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座山，比村里的坟山高。陡坡特别犀利，在四岁沉默男孩的眼睛里像是用铁打的。阳光变得非常刺眼，仿佛五弟扔出了一把碎玻璃。绿色由远到近，陌生的绿，不太像是老家田里玉米叶的绿。他突然想起自己是个色盲。
他，这个老人，佝偻着背，一个劲儿地往桥上的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的脚蹬被踩得咯噔咯噔响，但车流声嘈杂，没人听得出一辆车对一个陌生方向的抗议。这个老人身手矫健，如果不把衣兜里的身份证拿出来，没人相信他已经七十三岁了。这让他在车上信心满满，从不迟疑。
但此刻他迟疑了，就在骑到桥顶的时候，他或许发现了眼前的景致是陌生的，也或许没有。下行的路顺畅得令人心碎，秋风吹散了上坡时辛苦迸出的汗珠，他长叹一声，被惯性驯服了，被加速鼓舞了。他欣欣然地看着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有的车猛按喇叭，有的车却放慢了速度。
在老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些疯马的影子。跑疯的马是多么可怕，三哥没来得及上车，五弟被颠了下去，只有自己在疯马带领的路上。
四岁的沉默男孩紧紧攥着马车的靠栏，闭着眼睛，不想被迎面抽来的树枝打中。他想起爹，爹的脸色很沉，老棉袄很重，脱下来盖到炕上时会震起一阵土灰，爹一定会责骂兄弟三个赶坏了马车，他可心疼这匹马了。了不起的爹，用一火车皮的牲口换来粮食，还有这匹黑马，然后，爹赶着黑马，拉着车，把粮食拉到市集去卖。只要过了关卡，卖出粮食，一家十口就能吃饱了。老王家的日子是可以很殷实的，但爹心疼马，不心疼他。他闭着眼睛幻想暴怒的脸，等到的却是死于肺结核的蜡黄苍白瘦如刀削的一张脸。爹去世时是多少岁来着？四十？四十二？
爹早死了。疯马还在跑，跑到红灯前还在跑。老人不觉得自己犯了错，绿灯还是红灯，看起来差不多。但渐渐地真累了，山太高，路太远，疯马不知道要去哪里。等到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他从车座上趔趄着撑下脚尖，恍然间意识到自己迷路了。于是，他推着老车走到路边。天已经黑了，他用手掌转了转车轮说，你去拉磨吧。他又看到了童年老家的那头驴。父亲死后，马卖了，地卖了，只剩了一头小驴。他陪着驴拉磨，磨苞米面，一家九口人都等着吃。所以，这个老人孤独地站起来，忘了自行车，忘了塞在车篮里的外套，以及外套里的钱包、钥匙和证件。
梦到这里就醒了。她在深夜醒来，心也跳得像疯马在跑。她相信这是父亲的生灵在给自己托梦，向她解释那两天里发生的事。那是父亲一生中最神秘的两天空白，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走的哪条路。当她接到警察的电话飞奔到三十公里之外的派出所时，父亲只是说自己爬了一座山。一连好几天夜里，她都希望这些梦能像连续剧一样播映，仿佛这就能弥补父亲的失忆。然而，这只能证明她对父亲后半生的无知，也就是说，她成年后，父亲只像是一种原则和概念性的存在了。
昨晚翻译到三点半，梦做得太逼真，醒来很累，但她还是决定去遥远的城郊看父亲。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心神不宁，她分不清多少是因为担忧，多少是因为愧疚。她匆忙地刷牙洗脸，换上黑色外套和牛仔裤，穿板鞋，喝下一罐咖啡，塞下一個红豆面包，把耳机戴好，再挑一本不太厚且无需太动脑的书。
父亲的病，扩大了她的版图。十号线转乘三号线到终点站，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人不多，她会看书，地铁很能考验情节的抓地性。如果人太多，没有座位，她只能站在人群里听音乐，调大音量，隔离喧嚣。每当无序随机播放将《Everything Will Flow》送到她耳朵里，她都会在心里说，来了来了，这才是看望父亲之旅的主题曲。今天的地铁里，她把书看到157页，凶手几乎已经要落网了。走出地铁站的时候，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钟，刚好三点，距离福利院的晚餐时间还有一小时，她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刚好过去陪父亲吃饭。
父亲最终住进这家福利院，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父亲和她都有不适应。他也许有极其短暂的清醒时刻，也许会抓紧时间咒骂没良心的女儿和后妻，也许会很害怕地看到自己被一群陌生的老头围绕，每一个都不像是正常人，而等短暂的清醒过去，他又和他们浑然一体。而对子清来说，唯一不适应的就是负罪感，即便斜跨整个城市去看望父亲，实际上不过是消耗体能和时间，换来一点点心安理得的错觉，却根本无法改变她对病情无可奈何的事实：她把他交出去了，再也没有反抗，全然地向病症妥协了。
走进福利院，在门口签了出入证，走过两栋老人公寓，再走到小径的尽头，便是父亲所在的那栋楼，电子门锁意味着里面住着丧失自理能力的失智患者，他们不可以随意外出。二楼三楼住着老太们，四楼住着老头们。电梯和居住区之间也隔着玻璃门，从内部出来时需要门卡，通向楼梯的门也无法从外部打开。这些封闭策略都是针对失智者的，让他们几无可能独自走出去，从而杜绝走失和迷路的机会。大多数时候，这座内装修规格达到三星宾馆的福利院里都很安静，公共活动区的一大半空间都被一张大桌占据了，老人们大多围坐在桌边，什么也不做。只要有人弄脏了地板，就会有保洁员出现，在几分钟内收拾干净。她常觉得这里的洁净维持得太好，让人放心，却也伪饰太平。
今天，一出电梯，她就觉得四楼的气氛有点怪异。大厅里的人影寥寥无几，摆在电视机墙对面的蓝色沙发上竟然没有一个人。通常，护工们会在这个钟点把老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各就各位，围坐大桌准备开饭，她会在那一群老人的剪影中迅速找出父亲，因为他的座位几乎是固定的，整个白天他都默默地坐在那里。
今天桌边没有人，但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她看到，父亲双手抱着一台微波炉，绕着长方形的大桌走成背影，插头线在桌脚绊了一下，又被拖着走，不情不愿地跟在一双白生生的赤脚后头，随着蹒跚的脚步一顿一顿。肩胛骨仿佛要刺穿汗衫耸出来，和怀里沉重的分量艰难对峙着。现在，他又拐弯了，微波炉有一扇镜面门，摇晃在他身前，映现出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左右颠动中，反倒是她更像被招进魔镜的魂，而他是巫。她强忍着，把视线从过分清晰的镜面中的自身拉出来，去看他的脸，他凸起的膝盖，他几乎瘦到隐形的胯部。他继续绕行，又走成了背影。她不知道他这样捧着一台微波炉绕着桌子走了多少圈。她想象不出一个耄耋老人有多大的气力能完成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我们不敢去碰他。他刚刚踢走了小黄，还差点用微波炉来砸我。”穿着靛蓝色护工服的胖阿姨走到她身边，却没有压低嗓门。她认得她，那是负责给老人清洗身体的女工，几乎每天给她父亲擦身时都会被父亲扬手掴掌，甚至握紧拳头砸向她。
“他走累了应该就会自己停下来的。”胖阿姨的语气显示她并没有太大把握，“怕就怕微波炉掉下来砸到他自己。”
但谁也没有动，仿佛空气里有一种紧迫的张力，但被更稠密的哀伤冻结住了。她突然害怕地想到，也许这些护工都在等待微波炉像块巨石一样坠下来，在默默倒数，数着她父亲因故病卧在床、因而乖乖听话的时刻。那将意味着每个人都获得解放。她想象着腿骨骨折、趾骨断裂，脆生生的骨茬刺穿疲软的肌肉，而父亲终于肯向肉体妥协，所有护工都将不会再被父亲踢打，她们或许会更疼爱他。这残忍的想象一闪而过，让她不寒而栗。
这是她第一次在福利院里看到父亲衣冠不整，虽然听说过几次——他总是拒绝穿衣，或是拒绝脱衣——但从此往后，这样的场景只怕是越来越多。在第一个月里，护工给她打过电话，“你爸爸是不是以前常常打人？他把好几个护工都打了，因为护工要帮他穿衣或是洗澡……他拳头好重呀！”
子清紧握手机回答：“他以前从不打人的！肯定是因为他不习惯吧……他大概还有意识，觉得脱衣服是自己的事。以前，我不会硬脱他的衣服，我会哄他自己脱自己穿。”
“我们每个护工都要照顾七八个病人，没有时间哄的……”
子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很担心父亲会被最后一家可以收容他的机构拒绝。就在这个短暂三分钟里，她第一次意识到，如果父亲无处可去、只能回家照料，她一定会害怕的。
老男人拖沓的步伐近乎匀速，像是在催眠。她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两步，但还没等她张口，胖阿姨就扯开嗓门叫起来，“老王！你看看谁来了！老王！老王！”
每一次，她都恨透了护工们的大嗓门、反复地问，“她是谁？你知道她是谁吗”？
王世全不知道自己是王世全。不知道有两个女儿。不知道这是哪里。不知道一切。否则他不会住在这里，24小时受到照料和监控。但也有可能，王世全什么都知道，却被言语抛弃了，因而被一切伦常、逻辑、情感的表达抛弃了，因而酝酿了更充沛的恨。像个武疯子，在一群失去行动和思维能力的老朽病人中孑然独立，为所欲为。
她恨那种低级的测试。如果病人能说出家里有几口人，微波炉该放在哪里，十八减八等于几，那又何苦来这里。她恨他们每次心情好就要执行这番对答，仿佛只为了向她一个人强调：她是他的女儿。她也恨那种大嗓门，刻意的，对着理论上应该耳背、应已退智的老人们。她总觉得，既然言语已对这些人无用，那就该换成轻柔的语调、轻柔的抚触。但没有人赞同她，他们说，你必须大声点，引起他们的注意。
父亲不理睬任何人。微波炉仿佛就该是他的一部分，冰冷的金属应该已分享了他的体温，依附在金属箱子上的四肢用恒定频率制造了机械化的心跳。当他又一次在桌角拐弯，迎面向她走来时，她突然惊出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一个机器人捧着自己的遗像向自己走来。
于是，她也慢慢迎上前去，距離拉近，脸孔被推出镜面，很快变成胸腹、腿脚，在她伸手抱住微波炉的时候，清晰地意识到，她用肚子挡住了画面。她让自己倒着走，好像隔着金属箱子成为父亲的镜像，她希望不要吓到、打断他。她轻轻的说：“爸爸，我来了，爸爸。”就这样，她轻轻唤着，仿佛念咒，倒退着走完了半圈，父亲终于抬了抬眼帘。之前，他一直沉沉地低头看着地面。
微波炉那么沉。真的，她感到父亲慢慢地把手里的力量转移给她，而那简直是她捧不动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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