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曾经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被聘为西南联大的教授,教《各體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其学生汪曾祺回忆:由于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很零乱,缺少系统性,而且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湘西凤凰口音,声音也很小。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最后,汪曾祺得出一个结论:沈从文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沈从文虽然不善于讲课,但他从其他方面进行补救。
《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是选修课。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相当认真地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一大段读后感,有时候甚至比原作还要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论分析学生作文的得失,有时从这篇作文展开,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他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文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著作。这些书籍都是沈从文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来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在腋下夹一大摞书。
学生作文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推荐到相关报刊发表,邮费由他自己承担,经过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前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沈从文代寄出去的。据他当年的学生林蒲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發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
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抄录,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录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不裁断,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撼。
日军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带领全家疏散到呈贡县龙街149号杨家大院,一住5年多。每星期上课,进昆明城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从文把心血花在备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中,花在别人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教学也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沈从文的学生中之所以能出现汪曾祺这样优秀的作家,绝非偶然。
沈从文之所以如此敬业,在学生身上花这么多时间,除了对学生的挚爱,还因为:第一,爱国心。当时中国正处于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任何一个爱国者都想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此报效国家,沈从文自然也不例外。第二,感恩。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因为他笔耕不辍,在文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些学者,如胡适等人,赏识他的真本事,不在乎他的小学文凭,聘请他到大学任教,每月给他400大洋薪水,这些都令沈从文产生了“士为知己者用”、报答知遇之恩的想法。第三,当时学者有较高的地位。西南联大的一切大政方针由“教授委员会”和“教授评议会”决定,不做学问或不认真做学问的教育官僚根本没有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沈从文要获得地位,就必须敬业,必须做好教学、科研工作。第四,为了争口气。国学大师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全世界研究庄子的算半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据传他对新文学的沈从文很是看不上,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可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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