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1900年7月8日，已远离权力中枢多年，正在广东的李鸿章接到上谕。他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曾担任了25年的官职。

　　大厦将倾之际，他再次被寄予厚望，去解决北京的危机。

　　骄傲的国都此时已是满目疮痍，酿成这场灾祸的慈禧和一帮亲贵正避居西安。慈禧拒绝在与列强缔结和约前返回北京，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各国谈判。

　　电令急促，逃无可逃，年迈的李鸿章只好拖着患疾的身体，最后一次北上“卖国”。

　　经过一年的艰难谈判，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总算在1901年9月17日签下了由十一国提出的“北京议定书”，也就是《辛丑条约》。4个月后，风平浪静，两宫才终于回銮。

　　这份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赔款之最，以“全国一人一两”的名目，清廷赔偿了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同时应列强要求处死了上百位“肇祸官员”，并损失了海关、防卫等国家主权以及帝国的尊贵面子。

　　这场被称为“庚子国变”的灾难，不仅把中国人拖入深重的苦难中，也几乎成为帝国最后自救希望破灭的信号，一大批心存改良的爱国人士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转而走上革命道路。

　　120年后，又是庚子年，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中国，然回顾往昔，依旧唏嘘。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庚子国难，何尝不是如此。

权力翻转

　　历史链条环环相扣。甲午之败促成了变法图强的努力，但短命的戊戌维新结束后，在权力中枢，开放包容的精神偃旗息鼓，封闭排外的风气取而代之，最终走向庚子内乱。

　　这背后的关键变化，是人事。

　　权力语言远比它实际表达出来的更微妙复杂。1889年，在与大臣几番推让之后，慈禧还是退居颐和园，光绪则向前一步，18岁亲政。直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这10年左右是光绪帝一生中权力空间最大的一段时期。

　　已郁闷许久的光绪帝甫一获得施展一腔热望的机会，便急切伸展拳脚，绕开他眼中昏庸保守的军机老臣，大胆启用年轻进取的汉族改革者。戊戌变法中，在短短百天内发布了四五十份变法诏书，废除八股，撤销旧部，裁汰冗员，把旧势力得罪了个遍。

　　眼看权力面临真实威胁，慈禧大受刺激，惊呼“他（光绪）要谋害我”，赶紧收回权力，打掉了还未能成规模的帝党小集团。

　　慈禧重训朝政后，权力中枢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个是，中央的权力结构重新翻转，汉人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击，一批年轻满族亲贵重新占据要职。

　　载字辈满族子弟围拢在慈禧身边，成为新一代核心后党集团，把持中央军政大权。在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端王载漪、刚毅等不通外情、保守封闭的亲贵受到重视。

　　虎神营、神机营、步兵营等京畿戍卫系统的军权由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王载勋这几个年少轻狂的兄弟掌握。在关键时刻，端王载漪甚至出任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管大臣，把执掌总理衙门多年、粗通外情的叔叔庆亲王奕劻都挤到了一边。

　　而曾经能够稳住政局的恭亲王奕訢恰在此时去世，与外国关系交好的李鸿章也被“下放”广州。

　　较为开明的汉族大员多在南方，除了两广总督李鸿章，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一北一南，中央保守，地方开明，义和团事起时，后者难以影响前者，前者也难以号令后者。

　　另一个变化是，光绪不再被信任，废立之事，慈禧念兹在兹，两度提起。

　　第一次，她试图以庆亲王奕劻14岁的长子载振来直接代替光绪，没想招致内外央地一片反对声。不仅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激烈反对，为慈禧所亲信的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也不赞成，甚至英国公使也公开表达异议。

　　此计不成，第二年，也即1900年1月24日，慈禧换用更加婉转的办法，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使他成为光绪帝的接班人。这就是己亥建储。

　　“立储”之后，端王载漪地位骤升，军机大臣、满族老官僚刚毅，同为大阿哥溥儁师傅的大学士徐桐和崇绮权势日隆，荣禄日渐靠边站，不敢公开表达异议。

　　但外交使团对立储决定根本不予理会。列强态度明显，他们亲近光绪，反对中央权力出现大的变动。这块心病始终困扰着慈禧，为她日后对各国态度变化和义和团走向埋下了种子。

一手好棋

　　在后党圈子和权力中枢把注意力都放在废立建储之时，义和拳迅速壮大起来。

　　这股在甲午战败、自然灾害、经济凋敝的共同发酵下集聚起来的力量，一开始是民间仇洋心理的朴素表达，也是中西文明遭遇后正常的应激反应，但到庚子年，迅速成长为庞大的组织化力量，渗透着浓浓的官方色彩。

　　1898年6月30日，时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向朝廷表达了将拳民引导进体制内的想法，宣称拳民为“乡团”，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把体制化的义和团交给地方官来管理。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后来以“团”而非“拳”为名，正与此有关。

　　拳民一开始并无明确诉求，只是因视洋人为一切祸乱根源，而排斥一切与洋有关的人、事、物，包括中国教民，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的普通人。但后来，它的主张慢慢清晰，除了“扶清灭洋”口号外，还提出要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曾力主改革的光绪、二虎为主办洋务的李鸿章和奕劻。

　　义和团诉求正中后党集团的心理，于是这股民粹力量，便成为了他们手中试图利用的一件武器，对内可用以与帝党力量和开明派进行权力斗争，对外可作为与外国交涉的筹码。

　　所以尽管义和拳民盲目排外且破坏力不小，但朝廷策略总体仍以安抚为主，剿灭为辅，既想利用，又不愿其失控。

　　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乃至直隶巡抚裕禄，正是捕捉到来自中央的實际心理，所以对拳民态度日渐暧昧，最后转向彻底支持。而力主剿匪的袁世凯之兄袁世敦，则被以“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这又对其他官员作出示范效应。

　　慈禧一开始忌惮各国态度，也并不敢贸然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种种神话，但在刚毅的不断劝告下，义和团被带到慈禧面前进行表演，观看后的慈禧大为折服，也开始转而认为神术可用。

　　1900年1月12日，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各地督抚在对义和团进行镇压时应当注意，凡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者不应被视为土匪。

　　4月17日，朝廷又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自卫符合古代“守望相助”之义，此类活动不应被禁止。

　　到了5月初，朝廷甚至考虑把义和团组建成军队，但遭到袁世凯和裕禄的反对。

　　朝廷的阳剿阴抚策略为洋人看穿，日益壮大的义和团运动也引起了传教士和各国驻华公使的担忧。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年初收到泰安主教伯夏的消息，其中称“当地前景极为黯淡，每日发生抢劫，危险持续不断;查禁的谕旨已发布;军队已到，但无用处;泰安府地方官员毫无作为;朝廷密令予以鼓励。”

　　感受到威胁的各国派出联军，向北京和天津进发，朝廷与各国日益走向对立，而朝堂之上，两股力量也在较量。

　　主战派气势汹汹，主和派言辞恳切，学士联元对载漪提出的“民可用”，针锋相对地回应：“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

　　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書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原驻俄德等国公使、礼部侍郎许景澄也都义愤地表达了主和态度。

　　战还是和，最终决定权操之于慈禧，在事关国运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她下定决心，与各国决一死战。而等待五位主和大臣的，将是一场死劫。

沟通失灵

　　1900年6月10日，以端王载漪为首，包括其死党启秀、溥兴、那桐在内的排外官员完全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和力量彻底在外交上失势，总理衙门成了喊打喊杀的“断交部”，中外沟通的机制随之失灵。各国公使的诉求难以得到朝廷有效回应，彼此信任尽丧。

　　而在这之后，从山东烧遍直隶的义和团开始进入北京。

　　拳民所到之处，逢“洋”必烧，尽毁教堂和外国人寓所，“老德记”西药房被烧后，大火失控，蔓延到繁华的前门大街，千余家商铺尽成废墟。24家铸银炉厂全被焚毁，市内所有钱庄银行也被迫歇业。大量教民被杀死并活埋，传教士的坟墓也被掘开，甚至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此种局面下，清军加入其中，形势更是愈演愈烈，走向失控。

　　6月11日，日本公使杉山彬在永定门准备出城时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士兵还将他的头颅割下，残忍肢解。愤怒的日本公使馆要求清廷归还尸体却被拒绝。

　　6月16日，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打开北京九个大门，放任拳民涌入。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统率起义和团，主张全面进攻使馆。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出东交民巷时，被载漪的虎神营士兵恩海开枪射杀，陈尸街头。

　　至此，各国公使不再对清廷的保护寄予希望，于是自己组织联军，向北京进发自救，同时挺进天津占领大沽炮台。

　　局势剑拔弩张之际，慈禧和朝廷也乱了方寸，从6月16日到6月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研讨战和事宜。

　　此时慈禧的态度已明显倾向义和团，第一次会议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与公使馆公开为敌，说拳民刀枪不入为假，被太后打断：“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极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何以立国？”会后便发布了招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但仍不敢轻易主动开启战端。

　　就在这时，慈禧最害怕的事来了。

　　6月16日午夜，荣禄收到一份机密报告。情报透露，各国公使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各国代掌全国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四项要求，不可理喻，最后一项，直击慈禧要害，荣禄不敢怠慢，即刻上报。

　　果然，慈禧见后大惊，她一直担心各国公使支持光绪，此时的“归政”要求，赤裸裸地说出了她心中最惧怕的事。临危时刻，慈禧终于决定鱼死网破，发出了她这一生几乎是最勇敢的呐喊：“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后来证明，这份所谓的各国申明其实是假的，而在当时，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已经断联，整个北京，无人再能就此事去与洋人求证，结果谣言成真，直接导致了宣战的发生。

　　6月21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也即德国公使克林德死后不足24小时，慈禧以光绪之名向十一国同时正式宣战，并将绝交书一一送与各国使馆。

　　命令下达，许景澄受命通知外国使节在中国人的武装护卫下24小时内离京，据说当时光绪帝惊慌地拉住许的手说：“更妥商量。”立马被太后喝止：“皇帝放手，毋误事。”

　　宣战后的慈禧豁出去了，决心对洋人大开杀戒，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洋人杀一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在慈禧慷慨激昂的宣战后，为她所没有想到的是，地方大员们却不与她同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铁路和电信督办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称它为“矫诏”，拒不奉命，并向民众封锁宣战声明和组织拳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命令。

　　包括两广、两江、湖广、闽浙在内的各省抛开北京，从权行事，英国公使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展开活动，东南互保开始酝酿。

　　与十一国的宣战，注定是一场只属于北京的孤身之战。

引火上身

　　而在北京诸臣，也各怀鬼胎。

　　荣禄自知与十一国为战必败无疑，所以虽然与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民一道，将外国公使和中国教民集中的使馆区重重包围，但对于围攻使馆并不主动积极，而是指挥甘军去打头阵，自己的武卫军并不急动。

　　同时他悄悄与使署通消息，一方面为使馆偷偷送去瓜果蔬菜，甚至枪炮弹药，一面设法牵制义和团和清军，并暗示炮兵将领张怀芝向空中和使馆外空地放炮，避免打到使馆区。在前线的董福祥甘军尽管攻击猛烈，但手中只有土枪土炮，难以造成多大破坏力。

　　如此打法，虽然使馆内只有约450名卫兵，清军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区两个多月，也没能打下来。直到各国联军进入北京，解了使馆之围。

　　慈禧也预知与各国宣战的后果，早就准备了出走逃亡的计划，盛宣怀23日致袁世凯电就已明确提及“銮驾西行”的路线。

　　8月14日，各国联军攻破北京。在破城前一刻，慈禧太后更换民服，带着不愿离开北京的光绪帝，以及载漪、奕劻、载勋、载澜、刚毅等数十位王公大臣，在数千士兵的护送下，仓皇出西华门，向西方行进。在出逃前几天，太后还不忘把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个主和大臣杀了。

　　逃亡的慈禧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急切召唤李鸿章出面与列强斡旋以解困局。李鸿章与诸大臣一道，发出了参劾主战大臣的密折。

　　逃亡至太原的慈禧此时已受了许多苦头，终于后悔，在收到参劾密折后，斥责端王等人，称这一年来的大祸皆由他们而起。“我等一路辛苦，逼居这等破烂地方，宁不伤感！”

　　列强占据了北京，与李鸿章与奕劻和谈，头一条就要求惩办祸首，并拟出一份上百人名单。最终，庄王载勋被赐死，端王载漪和大阿哥被发配新疆终身监禁，毓贤被处决，董福祥被革职，刚毅于西逃途中腹泻而死。

　　徐桐则在联军攻入北京后携全家自尽，但身后仍难免受诏被辱。这个80岁的顽固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经受了莫大磨难，他曾竭力保护的义和团民，在拥入北京后还将他拖出公审，他也只得跪地哀求，侥幸逃过。

　　不知那时，他可已清醒。

　　（选自《南风窗》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