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小时候,他就在我们的村里住着,一栋简陋的茅房,一台收音机,三五条凳子,那就是他全部的家产。
听父亲说,他原本是个高干子弟,后来母亲死了,父亲也疯了,不知所踪,他就搬到了这里。
开始时,村里头还有人到他那里坐坐,但他不冷不热,甚至一言不合就拿掃把赶人,久而久之,没有乡亲愿意去他那里。
听父亲说,他每天都会去后山一趟,后山里有一座孤坟,据说是一个外地来的疯子的葬地。那块地本来是村里的,村支书想在那建个庙,他却死活不肯,还拿菜刀通宵达旦地守候在墓地旁边。
等我高中毕业时,我们村被划入了市示范区,村里头的地都要被征收了,其中包括那块墓地。这次,他倒是没过多阻拦,只是说希望能带着疯子的骨灰走。
可村支书不愿意,说他是外乡人,根本没资格分征地费,最后还是全村的人联保,他才分到了一套房子,村里人又把疯子的遗体火化了,把骨灰交给他。
不过却是最差的一套小房子,在五楼。也不知是故意还是运气不好,他的房子经常缺水断电。
父亲实在看不下去,想把老人接回来,老人说,我可不愿意做个吃白饭的人。不久后,哥哥带着两岁的孩子回来了,他也就搬了过来,天天带着孩子玩耍,听着孩子喊爷爷,他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
他穿得并不好,也不愿意要我们买的衣服,社区里的小孩子都喊他糟老头,他不气也不怨,可是谁要是欺负了我侄子,他就像挖了他的根似的发起脾气来,还一度找到人家家里理论,几番下来,孩子们都喊他癫子,却没人敢招惹他,都离得远远地。
我们家有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前来帮忙,也不要报酬,只说,有饭吃,有地方睡,那就是最好了。
我结婚那年,当着众人的面,我和妻子认他做义父,给他倒茶的时候,他却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一个60岁的男人,当着数百位亲人的面,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热泪。
几十年来,在寻找父亲的路上,他不知道受过多少羞辱和委屈,他没哭过,在照顾我侄儿的几年里,被人骂、被人嘲笑,他也默默忍受着,可是一声义父,却让他无法自控。
很多人唏嘘,甚至无法理解,可我们都理解,也都明白。
因为,亲情,是他心里最后的根。
摘自《保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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