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可尴尬的？
前些时候，国人中有一根弦被所谓“申遗”的传言触动，一时好像传世家珍、镇宅宝物至少是一张祖传秘方遭了贼偷似的，无名火起，无以名状地激昂慷慨，后来发现不全是那么回事，那份尴尬算是过去了。
剩下的问题，是在没人抢你“端午节”这个专利的情况下，13亿人怎么过这个节？闹了那一番以后，何以面对世人瞩目，众目睽睽？
本来，吃吃粽子，赛赛龙舟，照例把个五月节过了，倒也平安无事，如今反不免有些尴尬了：中国人冷静下来，也还是要面子的呀。
五十多六十年前，每逢端阳，用雄黄酒在小孩脑门上写个“王”字，还在门前挂蒲剑，贴剪纸———红纸上剪的是“五毒”，意在驱除之，孩子们身上佩一串精致的香包、艾虎，也仿佛祛病避邪的护身符，这些物事沿街都有叫卖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大概跟《荆楚岁时记》、《燕京岁时记》的记载都还差不多，《白蛇传》也是说端阳节雄黄酒让白蛇娘娘显了真形。家住北方，无缘看赛龙夺锦，但吃粽子是不必说了，不过老北京的粽子里小枣、豆沙居多，我小时候没吃过咸粽子。后来想想，这些遗风似乎源自先民，开春惊蛰，毒蛇害虫也出来了，要薰香、扫除，还要搞体育活动，增进健康，预防为主。
把这个日子跟屈原联系起来，说龙舟是为屈原招魂，粽子喂鱼以保护屈原的遗体“无使蛟龙得”，多半是后来的附会；我想，因屈原自沉于江，表示怀念的祭祀无疑要在江边举行；能够举行这样的祭典时，恐怕须在顷襄王死后。人们纪念屈原，已是痛定思痛，更多理性的反思，不仅是情绪的宣泄；换句话说，时过境迁，把祭典跟旨在促进夏季卫生的活动结合起来，大家也没有什么异议，就像多年来清明虽是家家扫墓慎终追远的严肃日子，但不成文的习惯，也已经跟春天的踏青结合起来了。
风俗习惯这种文化现象，多半是历史积累，因缘际会，自发形成，逐渐演变，跟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集体记忆之间，隐约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互动关系。经过暴力的禁止和打断，一部分跟人们生存意识联系紧密的可能反弹，甚至强烈反弹，像迎神许愿，祈福求财；另外一些本来重在文化情趣，历史内涵，这个传统已在几代人中掐断，即使为了开展旅游，或索性就是为了“申遗”，号召或组织恢复，往往只能是得“形”而忘“意”，搞成仅供观光客猎奇的旅游项目罢了。
比方说“七夕”，这是综合了古代“乞巧”风俗，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以及李隆基和杨玉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故事的日子。有人想把它操作成中国的“情人节”，恐怕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尴尬。
更尴尬的是端阳节，想在吃粽子、划龙船之外，引来屈原作文章。屈原不仅是中国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文化人曾定端阳为诗人节。那时候郭沫若一个借古讽今的剧本《屈原》也曾轰动山城。人们认同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份悲悯的情怀，对屈原遭到小人的嫉恨造谣构陷、不得不投水自尽的命运抱着同情。从那时起，五六十年过去了，老一代的屈原研究家中，似只有游国恩教授不改初衷，得保令名。
到今天排队买粽子的顾客中问一问，有几个知道屈原？或者，只是由粽子想到屈原，就如因酒才想到李白？
这不是端阳节最大的尴尬？
（选自《旧时船票》/邵燕祥 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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