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国人的禁演
《创业》 影片还未开拍，当时的文化组（即后来的文化部） 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在审看剧本之后，便传出告诫：“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一定要拍好，拍出水平，不可掉以轻心！”
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我这个年轻的副导演奔赴大庆，深入生活，组织剧本创作。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钻井队板房整理素材，忽然值班员跑来，说长影厂领导有要事找我通话。在电话里听到老厂长苏云告诉我，最近江青对大庆题材的电影创作有了指示，厂里决定让我赶快回去。得此消息，我喜出望外。虽说我们创作组对会战功臣已访谈了上百名，各类资料已累积300多万字，可是，像大庆会战的大题材，如果没有权威的创意指导来引领创作，只怕难于进行概括与塑造典型。如今既然江青发话，大概有门儿了！
回到长影会议室一看，顿时一愣：到场的不仅有曾被打成“黑笔杆”的编剧张天民，挨过批斗的导演于彦夫，还有摄影师、美术师以及服、化、道人员多名，一个强有力的摄制组俨然已组成。主持开会的，是先前的长影军代表、而后的厂革委会主任。他一开场便传达江青指示，原话是：“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 这篇文章很好 （指其载报告文学 《王铁人的故事》），可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最后还有一句：“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所谓“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其源概出于此。
《创业》 第四次修改的声画合成样片文化部已审过，1975年1月31日报送钓鱼台。王洪文看后批示：“总的感觉这部片子拍得是好的，拟同意上演。请春桥、江青、文元同志看。”张、姚看后都点了头，画了圈。后台老板江青据说近日感冒，不看了，请会咏定。不过，圈还是画了。这就等于说：影片通过，她已认可。
很快长影接到通知，为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与欢度春节，文化部决定 《创业》 作为重点影片在春节期间上映，并向国外发行。于是全厂职工日夜加班，赶印拷贝，抢时间向全国发送。
2月4日，中国电影公司向全国各地发出“彩色故事片 《创业》 宣传要点”，根据高端审查意见列了5条，评价甚高。
2月9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称赞影片。
2月10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消息，报道优秀影片 《创业》 即将在全国上映。同日该报第四版刊出5幅剧照和大幅广告。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电影 《创业》 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正式上映。观众看后反应之强烈，盛况空前，给长影创作者带来了欢笑，给石油创业者们送来了温暖。
然而，《创业》 在全国上映后的第三天，长影突然接到中国电影公司不带任何解释的通知：“影片 《创业》 停印拷贝，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三停！与此同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影发行公司也接到通知：《创业》 停止评介，剧照追回，给所有单位和所有人来了个“冷不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影以苏云为代表的领导们急得团团转，全厂上下如坠五里雾中。为尽快得到消息，只好四处打听。好不容易从北京一个渠道探来了实情：是江青在春节看了 《创业》，她看后很生气，喽罗们见势不妙，赶快下令停映！
荒唐透顶的罪名
江青对 《创业》 发难，简直荒唐得离谱。据张天民讲，江青初见 《创业》 送审报件时，还没有工夫和心情看影片。此时的她，正在为四届人大组阁失败而恼怒，为毛主席批评她搞“四人帮”而沮丧。在心烦意乱之下，既然看到帮内要员已审查画圈，并且还有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赞扬，想必此片还不错，因而也就难得来一个高抬贵手，放 《创业》 过关。天民还告诉我，另一方面，江青对 《人民日报》 用大幅版面赞扬 《创业》 很窝火，她就是在这时调看影片发泄不满的。真实情况是，江青第一次看片还没看完，就气得拍案而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后来怒气难消再次看片，越看越生气，忍不住连连叫喊：“这不是艺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更扬言：“要组织人座谈，写文章，要批判！”
问题在哪里？批判什么呢？一开始，江青把她捕风捉影的所谓发现，让喽罗去猜谜，弄得文化部的人蒙头转向。于会咏如五雷轰顶，刘庆棠六神无主。其实，江青这时只是在卖关子，她发现的“问题”，无非是淤积在胸的怨气和怒气，找到了《创业》 这个出气口。至于如何借此发难，因为没抓住什么把柄，她先拿大帽子吓人，制造一番紧张气氛。随后，从一位在军界“放火烧荒”的武秀才那里得到一份分析材料，炮制出来了关于电影 《创业》的10条“意见”。
江青在四届人大组阁中夺权未遂，受到重创，她所记恨的余秋里、康世恩，不仅没有被她打倒，如今还被委以重任 （余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康为石油化工部部长），并且有周恩来的呵护，还有死对头邓小平的撑腰，她恶气填胸，急不可耐地对 《创业》 挥刀乱砍，把讴歌周挺杉、华程形象，诬为给余秋里、康世恩树碑立传，进而称该片“是以写真人真事赞颂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在抛出10点意见之前，他们先采用逼供法，一而再、再而三迫使剧组揭问题，写检查。剧组明知他们是要“自供材料”，干脆来个软磨硬泡。近两个月，想钓的鱼一直没上钩。眼看再拖不行，于是在当年4月3日，一道金牌，把吉林省领导和长影人员调到了北京。在纪律森严的氛围中，刘庆棠宣读了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发出的“关于电影 《创业》 创作的10条意见”。至此，江青对 《创业》 做了正式宣判。
物极必反。《创业》 蒙难，一下子把张秀才逼急了。平常看张天民文质彬彬，但事关影片 《创业》 的命运，他不甘心服软。不过，他此时一直猫在北京，两个月不见踪影。忽而7月中旬我在厂里碰见他正跟别人谈笑风生，颇感惊讶，于是我问他：“喂，张兄，你心情好些吗？”他顺手拉我到路边，悄声告诉我：“华克，你等着，再过几天，最多不出半个月，会有大好消息传来！”我忙问：“是有关 《创业》 的事吗？快透露透露！”他笑而不答，转身走了。果然只过了7天，一声惊雷在长影大院爆响！毛泽东7月25日对电影 《创业》 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多日后，天民才向我透露上书内情——正是在邓小平关注文艺界动态、启动整顿的时刻，由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等跟他秘密联系，把告状信送到了中南海。
突如其来的召见
1975年9月14日午夜，我在睡梦中听见敲门声。来人匆匆把我接到苏厂长家里，与先到的几位剧组成员一起聆听老厂长刚从省委开会回来的传达，即：省委通知 《创业》 组主创人员15日跟随省委王淮湘书记飞往北京，具体任务到京后再告详情。于是我们一行9人怀着神秘兮兮的揣测，在翌日抵京后被送往京西宾馆，同从大港赶来的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会合，据说是等候中央首长接见。大家闷等了大半天，谁也没猜出接见者是邓小平，还是江青。直到晚上7点钟王淮湘把我们召到房间，告诉我们：“江青同志现在山西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她要我们到大寨去，可能有重要指示。具体什么情况，没有对省委讲，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到大寨后，首长问到什么，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总之，要认识到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对文艺革命的促进。”
至此，悬念虽被解开，但又不明白：江青沉寂了好几个月，这时突然现身大寨，把我们叫来到底是为什么？夜深人静，苏云和张天民一直在揣摩：“她此时召见我们，难说给什么好果儿，肯定凶多吉少！”
9月16日午后5时许，长影人被领进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大寨分社。我们在院子里碰见了一群熟悉面孔：北影导演成荫，剧作家孙谦，著名演员张平等。老同行见面，大家握手言欢，但对是来开会，还是被接见，均不得要领。活跃的张平是老“东影”（东北电影制片厂），他向老友们透露：这次被召来的人，除了 《创业》 剧组，还有北影 《山花》 摄制组 （拍大寨题材）;另有诗人张永枚，北大教授林庚，以及文化部录制昆曲的上海演员们，少说五六十人。他问于彦夫：“伙计，知道是怎么叫你们来的吗？”老于摇摇头。张平说：“前天江青正吃饭，忽然一激动，从昔阳学大寨会议上，调来了吉林省委二把手阮泊生。她先对 《创业》 作者骂了一通，捎带责备吉林省委不重视路线斗争。接着发令，要阮给吉林省委打电话，调 《创业》 组人员到大寨，特别是编剧张天民，一定让他来！”
这时不知谁喊一句：“来了，首长从虎头山拍照回来了！”拥在餐厅里的人都站起来，眼睛齐望门外。门开，江青由警卫、护士，还有于会咏、浩亮一帮簇拥着，旋风般走了进来。她披着上衣，半边镜框里的眼神透出不可一世的威严。不等文化部长介绍，她迫不及待地第一句话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呢？”
大家倏然一惊。张天民像是被谁推了一下，冒了出来。他不卑不亢地走近江青，轻声应道：“我是张天民。”江青锐利的目光直盯这位上书人的面孔，她边握手边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张天民刷地红了脸，很快又镇定下来。而江青说完把手一甩，径直走到一张餐桌前呼叫：“吃饭，吃饭！”又赶快招手：“王淮湘，成荫，孙谦，都过来！张天民，你也过来！”
被叫的人先后就座，长影人聚在邻桌。江青环视大厅，说道：“今天，请你们来，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撒尿，四听我说话！”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谁也没想到，这种不雅粗言，竟出自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口！接着，她向张天民发难，话劈面而出：“小张，你给主席谎报军情啊！”张天民软声答辩：“我没有谎报，信上写的都是事实。”江青没有听清，指着于会咏、浩亮，唠叨起来：“ 《创业》 样片我还没看，他们就给我吹，片子如何如何好。我看了几次，看不下去，镜头跳跳蹦蹦。张天民，我告诉你，主席说片子没大错，但是没有说你这里没有小错，中错！懂吗？”转而切入要害，“那10条意见不是我的。我只对其中第八条负点责任，是讲艺术处理的。别的，都是那帮蠢材们搞的，和我没关系！”
江青对长影人说：“你们的片子太粗，对话多，构思不讲究。今晚我要给你们看一部影片 《康贝尔王国》，学学人家怎么写石油……”她说着转向张天民，“娃娃，你概括能力差，我给你找个合作伙伴——孙谦，认识吗？”张天民立刻回应：“熟人，我的老师！”江青高兴了：“好啊！我看你这部片子就算了，不管它。咱们再搞一个新作品，怎么样啊？”听到这句话，张天民和孙谦对视了一下，嗯嗯两声没接话茬。
唠叨的江青忽又发出责骂声：“这个谢铁骊，钱江，没良心！用伊思曼胶片拍低密度曝光，他们开始不懂，是我手把手教他们。可是他们不听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回过头来，因为批评了他们的影片 《海霞》，竟不打招呼上书告我们，气死我了！”她骂着吃，吃着训，说：“从 《共产党宣言》 到 《国际歌》，再到鲁迅，真正称得上马列经典的文艺著作并不多，而我们的8个样板戏，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
来到大寨第二天，早饭刚罢，便通知我们到礼堂听江青的录音讲话。这个讲话向大寨兜售今天应该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引蛇出洞，放毒草出笼，然后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接着又把话题引到 《评 〈水浒〉》，声嘶力竭地叫喊：“现在，有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不怕还乡团，不怕反攻倒算。现在让他们表演，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进行反击，全面反击！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我们感觉杀气腾腾，不知国家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听完录音，又传来指令，要所有人到田间参加劳动。所谓劳动，就是摘花椒。江青摆手把张天民叫到身旁。苏云厂长预感有重要对话，便暗嘱我凑到跟前，把谈话内容记下。于是，树下就剩下我们三个人，江青开始对张天民故作亲近道：“小张呀，昨天我说要教训你，那是开玩笑。今天咱们平心静气地来同志式的谈话，好不好？”张天民有点出乎意料，马上说：“我听首长指示。”江青话奔主题：“当初，我让你们写大庆题材，是要你们照《中国文学》 那篇文章搞 （指 《王铁人的故事》）。那个故事你看过吧？它主要是围绕王铁人来表现的。可你写的那个油娃呢 （指周挺杉）？什么会战部署，前线指挥，写了一堆，你把主要人物的成长给丢了，石油史也没写清楚。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超越，不妨再来个新构思，咱们另拍一部新 《创业》！”接着她口若悬河地讲起了她的设想和构思，似乎她的创意已成竹在胸。最后她说：“行了，我不替你编了，剩下来是你们的事情了。”在她滔滔不绝的口述中，张天民只是默然静听，没做任何回应。
象征性劳动结束，到下午两点钟，一个特邀长影、北影人员参加的正式座谈会开场，爆出了江青与张天民之间骇人的正面交锋。
会场设在一幢不大的会议厅，我在后排做记录。主角江青一登场，先向 《创业》 《山花》 编导们靠近，营造学术气氛。她张口向北影导演提问：“成荫，你看了《康贝尔王国》 感受如何？”这部英国影片歌颂了勇于开拓的英雄气概，成荫回答得干脆利索：“我看不错。故事简洁，刻画人物主要靠动作。”江青点点头，“嗯，艺术上很有特点，你看它表现主角小康贝尔，一上场病病恹恹，还带有书卷气。争夺石油王国的矛盾一展开，他精神面貌完全变样了！——张天民，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醉翁之意不在酒，江青急速转移箭靶：“噢，你感受很好，不讲了。张天民，现在我问你，在你给主席写信前，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张天民一震，回话：“没有。我没听到什么消息。”江青眼一瞪，抬高嗓门：“没听到？没听到什么就敢写信？你斗胆！”天民说：“我是没听到，真没听到什么。”江青突然开诈：“你说，你是不是捉刀代笔？”天民愕然，软顶道：“捉刀代笔？没有。信就是我自己写的。”江青几乎是在审问：“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天民答：“7月18号。”江青冷冷一笑，面色冷峻得可怕：“看看，你7月18号写的信，主席25号就批了，仅仅7天，背后没有人指点，没人传递，谁信哪？嗯？”
全场霎时阴云密布。所有人屏声息气，在紧张地关注。
江青似乎觉察在众目睽睽之下逼供，有失体面，于是口气变缓地对张天民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不会说。我也不再追问。不过，迟早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的！我再问你，你还给不给主席写信了？”天民答：“不写了。”江青大声说：“不，你还要写！你要向主席报告，《创业》 虽没大错，还有小错，要求重拍一部新 《创业》。你还要向主席建议，原影片不要向国外发行。信的抬头，还要写党中央。”江青说完，一阵冷场。
就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预审”就此打住。转而再让大家座谈影片时，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
批邓阴风的前奏
江青召见的第三天，出现两道景观：明场，由于会咏主持，会聚来大寨的作家、编剧，根据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精神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研究如何抓好创作。这种故作姿态的座谈，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江青为应付毛主席批示的遮羞表演。而暗场，则是江青通过王淮湘给张天民施压，逼他再给毛泽东写信，以形成自打耳光。
我傍晚溜出宾馆见到天民，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王淮湘遵从江青旨意，要我再给毛主席写信，承认 《创业》 没大错，但有小错。要求再拍一部新 《创业》。还让我自己提出，影片不要对国外发行。”此话我一听就愣了，问：“要干吗？哦，主席说此片无大错，让你说还有小错。主席说建议通过发行，你说不要对外发行。这不是让你来否定毛主席的批示吗？”天民一脸愁容道：“开始谈，被我顶回去。刚才，王淮湘又出马，说这是首长意见。而且还说，写信要快，不写只怕离不开大寨！”我眉头一皱，“啊，还威胁？”为减轻天民压力，让他心里有底，我当即把最近听到关于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江青拟出书引发毛泽东震怒的信息向他传递，并和他一起评估分析形势。回去时候，天民一扫低迷情绪，振作地自语：“嗯，没什么了不起，我不会让他们满意的！”
召见第四天，夜色朦胧中，驶进大院的高级轿车结队连排，宾客、记者接踵穿过堂阶。幽暗的灯光下，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 的记者，清华、北大的“梁效”写作班子，参加创作座谈会的作家，昆曲录音组的演员、作曲，还有长影 《创业》 、北影《山花》 组的成员，100多人比肩簇拥着在餐桌前坐下，将聆听江青今天的重要讲话。
江青开腔了：“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我们党内，斗争曲曲折折。就在最近，有人把我江某人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还没有经政治局讨论，居然给公开了！”最后一句话，声音特大，几乎是喊出来的。
此时我背身刚要笔录，一声尖叫：“不许记！”吓了我一大跳。
江青稳稳神，继续说：“外电评论说，我们党内有两派，一个是温和派，另一个是激进派。激进派就是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我！”
这位“左派领袖”逐步把话题点明，她说：“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的 《评〈水浒〉》。《水浒》 里的头目宋江，置梁山寨主晁盖于不顾，也不把一百单八将放在眼里，将大名府的卢俊义请上山，想叫他执掌大权。卢俊义是什么人？是大地主大官宦的孝子贤孙，也是屠杀方腊起义军的刽子手！把这种人请上山干什么？就是要让他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哪！你们可以看看，他招降纳叛，网络了一些什么人？都哪些乌龟王八蛋进了政府？所以我们说，宋江是投降派。宋江投降，架空晁盖，这就是 《评〈水浒〉》 的要害。”
她接着说：“同志们，投降派不可怕，我们要通过学习 《评 〈水浒〉》 来揭露他。现在，我们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起伏，有曲折。有人不是在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些人是还乡团，他们妄想反攻倒算！毛主席交给了我们斗争的武器，那就是丢掉幻想，准备反击！”“我们一定要反击！不然，他们上台，我们就得坐牢，就要掉脑袋。但是我不怕，主席万一百年，或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大不了自杀。不过我还不能死，要跟他们斗！斗争就会有牺牲，所以死也不怕，就怕不死不活折磨我，那还不如挨骂。”“我呀，天天有人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骂，共产党员还能怕挨骂吗？现在，社会上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自杀了，送到纺织厂劳改去了，真是笑话！在座的，你们听见谣言没有啊？”
大厅里出现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江青不见回应，就直接点名：“成荫，崔嵬，你们听到没有？”北影这两位大帅连连摇头。江青呵斥道：“没听到？谣言你们北影就有！还有东方歌舞团，有个姓王的女人，坏透了，也造我的谣！造文化部的谣！说呀，你们谁听到了？噢，都不吭声，好哇，张永枚，你站起来说，都听见了什么？”
诗人张永枚个儿不高，穿绿色军装，听见点名，当即站起，毕恭毕敬。他毫无惧怯，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慷慨陈辞：“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没有个人的敌人，他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也没有个人的敌人，她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江青不耐烦地把他的话打断：“行了，行了，谁叫你讲这些？我是问你，你听到过什么谣言？”口才流利的张永枚，瞬间张口结舌：“他们说……”江青急不可耐地问：“他们说什么？”诗人吞吞吐吐：“他们说，说……”江青吼叫：“说什么？你说呀，哑巴了？”张永枚被逼不过，只好说：“他们说，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
江青大叫：“不对！你没说实话，那天你是怎么说的？啊？”她决然地自我爆料道：“他们骂我是武则天，是吕后！同志们，吕后是什么人哪？她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她聪明能干，有法家头脑，辅佐刘邦，打败项羽，稳固了汉朝政权。我怎么比得了吕后呀？——不过，我是共产党员，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我比她强！”
等我们目送江青离去时，她行至门口，突然转身，扬手发出一声尖叫：“不许挑拨离间！”这神经质式的咆哮，差一点把端盘子的女服务员吓倒。
9月20日一早，我们便依照事先安排乘专列离开大寨。专列驶出娘子关，忽然在距石家庄不远的小站停下。随员通知大家，首长要在这里睡午觉，不许喧哗。专列何时开，要等首长发话。
5天的大寨召见结束了，而围绕江青对 《创业》 的蓄意反扑，和借 《评 〈水浒〉》 策划的“反击”阴谋，随之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批邓的序幕。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迅猛展开。这期间，江青始终对 《创业》 耿耿于怀，什么“主席7·25批示来路不明”，什么“授意张天民写信的指使人就是邓小平”等等诬言，又把 《创业》 作者推到了被追查的旋涡中。历经颠簸考验的张天民，不止一次地顶住了江青的打击陷害与复仇反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为拍电影 《创业》 遭难的人们，才算彻底告别了可怕的梦魇。
（选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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