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好贤

　　考上大学那年，是我印象中爷爷最高兴的一年。爷爷不仅把亲戚都请来了，村里的人也来了大半，酒席摆了半条街。爷爷满面笑容，端着酒杯从这头碰到那头。奶奶打趣他，和我说 ：“我和你爷爷结婚那时，也没见他这么高兴。”爷爷呵呵笑着说 ：“结婚辈辈儿有，大学生可多少辈儿才出了一个，又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怎么能不高兴？”

　　大二寒假从北京回去时，给爷爷买了两条“中南海”烟，爷爷硬是一支没吸，揣着烟上街转悠，见人就让 ：“来尝一支正宗的北京烟，这可是我孙儿专门从北京带来的。”接的人吸一口，说：“你也吸啊。”爷爷就说：“我能吸完？家里有啊，好几条哩。”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给爷爷寄钱，爷爷让村里广播了两天，才背着手慢悠悠地去广播室拿汇款单。遇见人问 ：“去拿汇款单呀？”爷爷便会站住，说 ：“你说烦人不烦人，没空去拿，他就一个劲地广播，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也知道了？好，回头去家喝酒。”走两步，又有人问，爷爷说 ：“现在家里不缺吃不缺穿，可孙儿就是要往家汇钱，说他也不听。”说着，还摇摇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上次回家，听奶奶一说，我乐了，说：“那我以后就不寄钱了啊。”爷爷还没开口，奶奶慌忙说道 ：“你该寄还寄，如果不寄，你爷爷他还怎么到处夸口？再说，你寄的钱你爷爷可都给你存着呢，一分也没动。”

　　我纳闷了，问爷爷：“您存起来干嘛？就是让您花的啊。”爷爷说 ：“我们在家里，咋对付都能过，你以后在城里要结婚要买房，不存点钱能行？你年轻手大，要是把钱寄回家，又尽了孝心又存了钱，一举两得。”

　　我的眼睛顿时湿润起来，叫了一声：“爷爷——”我知道，就这一声，他们心里已得到安慰。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