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霖

　　19世纪末，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1843～1910年）的研究所里聚集了大量被称为“微生物猎手”的人才。该研究所以科赫为圆心，在他与助手及学生间形成开创性的科学合力，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为人类带来福祉，人称“科赫学派”。科赫学派中，日本的北里柴三郎不仅成功培养了破伤风菌，确立了血清疗法，回到日本后还开创了日本细菌学和免疫学的新时代。

　　科赫可谓北里柴三郎的伯乐。1884年，北里在东京市发现鸡霍乱菌，又在长崎证实了霍乱菌的存在。而在一年前，科赫更早地发现了霍乱弧菌，这让北里对科赫心怀敬仰。1885年底，鉴于北里出色的工作成绩，日本内务省卫生局推荐他留学德国。据此，北里进入柏林大学的科赫研究所学习细菌学，成为科赫的得意门生。

　　1889年，北里在科赫的指导下，成功进行了严格厌氧的病原体--破伤风芽孢杆菌的纯培养，获得了破伤风杆菌最早的纯培养菌株。次年，北里研发出治疗破伤风的抗毒素。这是许多细菌学者都未能突破的课题，科赫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1890年10月，科赫写信给日本内务省，帮北里申请延期回国，与他共同研究结核杆菌和抗毒素。之后，成功留下的北里与科赫的另一名学生贝林一起参与导师的科研工作，他们通过注射含有抗霉素的血清实现了对破伤风的免疫。两人联名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从此开启了血清免疫学这一新领域，也让他们两位蜚声国际。

　　1892年5月，在德国深造7年的北里载誉返回日本。当时日本各地传染病流行，霍乱、天花等疾病肆虐。回国前，德国政府为北里颁发了教授证书，那是德国颁给外国人的第一张教授证书。而且，德国柏林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都想聘请北里，但都被他婉拒。

　　北里返回祖国后，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究其缘由，是北里得罪了绪方正规，这位老先生是北里在东京大学医学院的细菌学启蒙恩师，也是日本现代卫生学之父。留学德国的北里曾公开发表论文从科学角度批判绪方正规的脚气病细菌说，指出绪方无法证明所发现的细菌就是脚气病的致病原。一经面世，这篇论文就立即引起日本医界轰动，也激起了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师生的不满。背上“忘恩之辈”骂名的北里只好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自己辩护。

　　法国人亚历山大·耶尔森也是科赫的学生，他与北里素未谋面，却屡次出现交集。首先，耶尔森在法国的巴斯德研究证实白喉杆菌是白喉的致病菌，并通过巧妙实验发现了这种细菌释放的外毒素。正因为他先发现白喉毒素，北里才得以开发抗毒血清。后来，香港暴发鼠疫时，耶尔森获派进入“疫埠”调查，当时的北里正在香港主持鼠疫病原研究工作。耶尔森和北里几乎同时宣称发现瘟疫病原，分别命名为“巴氏鼠疫杆菌”（以纪念微生物界的前辈巴斯德）和“北里杆菌”。但很快，绪方正规的拥趸、东京大学教授青山胤通揭发北里杆菌与耶尔森发现的不是同一种细菌。随后，耶尔森在巴氏鼠疫杆菌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抗鼠疫血清，以治疗鼠疫患者。之后，北里在《柳叶刀》上发表认错文章，承认自己所发现的不是鼠疫杆菌。因此，1894年的香港之行成为北里柴三郎学术事业的滑铁卢，北里从职业生涯的巅峰突然坠落下来。

　　与科赫一样，北里后来也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两人分别成为各自国家重要医疗机构的奠基者，并培养出众多杰出学生。在日本，北里担任了私立庆应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设立的传染病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后又自筹资金建立私立北里研究所（北里大学的前身）。后来，为报福泽谕吉的知遇和资助之恩，北里创建了庆应大学医学部。这个过程中，北里柴三郎在其各个研究机构中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日本医学家，他们之中有发现痢疾杆菌的志贺洁、成功纯培养梅毒螺旋菌的野口英世、发明肠壁内原菌培养法的远藤滋、成功研制出梅毒特效药的秦佐八郎等。

　　虽然名声深受香港之疫影响，但直至1931年病逝，北里一直致力于传染病预防、细菌学家培养和医疗体制构建等。他也成为日本医师协会的创始人，被公认为日本细菌学之父和日本近代医疗的奠基者之一。为纪念北里的贡献，日本医学界设有北里奖。去年，日本公布了新版1000日元纸币的头像人物，正是北里柴三郎。

　　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说，为医学带来荣耀的不是医学院的数目，也不是琳琅满目的医院建筑，而是披荆斩棘的医学前辈。以严厉出名的北里經常怒斥不认真做实验的学生，其震慑力堪比雷公，因而，他也被野口英世和志贺洁等弟子称为“Donner（德语意为雷神）先生”。北里传承着科赫“细菌学为生命之杖”的理念，培养了大批日本医学人才，被誉为“东方科赫”，可见后辈对其的仰望和敬畏之心。

　　摘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