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　尘

　　1936年10月19同,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去世前两个月,还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答抗日统一战线》一文,对徐懋庸作了严厉批评,但徐懋庸还是非常敬重鲁迅的。

　　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后以“知我罪我”为相知、相责之词,联中用以感慨鲁迅逝世,自己再也听不到教诲了,表达了对鲁迅逝世的沉痛悼念之情。

　　因为两人之间的论战和误会,徐懋庸的这副挽联被人认为有讽刺鲁迅之意,在追悼会上没有悬挂出来。为此,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表达对鲁迅的尊敬和推崇。在《通俗文化》杂志第四卷第八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又有一比》一文中,他说鲁迅不但可以比作苏联的高尔基,而且可以比作法国的伏尔泰,并对挽联和送挽联一事作了说明:“我的那副挽联,是被治丧处的不知谁某取消了,他对人宣传的理由,是其中有讽刺鲁迅先生之意。这完全是胡说!……那上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这就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先生的友人呢?这我只问自己就是了,这‘问字还可以作‘责勉解。下联‘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这是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无言了,我是不能再受教诲了。”但遗憾的是,这联和这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还是继续被视为攻击、诽谤鲁迅的“罪证”,使徐懋庸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徐懋庸得到了平反昭雪。1977年,徐懋庸因病去世,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钟敬文紧扣徐懋庸当年挽鲁迅联联意,写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

　　敌我岂难分,众口今看公论在;

　　文章应不朽,一篇长伴伟人传。

　　上联寄托了对徐懋庸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徐到底是鲁迅的敌人,还是同志,是非公论都已清楚明白了;下联高度赞扬死者的文学成就,作品流传千古,永垂不朽,“一篇长伴伟人传”,指徐懋庸1936年致鲁迅的信。

　　摘自《绍兴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