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山下乡运动”

　　与遗产村落保护及复兴

　　截至2016年11月8日，住建部公布的共4批中国传统村落已经有4157个。其中，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文化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共6批，276座。但实际上，中国富有文化遗产的村落何止以百万计！尽管其中的大多数并未得到官方的保护，但它们都有大量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笔者将这些村落泛称为遗产村落。

　　关于遗产村落的保护、利用和发展问题，近来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文献汗牛充栋。其中大量文献都对保护这些遗产村落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多年来，老一代学者如冯骥才、陈志华、阮仪山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以及大量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呼吁，加之明智官员的积极推动，这些对促进中国官方的遗产村落保护工作，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学理方面，有学者对一些遗产村落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梳理，包括中国遗产村落的性质以及其价值、分类和评价等。学界的基本看法是遗产村落不仅是物质的，也包含丰富的非物质的内容，都应该系统、完整地予以保护;同时，遗产村落是活的景观，不是死的文物，需要与生活其中的主体共同研究和认识，需要在发展和利用中保护。

　　政策法规和机制建设，是建设遗产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这方面中国目前尚有不足，亟待完善。学者普遍认为：关键是如何处理政府、村民和发展商的关系。政府、村民和发展商都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互为依存，协同作用。研究的问题包括近年来热议的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如何在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中应用。

　　尽管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開发被认为是遗产村落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遭到部分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关于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尤其是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的研究仍然是遗产保护和利用关注的重点。不同学者由于专业不同，立场各不相同，所见和掌握的材料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甚至完全相左——从激烈的反对派，到激进的支持派。

　　技术方面，遗产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策略、途径以及设计与建造，一直是设计学（建筑、景观和规划）的一个专业重点，部分研究人员把遗产活化作为遗产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关键策略来探讨;许多学者探讨如何用有机更新的方式，将新与旧结合，探讨发展之中保护。基于多年遗产村落规划设计实践，俞孔坚等人提出了在城镇化过程中，避免简单拆除村落，而是用网络化和拼贴的方法来拯救遗产村落，同时实现村落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经有一大批青年设计师，投身于遗产村落的乡村建设工作。不但自己设计，而且自己筹资和经营民宿，进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实验成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值得总结和研讨。

　　以往关于遗产村落的大量探讨大都把城镇化作为遗产村落消失的一个核心原因，这似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是在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伴随一种逆向城镇化的现象（原因有多种）。笔者认为，这种逆向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一种高级阶段，在中国经历了一段局部和缓慢进程之后，到了近年将演变为一场不可忽视的、爆发式的浪潮——“新上山下乡运动” 。本文在以上综述基础上，将遗产村落的课题放到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来进行讨论，并通过徽州西溪南村的一个实践，来尝试为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复兴寻找出路。

　　1. ?“新上山下乡运动”

　　这里所说的“新上山下乡”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带来的新的人口流动趋势（不妨叫做“新山乡人”）、新的城乡关系，继而影响新的土地制度、新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新的乡村景观、新的经济与文化、新的美学，以及新的社会形态。

　　所谓的“新”是针对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止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旧“上山下乡运动”而言的，它既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逆城市化”过程，更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和乡村复兴运动。深刻理解这场悄然到来，但势必成为大潮的“新上山下乡运动”，理解其对中国社会及每个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复兴问题，以及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对城镇化的研究相比，学界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上山下乡”这一现象的探讨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深入，而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国家现行的一些政策显然与这一必然的趋势相悖，而我们关于乡村建设的理念和规划设计方法都是不成系统甚至谬误百出，以至于造成当今城乡关系中乱象环生，大地生态和文化景观破坏严重，危机四伏。遗产村落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而且，许多地方已然成灾。

　　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在中国城镇化人口达到半数以上、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区域交通的改善以及个体出行能力的飞速提升、城市环境恶化、环境意识和生命健康意识的觉醒、乡土景观特别是传统村落的再发现等。一方面，与欧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二战之后普遍出现的郊区化具有相似的背景，具有世界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人群，以及当代技术特别是高铁和网络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有其独特性。

　　（1）主体特征：衣锦还乡

　　延续达20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旧“上山下乡运动”，让整整一代中国城里人、数以千万计的青年，被迫改变生活方式和事业轨迹。而正是这一代人，将成为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排头兵。但这次，他们不是被动的，而是为自由而来，带着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栖居理想，为新生活而来到乡下。

　　紧随其后的是改革开放后涌入城市的一代人，特别是具有农村出生与生活背景的婴儿潮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乡土情结。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经历，跨越两个时代（农业、工业）的鲜明的经历比较，在他们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怀旧情结。这个群体有相近的经历和价值认同，数量众多，目前在中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占据关键和主导地位。虽然他们已经退休或面临退休，但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足以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回归田园是他们下半辈子的理想。他们并不是到乡下当农民，而更多的是“衣锦还乡”，或退休养老，或周末休闲。继而，年轻一代的城市白领随之而来，也将在乡村寻求第二家居生活，并将成为新乡村生活的主力军。

　　（2）新城乡关系：生态系统服务

　　随着“新上山下乡运动”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将发生深刻的改变。在旧“上山下乡运动”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消费者，享受食物供应和各种社会文化的服务;而乡村是生产者，主要进行食物的生产。在过去漫长的农业时代，农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将近总额的90%，即使30年前仍然为30%。而今天，农业生产只占GDP的10%不到。

　　新乡村将成为生态系统服务或景观服务的消费场所，而这些服务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是贫乏和低质量的，包括：干净的食物和水、气候、休闲与精神服务、审美启智。这需要对乡村和乡村生态系统的价值有重新的认识。维护和改善这种景观服务将成为未来乡村管理和设计的核心目标。

　　（3）新基础设施：时间距离

　　二十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的经典模式，这是建立在蒸汽机和铁路基础上的城镇化，也是城市郊区化的途径;然而，由于汽车业的发展，使田园城市理想变为田园郊区的现实，实际上导致了城市的蔓延。

　　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蔓延。高铁可以将城乡的时间距离拉近。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大批乡村将在“新上山下乡”可及的范围之内，包括旧“上山下乡运动”时代的偏远乡村也有可能纳入瞬间可达的范围之内。

　　网络的普及和与物联网的结合，使生活和生产的服务变得异常便捷。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乡村将构成吸纳寻求新山乡生活的城市人的“海绵体”。这个“海绵体”的基础设施特征是：快速的区域交通与慢速的乡村基础设施相结合，前者满足逃离和联接城市，后者满足乡村的慢生活需求。

　　（4）新乡村的形态：插队与拼贴

　　可以预见，“新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新乡村与美国蔓延式的郊区化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国土地的稀缺性及既定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如果能坚守），使现有村庄将是城里来的新乡民的安居首选之地。当然，宜居性，包括气候、山水环境、区域交通的时间距离、历史文化与民风将决定村落是否能成为受欢迎的新乡村。

　　插队和拼贴将成为新山乡人栖居的模式。随着大部分原有乡下人继续进入城市谋生，衣锦还乡的城里人将入驻腾空的宅基。很快，部分乡下的住房价格将堪比城市普通住房。

　　（5）乡村的复兴：旧遗产与新生活和新经济

　　“新上山下乡运动”将复兴中国的部分乡村。

　　经济上，利润微薄的农业生产将与服务业和加工业相结合，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满足新山乡人的消费需求;而随着新山乡人的进入，以网络经济和设计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城市新经济也将被带入乡村，继而是其他服务性产业，经济得以复兴。近年来浙江兴起的特色小镇，正是这种乡村复兴的表现。

　　在文化上，中国的新乡村将不同于北美的郊区化社区——在北美，汽车交通连接一个个枯燥的、景观单一的独立家居和封闭式社区，缺乏历史文化的根基，弥漫着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和冷漠的邻里关系。相反，中国的郊区将以数以万计的旧乡村为基础发展起来，更像欧洲的乡村。

　　中國农业文明过程中，旧有的乡绅文化为中国许多古村落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成为社区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吸引新山乡人并使其生活充满诗情画意。与此同时，新山乡人将带来新文化，包括时尚和科技文化，它们与旧有的文化遗产相杂交，形成具有时代性又有地方个性的新文化，使凋蔽的广大乡村得以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复兴。一种新美学、新生活和新文化将在中国乡村繁荣。

　　2.新上山下乡使中国遗产村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上述关于“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描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历史的必然。它将给中国广大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尤其将对中国遗产村落的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

　　（1）对乡村土地和财产制度的挑战，特别是乡村宅基地政策的挑战。同地同权，宅基地的市场化将是必然趋势。而遗产村落大量遗产的确权问题必将影响其保护和利用的工作。

　　（2）对乡村建设的挑战。遗产村落从以生产为目标，转变为提供农业生态系统和景观的综合服务为目标。

　　（3）对基础设施建设方式的挑战。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需要让遗产村落满足新山乡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慢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非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4）对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新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乡村自治和邻里关系，来维护新的乡村秩序。

　　中国城乡结合部的种种乱象（包括小产权问题），“三农”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乡村整体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遗产村落的凋蔽，乡村风貌和文化遗产的大面积的破坏性建设，泛滥的水利工程和盲目的道路及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决策部门对这一新的城镇化趋势——“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规律缺乏认识，现行法规制度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需求，对乡村的价值缺乏认识及规划建设方式产生严重失误等。因此，我们要充分抓住“新上山下乡运动”之机遇，尽快在土地制度、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理清思路，用积极的态度迎接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到来。

　　中国乡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必须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学界必须尽快针对这样的大背景来开展研究，管理部门也必须针对这样大的机遇和挑战，制定有关乡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及法规。

　　结 ?语

　　在近代以前，年轻人通过耕读获取功名，离开乡村，老则叶落归根，诗酒故里，使乡村与城市得以近乎同步的发展，形成健康的循环关系。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人为隔离了这种传统的、有机的城乡关系。耕读为了离乡，但叶落不能归根;乡村的精英只能出去，不能回乡，往日的乡贤不再，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日渐衰落，美丽的乡村景观日趋凋蔽。今天，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正值风雨欲来春满楼，主动迎接这一大规模的新生活方式的转变，将是复兴中国遗产村落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出路。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每个遗产村落都能得到保护和复兴。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区位条件，具有优良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村落，才有机会在“新上山下乡”的机遇中获得新生并可以持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城镇化和紧随其后的逆城市化，给中国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消极对抗或消极逃避都是没有出路的。

　　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