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对运河的重访，透过运河儿女的眼睛，重新审视既有的历史结论，重新找寻模糊的价值与意义，才是摆脱今日困境与实现精神救赎的有效途径。

　　徐则臣沉潜四年之作《北上》是极为丰富的，这种丰富当然表现在已经饱受好评的对运河沿岸风土人情、草木蔬食的详细考证和细致描摹，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丰富性在于其对诸多重要文本与历史问题的回应和讨论。继《耶路撒冷》之后，徐则臣再次触及了家国时代的疑问与个体灵魂的困境，以极为虚构也极为历史的方式。“耶路撒冷”作为徐则臣以同代人之名建构起的心灵乌托邦，其实始终承载着他念兹在兹的“到世界去”的理想召唤。这种召唤足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四年之后，徐则臣却后撤一大步，离开现世代的目光，回望运河的古老面孔，审视祖辈的旦夕祸福。但毫无疑问，他关切的依然是普遍的当下，那些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那些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那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那些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在去往乌托邦的旅程中，徐则臣仍然是敏锐而执着的。那么书写《北上》的徐则臣，为“大和堂”内外的自我与他者找寻到了比耶路撒冷更在地更有效的答案了吗？或者说，徐则臣找寻到了不一样的找寻道路了吗？

　　古今中外以河流为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旨趣也多天差地别，但如此明确地以运河为书写对象，以意大利人为主要人物，自1901年写起的《北上》还是唤起了诸多并不新鲜却始终重要的中国现当代的话题记忆，那是自1988年的《河殇》到2006年的《大国崛起》两部产生重要影响的纪录片未曾回避却也未曾解决的问题，徐则臣在开卷之初便在读者心中扎下一根“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邂逅纠缠的刺。随着小说展开与情节推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纷至沓来，看似纷杂厚重的中国近现代史却又四两拨千斤地收束于汤汤大水中的一叶扁舟。相比于两种文明形态的宏观比较，徐则臣显然更关注“大河”自身的历史理性。但这条“大河”不是壮阔传奇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的长江，也不是在《河殇》中被赋予复杂内涵与情感的母亲河黄河，而是人工开凿于两千多年前，在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长江和黄河依地形规律自西向东横穿中国，大运河则由南向北由人工挖掘贯通，附带了不同水系、不同河段的多种水利与治理设施，“大河文明”背后便不只是自然与地理的生态，更携带了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勾连。出版社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宣传语，似乎有野心将其关联至更为宏大的民族与国家问题，“史诗”二字呼之欲出。徐则臣的文字功力与书写意识自然也担得起如此厚重的诉求，但他以何种方式处理这种厚重以及如何将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学观念融入其中便成为阅读和理解《北上》的通关密码。

　　活泼潇洒的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以小波罗的外号跃入读者视野，与之相伴的是深沉不得志的没落帝国的文人谢平遥。这种动-静、内-外对照的叙事模式本身就暗示了矛盾的转换与戏剧性的可期。北上的运河猎奇最终证实为充满爱与温情的寻亲之旅，也成为此行所有人的人生转折。善良无邪的核心人物，智慧机敏却有隐痛的文人，辅之以“改邪归正”的保镖护卫，质朴纯真的挑夫兼厨师，奔着一个谁也说不清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的目标。这趟旅程恍然间有了《西游记》中决绝的朝圣味道。不同于师徒四人最终的邪不压正、修成正果，保罗·迪马克意外死亡，孙过程舍生就义，秦老夫妇葬身火海，还有变法失败、志士逃亡，民间恃强凌弱，庙堂腐朽昏庸，战场堆尸如山，前线血流成河……历史的荒诞与理性在运河两岸以残酷而罪恶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一渺小团体的洗礼。但也正是这种渺小穿越历史隧道，组建了包括摄影师兼画家、精通意大利语的民宿创始人、考古学家、节目制作人在内的“超级文艺工作者联盟”，他们寻寻觅觅，终将以完全现代化的方式替他们的祖辈表达未竟的对运河的眷恋与爱。这是一个悠长的叙事弧（Narrative Arc），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与情感救赎（Redemption）。一百年前落入运河中的手杖终于有了当下的回响，那些罪恶和血腥，那些悲伤和绝望，有了此时此刻的报偿。

　　他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孙过程他们抬着小波罗，正朝低矮的天上走。

　　“救赎”与“天上”，是小波罗的故乡有的宗教概念，是来自遥远的海洋文明的微风。小波罗以一己之力窥伺了大河文明的点滴，而他的弟弟馬福德则将一生献给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他们共同见证乃至参与了东西文明的冲突，也亲自承受了帝国末期的伤痛。小波罗无辜惨死，马福德演绎了前现代版本的更为残酷的《永别了，武器》。对河流的执迷与历经战争的创伤都在一个运河边的姑娘那里得到了释放和疗愈，于是才有了显得弥足珍贵的安然舒适的三十年人生。他和他的哥哥一样，以微薄之力抵抗着运河两岸的罪恶与苦难，以真心真意感受着运河形塑之下的中国人民的爱与怕，以肉身的消亡成全了谢平遥、孙过程、邵常来、周义彦的家族传承。那些不可名状的巧合与相逢，都因这种拯救与试图拯救具有了中西文明相遇相知的温度。

　　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对你伯伯来说，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但我们终究是不同的。当显得有些油腻不正经的节目制作人谢望和回到运河边的家乡，遭遇的是与他的现代价值理念截然不同的伯伯，“世界的方向”再次指涉了徐则臣“到世界去”的召唤，也明示了运河对运河边的人们生活观念的决定性影响。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天问以更具体的形式困扰着他们。运河是世界的能指，它的源头与终点的不可抵达成为运河人永恒的焦虑，成为和兄弟矛盾一样的时间都无法作为的飞地。而对这一焦虑的一种缓解路径或许就是邵家的生活方式，承继了小波罗意大利罗盘的邵氏后人是“北上”之旅中唯一真正没有脱离运河的一脉。最年轻的邵星池做出了上岸的努力，最终却还是要赎回罗盘回归运河。而和谢望和的伯伯一样坚守着运河信念的邵秉义俨然成为与运河同生的水上鸬鹚。

　　吃睡、睡吃，抓两条鱼，喝二两酒。生在这条河上，活在这条河上，死也得在这条河上。

　　去而复返的邵星池其实是水上版的高加林，即使是贴着大地呼唤“我的亲人啊”，我们也知道他终有一天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而邵星池再次离开之日便是邵家坚守运河终结之时，这也意味着意大利罗盘将真正成为文物，归属于“小博物館”。谢望和的伯伯和邵家，是运河神秘性的最后一批崇拜者与守护者。但正如当年初平阳对大和堂的“背叛”，如果听到了世界的召唤，那么即使遗落在身后的是悠长的历史和祖辈的荣光，今天的选择也绝非大逆不道。运河是慈母也是严父，更是声声催促的内心欲望的野兽。

　　运河运河，有“运”才有河。不“运”它就是条死水。

　　和所有书写历史和文化的作家一样，徐则臣也有着深刻的文人知识分子的焦虑和责任意识，但在《北上》中很欣喜地感受到他观念意识的鲜明变化。不“运”的大运河会是死水，但“运”的方式却可多变。“大运河”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大河谭》项目正需要更多市场逻辑下的投入与关注。或许在此时此刻，“运”本身便代表了一种灵动和变化，对文明与进步的接纳，对现实状况的认知，对欲望野兽的诚实，对即刻选择的随心所欲。老子云“上善若水”，在欣赏水的不争与包容的同时，何尝不是提醒我们对自身活力与摆脱桎梏的珍视。在百年沧桑之后，运河与她所养育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辩证的姿态迈入了新的阶段。

　　面对“民族秘史”一般的河流，自称“运河之子”的作家该如何坦然面对她的昨天与今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无愧地走向未来？20世纪80年代，刘小枫以“拯救”与“逍遥”区分中西方精神的原始冲突、两种诗的精神之问的冲突，他认为在中国精神中，怡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困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一组比较诗学领域的概念却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上》有了微妙的呼应。这并非因为意大利人的加入丰富了小说中的精神来源，而是在时代、历史、文化、民族、国家的多重维度中，徐则臣找寻到了全新的处理方式。虽然跨时空的戏剧化搭建方式与某些行文风格仍有待商榷，但于运河所及之处展现出的不同文明中人面对爱与恨、善与恶、生与死、战争与和平，自由与束缚等永恒矛盾时的挣扎与抗争，对事实、真理、价值与意义的不断探求其实都触及了当代文学中未得到足够讨论的精神自觉与灵魂建设的问题，这一问题被徐则臣巧妙地借运河的历史和文明以祖辈和今人的群像表现出来。作为人工开凿的运输通道，大运河时刻在创造也时刻在摧毁她的儿女们的肉身与精神，那些被湮没的和被铭记的，共同构成了运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状况，那些光荣和梦想，那些痛苦和灾难，都如被意外发现的沉船，难以准确地把握却又散发着惊人的魅力。唯有透过对运河的重访，透过运河儿女的眼睛，重新审视既有的历史结论，重新找寻模糊的价值与意义，才是摆脱今日困境与实现精神救赎的有效途径。也只有实现了这种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拯救，今天所有有关运河与自身生活的选择才有进入怡然自乐的逍遥的可能性;也只有有了逍遥的可能性，那些在梦中向我们走来的祖辈和在俗世中向我们侵袭的重压与枝节才有可依附的与被纾解的时间与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徐则臣从刘小枫的中西比较走向了个人特色的自我辩难。

　　四年前的耶路撒冷终于以运河的具象再次呈现，那遥远的漂浮的精神乌托邦悄然落地，代之以百年的风雨飘摇，大水汤汤之中是对历史相对真实与普遍价值的体认，是对东西文明都孜孜以求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该怎么做的的温柔追问，是对全体人类永恒困惑的路在何方的尝试性回答。是谓徐则臣的举重若轻，是谓运河之子的拯救与逍遥。

　　樊迎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