它，不能把受众面圈得太窄。要抓住读者，货卖一张皮，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很重要……总之，大道理套小道理，说得非常在理。后来经过反复推敲，一致觉得《黑与红》符合内容也暗扣主题，书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著名作家贾平凹看了作品概要和样章后，评价说：“王成祥的《黑与红》，是对煤矿工人的炭笔素描。文笔粗犷大气，率真又饱含深情，是一幅反映当代矿工生活的斑斓画卷。阅读它，就像用粗瓷大碗豪饮西凤酒，香在嘴里，烫在心头，热到脚底。”

　　当代著名小说作家刘庆邦阅读作品并作序，他在序中说：“《黑与红》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大量需要煤炭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追求梦想的农民工，来到鳌北煤矿八百米深处演绎人生。作者不拘泥于小说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以叙事的口吻层层道来，将生活中真实生动的一面呈现给读者。粗犷、豪放、激情、凄美，是作品的主色调。阅读它，就像乘坐著矿工下井的罐笼，一步步深入到那黑色而神秘的世界，走进了矿工斑斓多彩的生活。“如果说，哲学是理性的思辨，文学就是情感的表达。缺乏情感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在这本书里，作者把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融入字里行间，写活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写活了一幕幕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情节，使读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煤矿工人的艰辛与伟大。”

　　全国十佳电视剧导演姚远说：“这是一部紧扣时代最强音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改编为电视剧，是我国工业题材、特别是煤矿题材电视剧的重大突破。”

　　《黑与红》的影响到底如何，需要交给市场去考量，交给读者去评说，我只有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李高艳

　　作者简介：王成祥，男，陕西蒲城人，陕西能源化工作协主席，《陕西煤炭》主编，出版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