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红，一个喜气又俗气的名字。
听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大年三十晚上。从村头到村尾，都挂着大红灯笼。红底黑字的对联，也一张张贴上了墙。因为医疗和交通条件差，所以奶奶找了村里接生的老手帮忙。大家都叫她红姨，这绰号和她一年四季不离身的红色头巾和袄子有关。经过母亲充满幸福期待的痛苦挣扎，我终于来到了人世。刚出生，便被裹进了一块软绵绵的红布。红姨画着浓重的妆，红红的嘴唇、微现的腮红、厚实的眼线，像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活灵活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厚棉袄，两手熟练地将我抱着，嘴里“咯咯咯”跟打嗝一般，逗着我。许久，没听到哭声，红姨便狠劲在我细嫩的胳膊上拧了一下。瞬时，哭声满屋，继而笑声满屋。
红姨说，这娃儿命根子就红，赶着这红红火火的大年三十，干脆就叫红吧！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叫绝的声音和拍手声。母亲额头上滴着汗滴，在隆冬的夜晚，她好像刚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躺在热炕头一动不动，只是微微泛着难掩的笑意。
母亲是个实在人，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保守、不善言辞、善良；父亲蹲在炕头，嘴一张一合，吧唧吧唧地看着我闪动的大眼睛傻笑着。他们都没什么主见，也没什么文化，所以听到红姨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喜庆又合时宜的名字，便二话没说应承了下来。
从此，我就和“红”有了扯不断的关系。
自出生到满月，我一直躺在红色棉被窝里，偶尔会被母亲抱起来摇晃一阵。和其他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相比，我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不哭不闹，除非有了大小便，才会吱吱呜呜乱叫几声。然而，我的不哭闹非但没有换来全家人的欢欣，反而整的上上下下鸡犬不宁。母亲担心我有唠根子病，父亲担心我成了哑巴，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求神拜佛开始了。父母亲很迷信，再加上奶奶说可能跟三十晚上出生有关，所以很快，我被几个穿着怪异、阴腔阳调的人用轿子一般的四角支架抬在了空中。母亲用手搂抱着前胸，父亲还是一贯的愁容，唯有奶奶，仰头看着我清澈的眼眸。但她只是看到了我的双眼，却没能理解眼里充盈着的战栗和无限期许。
一条条红色的布悬空而挂，就像电影的帷幕、倾泻而下的瀑布，悬挂在暗夜中。
红色的布，裹着红色小棉袄的我，还有那未消尽的年味儿，摇晃在笼罩着阴霾的村落上空。人们的心，麻木而酸楚。
长到七岁，我一直没生什么大病，母亲逢人便说，这是佛祖显灵了。我乖巧，不善言辞，嘴角有两个深深的酒窝。邻人都说，我随了母亲的性子，但面貌生的俊俏，却是天赐的福分。因为母亲并不出众，眼有点斜，看人也只能斜视，脸上长满了黑色的痣和色斑，加上长年累月的田地劳作，双手也变成了麻布和树皮。
七岁，也是上学的年纪了。父亲蹲在堆满稻谷的院里，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眼里闪着不忍心留出的泪花。母亲颤颤巍巍挺着个大肚子，耷拉着头立在一旁，手里不停撕扯着一束麦穗。一粒，两粒，三粒，顺着母亲粗糙的双手滑落下来。
长久的沉默过后，母亲终于按耐不住了。她说娃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该去学点东西，不能像咱们这样靠天吃饭了。父亲抬起眼皮，用冷峻的表情盯着母亲。“么钱，用啥学？读书顶个球用！”母亲又开始变得胆小了，便不再言语。从此，我上学的事儿就被搁置在一旁了。
没过多久，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便出生了。家里还是一片欢愉，但却明显不如我出生时那般喜庆。因为，我多了个妹妹，而不是弟弟。奶奶拄着拐杖，一言不发地看着躺在炕头的母亲。这次帮忙接生的，还是红姨，那个浓妆艳抹的接生老手。只不过，她明显苍老了，眼袋像小猪仔的肚脐眼般吊着，八年前红润的脸颊也因着岁月而变得暗淡了。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一如往常。临走前，看到我杵在门口，便打趣似的说：“红丫头，还认得红姨不？么想到娃子都长这么大了，那阵儿还是小老鼠呢！”
妹妹比我幸运，没有被抬在空中摇晃，即便不哭不闹，也没了猜忌和疑虑。
渐渐地，我长大了，有了少女的青涩，身体也日益丰满起来。第一次，看到裤子上鲜红的血迹，以为自己要死了，便哭喊着跑到母亲的怀里。母亲笑着说：“红丫头真是长大了！”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女孩儿变为女人的必经阶段。
又过了三年，母亲又生了个女孩儿，父亲整日里愁眉不展，奶奶更是变得急躁起来。通过邻人的介绍，奶奶说通了父亲，狠下心来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掉了包——和邻村里有三个儿子的家里人交换了。这下，皆大欢喜，各取所需。也因为奶奶的“英明”，我瞬时少了个妹妹，多了个弟弟。
在村头，有个破旧的学校，一个年轻老师和稀稀拉拉的十几个学生。我十五岁的时候，上山里放羊，偶然听到学校里传来的阵阵清脆的读书声，便鬼使神差地丢了手中的放羊鞭，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学校，坐在外面的石头堆成的台阶上，听着里边传出的朗朗书声。
那一次，我突然发现，老师的声音好美。听妹妹说，老师也就十六七岁的模样，俊朗的外表，略带羞涩。这消息，也是妹妹从其他同龄的娃娃口中听来的。不论虚实，从此，老师便住在了我的心里。不过，因为我高兴过了头，羊群也跑散了。最后，父母没日没夜地寻了几天，才好歹凑了个齐整数。
此后一直到十八岁，我都没离开过山里，也没见到过外面的世界。每天，除了放羊、照看小弟外，唯一的乐趣就是偷听学校老师那甜美的声音。有一次，母亲在外忙，小弟又不肯消停，我又不想错过每天的“必修课”，于是便大胆地拉着小弟一起去听课。那时候，虽然和教室里的学生只有一墙之隔，但心里却觉得自己离他们很远。心里的距离，永远无法逾越。
正当我卯足了兴致听得入神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影闪了出来。里边，朗朗的书声还继续着。我红着脸，萌动的心也开始加速跳动，身体直挺挺地坐立着，动弹不得。他应该就是老师，那个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梦中人儿。
“你要不要进来听课？”老师那甜美的声音，第一次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了。
我低着头，脸应该很红，身体应该在颤抖。我瞟了一眼一旁土堆里玩耍的小弟，一骨碌站起来，也没敢看老师的表情，只在隐约中感觉到他的清秀脸庞和高大身形。我用双手紧紧地抓着不平整的裤缝儿，来暂且舒缓紧张的神经。“我……”颤动的声音让我没能如愿以偿地回应老师的慷慨。词不成句、言不达意的我，最终怯生生地拉着弟弟绕过红旗竿，逃离了老师的视线。
早已褪色的红旗飘扬在当空，我知道身后有一双眼睛诧异地盯着我，而我，多想回过头告诉他：我叫红，像红旗一样艳丽的“红”。可惜，这个声音只能滥嚼于心了。
写于2011年4月2日
听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大年三十晚上。从村头到村尾，都挂着大红灯笼。红底黑字的对联，也一张张贴上了墙。因为医疗和交通条件差，所以奶奶找了村里接生的老手帮忙。大家都叫她红姨，这绰号和她一年四季不离身的红色头巾和袄子有关。经过母亲充满幸福期待的痛苦挣扎，我终于来到了人世。刚出生，便被裹进了一块软绵绵的红布。红姨画着浓重的妆，红红的嘴唇、微现的腮红、厚实的眼线，像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活灵活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厚棉袄，两手熟练地将我抱着，嘴里“咯咯咯”跟打嗝一般，逗着我。许久，没听到哭声，红姨便狠劲在我细嫩的胳膊上拧了一下。瞬时，哭声满屋，继而笑声满屋。
红姨说，这娃儿命根子就红，赶着这红红火火的大年三十，干脆就叫红吧！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叫绝的声音和拍手声。母亲额头上滴着汗滴，在隆冬的夜晚，她好像刚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躺在热炕头一动不动，只是微微泛着难掩的笑意。
母亲是个实在人，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保守、不善言辞、善良；父亲蹲在炕头，嘴一张一合，吧唧吧唧地看着我闪动的大眼睛傻笑着。他们都没什么主见，也没什么文化，所以听到红姨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喜庆又合时宜的名字，便二话没说应承了下来。
从此，我就和“红”有了扯不断的关系。
自出生到满月，我一直躺在红色棉被窝里，偶尔会被母亲抱起来摇晃一阵。和其他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相比，我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不哭不闹，除非有了大小便，才会吱吱呜呜乱叫几声。然而，我的不哭闹非但没有换来全家人的欢欣，反而整的上上下下鸡犬不宁。母亲担心我有唠根子病，父亲担心我成了哑巴，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求神拜佛开始了。父母亲很迷信，再加上奶奶说可能跟三十晚上出生有关，所以很快，我被几个穿着怪异、阴腔阳调的人用轿子一般的四角支架抬在了空中。母亲用手搂抱着前胸，父亲还是一贯的愁容，唯有奶奶，仰头看着我清澈的眼眸。但她只是看到了我的双眼，却没能理解眼里充盈着的战栗和无限期许。
一条条红色的布悬空而挂，就像电影的帷幕、倾泻而下的瀑布，悬挂在暗夜中。
红色的布，裹着红色小棉袄的我，还有那未消尽的年味儿，摇晃在笼罩着阴霾的村落上空。人们的心，麻木而酸楚。
长到七岁，我一直没生什么大病，母亲逢人便说，这是佛祖显灵了。我乖巧，不善言辞，嘴角有两个深深的酒窝。邻人都说，我随了母亲的性子，但面貌生的俊俏，却是天赐的福分。因为母亲并不出众，眼有点斜，看人也只能斜视，脸上长满了黑色的痣和色斑，加上长年累月的田地劳作，双手也变成了麻布和树皮。
七岁，也是上学的年纪了。父亲蹲在堆满稻谷的院里，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眼里闪着不忍心留出的泪花。母亲颤颤巍巍挺着个大肚子，耷拉着头立在一旁，手里不停撕扯着一束麦穗。一粒，两粒，三粒，顺着母亲粗糙的双手滑落下来。
长久的沉默过后，母亲终于按耐不住了。她说娃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该去学点东西，不能像咱们这样靠天吃饭了。父亲抬起眼皮，用冷峻的表情盯着母亲。“么钱，用啥学？读书顶个球用！”母亲又开始变得胆小了，便不再言语。从此，我上学的事儿就被搁置在一旁了。
没过多久，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便出生了。家里还是一片欢愉，但却明显不如我出生时那般喜庆。因为，我多了个妹妹，而不是弟弟。奶奶拄着拐杖，一言不发地看着躺在炕头的母亲。这次帮忙接生的，还是红姨，那个浓妆艳抹的接生老手。只不过，她明显苍老了，眼袋像小猪仔的肚脐眼般吊着，八年前红润的脸颊也因着岁月而变得暗淡了。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一如往常。临走前，看到我杵在门口，便打趣似的说：“红丫头，还认得红姨不？么想到娃子都长这么大了，那阵儿还是小老鼠呢！”
妹妹比我幸运，没有被抬在空中摇晃，即便不哭不闹，也没了猜忌和疑虑。
渐渐地，我长大了，有了少女的青涩，身体也日益丰满起来。第一次，看到裤子上鲜红的血迹，以为自己要死了，便哭喊着跑到母亲的怀里。母亲笑着说：“红丫头真是长大了！”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女孩儿变为女人的必经阶段。
又过了三年，母亲又生了个女孩儿，父亲整日里愁眉不展，奶奶更是变得急躁起来。通过邻人的介绍，奶奶说通了父亲，狠下心来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掉了包——和邻村里有三个儿子的家里人交换了。这下，皆大欢喜，各取所需。也因为奶奶的“英明”，我瞬时少了个妹妹，多了个弟弟。
在村头，有个破旧的学校，一个年轻老师和稀稀拉拉的十几个学生。我十五岁的时候，上山里放羊，偶然听到学校里传来的阵阵清脆的读书声，便鬼使神差地丢了手中的放羊鞭，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学校，坐在外面的石头堆成的台阶上，听着里边传出的朗朗书声。
那一次，我突然发现，老师的声音好美。听妹妹说，老师也就十六七岁的模样，俊朗的外表，略带羞涩。这消息，也是妹妹从其他同龄的娃娃口中听来的。不论虚实，从此，老师便住在了我的心里。不过，因为我高兴过了头，羊群也跑散了。最后，父母没日没夜地寻了几天，才好歹凑了个齐整数。
此后一直到十八岁，我都没离开过山里，也没见到过外面的世界。每天，除了放羊、照看小弟外，唯一的乐趣就是偷听学校老师那甜美的声音。有一次，母亲在外忙，小弟又不肯消停，我又不想错过每天的“必修课”，于是便大胆地拉着小弟一起去听课。那时候，虽然和教室里的学生只有一墙之隔，但心里却觉得自己离他们很远。心里的距离，永远无法逾越。
正当我卯足了兴致听得入神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影闪了出来。里边，朗朗的书声还继续着。我红着脸，萌动的心也开始加速跳动，身体直挺挺地坐立着，动弹不得。他应该就是老师，那个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梦中人儿。
“你要不要进来听课？”老师那甜美的声音，第一次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了。
我低着头，脸应该很红，身体应该在颤抖。我瞟了一眼一旁土堆里玩耍的小弟，一骨碌站起来，也没敢看老师的表情，只在隐约中感觉到他的清秀脸庞和高大身形。我用双手紧紧地抓着不平整的裤缝儿，来暂且舒缓紧张的神经。“我……”颤动的声音让我没能如愿以偿地回应老师的慷慨。词不成句、言不达意的我，最终怯生生地拉着弟弟绕过红旗竿，逃离了老师的视线。
早已褪色的红旗飘扬在当空，我知道身后有一双眼睛诧异地盯着我，而我，多想回过头告诉他：我叫红，像红旗一样艳丽的“红”。可惜，这个声音只能滥嚼于心了。
写于2011年4月2日
最新评论