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扎米亚京;《我们》;反乌托邦
成书于1921年的讽刺性幻想小说——《我们》，不仅是扎米亚京的代表作，也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它与英国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维尔的《1984》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并且由于其成书早于二者，被称作“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长篇小说《我们》以记事体的方式，通过男主人公D-503的讲述，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科技发达、秩序井然，但却扼杀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未来世界。本文将从人的物化、绝对理性、自由和幸福三方面来试分析《我们》中的乌托邦思想。
一、人的物化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必定导致人的异化。作者扎米亚京将小说《我们》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千年后，已经征服了地球的大一统王国，通过主人公D-503“记事体”的表达方式，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科学高度发达，理性绝对至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大恩主是绝对的、不容质疑和反抗的统治者，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但他总是可以全票当选而后继续任职。这个大一统王国的众 多国民没有各式各样的有着特殊意义或承载美好希冀的名字，有的只是由冷冰冰的不带一丝感情的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号，像O-90，R-13等等，成为一个个号码。他们居住在透明的六边体的玻璃房里，穿着相同的制服，甚至每个人的鼻子都大体相同，日常食物是被研发出的一种石油产品，日常生活被护卫们监督着，有了“灵魂”会被认为患上一种病，需要做切除手术。整个王国都依照时间表生活着，“每天清晨，我们数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精准，在同一个小时、同一分钟，像同一个人一般醒来。在同一个时间，我们百万人工会开始工作，又在百万人工会结束工作，然后我们合成的有百万只右手的身体，按照时间表的安排，在同一秒钟举起汤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我们出去散步，去大礼堂、去泰勒训练厅，然后入睡······”[2]10。如此严酷的镇压人性，使得号码们（国民们）就像一台台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机器。
号码们的时间表上显示一天之中只有两个小时是私人时间，即16：00-17：00和21：00-22：00。而“下午的私人时间多用来做额外的散步。像往常一样，所有音乐机器铜管齐鸣，高奏《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的号码们，整齐统一地身着浅蓝色的服装，胸前挂着金色的徽章和每个人的号码，4人一排，列队行进，整齐地踩着乐拍”[2]5。号码们就这样变成了大一统王国这个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失去了每个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采，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从主人公D-503的记事中可知，这两个小时的私人时间的分配只是因为还未想到如何在不激发冲突和引起反抗的前提下将这86400秒钟列入时间表。若解决方法出现，号码们将会彻底沦为建设和服务大一统王国的机器，日常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不再有私人时间，更不会有散步和玫瑰券。
大一统王国物化国民（号码们）在对一统号飞船进行试验运行的时候尤为明显。一统号飞船在进行试验运行，第一次点火时，十几个疏忽的工人因没有及时离开通道而立即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渣子和焦炭。但是这十几个工人的瞬间牺牲并没有影响其他人的工作节奏，更没有对任何一个人的情绪造成波动，甚至没有一个人退缩，继续和机器做着直线和曲线运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种冷酷、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的表现恰恰反映出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彼此都只是号码，遇难的那十几个工人还不到一统王国人口的一亿分之一，没必要去怜悯，甚至觉得怜悯很可笑，认为只有古人才会陷于无知的怜悯中。这也充分显示出，大恩主统治下的一统王国，国民缺少个性意识、权利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自动把自己、把其他人当成号码，当成完成任务和工作的机器，只管按计划组织管理、计划生产、完成工作，冷冰冰地没有人的情绪和情感。
二、绝对理性
正如小说的名字《我们》一样，作品中的一统王国是一个没有个体，只有整体的社会，用绿色外墙将公民和外界隔开，建筑物由透明玻璃制成，天空都是消了毒的，王国内的所有法规和准则是为了达成整体的和谐的一致，规定每个号码每天早上七点醒来，每天晚上十点半睡觉，严格按照时刻表生活，吃的是合成的石油产品，规定每口食物咀嚼50次。在保证身体方面的绝对理性之后，一统王国开始对情感下手，对“爱”下手，不仅要求穿着统一的浅蓝色服装，甚至连每个人的鼻子都大体相同，以防因为小差异而出现嫉妒或者偏爱的现象，甚至颁布了《性法典》。《性法典》规定每个号码对任何其他号码有要求性交换的权利，但每个号码需要先接受性爱局研究室对自己的身体做详细检查，测出血液中的性激素的精确含量，据此被分配合适自己的性生活时间表，而且只有在性生活日，凭借玫瑰券换取许可证，号码们才有权利拉上窗帘，以遮挡住邻居和护卫们的视线，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号码们才不用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短暂地拥有自己的时间和隐私。但绝对理性的生活方式或者管理方式抵挡不住情欲的萌生，当O-90表示想和男主人公D-503再度春宵时，因为当天不是性生活日，两人只能依法典作罢。但两人分别前，D-503三次亲吻O-90的动作表现出两个人的依依不舍，意味着绝对理性压制不住情欲的萌生，雖未正面反抗，但已然在两者之间出现冲突，也隐隐表现出O-90有潜在的争取自由、反抗绝对理性的自我意识。这也为O-90明知非法怀孕会被处死而仍要偷偷怀上D-503的孩子一事埋下了伏笔。
大一统王国对数字和公式等科学理性也进行高度推崇，而对文学艺术进行排斥和贬低，仅有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成为了国家统治的工具。通过男主人公D-503之口表达出，认为古代音乐缺少理论制约，只是毫无意义的混乱喧嚷，只有野性的狂想;认为聆听一统王国的音乐才是极大享受，而即便是表达对其的赞美，都是采用的数学和科学理论词汇，如“衰减变动形成的忧伤小调、像行星的光谱分析一样的弗朗和费乐普”[2]16。对美的欣赏也偏理性，如“方形队伍、平行六面体的房子和直线的美”[2]18。就连诗歌的创作都是遵照永不犯错的乘法口诀表和永恒的律法，诗人也不再像古代诗人们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再通过诗歌表露个人情感，而是关注大一统王国的方方面面，所作诗歌内容皆为国家服务。其实这也表现出绝对理性对个性的压抑，将非理性情绪铲除殆尽，使得每个公民心无杂念地只为一统王国服务，从此心中无小“我”，只有“我们”。
三、自由与幸福
自由与幸福这个问题在文本中被讨论的次数非常多，男主人公D-503、女主人公I-330、诗人R-13和大恩主四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思索或讨论。全书中成段地讨论或思考这个问题将近20次。记事一开篇就呈现出D-503抄录的国家报上的一份征集歌颂一统王国富丽雄伟的作品的公告，公告内容里就提到了“蛮荒的自由状态”、“算术般准确无误的幸福”。后来I-330所在的靡菲组织也被称为“该地下组织旨在从一统王国慈爱的枷锁下获得自由”[2]34。R-13在另一个诗人被处死之后也有一段关于自由和幸福的论述。大恩主最后召见D-503，两人的谈话一开头也是谈论的这个话题。可是在一统王国这种全方位、高强度管理之下，绝大多数的公民们早接受了自己只是个“号码”的身份，并且深信不疑，不觉得自己没有人权，也不觉得幸福生活必须摒弃自由这一治国纲领有不合理之处，并且深深地认为“自由与犯罪密不可分，就像飞机和运动和它的速度：当它的速度等于零时，就不动;当人的自由等于零时，他就不犯罪。这是确定无疑的。使人不犯罪的唯一方法就是剥夺人的自由”[2]34。可是本能这个东西并不是外界甚至人本身能够完全控制的。
统一号的设计师D-503一开始对大一统王国也是较为认同的，也十分认真地遵守着每一项规定，甚至觉得自己在晚上十点半之后还睡不着是有罪的。可是，当他遇见女主人公I-330以后，他的生活不再像之前一样充满理性，跟随被唤醒的自我意识屡屡违反规定，甚至产生爱意和嫉妒情绪，如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一再推迟去护卫局举发I-330;同意I-330开请假条以不去大礼堂;跟着I-330去古屋、看绿墙外的世界;和I-330一起吸烟、喝酒;沉迷I-330的肉体，不顾忌玫瑰券，不考虑时间;恼恨I-330的玫瑰券登记的不只是自己的名字;被大恩主点明他有可能是被利用以获得控制一统号飞船的机会，而对I-330由爱转恨，终于前往护卫局举报告发I-330等等。
O-90，是男主人公D-503原本的生活伴侣，即玫瑰券上登记的女号码，一直也很温顺地服从大一统王国的规定和制度，但这种温顺从她开口对D-503表示想怀一个孩子时，她的自我意识就已经产生了，表露出她希望能够拥有自主生育的权利，不满意大一统王国剥夺女性做母亲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但是这种想法被D-503认为过于疯狂并表示拒绝，她也就没有再强行要做什么。可是，当她发现D-503爱上I-330时，她慌了，给D-503写信直白表达爱意，同时也表示自己会解除与他的玫瑰券登记，不再出现在他的面前。这种做法，这种情绪，在大一统王国都是不正常甚至是违法的。但爱意一旦滋生，是无法控制的。O-90知道讓D-503爱上自己是没有可能了，便在明知非法怀孕会被处死的前提下，坚持要怀上D-503的孩子，以延续自己对D-503的爱，放任内心情感，不惜以身犯险，追求爱与生子的自由。而最后结局也还好，虽然未能得到D-503的爱，但也通过D-503和I-330的帮助，成功逃出大一统王国，去到了绿墙外，可以安心孕育所爱之人的孩子，拥有她想要的幸福。
女主人公I-330是一切禁忌的体现与化身，热爱所有的狂欢元素，尝试穿旧时代的衣服和化妆品，偷偷抽烟喝酒。这种自由对大一统王国的公民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大一统王国规定每个人必须穿统一的服装，烟酒也属于违禁品。最大的违禁是她真诚地爱上一个男人（D-503），而不是服从于大一统王国的玫瑰券，虽然她接触D-503的前提是为了利用他获取一统号飞船的控制权，以助力靡菲组织解救众人重获自由与幸福，但在自己被逮捕、深受刑罚、将被处决之时也未向大恩主供出同谋，说出D-503的名字。康德曾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I-330对大一统王国的反叛是出自自我意识的，思想自由未受禁锢与干扰，有着自己的判断与追求，她向往绿色大墙外的森林，向往外面的自由世界，她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完成个人的完美爱情，而是想要彻底推翻大恩主的专制独裁，帮助更多人重获自由，获得新生，享受真正的幸福。
四、结语
扎米亚京是一位政治思想和艺术观点都极为复杂的作家，秉性固执、内向，从小养成一种叛逆性格，对一切束缚个人、妨害个性发展的事物深恶痛绝，反对世界上任何强制的、集中统一的和理性的东西，反对任何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主张个人极端自由、绝对自由，曾公开宣布自己要做“异端者”：“应该在今天就异端地谈论明天。异端者乃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苦口良药”。[1]232而他所写的长篇小说《我们》虽然描写的是未来的过于极端化的世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忽视甚至轻视它，而应该从中汲取我们需要关注的甚至警惕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思考科学技术一直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否也在同步丰富，人类的全面发展及追求的自由与幸福是否受到了影响。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无用功。作家王蒙在他的文章《反面乌托邦的启示》中也提出“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技术的日益先进，都可能反过来变成人类的对立物，都可能使人变成技术、秩序、效率的控制物与牺牲品。”[3]
参考文献：
[1] 李辉凡，张捷编著.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1
[2]（俄）扎米亚京.我们.[M].王莒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1.
[3] 王蒙.反面乌托邦的启示.[J].读书.1989年03期：44-47
作者简介：
王丹丹（1992—），女，汉族，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2018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