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强

　　毛笔起于北方，汉时盛于中原，后南下安徽泾县安营扎寨，称宣笔，因一路辛苦，宣笔于唐时得了名。湖州却静如处子地恭候着，怀里揣着魏晋的毛笔，饮誉隋唐仍不见张罗，到了宋代才战战兢兢地被召进宫，被诏天下。

　　中国的毛笔，到了湖州浮华了起来，不过，笔墨江南也好，笔墨华夏也罢，湖州笔还真有浮华的资本。

　　湖笔的这种丰厚，绝非缘于一种文化传奇，从一个庞大的、久远的布局去考虑，该是一种精神处境。

　　毛笔文化根植于中华沃土，生长了数千年，它的胴体早被抚摸个精光透亮。独特的中国方块字，如同温馨的风景，握笔人从中得到沐浴，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汉字如同月照千秋，“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个宁静的港湾，恒久地停靠着一艘文化的船舶，不管毛笔之外的天地多么广阔，自我的精髓是始终捍卫着的，尽管这古风翩然的承袭是极难的。

　　茫茫大地上有过太多的圆目怒睁的时代，人类只有在战场上低头徘徊以后，才思考文明，才摒弃荒芜，才回到书斋，才操起笔墨，尸体无法换取道义，报复无从面对结果，能在人类的心灵腾出空间，腾出地盘的，还须依托笔这个桥梁。

　　借助文化的力量监督或规范君主及其政府的行为，已成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维护笔录的权威，就是捍卫国家。因此，执笔书史的文化人，常有凛然不可冒犯的正气。孔子删定春秋，乱臣贼子及昏君无不恐惧；司马迁直书无隐，汉室不敢窜易一字，乃“史载笔”。

　　《文房四谱》记，后魏世宗常请廷尉游肇笔下留情，游肇不答应，说：陛下自己留心，毋让臣人曲笔。故有的君主见写起居录的官员就发怵。三国时魏明帝见殿中侍御史头上簪着白笔站在一旁，便烦，一个叫辛毗的老臣告诫皇上，此官专门记录陛下不遵古法之事。中国古代专门有监督君主及政府的制度，可惜自宋代以后，这种监督机制被取消了。

　　古代中国，笔杆子于民族的兴衰，与枪杆子有同等的作用。《五代史》载，史弘肇以为，郭威出镇魏州，带枢密使这个军职便可，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用哉?”三司使王章反驳说：“無毛锥子，军赋何以集乎?”史弘肇当即便无话可说。毛锥子即对笔的贬称。

　　《今注》中说：“腰带剑，笔于冠，示君子有文武之备也。”说这种礼饰为权力或身份的标志。南齐永明年间，宫廷跳舞的人笔于冠巾，武帝见了，说笔执笏是为受言记事而用，是朝服的装饰，是庄重，歌舞人着此饰太不敬重了，即令人去掉舞人头上的笔。

　　文化人的理性使命，连同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横溢的才华和郁愤不得志，都在那一杆毛笔上汩汩流淌，传世的檄文，慷慨的遗恨，须经一杆秃笔，运作起历史的震颤。清军兵临城下，史可法明知打不过人家，他还是做了一回硬汉，写了《答多尔衮》，请来书法高手，写毕，送出，与扬州共存亡。史可法历经瞬间的扬眉吐气之后，永久地反思这保卫扬州之战的历史价值。中国文人只有紧握这杆毛笔，才扬眉吐气，才注目天窍，才敢于面对卓越，敢于阅尽天涯路。

　　让毛笔走上圣坛，是笔之本身所始料不及的，毛笔使古今的中国文人唤醒潜能的时候，又获得自尊，于是毛笔不时地为朝廷装点门面。《汉官仪》记，朝廷每月赐给尚书令、丞、郎赤管大笔一双。《东宫旧事》记，晋朝拜皇太子时，赐给“漆笔”四十枚，铜博山笔床一副。漆笔，为红色，以赤心监国。文士写出好文章的，朝廷也赐笔以示奖励。司马相如为天子赋游猎之事，武帝大悦，诏令尚书给笔札。献帝令苟悦作《汉纪》三十篇，并诏令尚书给笔砚。王隐写《晋书》八十卷，皇上也是笔墨资助。浩浩皇恩流注笔端，文明治国的精神倾注笔端，秉承天意崇敬毛笔亦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亮点。

　　让毛笔成为出奇制胜的绝招，大概会让天下人瞠目的。唐德宗被叛镇朱泚围困于奉天城中，情势危急。德宗召来浑瑊，赐御笔一枝，空白委任状千余，招募敢死队，视其战功，加封御史大夫以下，实封五百官爵；如委任状不够，就写委任状于立功者的衣服，重赏之下，群情激昂，终于破了敌阵。赐笔安邦定乱，当属中华文化一绝。

　　尖齐圆健为笔之四德，有人用来描述文士心怀：尖，敏锐的文心；齐，平易的眼界；圆，兼收并容的气度；健，自强不息的精神。的确，四德的具有，都出自约束和打磨，笔之成为笔与文人成为文人，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意味着成为社会的工具，收敛的不仅是锋芒，而且是天生的野性，这对天性自由的文化人来说，确实是件苦差事，唐代僧人贯休说：莫讶书绅苦，功成在一毫。

　　有人说：从赵孟頫到吴昌硕、沈尹默，湖州人书写了半部中国史，倘若囊括所有在湖州工作过的大家，如曹不兴、王羲之、王献之、智永、颜真卿、苏东坡、文同、米芾，这部中国书法史一定让湖州大放异彩。湖笔的“毛颖之技甲天下”的美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内涵中长盛不衰，饮誉海内外的。

　　毛笔里透露的一种文化精神，让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与生命相通，笔亦就成为神圣的敬畏，笔亦就有了自己的品格，由此显现一种文化象征，湖州人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在让湖笔更趋完美的过程中享受着毛笔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

　　人类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是敢于和勇于退却的部落，从人格上讲，是自卫和自慰。不能实现志向，无从治国平天下时，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小天地自娱自耗，安贫乐道地达观修养，尽管有霉酸味，却宁静安详。

　　笔于文人是一种耕具。于社会是兴旺发达的象征，于国家是励勋之举，于人与人之间是祝福的信物。梁元帝奖励功德的手法很特别，有金、银饰笔和斑竹笔三种，忠孝两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精粹者以银管书之，文章美丽者用斑竹管书之。《诗经·静女》中有“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悦怿女美”一节，“彤管”即红漆管笔，这笔还是爱情的信物。

　　仅仅是一杆毛笔，撑起无数文人的那份傲骨与气质，也载负起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与无常人生。

　　因为有笔，历史得以延伸，神话不至残缺。诗心不再混灭。

　　因为这笔，屈原将此化作一副傲骨，李白化作一柄长剑。

　　缘于毛笔，中华民族的所有沉闷与不沉闷都被冷漠地一笔带过，华夏河山一切的生命之火的燃亮与熄灭，都无情地被化作白纸与黑字。

　　缘于毛笔，人类对自己居住的山河的庇佑力与日俱增，对生命走向主宰权的把握，不再是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