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左传； 子鱼；贵族精神；社会变革
一、子鱼贵族精神的形成
子鱼贵族精神的形成一方面与其贵族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春秋时期宋襄公的庶兄，也属于宋国贵族，宋国又是殷商后裔，在经历了了周代分封制的破产之后，更能体会到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人民的疾苦，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和无畏的精神。出身贵族的子鱼有很大的优越性，最初要被宋桓公立为继承人，因谦让和礼乐制约只能以请卿大夫的身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其自身的修养不言而喻，这也是上古时期贵族系统流传下来的忠信的具体表现。出身贵族的身份这一点在子鱼贵族精神的形成中是基础性的，这一点在战国有了更好的发展，屈原就是典型的代表。
另一方面影响于对政治格局的分析。子鱼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且自始至终在告诫宋襄公。子鱼所体现出的这种贵族精神在当时是有现实基础的。其一，是由于诸侯并起，各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二，子鱼有着传统贵族的自我意识，能在纷乱的社会为宋国寻找立足之处。他能判断各种利益得失，并且能及时给宋襄公谏言，志在使宋国这样一个小国能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子鱼贵族精神的表现
宋国虽是殷商后裔，并且春秋时期的宋国夹在大国之间，如处理不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会随时招来灾祸，因此宋国上下更应该居安思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贵族精神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关于子鱼的材料在《左传》中记载的并不是很多，但处处都能彰显出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谦让，《左传？僖公八年》记载：
宋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由此观之，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子鱼对于西周所定的立嫡之制是很赞同的。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即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子鱼认为立嫡之制是定社稷的根本，这一点上面要比商代的兄终弟及的制度更完善，也正是子鱼很清楚从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立嫡之制的优越性，因此宋桓公有意立子鱼为国君，而此时作为太子的宋襄公也极力推荐子鱼作国君，而具有远大目光的子鱼面对宋桓公和当时还作为太子的宋襄公的百般谦让，也终觉得不能继承，并且借此机会赞扬了宋襄公“能以国让”，不失为仁人，又是嫡出，当立为国君。接着又提到自己是庶出，按照当时的制度，于礼不合。从子鱼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不迷惑权力，为自己国家着想的精神和其他诸侯国“停尸不顾，束甲相攻”的局面也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正是由于子鱼的这种谦让和仁爱，所以在宋桓公去世以后，委托以子鱼处理朝政大事。
关于宋国的官职设置，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有很详细的注解，其内容为：“宋以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六卿，六卿之轻重遂因之而移易。《僖九年传》云：‘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则宋襄之世，左师居右师上。”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子鱼是执政卿之首，在子鱼执政期间，不仅使宋国的到了很好的治理，并且禄及后世子孙。正是由于子鱼的治理，使得宋国大治，在当时的中原诸侯中逐渐建立了优势，这也萌芽了宋襄公想做诸侯霸主的野心。
面对宋襄公想称霸中原的野心，子鱼很敏锐的观察到当时的各国形势，认为宋国夹在大国中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做中原诸侯国的霸主，并且多次劝谏宋襄公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将宋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以当时的形势来看，齐桓公已死，齐国陷入内乱；晋国还是中原大国，楚国已经慢慢强大起来，在子鱼看来，宋国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做霸主，晋国楚国都虎视眈眈，但是刚愎自用的宋襄公还是不听他的谏言，以致于自己被楚国俘虏，“执宋公以伐宋”这样的事使宋国的地位一落千丈，最终导致宋国蒙羞。子鱼的这种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内在气質的展现，这种气质体现在他处理宋国政事的方方面面，并且可以看得出他敢于在危急时刻向宋襄公进谏忠言，将宋国的安危置于最高地位，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有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子鱼是春秋时期卿大夫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贵族精神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考，一方面为自己的国家建言献策，力争在纷乱的局势之下找到切合实际的生存之道，努力寻求富国强民的民本之路；另一方面旨在让宋襄公偏安一隅，将个人私欲的程度减轻，让宋襄公也认识到富国强民远远胜于兼并战争所带来的人民疾苦和争做霸主的野心。
三、春秋时人对社会变革的接受
西周建立初期，基本沿袭了商代的典章制度，宋国是作为殷商的后裔而在周初被分封的
诸侯国，但他们在经历了西周末年的暴乱之后，也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变化有了重新的审视，从商代流传的这种贵族精神在诸侯纷争中也是一股清流，时刻在警戒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周王朝衰落，诸侯并起，也让西周分封的贵族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进行不断地转变，以往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这种产生于宗法之下的贵族精神也在不断消亡中。
在上古三代形成的这种贵族精神也一直在不断延续着，这不是身份和血统的象征，而是自我的认同，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贵族精神表现的更为明显，当屈原遭受流放时表现出的坚定忠贞和自我赞美，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此外，宋国继承和发展了殷商文化，也是圣贤文化的源头之地，商人善于经商，宋国商业也特别发达。政治上，春秋初年，宋国仍然进行着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但是随着内乱不断，这样的制度也被打破，尤其到了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对于人格的追求让这种贵族精神更具有现实基础，孔子对于“仁”理念的阐释就是其代表，并且让这种精神有了理论依据，虽然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收到了创伤，但影响了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
礼崩乐坏之后的社会让一部分士人积极探寻治国的各种手段和方法，由此产生了各家学学说，这是社会变革之后与商周文明最大的不同之处，春秋时人已经摸索到了一味地继承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形势，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繁荣，宗法制虽然一直都存在，但脱胎于宗法制的贵族精神更加丰富和饱满，也逐渐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子鱼身上所体现出的贵族精神是脱胎于殷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人格体现，但是经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种精神内涵在动荡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人格的修养，也体现在能够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高尚情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11月版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8月版
[3]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印刷
[4]李春青.先秦文艺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作者简介：
丁文魁（1991.5—），男，汉族，甘肃省通渭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新疆农业大学中国语言学院，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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