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先说顾璘的故事。

　　顾璘是江苏吴县人，从小就是著名的才子，也是个有性格的才子，21岁中了进士，开始进入仕途，当河南开封知府（从四品）时，得罪了大太监刘瑾的亲信、镇守河南的权阉廖堂，给打入锦衣卫狱。看过电影《绣春刀》的都知道，锦衣卫狱是个很可怕的地方，但顾璘确实清白，出狱后，贬为从五品的广西全州知州。但牛人总是不怕挫折，顾璘最后做到了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真正是一个历经世态炎凉、人生经验丰富的沧桑男子。

　　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顾璘任从二品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巡抚，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牛的才子。

　　这个才子时年13岁，从小就有“神童”美誉，他在前一年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这次来参加乡试考举人。以他的才华，“中举”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明清两代，“中举”可了不得，意味着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有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起初人人都瞧不起范进，但他一旦中举，亲戚邻里包括他那个势利的岳父，都去奉承他。

　　顾璘见到这位神童，欣喜若狂，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不让他中举。

　　这个神童，就是张居正，日后他成为有明一代最牛的人之一。张居正，1525年生于江陵县（今属湖北荆州），时人又称之“张江陵”。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顾璘是怎么考虑的？《张居正大传》中说：

　　“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录取……”

　　神童张居正的少年中举之路，就这么给切断了。三年之后，他16岁，再次参加乡试，顺利中举了。恰好此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张居正到安陆去拜见他，顾璘很高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即把自己腰间围着的犀带脱下来，赠给张居正。中国古代官员穿的衣服、束的腰带，根据官阶品位，有着严格限定。在明代，一品玉，二品犀，对于16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是珍贵的赠品，更珍贵的，是顾璘的赠言：

　　“上次你本来就可以中举，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要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

　　伊尹是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曾辅助商汤灭夏朝；颜渊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终生未做官，但后人对其品德推崇有加，被后世尊为“复圣”。顾璘对张居正的期望，是他成为一个“伊尹+颜回”式的伟人，既能建功立业，又有高深学问和高尚品德。

　　顾璘留张居正吃饭，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告诉儿子：这个是荆州张秀才，“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

　　他的预言很准确。但这位经历过官场大风大浪的高级官员欢喜之余，仍然有些隐忧：张居正16岁中举，还是太早了点……

　　再说于慎行的故事。

　　于慎行是山东东阿人，从小就是个又聪明又勤奋的孩子，17岁便考中举人（比张居正晚一年）。他的性格中也充分具备山东人的执拗与实诚之特征，中举后，主考官对他特别青睐，就提议：在鹿鸣宴（类似于今天高考发榜后的谢师宴，但更有仪式感）上，为你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何等锦上添花的美事。但于慎行说：冠礼乃人生大事，需要父亲知晓并同意，他不知道此事，所以，谢谢了。

　　20多岁的时候，于慎行就成为皇帝的讲官（这个职务一般由胡子一大把的资深学者担任），有一天，皇帝拿出宫中珍藏的历代字画，让讲官们在上面题诗。于慎行的字写得一般，他就作好诗，口述后请同事代写。皇帝一看，这诗好，字也好。于慎行如实回答。皇帝很欣赏他的诚实，题写了四个大字“责难陈善”赠他，意在鼓励这位年轻官员平时多给皇帝指出缺点，提出建议。

　　于慎行字“无垢”，一生道德人品，都在追求无垢的境界。这方面，充分体现在他如何处理跟恩师张居正的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皇帝年仅10岁，大小事均由张居正做主。因此，张居正一度成为大明朝最有權力的第一人，他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拯救大明于危难中，实现了“中兴”。但权力太大，并不是件好事，张居正变得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也为自己死后遭受清算、差点被开棺鞭尸埋下了祸根。这段大起大落过山车般的历史，正是典型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悲剧，也是对人性最好的检验。

　　于慎行是张居正最欣赏的学生，但他无疑也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典型。

　　张居正专横，引发反弹。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结果被下狱谪戍。朝中官员都害怕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张居正倒不是心胸狭隘之人，这事忍了。

　　但首辅大人忍无可忍的事来了：他的父亲去世，按明朝规矩，官员此时必须尊制守丧，所谓“丁忧”，但张居正正在权力巅峰，怎舍得辞职放下一切回江陵老家待上两年多时间？但如果不辞职回乡，又有违孝道，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怎么办？张居正熟悉律令，就指使门生提出“夺情”，即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本应丁忧的人为官。皇帝批准了这份“夺情”的申请，结果举朝大哗，不少大臣纷纷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酿成了著名的“夺情事件”。

　　张居正很恼火，以粗暴手段来对待反对的官员，但他发现：自己的得意门生，于慎行，也是强烈反对者之一，张居正怒了。一时下朝的时候，张居正截住于慎行，劈头就责问：“子吾所厚，亦为此也？”（见《明史于慎行传》），意思是：你是我的学生，我历来待你不薄，你为何也要跟着那群人胡闹来为难我？于慎行从容答道：“正以公最厚故耳。”正是因为您对我好，我才会这样。

　　沉溺于权力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的张居正，哪里会细细琢磨學生的心里话？暴怒之中，拂袖而去。

　　张居正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在过世前十天，还被加封为“太师”，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职之人。但风云突变，张居正迅速被污名化，张家被抄家，张氏一族，从天堂跌落地狱，时人避之不及，但此时于慎行又挺身而出，冒着触发皇帝雷霆之怒的风险，为张居正鸣不平，他写信给平素与张居正有私怨、此次奉命如狼似虎般前往江陵查办此案的侍郎丘橓，“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请丘橓念及张居正80多岁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幼子，不要过于苛厉，给他们留下活命的机会。

　　在于慎行带头的努力下，皇帝让步了。张居正没有沦落到死后被鞭尸的惨境，他的家人，也没有被赶尽杀绝。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