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平

　　何炳阳在紧挨着梁子湖的某个村落，一边带孙子一边吟唱，于是就有了煌煌几十首的组诗《乡愁》。可以想象到，一个祖父在世俗的安静中抚摸着孙子娇嫩的脸颊，那是怎样的一种喜悦；也可以想象到，一个诗人面对窗外和门前养育了他的大山大湖，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如此由衷的喜悦与无法按捺的激动，相互叠加，互为摩挲，诗人岂能不心随境动，诗如潮涌呢？

　　何炳阳的这组《乡愁》，有别于他过去诗韵铿锵、大张大合的那类作品。语言并不华丽，甚至有些“直白”；意境也不繁复，甚至有些“单调”，然而，一字一句、一咏一叹，却足以抵达读诗人的心之深处。诗人似乎没有动用什么所谓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情”字在反复地吟唱，梁子湖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不间断地拨动着他的一腔赤子情怀，而诗则成为了他跪拜乡愁的、又只属于诗人的一个特殊的载体。换句话说，梁子湖是诗人永远的诗魂，诗人则是家园永远的歌手。他一路高歌，可谓激情浩荡，尽管有时难免声带略显“沙哑”，但依旧难掩跪乳之情。“奶奶的笑，是儿一生，读过最好的心经，奶奶无疾而终，医生说，九十四岁的高龄是她一生的病”、“土，一层一层地向外，开始了灵和肉的裸奔，一拔一拔地扑下来，让前来歇脚的春天找不到，山们无法捂住的骨头。”如此令读诗人“心惊”不已的诗句，在组诗里可谓俯首可拾。如果诗人对梁子湖的人与事没有浓烈的情感，且对情感缺乏窖藏与发酵，岂会吐出如此这般的玉液琼浆？组诗里几乎找不出晦涩的语言，而情感浓烈到了必须井喷的时候，晦涩之气又岂能精准地传递出诗人的心境？在这里，所谓“直白”，所谓“单调”，正是诗人选择的一种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将技巧融入到了无技巧之中。

　　组诗中，与“情”并行的是“故事”。我们从每首诗中都可以读出一个“主人公”，或人或物。诗人很善于讲“故事”。当他用“故事”来外化“情”时，就避免了“情”的情绪化和空洞感。因此，无论是关于人的故事，还是关于山山水水的故事，都与“情”互为“犄角”，为“情”的张扬构建了一个稳健的平台，从而也让“故事”精彩换装，达到了一种“诗”化的效果，那就是人的故事有了悠长的背景，物的故事有了生命的质感。当然，当诗人将诗与“故事”嫁接于一体时，更让诗有了浓郁的地气，有了现实的质感，也有了生活灵性，让诗人跳出了浅吟低唱、孤芳自赏的狭隘的小圈子，使诗在诗人的笔下不仅仅是一种越来越精细的语言游戏，而是言而有物、言而有情、血肉丰满、有担当、有精神的文字。

　　当然，我之陋见，组诗《乡愁》也不是没有点滴缺憾，假如语言更简洁一些，假如叙述更婉约一些，把浓烈之情略为“内敛”化，或者收藏一些，也许更好更耐读。

　　和何炳阳交往不多，隅尔在省、市作家协会开会碰上一面，也是行色匆匆。对他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写了一辈子诗也没有离开过梁子湖的诗人。如果更多一些，那就是朋友们说道的，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朴质一样优佳。这次，《幸福》杂志编发他的组诗，有机會读了他一批诗，也算是一次交流，多少弥补了一些不曾面谈过的遗憾。其实，文人相交，可神交，可文交，未必一定要酒肉相交。

　　不知炳阳兄以为然否？

　　2018年4月1日匆匆草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