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邱娅回想起儿子秋实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前的那几年,感觉已经遥远得像一个梦:是的,他们是那么疲劳而迷茫;是的,他们是那样担心秋实是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的,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让秋实成为一个“规范的孩子”——好在,他们还能随时听到秋实的歌声。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一听到音乐声,邱娅总能想起年幼的秋实鼓着小脸唱歌的样子。不管是多难的歌,秋实听一听就会了,张开嘴就能唱出来,吐字清楚、声音洪亮。
“他很乖,很会唱歌,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啊。”她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去问医生。
医生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现在没什么办法医治,也不能吃药。”那是1994年,秋实7岁,刚刚上小学,邱娅带着他从华西医院走出来,马路上人声鼎沸。
邱娅知道,从那一天起,秋实不再是小神童或者小歌星了--他确凿无误地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不一般的母亲。
二
那一年,秋实才上小学,这本来草木风华的世界对他而言却变得格外狰狞。老师们说:“这个孩子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吧,留在这拖后腿,全班的平均成绩都要降一降,我们怎么交差啊?”其他的孩子更是把他当成了受气包,下课了或放学以后,蜂拥跟在他后面,笑他、骂他,甚至扔东西打他。
邱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不能把秋实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把他送到那去,跟养个小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人,虽然特殊一点,却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坚信这一点。
她和丈夫到学校去,一次次跟老师沟通,解释秋实的情况,并做出各种保证。终于,秋实留在了普通的小学里,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
那一年,为了给秋实治病,邱娅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弹琴。他们惊喜地发现,秋实坐到钢琴前面,抬起手来,就像回到了童年。他随着音乐,跟着节奏,移动着双手,像天才一般。
“这孩子弹琴太有天分了!”音乐老师赞叹道。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生活里,终于闪现出一点亮光。
“不管怎样,都要让秋实好好学琴。”邱娅做了决定。
就这样,秋实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学校里,他是个孤独迟钝的学生,坐在课堂上,站在操场边,像个永远无法融入集体的局外人;在家,坐到钢琴前面,他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宠儿,他欢笑着,弹奏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当然了,不管在哪里,都有母亲为他护航。学校的功课母亲和他一起学,一遍遍,一次次,翻过来倒过去地教他——他往往只能硬记下来,换一个说法,又不会了。但是没关系,母亲说我们再来,总是可以学会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记在纸上的乐理知识真像天书一样,于是邱娅自己先看、先理解,嚼烂了、理顺了,再一点点“喂”给秋实。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似乎艰难,但每次邱娅回想起来总要忍不住露出微笑:因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既是母子,又是师生,更是战友。秋实从小学一点点读下来,竟然读到了毕业;弹琴就进步得更快了,学了4年,就考到了钢琴九级。
2001年,秋实小学毕业,邱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他去四川省音乐学校考钢琴专业。秋实坐在教室里,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学校的老师又惊又喜,反过来责怪邱娅:“这么优秀的孩子,你们家长怎么还说他有问题呢?这孩子太好了!我们一定要!”
邱娅笑着不说话,她心里既欣慰,又苦涩。14岁的秋实,长得高大结实,弹起钢琴来浑身就像在发光。只有邱娅才知道,秋实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
三
但是秋实必须走出去,不能成为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人。邱娅太清楚这一点了。外面的世界就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太多的陷阱,邱娅只能走在前面,一步步、一寸寸,前思后想,都替秋实考虑好。
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千万不能左看右看,也不能随便盯着人家看,更不能有不好的肢体动作,怎么开门,怎么坐,怎么让别人过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成了秋实必须攻克的难题。甚至包括上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事情,邱娅都要一遍遍仔仔细细地提醒儿子,有时候甚至严厉到不近情理。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秋实也就是十几岁,有一天跟她出去逛街,中途想上厕所。母子俩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公厕,秋实也是着急了,看也不看就一头冲进去,结果走错了厕所。卫生间里的几个女人一阵尖叫,秋实也被吓得退了出来,她自己更是脑子里嗡的一下,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巴掌打得秋实整个人都晃了晃,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路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惊地看着他们。
邱娅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理解,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用尽全力去打秋实这一巴掌,他只有痛,才能記住,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摘自《四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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